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道｜用甲骨文和《易经》追溯儒的起源和真义（三）
一、汉字字形研究的“三通原则”
继续来看一组结构中含“大”的甲骨文字例，这些“大”也是指代“大人”。因此，这些字例与甲骨文“儒”字密切相关，研究这些字例，也可以增加对“儒”的进一步理解。这一组字例为：交、黄、寅、矢。
这四个字的现代字形以及字义，让它们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关联，但是，甲骨字形却显示，它们是同源的，甚至字形相通，为同一个字。目前的古文字学界对此也一头雾水，尽管从字形演变上发现了这一点，但是却无法解释其背后的造字根源，这是我们需要着重阐释的。
“交”字形非常稳定，从甲骨文到现在字形变化不大。现代字形为上“六”下“乂”，而甲骨字形则为上“大”下“乂”，只不过两个字连在一体了。至少到许慎时，就完全不明白此字字形的真实内涵了。他在《说中》说：“交，交胫也。象交形”。他把“大”看成一般意义上的人了，认为是对人的象形，又把下面了“乂”看成人的两条腿了，整个字形就是对一个人盘腿而坐的象形。
但是，“交”的甲骨字形也可以读为“黄”、“寅”、“矢”，这四个字的甲骨文共享“交”的字形，甚至
是同字，黄、寅、矢、交只是同一个字的四个不同的义项。如果按许慎的说法，对“交”的义项还可以勉强解释，但是对“黄”、“寅”、“矢”就完全无法解释了，是在难以想象它们与一个人盘腿而坐有啥关系。
因此，可以断定，许慎的对“交”解释是臆断，而现代文字学界关于这些字形的内涵研究也基本是盲人摸象式的胡扯，摸到一点新证据、新材料，就说象什么什么。整个对甲骨文字形内涵和字源的研究，也都是盲人摸象式的瞎猜、瞎蒙。这是读相关资料的人需要注意的。
在对甲骨文字形内涵、字源的研究上，我摸索出了一个“三通”原则，必须做到这“三通”，才可以认为靠谱，真的通了。这“三通”分别是：通义项、通字例、通义理。
“通义项”是说，对一个字字形内涵、字源的解释，应该对该字的所有义项都解释的通，不能只通一项而不通其余。譬如对“大”字，从许慎开始就将其看成是象形字，认为是对人的象形。“大”的确有指人的义项，对这些义项，还是勉强能解释，但是，对于形容词的“大”的义项，是绝对无法从对人的象形中解释通的。
许慎对此的解释是：“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这个一句话的逻辑本身就很奇特，实在看不出后半句与前半句有何关系，从“大象人形”怎么能推导出“天大、地大、人亦大”。许慎对“大”的“象人形”的解释，就没有做到“通义项”。
对“大”的字形解释要做到“通义项”，就必须跳出“象形文字”的教条思维。“大”的确象人形，但是“大”所象的不是一般人形，而是“大人”的形。而“大”象“大人”形，又并非指代外在的“大人”之形，而是指代内在的“大人”之德，“大”的所有义项都是从“大人”之德派生而出，而非从外在的“大人”之形。外在的“大人”之形与一般的人形并无区别，但是，内在的“大人”之德却与一般人迥然不同。
因此，汉字的造字着眼点、侧重点并不在外在的形，而在内在的“德”。用现在的话说，不在外在的现象，而是内在的本质。汉字不是“形”的文字，而是“德”的文字，不是“现象”的文字，而是“本质”的文字。汉字不是去“象形”的，而是去表德的，不是去描述现象的，而是直指本质的。
“通字例”是说，一个在结构上很简单的字往往是很多复杂的字的结构要件，那么对这个简单字的字形的解释，应该能够对所有以其为结构的复杂字的字例，以及每一个字例的所有
义项，都应该能够解释的通。一个复杂字例的一个义项解释不通，就没有做到“通字例”。
以“大”为例，对“大”的字形解释，不仅对“大”本身的所有义项要都能解释的通，而且对所有以“大”为结构的字例的所有义项也要都能够解释的通。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儒”、“法”、“侠”、“亦”、“矩”等字的早期字形的关键结构都是“大”，并且指代拥有大人之德的“大人”。下文还对对以“大”为主要结构的“交”、“黄”、“寅”、“矢”进行解释。这些字都是基于“大人”的，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通的。
前几天在与中华书局的一位朋友探讨中，他强烈建议我写一篇“大人论”，我很是赞同。其实，我考察和研究“儒”的字形内涵，以及考察和研究“法”、“侠”、“矩”、“亦”、“交”、“黄”、“寅”、“矢”等字字形的内涵，其实就是在考察和研究“大人”的内涵，就是在写“大人论”。但是，以后也可以这些文字字形资料，总结性地、系统性地写一篇。
其实“儒”就是“大人”，中国文化的根本在儒家，即在“大人”，中国文化也可以概括为儒家文化，即“大人文化”。因此，追溯和解读包括儒在内的以“大”为结构的字例的字形内涵，实际上也是追溯和解读中国文化的内涵。同时，这也说明，要追溯和研究中国文化的内涵，单
纯地读书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还要“读字”，汉字的字形结构中，记录了比《五经四书》更深层、更远古、更纯真的东西。可谓一字一历史，一字一哲学。
“通义项、通字例”比较微观和具体，而“通义理”则比较宏观和总括。“义理”其实就是道理，只不过与一般的小道理不同，而是贯通整个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道理。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孔子的“道”就是“义理”，所“贯”的整个的中国历史和文化。
中国传统学问的核心就在“义理”，而用现在的语言，也可以认为“义理”就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大逻辑。“通义理”就是符合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逻辑，不“通义理”就不符合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逻辑。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现代的文字学研究，象其他任何领域一样，西化严重，不重视中国的义理，不重视中国历史和文化自身的逻辑。甚至认为中国的义理不是逻辑，西方的反义理的东西才是逻辑，然后，以反义理的反中国逻辑的东西，强加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头上，强加到汉字字形的头上。这是在强奸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在强奸中国的汉字。
当前中国的学问，中国的文字学，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强奸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问，都是强奸汉字的学问。
就以“儒”为例，从靠庚子赔款留洋美国的胡适开始，就将“儒”解释成宗教的祭司，这波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对现代中国的学术构成致病影响，成为当下学术界的标准和真理。即便后来所谓的中国古史专家，也是最著名的甲骨文专家之一，徐中舒，也是当年著名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深陷“新文化”的西化教条之害。他正确地释读出“儒”的甲骨文，但是遗憾的是，却将其中的“大”解读成宗教祭祀，而将其中的水字结构解读成祭祀斋戒时的洗澡。
只要真正了解和尊重中国的义理，了解和尊重中国历史和文化本身的逻辑，就不可能将甲骨文儒中的“大”解读成宗教教主，将儒家解读成宗教集团，而只可能将“儒”解读成“大人”、“君子”。甲骨文“儒”字的发现，恰恰可以证明，以“大人”、“君子”为中心的儒家理念在甲骨文的造字的时期，就是非常成熟的，甲骨文也正是基于儒家的基本理念而造，反映儒家的义理，也反映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基本逻辑。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大人”在商朝才有，而是比这还要早很多。
当前中国的文字学界、考古学界、历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基本上都是“义理盲”，中国需要一场义理扫盲，否则学术界就只能充斥反义理、反逻辑的臆断言论，充斥荒唐的迷
信和谬见。
下面我将继续基于“通义项”、“通字例”、“通义理”的汉字字形解释的“三通”原则和方法论，对“交”、“黄”、“寅”、“矢”的字形进行解释。
二、“交”、“黄”、“寅”、“矢”的字形内涵
甲骨文“交”、“黄”、“寅”、“矢”共享“交”的字形，而“交”为上“大”下“乂”。在甲骨字形，包括《说文》字形中，“大”、“乂”连在一起了，导致许慎将“乂”错解成“大”的交叉的双腿。现代字形上，“大”讹变成“六”，不过字形还是很接近的，下面的“乂”也分离出来，这一点更合理。
这个象人形的“大”并非指代一般的人，而是指“大人”。“大人”核心职能是契约中保，借助自身的道德威望，通过评理的方式，帮助契约双方消除分歧、纠纷，达成共识，保障契约的制定和执行，最终让人们之间顺利达成经济协作，整个社会呈现良好秩序。这就是《周易》、《老子》所说的的“结绳而治”。“结绳而治”实际就是“契约之治”，也可说成是“大人之治”。大人与契约密不可分。
那么在“交”字中，“大”指代“大人”，而且更是指代“大人”之德，“大人”之德就是就是“诚”、“孚”、“贞”，就是“道义”、“道”。而下面的“乂”就是契约双方，因此，“交”是指契约意义上的交，也是契约关系。整个字形的含义就是，遵循“大人”、“道义”、“道”的契约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