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0年中国艺术史读后感
中国向来是个极重历史的国度，然而“艺术史”这一门类却是个新事物，一如“文学史”的书写也只不过近一百年来的事，因为这本身需要一种现代思维。以前自然也有对艺术的批评、源流衍变的归纳整理，但那多不成系统，尤其是多只限定在某些特定领域的（如专论书法或绘画），却不会采用一种宏观的回顾方式，按时间序列来讨论从书法到绘画、建筑、雕塑、陶瓷、织物、漆器等等在内的视觉艺术的总体面貌。
我们现在已经对这种艺术史的写法习以为常，仿佛这原是自然而然的事，但这其实代表着现代人对“艺术”和过往的全新认识。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史研究起于西方，这并非偶然，而我们如今对“艺术”的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在阅读这本书时，不应忘记的一点是：这本在欧美堪称中国艺术史的教科书式的经典读本，原本是写给西方人看的，其中自不免渗透着西方对中国艺术的理解，其默认的潜在参照系也是西方艺术，它的创见与隔膜，在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此。
由于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品不断出土，而对中国艺术的研究认识也日益加深，本书自1967年问世以来，在1973年、1977年、1984年、1999年多次重写，而现在则是根据2008
年的最新版译出的。大概没有哪本《中国文学史》能盛行这么长时间的，这一方面固是因为文学史的书写面临的挑战更激烈，但不容否认苏立文的功底和与时俱进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这本《中国艺术史》的写作架构乍看是最传统的朝代框架，但这比起按艺术分类分别撰写等方式更能给人带来对中国艺术的一种稳定而连续的认识。
虽然注重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把握，但苏立文拒斥那种激进的观点，即“将艺术视为政治、社会和经济势力的表现”，相反，他是基于艺术本身来理解艺术史的。这既是对艺术自觉的强调，也是因为他无疑注意到，艺术和政治、社会、经济的发展未必同步，有时王朝之间断裂和混乱的时期，反倒出现了引人注目的艺术发展——堪称中国最重要艺术的书法，就是在魏晋时期达到了艺术自觉，更不必说佛教艺术基本是在五胡乱华的乱世中酝酿和成熟的。因此，他在撰述时，基本只将政治、社会作为艺术发展的一个情境，但注重的仍是艺术自身脉络中的演变。
作为西方人，他不难注意到中国艺术的独特性，而这最终又只能归结为中国思想的独特性——特别是那种强调自然的形态和模式，这在山水画中表露无遗。如果说西方的艺术以人物为重心，草原艺术以动物形象为主，那么山水画所表现的则是自然世界的精气。值得补
充的是：中国的山水画与西方的“风景画”乍看相似，其实在精神本质上却不是一回事，因为西方以透视法画的风景画仍始终假定有一个人在外部观看、主宰这个画面。不过，可能也因为潜意识里将山水画视为中国画的代表，苏立文在这本书中对传统中国绘画中的人物、花鸟的着墨要少得多，以人物画著称的陈洪绶，仅在任伯年再现其古朴风格时提到一笔，而明代徐渭开创的大写意花鸟则根本未置一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