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简朴的⽣活难以成为我们的选择？纸城MODERN
编辑/⽇京川
⼈类对提升相对地位的本能关切，是经演化⽽深植体内的⽣物⾏为，经过资本主义体系的刺激，再加上⼴告不间断播送和⾃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加持，于是我们总想要拥有更多，甚⾄超越我们真实的需要。这个对我们为何⾄今仍⾟苦⼯作超过我们所需的解释有⼀定的可信度。但我认为问题不仅是甚⾄不主要是出在多数⼈总是渴望拥有更多。诚如斯格尔在《过度劳累的美国⼈》中论称，主要问题不如说出在个体受到体制的摆布。
节俭狂热⼀定带来经济暴跌吗？
如果⼈⼈都拥抱节俭朴实会怎样？想象提倡化繁为简、慢活、精简和放慢步调的各种运动着实蔚为风潮，世界各地的⼈都⼀窝蜂地拥抱节俭的⽣活⽅式。富⼈不再挥霍；经济优渥的⼈把奢侈品卖光；⼆⼿⾐服与⼆⼿家具店门庭若市；世界各地的⼈纷纷拥抱⾃给⾃⾜，不再花钱请⼈修整草坪、通马桶、刷油漆或帮他们煮饭。⽽且这⼀切全都在圣诞节到来之前发⽣。
其直接后果绝对很可怕。从汽车到饼⼲托盘等⼤额⼩额商品的制造商很快就会开始裁员，成百上千家的零售店、餐厅、精品店、美发店和其他⾮必要服务提供者也难逃相同命运。整个休闲娱乐产业将崩溃，因为⼈们不再花⼤价钱买⾳乐剧、戏剧和体育赛事的门票。⼤学招⽣率急速下降，因为年轻⼈决定不要申请巨额的学⽣贷款。列出能经营下去的产业可能⽐列出即将倒闭的来得容易。⼆⼿商店、“eBay”和（分类⼴告⽹站）“Craigslist”⼤概会⽣意兴隆。维修东西的技⼯（帮我们尽可能利⽤现有的物品，⽽不是汰旧换新）应该也会⼤受欢迎。但多数产业会陷⼊困境。就连通常不受经济波动影响的殡葬业也不例外，因为⼈们会改选硬纸板棺材，⽽不是⽤天然橡⽊与铜制把⼿制成的棺材。
核⼼问题在于，现有经济需要相当⾼程度的持续经济活动才能保持运作顺畅。确切来说，需要很多⼈持续购买很多东西。诚如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对《纽约时报》读者的再三提醒，以下是理解2008 年以降经济衰退的关键：我们千万不能忘记美国经济现在最头痛的问题不是缺乏⽣产⼒，⽽是缺乏需求。房地产泡沫、家庭积压债务和公共⽀出不适时的删减，创造了没⼈想花钱的情况。但因为你消费我才有钱赚、我消费你才有钱赚，于是整体经济陷⼊萧条。
⽏庸赘⾔，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还真是个笨重机器，容易形成周期性的繁荣与萧条，⼀旦产业⽇薄西⼭或迁移⾄他处，就会重创原本赖以维⽣的群落，迫使数百万⼈⼯作得更⾟苦，数百万⼈⽆法获得报酬丰厚的⼯作，并导致数千万⼈的⽣活衰退⾄贫穷线之下。即便如此，倘若有⾜够多的⼈拥抱了节俭的理想，那我们习以为常的⽣活，也是许多⼈还算喜欢的⽣活，将会戛然⽽⽌。现代经济恢复正常的能⼒，极度仰赖⼈们愿意购买超过所需的基本⽤品及⼤量⾮基本⽤品。这不单纯是因为经济需要⾜够活跃的消费⾏为。创新也需要⼀些拥有反简朴思维模式的⼈。
多数时候，新科技的早期版本在进军市场时价格不菲，⽽且不总是⾮常有效率。购买最早期笔记本电脑或数码相机的先锋顾客所花的钱，远远⾼于那些静候价格下跌、⼩缺陷被解决、等到⾜够多的⼈拥抱这项新科技后就会出现标准化与兼容性好处的顾客所花的钱。在这个例⼦中，节俭⾏径就像败家活动的寄⽣⾍。没有了败家者，创新科技的商机可能永远不会被看见。我们每个⼈都受益于创新科技，创新科技也驱动了可观的经济活动。
不会被看见。我们每个⼈都受益于创新科技，创新科技也驱动了可观的经济活动。
当然啦，节俭狂热⼀⼣爆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绝⼤多数⼈享受消费。经济暴跌出现节俭狂热是可以想象的，但经济暴跌⼏乎不可能是因为思维模式⼀夜间彻底转变。⼀个⽐较合理的情境是，节俭或反消费主义价值逐渐掳获⼈⼼，或许是出于对环境的⽇益关注，⼜或者只是因为⼈们受够了过度消费。
我们或许会开始把过去半世纪看作某个有些难为情但可以理解的暂时阶段。在这个阶段，富裕社会的
⼈们拥有史⽆前例的购买⼒，于是⼤买特买，只因为他们买得起，这就好像长年⾷不果腹之⼈若发现眼前有顿盛宴，可能会狼吞虎咽地进⾷到不健康或不舒服的程度。如果节俭缓慢地蔚为风尚，经济不会⼀落千丈，但还是可能缓慢⾛向萧条，⽽且只要需求持续低迷，经济也将持续萧条。这点可能便⾜以让某些⼈认定节俭朴实的拥护者简直是⽆可救药地幼稚，并推论他们的理想实际上⾏不通。
跳出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的“圈套”：
节俭的流⾏不⼀定可怕
当前经济体系以消费者需求为驱动⼒，因此需求⼤量减少会引发巨⼤负⾯影响的基本看法显然是正确的。但这不代表节俭shishene哲学是⽆可救药地过时或误⼈⼦弟。
⾸先，尽管有必要承认拥抱节俭价值并远离消费主义的社会要付出极⼤代价，但这么做也有⼀些显⽽易见的益处。这些益处在某些特定消费⽅⾯尤其明显。就拿吸烟为例吧。如果⼈们停⽌抽烟（对任何节俭之⼈都是不⽤多想的选择），⾹烟制造商肯定关门⼤吉，数千个⼯作机会将消失，⾹烟零售商的利润将锐减，从⾹烟贩卖抽取的税⾦将彻底枯竭。但付出这些代价全都是值得的，因为数百万⼈将变得更健康，然后理当因健康⽽更快乐，光是这点就⾜以令⼈额⼿称庆。还不只，这么做也将对整体社会产⽣莫⼤的连锁益处：受肺癌、⼼⾎管疾病、肺⽓肿、糖尿病所苦的⼈会变少，⽆数其他疾病的消失将使医疗资源能够服务其他需求；每个⼈的健康照护成本（包括保险费）都会降低，政府尤其受惠；因吸烟相关理由损失的⼯作⽇将减少。（⼀份2003 年的盖洛普民调估计，吸烟每年使美国经济损失约两千七百⼋⼗亿美元。）
类似论点也适⽤于含糖饮料与糖分、脂肪和盐分过重的零⾷，这些产品根本不会被列⼊节俭狂⼈的购物清单。许多公共卫⽣专家相信，糖、脂肪和盐得为过去数⼗年在许多国家肆虐的肥胖问题负责。数⼗万⼈靠制造、⾏销或贩卖这些产品养家糊⼝。但有鉴于肥胖如今是全球最⼤的健康问题之⼀，⽽且与⼼脏疾病和糖尿病密不可分，如果汽⽔和垃圾⾷物的市场⼤幅缩⽔，那⽆疑是美事⼀桩。如果这个趋势和⼈们对⾃耕粮⾷渐增的兴趣携⼿并进，那简直是双喜临门，因为多吃健康⽔果蔬菜，⽣活得更积极活跃，花更多时间在户外，以及更亲近⾃然，⽆疑将改善⽆数⼈的⾝⼼健康。
当然啦，这绝⾮⼀劳永逸的回应。因为我们平⽇购买的多数产品并不特别有害，也不像⾹烟会造成如此显著的社会成本。但这个论点的精髓绝对值得铭记在⼼：即便经济需要相当⾼⽔平的需求才能持续运作，并⾮所有需求都值得⿎励或喝彩。某些消费会对个⼈和整体社会造成明确的负⾯后果。但节俭朴实拥护者若想与世⼈的反对抗衡，必须提出更激
喝彩。某些消费会对个⼈和整体社会造成明确的负⾯后果。但节俭朴实拥护者若想与世⼈的反对抗衡，必须提出更激进、更全⾯的回应，证明即便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节俭朴实并⾮误⼊歧途的⼀套哲学。
这样的回应是存在的，⽽且具有说服⼒。经济福祉仰赖我们维持，甚⾄提升⽬前的⽣产与消费⽔平是个毫⽆想象⼒的论点。这个论点是假设只有⼀个条件改变——需求——⽽所有其他条件皆维持不变。我们的经济和社会被假定将与今⽇⼤致相同，只不过⼈们花的钱少很多，更常亲⾃动⼿做事，⽽且往往按照古代哲学家与现代⼼理学家建议的⽅式寻求成就感。如果这种情况成真，很多⼈可能会遭遇悲惨的后果，毕竟对商品与服务的需求⼤幅缩减将导致⾼失业率。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们失去⼯作，于是陷⼊贫穷，并遭受⼀切伴随贫穷⽽来的后果——焦虑、忧郁症、健康不佳、政府⾚字增加等。
读者应谨记⼀点。问题不是粮⾷⽣产不⾜以喂饱⼈们。据统计约有百分之三⼗⾄五⼗的全球粮⾷总产量，因效率不佳的收割、储藏和运输⽅式，加上销售端或消费端的耗损——介于⼗⼆亿吨和⼆⼗亿吨之间。在美国约有百分之四⼗的粮⾷没进到⼈类肚⼦⾥，⽽且这些浪费多数发⽣在零售端或家庭。基于各种原因，
特别是因为粮⾷成本占家庭收⼊的⽐例相对较低，美国家庭如今丢弃约四分之⼀他们花钱购买的⾷物，⼤约是东南亚消费者丢弃量的⼗倍。
问题也不是房⼦不够住。⽆家可归当然是眼前的⼀⼤问题。全美流浪者与贫民法律中⼼估计，即便在2008 年经济衰退之前，美国每年约有两百三⼗万⾄三百五⼗万的⽆家可归者。但在此背景下，我们也该知道另⼀个数字：⼀千⼋百五⼗万间的美国空房数量——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份报告。我们不妨再看看另⼀个数据，2013 年美国平均房屋⾯积将近⼆百四⼗⼀平⽅⽶，相较之下，1973 年的平均⾯积只有⼀百五⼗四平⽅⽶。因此虽然有些⼈没有适当的住所，却不是因为住所、建材或建筑⼯⼈出现实际短缺，⽽是因为我们允许市场⼒量决定住房的结果，包括购买或租赁房屋的费⽤，以及现有住房如何被分配——这个体系导致有些⼈住在破烂拖车屋，甚⾄睡在别⼈家门⼝的同时，邻近的豪宅却闲置着。
类似论点也适⽤于其他基本必需品。⼀般⽽⾔，像美国等科技先进且商业繁荣的社会，⽆疑拥有⾜够财富、资源和聪明才智使所有社会成员过得⽆忧⽆虑。问题不是物资短缺⽆法满⾜需求。消费者需求下降可能带来的问题完全取决于事情如何被组织，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前既有的⼯时、⼯作条件、补偿、福利津贴等经济安排。有两个相当简明易懂的⽅法能预先阻⽌消费者需求下降导致的⼤规模失业所造成的问题：协助遭裁员者寻找有前景的替代就业，以及提倡缩减整体⼯时。失业劳⼯应该“被找”新⼯作或提供重新进⼊职场的⼆度培训，让⼈不禁想问：谁该负责寻找或创造这些⼯作？谁⼜该负责⽀付⼆度培训的费⽤？多数⼈⽆疑会受到较短⼯时和更长假期的吸引，但如何说服雇主同意这么做，尤其当他们认为这
么做不符合其利益时？
但我们应该分辨不同类型的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上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政府能帮忙创造⼯作、资助⼆度培训，并提倡⼯时缩减。这样的建议被称为不切实际情有可原，因为不太可能被美国等国家⽬前的掌权者付诸实践——掌权者指的是政治⼈物，和对政治⼈物有莫⼤影响⼒、不停对他们进⾏游说、提供竞选资⾦、提供有利可图的闲职，并威胁⼀旦其利益未受照顾就要撤除资助的富商领袖。⽆论是基于个⼈信念或⾃我利益，抑或两者皆然，这些⼈绝⼤多数——为了写作简洁之便，姑且称他们为“统治阶级”——致⼒于维护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体系。由于⽬前美国与多数先进资本主义⼤国的政治氛围，穿梭在权⼒⾛廊上的⼈没⼏个愿意⽀持提⾼政府经济⼲预的程度，以创造使全体公民都能过简约但不贫穷⽣活的⼤环境。相信市场⼒量的“智慧”胜过政府⼲预的意识形态选择根深蒂固；⼤多数富⼈有强烈的⾃利倾向，他们不认为这样的介⼊会使⾃⼰受惠。
不过，很重要的⼀点是，我们刚提到的障碍全然来⾃政治。政府能够资助替代就业并为失业⼯⼈提供⼆次培训的看法，或普遍缩减⼯时的看法，并未遭遇任何致命的理论性反对。此处的重点不是主张类似失业等经济问题的解决之道很容易落实，⽽是主张问题并⾮出⾃现代经济固有的某些特征，或出⾃聪明经济学家发现的某些数学公式，这些数学公式阻挡了通往充分就业之路，就好像地⼼引⼒阻⽌我们从屋顶往下跳。有待完成且值得做的⼯作⼀点也不少。基础设施需要维修；学校和医院需要升级；⼤⼩公园需要改善，并配备充⾜⼈⼿；很多地⽅的公共运输严重贫乏；医疗、替代能源和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永
远没有做完的⼀天。⼀旦简约⽣活哲学赢得更多⽀持者，让政府资助⼯作和职业培训的计划，将有助于抵销整体需求下降所导致的⼯作流失。
另⼀个获得推荐的措施，是策划全职⼯作者的⼯时缩减。⼯时缩减创造就业的基本概念⼀点也不难懂。⼗个⼈每周⼯作四⼗⼩时，每年有三周假期，等于每年⼀万九千六百⼩时的年度总⼯时。⼗五个⼈每周⼯作三⼗⼩时，每年有六周假期，等于每年⼆万七百⼩时的年度总⼯时。第⼆个情形有很多显⽽易见的好处。多出来的五个受雇⽽⾮失业的公民将会缴税，⽽且⽆须领取失业救济⾦。较短的⼯作周数与较长的假期，意味着劳⼯的疲累程度会降低，⼯作时变得更有⽣产⼒，整体⽽⾔更开⼼且更健康，因为他们的⽣活压⼒也减⼩了。为⼈⽗母的劳⼯将有更多时间可以陪伴孩⼦，是另⼀个⽆疑对家庭和整体社会有诸多益处的情况。
尝试缩减⼯作周数有两个明显的问题：⼀是这么做会增加多数雇主的⼈事成本；⼆是很多劳⼯需要或想要尽可能赚最多的钱，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有机会就选择加班。但这些反对意见不具有决定性。误以为这些意见具有决定性，是因为⼈们⼜把这项提议和其他应该携⼿并⾏的改变彼此隔离。举例来说，在美国现⾏系统下，雇主通常喜欢聘⽤较少员⼯，然后让他们⼯作较长的时数，因为此举能节省公司要⽀付的卫⽣保健、退休⾦和其他员⼯福利。
出于相同理由，有些雇主倾向于雇⽤兼职者，因为他们不需要提供⼯作时数低于特定门槛的任何员⼯福利——这也是很多⼤学课程如今由兼职教授开班授课的原因。因此，皆⼤欢喜的折中⽅案——更多⼈获得充分雇⽤与报酬，却不⽤劳累过度或占据其他⼈的劳动机会——所遭遇的最⼤障碍就是，雇主提供卫⽣保健和退休⾦等福利的成本。但把这类福利与⼯作场所绑在⼀起的制度，最早是因为⼀些偶然的历史情势⽽产⽣的。这种制度根本不必要、⽆关效率，也不是明智之举。
以税收⽀付国家卫⽣保健系统，使⼈⼈在有需要时都能得到免费或不昂贵的健康照护是完全可⾏的。保障所有⼈年届退休时得到⾜够退休⾦的社会保障系统也⼀样。类似制度已在多个经济繁荣国家如澳⼤利亚、丹麦、荷兰与加拿⼤实⾏，并证明了其可⾏性。诚如斯格尔在探讨⼈民减少消费可能造成的经济后果时指出，美国拥有⽐其他国家更多的可运⽤资源进⾏公共利益投资。
⽤税收⽀付全民卫⽣保健费⽤和合理的国民退休⾦，使雇主有可能雇⽤更多任务时数较短的员⼯。这也是⼀项宏⼤计划的其中⼀环，使
⼈民能轻松地以较少⾦钱过舒适⽣活，进⽽纾解他们认为有必要⼯作较长时数的压⼒。其他可能产⽣类似效果的措施包括改善公⽴教育（好让⽗母不觉得有压⼒，得把孩⼦送到私⽴学校或是搬到富⼈学区）、完善的公共运输，然后提供⼈⼈皆负担得起的优质公共住宅，外加对私⼈租房实⾏租⾦控制，以促使整体住宅成本降低。
即便拥有上述的⼀切，有些⼈⽆疑还是会想赚⼤钱，然后享受更豪奢的⽣活。但上述政策的⽬标不是要消灭⾃发性挥霍，其⽬的是使缩短⼯时对更多⼈⽽⾔变得切实可⾏，甚⾄可取。如此⼀来，我们将摆脱当前的处境（亦即数百万⼈失业或未充分就业，同时⼜有很多⼈觉得劳动过度），获得更合理且有效率的⼯作分配。这意味着，为数可观的⼈能选择降低消费⽔平，⼜不会造成数百万⼈失业陷贫。
这些提议显然需要⾼度的政府经济⼲预，⽽且超出很多⼈认为可取的程度，特别是政治⽴场偏右的那些⼈。他们再三强调⾃由市场是激励供给和管理任何事物之分配（⽆论是财富、⼯作、商品、服务、住宅、卫⽣保健、能源或教育）最有效率的机制。但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运作的⽅式，显然不特别有效率。再次强调，有待完成的⼯作多不胜数，有数
效率的机制。但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运作的⽅式，显然不特别有效率。再次强调，有待完成的⼯作多不胜数，有数百万⼈愿意从事这些⼯作，⽽不是落得清闲没事⼲，在经济体系内流动的财富数量空前的多，这些财富⼤多进到极少数⼈的⼝袋⾥。
经济学家在质疑让政府扮演更积极的经济⾓⾊所可能产⽣的益处时，喜欢搬出这类社会实验尝试失败的
例⼦。举例来说，他们会强调法国实施每周三⼗五⼩时的⼯时制度所造成的问题。但这些反对意见带有昭然若揭的意识形态动机。你应该会认为，当法国在2000 年尝试实⾏这⼀概念时，理当得到的回应⼤概如下：“政府提出了⼀个有趣的实验；让我们祈祷会成功吧，因为倘若实验成功，对每个⼈都是天⼤的好消息！较少⼯作，更多玩乐，较少压⼒，更多时间可以陪家⼈朋友。”
然⽽，诸如《经济学⼈》等⾃由市场⽀持者打⼀开始便严厉谴责并不时宣判此项政策⽆效，完全是预料之中的事。不过，事实是“专家们”对这项实验的成效存在分歧。有些⼈认为每周三⼗五⼩时的⼯时有点像是职场神话。很多法国⼯⼈，特别是⽩领阶层⼯⼈，例⾏性地⼯作超过三⼗五⼩时，只不过超过该门槛后的额外⼯时都算加班。世界银⾏发布了⼀份报告，指出限制每周⼯时对⼀个经济体的效率没有太显著影响。法国劳动⼒⽆疑仍是欧洲最有⽣产⼒的劳动⼒之⼀，2011 年在OECD 国家中排名第七。然⽽，诚如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副主任迪恩·贝克的评论，“经济学家看着这个每周⼯时三⼗五⼩时、政府⼯作占国家GDP ⼀半以上，⽽且为公民提供⼀流卫⽣保健与育⼉服务的法国——想要说这是⾏不通的。法国的成功简直令他们⽣⽓”。
“忙不停的有闲阶级”：
为谁⾟苦为谁忙？
早在1930 年，经济学家凯恩斯预测，⼯业资本主义持续增加的⽣产⼒，将在⼀个世纪内为所有⼈带来更多的闲暇，普遍⼯作时数将降低⾄⼤约⼗五⼩时。这种情况显然没有发⽣。⼏乎所有相对富裕国家的年平均⼯时都在过去⼏⼗年中逐渐下降，这点⽏庸置疑。
举例来说，1950 年到2010 年，美国的年平均⼯时从⼀九○⼋⼩时跌到⼀六九五⼩时，加拿⼤则是从⼆○七九⼩时降⾄⼀七⼀⼀⼩时，丹麦从⼆⼀四四⼩时降到⼀五⼆三⼩时，就连以⼯作狂⽂化出名的⽇本，每年平均⼯作时数都从1961年夸张的⼆⼆⼆四⼩时，降⾄2011 年的⼀七○六⼩时。但即便是懒散的丹麦⼈的⼯时仍⽐凯恩斯所预⾔的多了⼀倍。有鉴于⼯业化世界的⽣产⼒和财富增加，⼈们有更⾼的期待也情有可原。英国⼈今⽇的财富是1930年的四倍，但他们的⼯作量只减少了百分之⼆⼗，其他先进经济体的情况⼤同⼩异。
昔⽇享受闲散的富⼈，如今夸耀⾃⼰⼯作得多么勤奋，对许多穷⼈⽽⾔，失业是个难以摆脱的诅咒。此外，经济学家斯塔芬·林德表⽰，经济增长往往让⼈感到没有⾜够的时间做⾃⼰想做的事。这不是错觉，但时间不够主要是因为富裕社会的成员若遇到选择时，总是想要赚更多钱，⽽不是享受更多空闲。然后，他们把⼯作场所重视⽣产⼒的⼼态与价值，带进⽣活中的每个领域，结果就成了林德所谓的“忙不停的有闲阶级”（harried leisure class）。简约⽣活的提倡者⾃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