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有联系的艺术风格比较2000字
两种文化之间：近现代中国绘画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画的发展进入关键时期。东西方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身份与价值的跨文化讨论影响了中国画的延续或变革。创作时代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对此时期的中国画研究甚少，但方闻先生迎难而上，以近现代中国画作为个人中国书画史研究的尾篇。本书实现了方闻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心得的一次适时总结。
方闻，1930年生于上海，海内外著名的中国艺术史、中国文化史学者。先后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讲座教授、艺术考古系主任、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主席（主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等职务。195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国艺术考古博士研究培养项目，为美国20世纪中国艺术史学科的发展打开了全新的局面。1971-2000年，方闻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构建了西方品质最精、品种最全、数量最多的中国艺术品百科全书式收藏，影响深远。著有《夏山图：永恒的山水》《心印》《超越再现：8-14世纪的中国绘画与书法》《中国书法：理论与历史》《两种文化之间》和《艺术即历史》等专著。
本书围绕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的中国画展开，是我个人中国书画史研究的尾篇。研究中国近现代艺术的知名专家苏立文（MichaelSullivan）曾表示，对这一课题作此类综述为时尚早，故而我在撰稿时也颇感惶恐。但结果表明，本书实现了对我个人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心得的一次适时总结。20世纪40年代，我曾师从沪上书法名家李健，之后的赴美留学经历为本人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安思远的收藏涵盖立轴、手卷、册页和扇面等多种形制的中国传统纸本笔墨作品。这批藏品是由安思远在已故庞耐（AliceBoney）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旧藏的一批齐白石绘画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反映了西方对该主题领域的首次全面观照，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近现代中国书画的良机。
再现性绘画的两种传统
人们或许会以为，在经历了逾一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留洋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之后，中国的视觉艺术对西方技法的吸纳本该是顺理成章的。但中国的近现代绘画史却表明，由于中国画家的语言和文化体系在诸多方面与西方相去甚远，因此他们在试图践习西方视觉语汇时会遭遇到巨大的文化和心理障碍，结果也就自然对艺术方法上的任何重大变
化都会感到无所适从。
研究中国的近现代绘画有助于了解当时世界上跨文化影响的复杂性。针对中国艺术的比较性研究必然会涉及到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这类广义的二元概念。当中国人首次接触到西方文化及其随之而来的军事实力和技术革新时，他们便用“中外”这一复合词来形容中西两种文化的对立。中国人所讲的“西方”是一个整体概念，它类似于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所认为的，“不变”的中国是存在于“世界史之外”的永恒的“他者”。这种“中外”之别也突出地表现在当时中国画家的风格之中。然而，正如翻译外国文学一样，吸纳另一种文化的风格绝不是单纯的转换行为。通过考量近现代中国画家的生平和作品，我们不仅发现了一系列彼此关联的论辩议题，还揭示出了这样一个矛盾现象：即当众多中国艺术家正纷纷趋于欧洲写实主义时，欧洲艺术却在反其道而行之。从本质上讲，徐悲鸿的西方写实主义是学院式的，因此也是精英且保守的；而传统派画家齐白石（1864—1957）、张大千（1899—1983）的作品尽管是从中国传统中来，但其实际的风格和内容却是平民且现代的。
何为20世纪中国画之“现代”？
在19世纪至20世纪的中国画中，何为“现代”？有人将现代性等同于中国艺术的西化，而另一些人则试图从中国绘画史中探寻到早期现代性元素。
西方关于20世纪中国绘画的学术研究始于苏立文（MichaelSullivan，1916—2013）1959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艺术》（ChineArtintheTwentiethCentury）。1973年，他又推出了《东西方艺术的交汇》（TheMeetingofEasternandWesternArt）一书。而他在1996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ArtandArtistsofTwentieth-CenturyChina）则最具实用性，该书将艺术置于当时中国动荡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探究其发展。根据苏立文的看法，中国画的现代化就意味着西化。依照中国艺术院校国立与西式的两大官方分类，苏立文回顾了中国艺术西化的历程并将其与传统绘画的复兴进行了比照。
近来，又有万青屴提倡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其观点与保罗·柯恩（PaulCohen）在1984年《在中国发现历史》（DiscoveringHistoryinChina）一书中的看法一致。后者描述了三种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模式：西方冲击—中国响应式、传统—现代式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式。万青屴主张，研究中国近现代艺术史必须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并将其置于中国的文化背景中，而不能从西方现代艺术和理论的角度来加以判定，且还应从广义人文的角度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
当受到清初考据学启发后的晚清书家开始对碑学书风进行考古式研究时，他们采取了一种明显“现代”的立场将古代书法的发展视为了一种历史现象。与复兴早期书风，并将其作为一种连贯鲜活之传统的苏轼和赵孟頫不同，清末民初的金石派艺术家们则认为考古发现的古代书法与当下世界是脱离了历史关联的。这其中隐含着一种假设，即包括“西化派”在内的20世纪中国艺术改革者也抱持着这种看法。李可染（1907—1989）、石鲁（1919—1982）等人在界定其各自艺术的“现代性”时，始终不懈地探求着碑体的表现力。与此同时，由于古代中国画的模拟写实主义至唐宋已臻其极，因此20世纪追摹唐宋画风的后人便自视为复兴中国画写实风格的现代主义者。这种观念也正是临摹、再创唐宋画风的张大千免受责难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