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的十大知识点
《清明上河图》是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的巨幅绢画，大约成于北宋徽宗宣和、政和年间，以高超缜密的写实与艺术手法，描绘了北宋末期汴京城市面貌与生活，被称为神品。它七次进宫或由国家收藏，六次出宫；还被有记录的15位私人收藏者一度拥有。其间有约三百七十年流落民间。它历经坎坷，而能保存下来，是中华文明之大幸、世界艺术之大幸！ 这幅近一千年前的巨画，内容有河道、城门、树林、远近山、684个人物、95匹畜生、122座房屋、29艘船艇、15辆车、20多家店铺及28顶轿等，让我们能具体而微地看到千年前中华国都的繁荣状况和鲜活的市民生活。《清明上河图》有许多比较重要的历史知识，了解这些历史知识，对于研究宋代社会、经济、军事、文化史大有裨益。
1、汴京是全球最早的高度发达的新型商贸城市。北宋开国以来，由于统治思想的转变，逐渐发展出新经济与城市管制的新政策，为新的城乡关系及新型城市化创造了条件。北宋建立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便开始了资本主义初阶的城市化——市民阶层的形成、新的城市管理制度及城市文明的新阶段。以国家财政收入估计，北宋的经济中工商业与农业各占一半，至北宋后期，即1077年，在以钱银计算的岁入7070万贯中，工商税占了七成。由于商业税和专营税大部分来自城市，因此，北宋经济可称为“新经济”及“货币经济”。有不少历史学家因而称北宋为“商贸国家”。有学者估算北宋在1000年的GDP为265.5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2.7%，人均GDP为2280美元，而英国在工业革命后的1800年人均GDP只有1250美元，约是八百年前北宋经济水平的一半。
2、北宋汴京与唐代长安相比更具开放性。唐代长安虽在文化和种族政策上，是一个自由、开放、包容的城市，各种民族、文化、宗教和商业活动，在此受到包容与礼遇，但它的里坊制和市肆制却显示了它是以行政功能为主的城市，市民及工商业活动属次要，并受到严格的时空限制。工商业不可以临街、自由布点及随时营业，对市民来说，晚上都要留在坊内，实质上每个晚上除了特别的节日及庆典外，都是戒严的。北宋初，宋太祖继承了周世宗的政策，准许开夜市：“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自三鼓已来，不得禁止。”这在中国城市
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打破了自周以来行政型及封闭式城市的两大体制：里坊制和市肆制。
3、汴京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城市功能的完善和政策的开放，使汴京居民及工商业者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从事制造、贸易、营商和演艺娱乐的自由。史料记载：当时繁华的东京城，五星级大酒店（正店）就有七十二座之多，每家饮客常在千人以上；工商店铺多达六千四百家，商人计算利益的算盘劈啪作响，不舍昼夜，店小二戥金称银，焚膏继晷；州
桥夜市人山人海，“家家帘幕人归晚，处处楼台月上迟”；以勾栏瓦肆为核心，周边布满众多的小商小贩、占卜、医疗服务摊档，以及街头戏曲或杂技、酒楼、茶馆、食肆和妓院等；专业街和大型综合性娱乐场所满布全城，其分布形式竟与今天的世界大城市纽约、伦敦、香港和东京等一致。宋朝还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商贸流通达四海。
4、北宋政权重视海上贸易，除了对东南亚和南亚派遣贸易代表团外，还在沿海五大海港城市设立对外的海上贸易管理机构：市泊司，依专门法规——市泊法，对外商外贸进行管理。宋朝依靠强大的海上力量和先进的航海技术，与世界五十多个国家保持贸易往来。南宋每年的贸易量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同期的总和，中国商人基本控制着从中国沿海到非洲东海岸、红海沿岸主要港口。作为海关机构的市舶司每年创造的关岁竟达岁入的20%，成为南宋的重要收入。
5、北宋是酒文化最顶峰的朝代。宋朝实行酒类专卖，为强化酒类营销，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自宋神宗起，朝廷大开“设法卖酒”之风。宋代官办的酒楼众多，如“和乐楼、和丰楼、中和楼、春风楼、太和楼、西楼、太平楼、丰乐楼、南外库、北外库、西溪库”等，它们均属于户部点检所管辖。户部点检所本来是宋代专司酒库的官署，主要是管理酒业的经营专卖，但由于每所酒楼均有数量不菲的官妓，一般数十名，其职能与外延到对官妓的管理。据《梦粱录》记载，自景定以来，诸酒库设法卖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数内，拣择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婉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
耳听之不厌。其中，性感妩媚、气质高雅、多才多艺的官妓如金赛兰、范都宜、唐安安、倪都惜、潘称心、梅丑儿、康三娘、沈三如等；私妓如钱三姐、季惜惜、吕双双、胡怜怜、沈盼盼、普安安、徐双双等，备受欢迎。熙宁中，王安石实行新法，政府散“青苗钱”，为此在谯门设置了酒肆，百娃持钱走出者，便诱之饮酒，十钱便花去二三钱了。又怕市民不来饮酒，则命官妓坐肆作乐，以蛊惑民心。据史载，王安石为此曾褒奖过几位销售业绩不错的妓女。南宋时，每年春秋新酒上市开卖时，各酒库还特命众妓女乘骑着彩，招摇过市，迎送酒样，以吸引人的眼球，激起酒徒尝鲜的欲望，促进新酒销售。这种促销方式，与现代的车模类似。北宋初，酒税达185万贯，占全国货币税收10%。神宗时（1077年）酒税升至1310万贯，占货币税收25.9%，占全国总税收的18%左右。在汴京，同年的酒税达40万贯，约等于京城商业税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