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法学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２５，Ｎｏ．１（２０１３）ｐｐ．４３－６１
寻找最初的“夷”
东夷风俗与远古的法
武树臣＊
摘 要 甲骨文不仅是研究商代也是研究东夷社会历史的宝贵材料。“夷”指先秦的东夷民族。殷民族是东夷民族的一支。在甲骨文当中，“夷”字有多种写法，它们都是东夷民族各种
风俗习惯的真实记录。这些风俗习惯不仅塑造着中国远古法的原生形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着中国古代法的历史风貌和发展进程。
关键词 东夷 风俗 法的起源
中国法的起源或曰中国法的原生形态，是中国法律文化研究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数十年来，古文字研究和新的出土文献的研究获得长足发展，为我们今天探讨这个僻冷课题提供了有利条件。笔者虽学力有
限，仍不揣冒昧，作此文以乞教大方。
一、关于东夷、殷商、甲骨文史料和研究方法
在进入文章的主题之前，我想先就相关问题说明如下：
第一是关于东夷民族。东夷民族是在殷商之前至战国末期，生活在以齐鲁平原为重心的环渤海地区，即今山东、辽宁、内蒙、河北、河南、江苏、浙江等广大地区的古老民族。王国维先生指出：“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自上古以来，帝王
＊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一级教授。笔者在写作中重点借鉴了周清泉先生的《文字考古》、张富祥先生的《东夷文化通考》等研究成果，特表谢忱。
之都皆在东方太皞之虚”，“少皞与颛顼之虚皆在鲁卫。”〔１〕蒙文通先生亦谓：“古之建帝都封大国，皆自东而西。……黄帝自穹桑登帝位，后徙鲁曲阜；少昊邑于穹桑以登帝位，都于曲阜，于周为鲁；穹桑在鲁北，颛顼始都穹桑，后徙帝邱，于周为卫。则上世王者多作都于鲁。”〔２〕这个东方指的就是史前时代或曰传说时代的东夷。他们的后裔一直存在于整个古代社会。东夷民族有很多分支，其中以鸟为图腾的氏族占据重要位置。笔者推测，在远古时代，一支以独角龙（以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Ｃ形龙为代表）或独角兽（廌）为图腾的部族，曾经自西而东进入东夷领地，并与土著居民结为姻亲，
最后发展成“兄弟八十一人”的强盛部落，即蚩尤部落。蚩尤部落与西部的黄帝部落曾经发生战争。以鸟为图腾的殷之先人，原属少皞氏，世居穷桑。〔３〕从殷王亥（该）开始殷人自东而西地进入中原，首先打败了土著有易部落，最后终于打败了夏人的统治，建立了殷商王朝。史前时代的众多文明成果多出自东夷。〔４〕这些文明成果不仅涉及物质文明，还涉及最古老的思想观念，它们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最终结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鲁文化。而这些思想观念的古老渊源正是东夷民族的风俗习惯。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这些古老的风俗习惯也堪称原生形态的法。
第二是关于东夷民族与殷商之间的渊源关系。在学术界，关于殷商民族及其文化的来源问题，见仁见智，未有定论。笔者同意殷商是东夷民族的一支的观点：“商人原出于东夷”，“原始的商族可能是山东地区东夷族之一支。”〔５〕傅斯年先生认为：“商人虽非夷，然曾抚有夷方之人，并用其文化。”〔６〕东夷文化曾经是殷商民族的母体文化。因为东夷和殷商两者曾有大致相同的自然环境、社会形态和历史经历。东夷人实力强大，殷人在与夏人征战时曾经得到东夷人的支持。尽管进居统治地位的殷人曾经把夷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如《左传·昭二四年》谓：“纣有亿兆夷人”，又曾多次“征夷”，甚至最终亡于征夷，如《昭公四年》云：“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昭公十二年》亦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西方的周人进而乘机打败了商人。但是，殷商与东夷之间的政治行为并不能改变他们之间的文化渊源关系。如果说在殷商时代仍然保存着浓厚的母系氏族的文化传统的话，那么，在殷商之前以及与殷商同时并存的东夷民族，则曾经历过成熟的母系氏族时代。这个时代留给后世的历史
遗产就是夷礼，而殷礼就是在继承夷礼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而形成的。按照王国维先生“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殷周间之中外法学 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１〕〔２〕〔３〕
〔４〕〔５〕〔６〕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观堂集林》（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页４５１、４５２。
蒙文通：《古地甄微》，载《蒙文通文集》（第四卷），巴蜀书社１９９８年版，页７。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世不失职，遂济穷桑”。
“该”即殷先王亥；“穷桑”在今山东曲阜一带。
参见张富祥：《东夷文化通考》，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页３３８、３３９。
张富祥，见前注〔４〕，页３２１、４３１。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载《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页２１３。
大变革”的论断，〔７〕以及傅斯年先生在《夷夏东西说》中揭示的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轨迹，〔８〕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推测：周礼对殷礼的取代，是农耕生产方式最终取代游牧、居牧生产方式，父系制度最终取代母系制度残余，统一的宗法贵族政体最终取代分散的联盟政体这一历史巨变在社会上层建筑领域的反映。而周礼从殷礼中所继承的，正是夷礼、殷礼所蕴含的古老的风俗习惯和礼仪。
第三是关于甲骨文的史料价值。运用殷商甲骨文材料不仅可以探讨殷商而且可以探讨殷前的社会生活，这是为什么呢？尽管郭沫若先生认为：甲骨文“在商代都还只是在文字构造的途中。”〔９〕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甲骨文毕竟已经达到相对成熟的程度了。我们有理由推测，在相对成熟的殷商甲骨文之前曾经存在过积累、传播、约定俗成的漫长历史。周谷城先生曾经说：“商代的文化已经很高，断不是出自突然，……商代以前的夏代必有相当高的文化。”〔１０〕有学者认为：“汉字产生的源流至迟可由甲骨文上推到夏代”；〔１１〕“东夷民族就是一个经过图像文字阶段的民族。”〔１２〕还有学者判断：“夏代已经掌握了文字”；“殷墟甲骨文之前存在着一种起码由夏初延续到殷商后期的，以毛笔主要书于简牍的更古老字体。”〔１３〕在殷商之前，东夷民族经过长期实践而积累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口耳相传的历史故事，已经形成一种集体的意识和见解。后来当文字被刻画出来的那一刻，该文字所期表达的意义便无不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集体意识相契合。因此，通过甲骨文材料既可以了解殷商社会，也可以窥测远古时代即东夷时代的社会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甲骨文可以充当今天研究中国东部史前史的“活化石”。
第四是关于研究方法。毋庸赘言，在史前史研究领域，最为理想的研究方法是力争将古代文献、传说
史料、发掘文物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此框架下面，还有一种值得尝试的研究方法，就是“文字索原”的方法，亦即周清泉先生所说的“文字考古”的方法。诚如王献唐先生所说：真谛之出，愈古愈质，必眼下浅显事理，一语可以勘破者。汉魏而下，但望字生义，展转推籀，愈求愈深，而去古愈远。更不独名号如此，盖凡前人典籍之名物制度，据实而言，则平淡无奇。汉人务炫人主，自标邃奥，为保持其学术上之地位，故意深求，使人闻义恍芒，莫测精微，由直而曲，出浅入深。古学至此，已俨然别辟疆域，似进而实退，以求美转失真实故也。〔１４〕
周清泉先生亦认为：
寻找最初的“夷”
〔７〕〔８〕
〔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王国维，见前注〔１〕，页４５２、４５３。
傅斯年先生说：“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
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傅斯年，见前注〔６〕，页１８１－１８２。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页８。
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页２５。
张富祥，见前注〔４〕，页３２１。
逄振镐：《东夷文化研究》，齐鲁书社２００７年版，页２５８。
张其均：“甲骨文之前更古老字体的推测”，《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齐鲁书社１９８５年版，页４５８。
传统的文字训诂，由于目的在于说教儒经周人意识的今义，就成了掩埋文字本身的本义古义的尘土，故要寻求文字所记载的意识的本来面目，就须得考古，才能发掘出古人意识及其精神文明的真面貌。从而探索出此文化的根源及其进化的历史。而此文字考古的方法，则应根据原始思维联想的思想模式及相似相同的相似律，在意识物化为文字后所普遍存在的音同义通或义通音同的现象，在音以载义的原则下，寻求其对客观事物命名时能指的意，及所指的识，从而也就发掘出文字，特别是古文字所录载的原始意识。而原始意识中的文化进化的源流，也就出土面世，陈现出来。这就是以神话、巫术行为等形式所表象出来的原始的古代历史。〔１５〕
胡澱咸先生也指出：
《说文》所收录的是篆文，篆文不是我国最早的文字，很多字已不是初形，而是已经改变了的字形。有的是孽乳的，有的是讹变的，其所说的字义也很多是引申义或假借义，不是本义……甲骨文是接近于开始造字时的文字，其字形也保有开始造字时所表达的辞义，从甲骨文到金文到篆文，中间没有中断，其演变发展的情况可以看到。甲骨文发现以后，汉字演变发展的源流及其规律便应该可以寻找。〔１６〕
笔者赞同这种研究方法。本文欲尝试的就是这种研究方法。
二、关于“夷”字字义的通说及其启示
在探索东夷民族风俗习惯时，除了运用历史文献、传说史料、出土资料之外，还应当充分运用甲骨文字材料。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夷”字。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夷”及相关诸字这样解释：“夷，平也，从大从弓。大，东方之人也”；“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古文大也”；“南方蛮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豸，兽长脊，行豸豸然，欲有所司杀形”；“廌，解廌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象形，从豸省。”〔１７〕“唯东方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孔子曰：道之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关于“君子不死之国”，《山海经·海外东经》：“君子国在奢比之尸北，衣冠带剑，其人好让不争”；《大荒东经》：“有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海外南经》：“不死民在其东，
其为人黑色，寿，不死。”
许慎的论述似乎汇集了至东汉为止，古代社会主流知识体系关于“夷”字字义的正统记忆。这些知识向我们传递了什么信息呢？除了“平”是“夷”的引申之义而外，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概括：第一，“夷”的本义是“东方之人”、“东方之族”、“东方之地”；第二，夷与弓有某种联系；第三，夷有被称作“仁”的风俗；第四，夷与解豸（即解廌）有关，该兽又与诉讼和司（伺）杀有某种联系；第中外法学 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１５〕〔１６〕〔１７〕周清泉：《文字考古》，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页１８２。
胡澱咸：《甲骨文金文释林》，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页４０５。
“解廌”即“解豸”，如《后汉书·與服志》：“法冠一曰柱后，或谓之解豸冠。解豸神羊，能别曲直。”
五，身为殷人后裔并创立了“仁”的学说的孔子，曾经向往夷地，似乎披露了他内心隐藏的东夷情节。总之，许慎的总结代表了汉代学者对“夷”的认识，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三、甲骨文中“夷”字诸字形及其原始意义
在小篆字体“夷”字产生之前，古“夷”字曾有过多种古老字形。王献唐先生在论述古“夷”字的六种古老字形时总结道：
执形体以求夷俗，固各一一相合”；“凡上同为夷字，而字有六体，各方之人，以观察所及，各造其字：有以体状为义者，有以技能为义者，有以衣容为义者。用意不同，故字体不同。每一体中，又各有音假引申之字，年久纠结，互相牵合，欲一一确定某体为何地何族所造，已不可能。然制字之初，必有对象，以字体求对象，以对象证夷俗，以夷俗定方地，当可十得五六。〔１８〕
顺此思路，笔者列出与“夷”字曾经等同的可以互代的“亻”、“卩”、“大”、“弔”、“尸”、“尸辛”、“射”、“尼”、“化”诸古老字形，分别加以剖析，以探寻“夷”的原始形象。可以说，这些字形都从某个侧面凝结了东夷民族的风俗习惯。而中国远古的法文化就是在这些风俗习惯的土壤中被孕育酿造出来的。
（一）屈膝恭立、屈膝跪坐、正面直立的夷人形象
１．屈膝恭立的夷人形象
在甲骨文中，“夷”字写作口１。〔１９〕即今之“人”字。卜辞中“人方”即“尸方”、“夷方”可证。在古代，“人”字和“夷”字是相同的字。王献唐先生说：“最初之人即夷，夷即人”；“人夷一字”；“人方实即夷方”；“原为夷方，字作人方，知人夷一字矣。最初称人，皆指夷言，人已对称，华夏为内，夷狄为外。对外称人，今语尚存其文，夷者，外也”；“《春秋》称蛮夷皆呼为人。以今义释之，何国非人，又何国不能称人。独以蛮夷为人者，人指夷也。”〔２０〕孙海波先生亦谓：“人、尸、夷通用。”〔２
１〕《说文解字》：“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此籀文，象臂胫之形。”徐灏注笺：“大象人正视之形，人象侧立之形，侧立故见其一臂一胫。”该“人”字形有三个特点：一是头部略微向前低垂；二是手臂在胸前做揖拱之状；三是膝部微屈。该“人”字形透露着东夷人谦卑待人、注重仪节的风俗。
以甲骨文的“人”字作元素，构成了诸如人、匕、尸、从、北、并、壬、介、允、兄、及、元、老、兒、眾、羌、化、伊等众多字形，但是，当时“人”字既没有“人类”之“人”的类概念，也还不是各部族共同之“人”的民族概念，而仅指东夷之人，或东夷之地、东夷之族。但是，经过漫长的岁月，“人”
寻找最初的“夷”
〔１８〕〔１９〕
〔２０〕〔２１〕王献唐，见前注〔１４〕，页３７、３８。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页８７５；刘兴隆：《新编甲骨文字典》，国际
文化出版公司２００５年版，页４８２。
王献唐，见前注〔１４〕，页３１。
转引自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一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版，页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