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俊：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的知识观念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传统学术有自己形式上的知识系统，[1]它上溯孔子、秦汉，“形成于隋唐，完善于明清，并以《四库全书总目》之分类形式，得到最后确定”，[2]这一传衍构成了中国传统的知识谱系。[3]在全盘西学化的现代中国学术建构中，传统知识谱系被中断，整个知识系统被解构，碎片式地散入西方知识系统。[4]
形成这种局面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但学理上的根本依据是人们认为传统知识系统及其谱系不具有科学性，即顾颉刚所言：
旧时士夫之学，动称经史词章。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之统系也。[5]
传统知识谱系被认为是一个以《六经》为核心的谱系，而《六经》又进而被认为具有准宗教性质，或被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总之不是基于可靠事实的知识，因此传统知识系统不具备科学性。顾颉刚对传统知识谱系的判识具有代表性，而且“是很平恕的”，[6]激进者更不待言。其结果如艾尔曼所概括的，持各种主义者都断言，中国人从来没有创造过任何科学。[7]
毫无疑问，关于传统知识的这一认知有基本的事实依据，比如传统知识自始即不是西方的公理型知识系统，晚明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时就已认识到这一点。虽然公理型知识系统并不能简单等同于现代科学，但其知识形成的逻辑却构成了科学的基础。因此，在全盘西学化的现代中国学术建构中，对传统知识系统予以批判是正确的，加以抛弃也是必要的。但是，“非科学之统系”的批判并不能取代对传统知识系统的深入分析，抛弃也不能代替更深入的自省，否则现代中国学术既无从谈继承传统，更不可能有创造性转化，甚至难以彻底摆脱旧知识，以及附于其中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的影响。况且，正如舍勒指出，所有人为的知识和更加高级的实证知识虽然都是关于世界的自然观点，但实际上都属于拥有某种知识的群体的主体的相对的自然世界观。西方科学虽然属于实证知识，也仍然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相对的自然观点”。[8]无论如何，传统知识系统虽然不同于现代意义的科学，但作为“非科学之统系”，事实上为连续未断的中华文明提供了有效的知识支撑。
平实而言，在最初引入西学时，就有关于传统知识的议论，清末学制改革的相关文献翔实地记录了这些看法。[9]晚清西学化以降，在国学研究的名义下也不断有关于传统知识的论说。[10]只是，细梳上述材料，不难发现，清末学制改革中的各类议论，虽亦有对传统知识的洞见，但核心在学制的实际操作；[11]而晚清西学化以降的各家论说，几乎笼罩在科学
的话语下。[12]换言之，传统的知识观念始终未能依其自身的知识谱系加以认识。
近年来，对传统知识谱系的再认识取得了相当成果，如左玉河取传统目录学的路径，聚焦于孔子，以及《艺文志》、《隋志》、《四库全书总目》等标志性著作，阐明了传统知识谱系的历史形成过程，以及相应的知识特征。但遗憾的是，由于作者的关注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而不在传统知识的理解，整个分析预设了强烈的科学观念，又受前贤诸如“以人统学”、“博通”等观念的限制，结果实际上仍是以科学的标准来证明传统中国知识是“非科学之统系”。[13]
因此，传统的知识观念仍有待发之覆，有些显见而又核心的问题仍然需要得到圆融的回答，比如，近代中国能够发现并断然接受西方的“科学”，除了社会与历史的外在原因，究竟与传统知识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本文愿继续沿着传统目录学的路径，并同样聚焦于孔子删述《六经》、《艺文志》、《隋志》、《四库全书总目》等关键环节，[14]但从史学的梳理转向哲学的辨析，从知识现象学的视角来观察传统的知识观念及其本质性脉络，希望能就下述问题获得理解，如传统知识的确立及其衍化究竟依据什么原则？具有怎样的性质与特点？怎样不同的知识维度？最终确定了怎样的知识标准与旨趣？
二、知识的生产方式、性质与特征
知识的界定虽多分歧，但依据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关于知识须满足的三条件，被验证过的（justified）、正确的（true）、被人们相信的（believed），则传统中国的知识形成可以追溯到结绳记事时代，其后演进所呈现的包括文字在内的一切符号所记述的文本，都展现了知识的渐进。但是，知识的形成与知识系统的出现属于两个层面，前者是自发的，后者须基于知识观念的自觉；知识观念是对于知识的后思，其结果最终也成为知识的构成部分，并进而影响知识的拓展与演化。
传统知识系统及其谱系虽然完形于秦汉，但奠基于孔子的删述《六经》，知识观念亦由此生发。《六经》前虽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典籍的记载，但无论是具体文本，还是某类知识，这些典籍对于传统知识及其观念而言，更具传说的意义，因为至孔子时，它们已难见到。孔子删述《六经》，《史记·孔子世家》中有详尽而重要的叙述。[15]司马迁的这一记载，史有争议，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是可以信任的。[16]事实上至汉代，人们已确认了孔子删述的《六经》为经典，并以此建构知识谱系。因此，孔子删述《六经》所蕴涵的知识观念，对于传统知识谱系具有真实而重要的功能。
《史记》对于孔子删述《六经》的描述，佐证了《论语·述而》中所概括的孔子编纂文献的“述而不作”的方法，即便《春秋》也是“因史记作《春秋》”。这一方法，不仅决定了传统知识系统的特征，而且从知识的来源、内容与性质上奠定了知识观念。
述而不作，表明孔子奠定知识系统的方式主要是整理，不是制作。知识通过整理而定型，至少涉及两道程序：一是素材的收集与择取，二是分类与编排。收集与择取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素材详略不等，以及真伪。《论语·八佾》中孔子讲：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这表明孔子整理文献的态度是理性的，方法是实证的。
相比于素材的收集与择取，分类与编排更为重要。“哈耶克认为，人类的感觉以‘分类’作为终结”。[17]换言之，零散的感知最终成为知识，最终环节是对众多的感知加以分类，分类的确定意味着知识成型。分类虽是一个主观过程，但必须合乎内在逻辑；这种内在逻辑需基于事实本身，因此主观分类仍然具有客观特征。孔子云：
《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18]
不过，孔子分类所依循的内在逻辑不是基于知识自身的公理与推演，而是依据社会需求的功能分类，而历史事实构成这一功能分类的基础。孔子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