德索托：四百年动态效率
导读
根据新的动态的市场过程的思想，业已确立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范式的整套理论将像一沓纸牌一样崩塌。
四百年动态效率
文
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
禅心云起译
非常感谢热情引荐。今天能至此地，是本人的莫大荣幸；首先，要感谢米塞斯研究院和加百列·卡尔扎达教授邀我到萨拉曼卡这座非凡的城市讲述“动态效率理论”。
我的演讲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我将讲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西班牙起源，第二部分，我将追寻奥派传统，介绍动态经济效率概念，第三部分，我将试证明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伦理和效率的紧密关系。
（第一部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西班牙起源”略去，具体内容可参见《奥地利学派：市场秩序与创造性》中文版，德索托，浙江大学出版社，朱海就译，P32-34 ）
奥地利学派的
动态效率概念
继续演讲的第二部分。我将对主流的静态经济效率概念进行批判，并提议用一种典型奥地利学派的动态效率概念来替代它。
从语源学上说，“效率”一词源自拉丁语动词ex facio，意思是“从（…）取得某物”。这种效率概念即“从（…）取得某物”之能力在经济学上的应用，古罗马世界前就已出现，再往前可追溯到古希腊，Oeconomia一词是在那里首次得到使用，意指家政的有效管理。
现在让我们回顾色诺芬，他在著作《经济论》（公元前380年）中，阐明了增加家庭财产的两种不同方式；每种方式都相当于一种不同的效率概念。第一种方式与静态效率概念相符，包括对已有（给定）资源妥善管理以免浪费。根据色诺芬的说法，实现静态效率的最好办法就是维持家庭的良好秩序。
然而在提出静态效率概念的同时，色诺芬还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概念，即“动态”效率概念。这个概
念包含着凭借企业家的创造性，也就是说，不是通过避免既有可用资源的浪费，而是通过交换和投机来增加个人财产的努力。清楚区分静态和动态两种不同效率概念的传统，直到中世纪依然存在。例如锡耶那的圣伯纳迪恩在作品中说，解释商人的利润不仅要依据他对（给定）资源的妥善管理，更主要依据他对无论什么企业家投机风险（在拉丁语中是pericula）之承担。不幸的是，肇始于近代的力学物理发展，对经济学思想的演变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尤其在19世纪，动态效率思想在经济学中几乎被彻底遗忘。
两代奥派学者，汉斯·梅耶（二战前）和菲利普·米诺斯基（当代）强调指出，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纯粹是按19世纪力学物理的翻版发展起来的：使用着同样的形式主义方法，尽管以效用的概念代替了能量的概念；运用着同样的守恒定律，结果最大化和耗费最小化。最能代表这种负面倾向的学者是里昂·瓦尔拉斯，他在论文《经济学和力学》（1909年）当中，宣称其著作《纯粹经济学要素》中的数学公式与数学物理学中的数学公式等价。
总之，从一开始就隐含在经济效率思想中的创造性的、投机性的和动态性的方面，被力学物理的影响连根拔除了，留存下来的全是简化的、静态的方面，只包含（已知或给定的）经济资源的耗费最小化。这种转变的发生，罔顾以下事实：无论是资源还是技术，在现实生活中均非“给定”，而是作为企业家创造结果而不断变化。
静态效率的简化概念，在20世纪产生了重大理论和实践影响。费边社会主义者悉尼·韦伯和碧翠斯·韦伯成了典型。这对夫妇相信资本主义制度下会产生浪费，并对这种“浪费”深表震惊，于是两人创建了伦敦经济学院，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良。此类改良目标就是消除浪费，使经济制度变得有“效率”起来。后来，韦伯夫妇相信在苏俄看到了“效率”，并毫不掩饰他们的热情赞颂，以至于碧翠斯进一步明确声称：“我爱上了苏维埃共产主义”。
受静态经济效率概念全面影响的另一知名学者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本人，他在德文版《通论》（1936年）的前言中明确说，典型的凯恩斯经济政策建议，“更适用于极权主义国家的情况”。凯恩斯也高度赞扬悉尼·韦伯和碧翠斯·韦伯三年前出版的《苏维埃共产主义》。
此外，在21世纪20-30年代，静态经济效率这个概念成为一个全新学术领域也即后来所称的“福利经济学”的焦点问题。这个领域是由替代性方法发展起来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帕累托方法。
从帕累托观点来看，假如他人境况没有变差就不会有某人境况变得更好之时，则一个经济制度就处于效率的状态中。
我们对福利经济学的主要批评是，它把经济效率的问题简化为一个数学上的最大化问题，所有的经济学数据被假设为给定的和不变的。然而，两种假设都是完全错误的：数据作为企业家创造性的一个结果，是处于持续变化之中的。
正因如此，需要引入一种新概念，即动态效率，它可被解释为既促进企业家创造性又促进协调的能力。换言之，动态效率既包含了发现利润机会的企业家才能，也包含了协调和解决任何社会失调或不协调的能力。
以新古典经济学术语来描述，动态效率的目标并非使制度趋向生产可能性边界，而是使企业家创造性增强，从而不断使生产可能性曲性向右“移动”。在语源学上，“企业家才能”一词源于拉丁语in prehendo，意思是“去发现”、“去看见”、“去认识”某物。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将企业家才能定义为典型的人类能力，也就是能够识别环境中出现的主观利润机会，并采取相应行动去利用这些机会的能力。
企业家才能因此包含着一种特殊的机敏和戒备的能力：警觉性。完全切合“企业家才能”这个观念的动词形式“去推测”（to speculate），来自于拉丁语specula，意指守卫能据以远眺而发现任何靠近目标的高塔。
每个企业家行为不仅创造和传输新的信息，而且还协调经济主体先前的不协调行为。每当有人发现或创造一个利润机会，对某种资源贱征贵卖，他就协调了（极可能正在挥霍和浪费这项资源）资源所有者的行为和资源需求者的行为。因此，创造和协调是同一枚（我要说，“企业家的”）硬币的两面。此时，从动态角度来看，一位个体、一家企业、一个机构，甚至一整个经济制度，越能促进企业家创造及协调也就越有效率。
从动态视角来看，真正重要的目标，与其说是避免被认为是已知的和“给定的”特定手段的浪费，不如说是持续地发现和创造新的目的和手段。
要更加全面地处理这整个问题，推荐阅读米塞斯、哈耶克、柯兹纳和罗斯巴德的主要相关著作，以理解市场作为企业家才能驱动的动态过程的思想，以及竞争作为探索和创造过程的观点。
在我看来，相对于熊彼特以及道格拉斯·诺斯发展的较不完善的概念，这些“奥地利的”学者提供了最准确的动态效率概念。
诺斯和熊彼特提供了完全相反的视角。熊彼特专门考虑了企业家创造性及其破坏力（他所谓“创造性破坏”过程）的方面，诺斯则关注另一方面，他称之为“适应性效率”，或企业家的协调能力。此时，我们看出正确的奥派动态效率概念（由米塞斯、哈耶克和柯兹纳发展的），结合了创造和协调这两个方面，而熊彼特和诺斯的研究方式仅仅是割裂的、片面的和简化的。
动态效率和伦理学
现在进入第三部分，也是最后部分，让我们关注伦理学和我刚刚介绍的动态效率概念之间的密切关系。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建立在这样的观念上：信息是客观的和给定的（从确定的或者概率的意义上），效用最大化的问题和道德考虑毫无关系。
此外，主流静态观念导致这样的结论：资源是给定和已知的，因此资源分配的经济学问题和资源产出的问题是割裂的和不同的问题。权当资源是给定的，那么找到可用生产资料及产自于它的消费财货在不同人中的最佳分配办法就是最重要的。
只要坚持我刚才解释的市场过程这个动态概念和企业家理论，还有动态效率的观点，新古典经济学的整个方法就会像一沓叠起的纸牌那样坍塌。从这个角度看，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创造力，持续让自己能够感知和发现新的利润机会。企业家才能包含典型的人类能力，也就是创造和发现新目的和新手段的能力，是人类本质当中最重要的特征。
假如目的、手段和资源都并非给定，而是作为人们企业家行动的结果，能够不断地无中生有；显而易见，基本的伦理问题就不再是如何公平地分配既有可用的资源；恰恰相反，是如何促进企业家创造及协调。
因此，在社会伦理学领域，我们得出基本结论，人之作为创造及协调的行动人的思想，意味着承认这样的原则为公理：人人都有独占自己企业家创造成果的自然权利。也就是说，私人独占其企业家创造和发现的成果，是自然法的一项原则。
之所以说它是自然法的一项教义，是因为假如一个行动人，如果不能宣称对本人所创造和发现之物的权利，他探索利润机会的能力就会遭到彻底破坏，他的行为动机就将会荡然无存。而且，在适用所有
可能时间、所有想象地点的所有人的意义上，这个原则具有普适性。
损害人们拥有其企业家创造物的权利，无论给自由的人类行动造成的强制达致何种程度，都不仅是动态无效率的，因为它阻碍了企业家的创造和协调能力；还是根本不道德的，因为它阻碍了人们顺其自然发展其最本质的内禀，也就是创造和构思新目的和新手段以实现本身目标和宗旨的天赋能力。正因如此，无论是社会主义、干预主义还是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都不仅在动态上无效率，而且从伦理上说，也是非正义的、不道德的。
必须考虑到，在济贫愿望的实现以及谁处于危困境遇的系统性调查中，企业家创造的力量也得到了自我证明。实际上，强制性政府干预通过所谓“福利国家”的典型机制，抵消并极大阻碍了协
助身陷困境（无论距离远近）邻人的企业家努力。这正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百年》通谕（1991年）第49章节强调指出的观念。
此外，根据我们的分析，没有什么比正义（按其恰当意义来理解）更具有（动态）效率。假如我们认为市场是一个动态过程，那么被理解为协调和创造的动态效率，是遵循一定道德原则（主要关于生命、私产以及践约）的人类行为结果。
人类行动的实施只有受这些道德原则的辖制，才会产生动态效率的社会过程。这时，从动态角度来看，
就容易理解效率何以不能和其他不同的公平或正义模式相容,（和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相反），效率只能源于一种正义的理念（基于对私有财产、企业家才能，还有过一会儿会让大家明白的，对个人道德原则的尊重）。因此，效率和正义之间存在矛盾就显然是谬见。
正义的，不可能是无效率的；有效率的，不可能是非正义的。动态分析揭示了正义和效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也确认了一致的和整体的秩序存在于人类互动的自发社会领域当中。
现在，总结一下动态效率和个人道德原则之间关系的理念，尤其是在家庭和性关系领域。
之前，我们检视过了社会伦理，并探讨了一些提供了动态效率可能性框架的重要原则。最私人的个人道德原则外在于这个领域。人们很少研究个人道德原则对于动态效率的影响，总认为无论如何，这些原则都和社会伦理相互区隔。然而，我坚信这种区隔是毫无道理的。
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的动态效率，都存在着至关重要的道德原则，受约束于以下明显
的“悖论”(paradox)：不能在个人层面上坚持这些道德原则，就会在动态效率层面上蒙受巨大代价，但试图运用政府力量来强加这些道德原则，又会产生更严重的无效率。因此需要特定的社会机制去传导并鼓励人们遵守这些个人道德原则。（就其本身性质而言，不能由暴力和胁迫所强加，然而对每个社会的动态效率都有着重要性。）
人们主要通过宗教和家庭一代接一代地内化这些原则，学会信守它们并传诸子孙。和性道德、家庭机制的产生和维护、配偶间彼此忠诚和照料孩童、对返祖本能的控制、对忌妒的克制等等相关原则，对每一个创造和协调的成功社会过程而言，都完全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哈耶克教给我们的，无论是文明进步，还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都需要人口的不断增长。在数量持续增加的人口中，才能维持企业家创造所产生的社会知识总量扩张。动态效率取决于人们的创造及协调能力，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而不断提升。而只有在家庭关系所赖之道德原则这个特定框架下，人口增长才有可能发生。
然而，诚如我所说过的，这是一种似非而是的现象。个人道德原则的整体框架不能由暴力胁迫来强加。以暴力胁迫来强加道德原则，只能产生一个封闭隔绝的、逼供审讯式的社会，剥夺人类的个人自由这个构成企业家才能和动态效率的基础成分。
这一事实正好揭示了另一种非强制性的社会引导方法有多么重要，这种方法让人们接受最私人的和最个人的道德原则，并鼓励人们内化和遵从这些原则（…）我们的结论是，其他条件不变，一个社会的个人道德原则越稳固越持久，其动态效率就会变得越可观。
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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