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佛教讲解导游词
山西佛教讲解导游词（精选3篇）
山西佛教讲解导游词 篇1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至隋唐时代达到鼎盛，其间，大体经受了佛教经典在中国大量传播、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步融合以及建立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这样几个进展阶段。在这几个阶段，都显示出由山西出家的闻名高僧的历史贡献，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法显、慧远、昙鸾等几位高僧。
法显是东晋时杰出的佛经翻译家和旅行家。俗姓龚，平阳武阳(今临汾市西南)人，平民出身。他的三个哥哥都在童年夭折，父母生怕他不能成人，在三岁时就送他到佛寺当了沙弥(小和尚)，希冀依靠"神佛'的保拓，免除夭折之难。法显从小对佛很虔诚，20岁时受了"大戒'，信仰更加坚决，行为更加严谨，众僧称誉他"志行明敏，仪轨整肃'(《高僧传法显传》)。
法显生于南北分裂、社会动荡的东晋十六国时代，佛教在北方广泛流行。当时，北方地区先后建立起众多少数民族政权，他们与汉民族隔阂很深，尤其是在思想信仰上，汉族信奉儒
家教义，认为"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他们则主见"佛是戎神，所应兼奉'(见《晋书佛图澄传》)，把佛看作是自己民族的宗教。因此，为了从思想上统治汉族广阔民众，他们大力宣扬佛教，政治上扶植佛教进展。如石勒建立的后赵国百姓，在印度高僧佛图澄的宣扬下，"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见《晋书佛图澄传》)。但是，佛教的快速进展也带来不少混乱。主要是僧人受统治者支持享有特权，于是"真伪混淆，多生愆过'(见《晋书佛图澄传》)，消失大量不法行为，引起民众不满，严峻减弱了佛教;同时，佛教自身的规章制度，尤其是戒律也很不健全，当时虽有不少西域僧人翻译的佛经在中国流传，但很不系统，且多是口授相传，辗转流行，不免讹误增损，而戒律的翻译又极为缺乏。戒律的松弛和僧人特权的加大，更造成佛教界的混乱。
这种状况，对于正直笃信的法显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为了保卫佛教的纯净性，以利于佛教的进展，他决心西行印度，到佛教发源地找回完整的戒律，由此建立一套维持僧众团体及僧众个人的规章制度，作为佛教团体和个人的行为准则。于是，东晋隆安三年( 399)，法显与同学数人从长安动身，"至天竺寻求戒律'(法显《佛国记》，又名《法显传》)，登上了西向印度取经的征途。
法显从长安动身时已是65岁高龄，他们一行数人，西经戈壁，越葱岭，周游天竺，后经印度洋到山东半岛登陆，最终回到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在外历时20xx年，历经30多个国家，包括今日我国的西北和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以及我国南海、东南沿海等地，归来时已是80岁老人。他是当时中国走得最远的人，"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此'(《佛国记》)。
法显在印度刻苦勤学把握了梵文梵语，把大量口传佛典记录下来带回中国，归来后，又亲自译成汉文，从今，中国内地佛经结束了西域的中转，直接沟通了东方的两个文明发源地，中国佛教更系统地进展起来了。同时，法显撰写的《佛国记》不仅是一部佛教典籍，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是我国最早记录中亚、印度、南洋各国历史、地理、科学、艺术和文化的宏大旅游撰著。唐代高僧义净指出："自古神州大地，轻生殉法之宾。(法)显法师则创辟荒途，(玄)奘法师乃中开正路。'(转引自靳生禾：《旅行家法显》，第19页)就是说，法显是我国西天取经的开山大师，唐代玄奘进一步开拓了取经道路;而且，法显的《佛国记》也可以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与媲美。
由山西出家的另一位闻名高僧慧远，在使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
慧远也是东晋时高僧，本姓贾，雁门楼烦(今宁武县四周)人，出身士大夫家庭。"年十三，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故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老庄'(《高僧传慧远传》)。说明慧远少年时代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对当时流行的道家老、庄思想也很精通，但还未形成确定的志向。东晋永和十年( 354)，慧远21岁，深慕江东范宣子，便偕同其弟一道"欲渡江东'，拜师从学，因北方战乱，道路不通，未能如愿。这时，正值高僧道安在太行恒山(今河北省阜平县北)立寺传教，"声甚著闻'，他又与其弟"遂往归之'。听了道安讲经说法后，非常鄙视，赞叹说："真吾师也!'认为以前非常宠爱的"儒道九流，皆糠比耳'，毅然与其弟削发出家于道安门下。"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思讽持，以夜继昼'，深为道安赏识， 24岁便开讲佛经(见《高僧传慧远传》)。从今，终生皈依佛门，坚决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东晋太元六年( 381)，48岁的慧远来到庐山，深感"庐峰清静，足以息心'，便在这幽静秀丽的庐山定居下来，开头了他富有特色的传教生涯，从今足不出山，直至83岁逝世(见《出三藏记集慧远传》)。慧远在庐山的活动主要分三个方面：
一是著书立说，阐释佛理，宣扬佛法。他一生"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高僧传慧远传》)，绝大多数作于庐山。通过著书立说，形成了他的以佛
教义理为核心，又广泛汲取儒、道各家学说的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他明确主见"内外之道，可合而明'(《沙门不敬王者论》)，儒、释、道三教思想可以融合一体。在东晋，一再发生过关于沙门(佛门)该不该礼敬帝王的争辩，其实质也就是佛教与中国传统礼教的关系或者说佛教在中国是否合法的争辩。为此，他写下了《答桓大尉书》、《沙门不敬王者论》等名篇，一方面主见在家信徒(居士)必需遵从世俗，礼敬君亲，尽忠尽孝;另一方面，出家僧人又必需保持佛门的独立性，不礼敬君亲，无所谓忠孝。他指出，从表面看，沙门不敬君亲是"内乖天底之情'，"外阙奉主之恭'，违反了封建礼教，但这样可以使沙门以其高尚其志的榜样影响民众，从根本上维护了统治者的最高利益。总之，"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沙门不敬王者论》)。佛教信仰与封建礼教不过是殊途同归，终极目的是全都的。这样，慧远通过融合儒、释、道思想，从理论上阐明白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全都性，不但胜利地解决了关于沙门是否礼敬王者的争辩，而且也保证了佛教在中国的合法地位，从而在佛教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开了打算性的第一步。
慧远在庐山的又一主要活动是建立僧团，壮大佛教势力。他培育组织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庐山僧团及居士群，从而使庐山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的两大中心之一。另一个中心是印度僧
人鸠摩罗什所在的长安，是主要的译经中心;慧远在庐山除译经传法之外，则努力使佛教中国化。同时，僧团四周还有以上层社会名流为主体的居士群，它是慧远与世俗世界联系的纽带，既能沟通上层统治阶级，又避开了僧侣奔跑官府而引起人们的厌恶心理，也有效地壮大了佛教的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