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春季《考古学导论》课程文章
题目：穿凿历史黑暗，新探文明起源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读书报告
内容提要：
苏秉琦先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家，先生对考古学的研究贡献，主要集中在三本书中，作为其中重要一本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主要可分为四个部分，《两个怪圈》讲的是先生所处时代的学术背景或面临的问题。《学读“天书”》及《解悟和顿悟》，说的是先生如何根据史实冲出两个怪圈的两段经历。《“条块”说》、《满天星斗》、《三部曲与三模式》这三节，讲的是先生悖于两个怪圈而提出的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文明起源及形成的多元说和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道路或模式。《双接轨》谈的是中国考古学与世界接轨及古今接轨。先生留个我们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财富，更有不囿于固有思想束缚，勇于突破创新而又实事求是的精神。
关键词：考古学 怪圈 双接轨
正文：
无论是一门学科还是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个囚徒，其工作在最终的意义上，都是在穿凿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某种隔阂。而一位伟大的学者或者科学家，总是在人类知识或思想最黑暗的地方，点亮一盏明灯，指示了某个时期某些人的人生行程。苏秉琦先生无疑就是那些穿凿历史黑暗的人中不可忽略的一个。考古学从很大程度上说是让垃圾唱歌的学科，而在这个看似辛苦、枯燥的学科上，先生让生命焕发出最大的光亮和热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作为集结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研究贡献的三本书之一，在考古学研究上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历史教育的两个怪圈
先生在著作总提到“几十年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有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
大一统史观、汉族中心主义和线性时间观，三位一体，成为历史教科书的黄金法则。大一统的观念是老传统了，数千年来一脉相承。“大一统观念”不仅仅存在于对中华民族起源的
叙述，也存在于对中国历史变迁的叙述，核心往往是中央集权。在这种标准里，大一统的时代通常被称为正面的盛世，非大一统的时代则被称为反面的乱世，“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成为最主要的线索。这种大一统同时又贯穿汉族中心主义，例如，宋代只是多个并列政权之一，却被视为一个“统一”的政权。葛剑雄先生在《统一与分裂》里写道：“北宋时期是以宋、辽对峙为主，几个政权同时并存的阶段，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时期，它与南北朝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在中国的历史中，永远只能见到中原的宫廷内斗，而所谓的四夷之事则一带而过；文化自然也是由中原而向四周传播，因此我们的历史知识是单线条的历史。虽然在这片土地之上，曾经如走马灯式的有很多的种族与民系生活过，而他们的历史痕迹，他们的文化传承，早已消失于中原汉人的大一统之中。他们的声音，他们的遗迹我们并不关心，那只是灿烂中华文明中微不足道的灵位，只是浩如烟海的中华文明中不起眼的一点浪花，这种思维，先生是学界中人，自然体会得最为清楚不过了。对于新发现的文化遗迹，不管适不适合，总是将他们纳入中华大一统之中，总是与中原文明相比较，合则欢欣鼓舞，证实了中华文明的伟大与源远流长；不合则遮遮掩掩，甚而拒绝承认它的存在。因此，在这样的心态之下，我们的文明起源研究和我们的历史研究，总是在大一统的框架之下打转，总是无
法突破，也就其源有自了。
而后一个怪圈则是近百年的新陋习了。自上世纪三十年始，马克思提出来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就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更是在历史学界一统天下，成为一种根本的指导思想，历史研究中的一切都要归于这个理论之下，套用该理论的模式，从而建立了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不仅史学，几乎所有的科学都已经纳入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中。这种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其流毒遗害至今。读当时甚至现在的历史著作，只要出于大陆学者之手，不论其观点如何，都可见出马克思社会理论影响的痕迹。
吊诡的是这两大怪圈同时存在于中国的考古学界，并被奉为圭臬。汉族中心主义和大一统关键观念是排斥任何外来影响的，认为中华文明是独立于世界其他文明而独特发展的，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则是基于马克思对西方文明发展的观察而提出来的理论，他认为世界一切国家的发展都应遵循着这个规律，任何国家民族文明的发展都概莫能外。这两种理论的共同特点就是僵化，只抱持着固定的观念，而拒不承认现实，对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视而不见，即使关注到，也是削足适履，对考古证据按其所需去适应着理论，而不是以考古证据去修正自己的理论。这种抱残守缺的心态，也严重地妨碍着中国的历史研究。
先生能意识到中国历史教育的怪圈，并能跳出怪圈发表一己之见，足可见学术造诣之深，并非一般学者所能望其项背。
二、冲出两个“怪圈”的经历
1934年，先生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进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分配到考古组。此年9月以后的两个年间，先生从事陕西省宝鸡斗鸡台的发掘调查。而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转运昆明，继续埋头整理所发掘的百余座小墓材料，这时先生是一位初学者，面对“哑”的数以千计的陶器，发现那里隐匿的真实，可想见其困难。
面对一堆让人无从下手的考古发掘材料，也就是先生所说的“天书”，先生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条件下，自己摸索出一套理论，没有局限于大一统的思想，而是提出商周不同源的观点。经过四十多年新的工作与资料的积累，先生对于这一课题又有了新的认识，其中对于鬲的消亡时间的判断很值得注意，先生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结合，例如先生引《说苑·反质》的文献说明当孔子时代，至少在山东，瓦鬲还流行。作为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对于考古学与历史研究，笔者想多说几句，但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定义在这里就毋庸赘言了。对于两者关系，夏鼐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明确指出。他认为，虽然考古学和历史学“同是以恢
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子的两轮，鸟的双翼，不可偏废，但是二者是历史科学中两个关系密切而格子独立的部门”。考古学最基本的特质就是以调查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作为基本研究对象，而文献历史学是以文献资料为基本研究的对象；同时二者有着明显不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所以考古学应该是与文献史学相并立的独立学科，有着自己的学科特性。但二者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上又有共同之处，无论考古学还是文献史学，都坚持实证性，用材料证明观点；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通过对古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研究，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这与文献历史学的终极目标一致。所以，考古学与文献历史学又都是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考古学的发展对于历史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考古发现对于有争议史学文献的证明与证伪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考古学对于没有文字记述的史前史的研究意义重大，有益于重建中国历史；考古学的发展可以引发历史研究方法论上的变革，扩大历史研究的新领域。
长期以来，考古学与历史学形成了明显的学科隔阂，对历史学科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所以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结合以推动历史学科发展势在必行。
50年代后期，学术思想相对活跃，但是考古学专业的学者大部分脑子里装的仍是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史，他们简单地认为只要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与手里的考古器物相加就可以了。先生认为，这种穿靴戴帽的做法，把中国历史简单化了，具体研究仍是干巴巴的空壳。先生经过反复的思考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不能直接回答中国考古学的方法论问题，历史唯物论和历史科学的各专门学科理论也不属于同一层次，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先生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考古学，把考古学文化看成是一种运动的物质，从考古学文化定量分析入手，找到它的运动规律。运用区系类型学方法，先生将仰韶文化分为中、东、西三个区系。先生对仰韶文化的研究集中于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年代早晚问题。在观察考古发掘的器物类型中，我们得出半坡和庙底沟这两种类型不是仰韶文化先后发展的两个阶段，而是各自发展又相互紧密依存的两种主变体，还可以看到器物上的花卉、鱼、鸟都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过程，并得出距今六千年之久的仰韶后期，是氏族社会发展到鼎盛时期而逐渐衰落，社会出现了分工、分化，人也有了贵贱之分文明因素出现，国家起源的新历程开启。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在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之初，便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郭沫若先生于1928年写的《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最新的考古发现，将
中国的史前时代定在商代以前，认为商代和商代以前是氏族公社社会；在《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中，郭沫若先生更进一步用唯物史观分析了尧舜时代是亚血族群婚的社会，唐虞时代的禅让是氏族制度的反映等。
建国以后，政治上的稳定统一与经济上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考古学进入了一个迅速累积材料的时代。由于体制上学习苏联，马克思主义成为学科的指导思想。但考古学中滋生了教条主义思想，考古学的科学研究方法被批判成了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取而代之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发展史。而先生在此时能够清楚得认识到不能把中国历史（包括中国考古学）写成简单的社会发展史，我们探求历史进程的一般规律，也要探求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进程互相不同的异点和它们的客观原因，这种思想很是难能可贵。
三、有悖两个“怪圈”的学说
先生经过60年的摸索和解悟，终于悟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发展道路。一个带根本性的学科理论，这就是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 “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先生进一步从全国范围将现今人口分布密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六大区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划分，主要着眼于其间各有自已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集中体
现于每一大区系中的历史发展中心区域，而且区系间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的。在以往的中华大一统观念指导下形成了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的观念。区系类型学说对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先生分别对六大区在中国文明史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分析，又进一步讨论了六大区之间的关系，深深动摇了大一统的观念。
先生提出了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头一种文明起源的形式是裂变，如距今6000年前后，统一的仰韶文化裂变为半坡、庙底沟两种类型；第二种文明起源的形式是撞击，以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关系最具典型性；第三种形式是融合，如晋南陶寺文化，是多种文化融合产生的又一文明火花。这三种文明起源形式的典型地点大都在中原和北方，核心部分是从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的文化连结带，这里是中华诸文明中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先生对这个直根系做了进一步阐述，认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人类的遗存，华山则可能由于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由于南北不同文化传统共同体的结合，到陶寺遗址所具有南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表现出晋南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位。
先生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讨论的总结，从理论上提出中国国家起源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三类型。发展阶段的三部曲是： 古国—方国—帝国。认为要把古城、古国与古文化联系起来研究。先生进一步提出中国国家起源过程中发展类型的“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