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看中国人的精神
2005年01月11日04:21
序篇：延续几个世纪的目光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人类大概都有窥视他人内心隐秘的癖好，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与西方人相互凝视，都希望能深入到对方的内心深处去看个究竟，真可谓是相看两不厌。
ad_dst=0;;ad_dst=ad_dst+1；西方人看中国人的精神，这真是一个既新鲜又古老的话题，古老得我们不得不再次走进故纸堆。在它的角落里撒落着千百年来形形色色的西洋人留下的目光碎片，将这些目光碎片连续起来，便足可以延续好几个世纪。从这延续几个世纪的目光里，他们究竟看到了些什么？从他们的目光里我们又能看到些什么呢？
一、温和的异教徒
我们常说两人相见第一印象最重要，那么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如何呢？
在柏朗嘉宾眼里，中国人都是些友好的异教徒。
在马可·波罗眼里，中国人善良恬静。
在门多萨神父眼里，中国人温文而有礼。
看来，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并不赖。
虽然西方早在公元前就有了关于会养蚕织丝的东方民族的的种种传说，但他们真正与中国人接触还是在十三世纪左右。历史记载中那时至少有100位欧洲人到过中国，其中绝大多数是教士，还有商人。他们的游记、书信、记述中的蒙古大汗统治下的契丹人的形象，是欧洲中国人形象的起点。
中国人首先是以异教徒的形象出现在西方人的眼里的。那时的西方人都是些虔诚的基督徒，在他们眼里，中国人虽然享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但却无一例外地都是异教徒，这让他们难以理解也难以接受。
1245年，方济会修士柏朗嘉宾受教皇指派出使鞑靼，回国后，他写出《蒙古行记》。在著述中，他提到一个叫“契丹”的国家，“那里居住着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他发现“他们都是异教徒。他们也声称拥有自己的圣人”，他们“信仰永恒的生命，但却从不举行任何洗礼”。而那却偏偏又是一个物质文明非常发达的地方，世上竟有这样一个民族，他们没有接受基督的洗礼，但却在享受着西方人也不曾享受的美味与华服。这让西方人难以置信，极为震惊。
门多萨神父在其《大中华帝国志》中不无悲痛地写道：“最令基督徒伤心的是，在这样一个富饶美丽的
国度里，聪颖灵巧的人民竟因为不懂上帝的真理而变成愚昧的偶像崇拜者。”他们把一些人尊为圣人，也拜魔鬼，他们可以说没有什么宗教信仰。“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困惑，甚至陷于深深的沉思而不能自拔。”对中世纪那些虔诚而狂热的基督徒来说，异教徒就是他们的死敌，柏朗嘉宾和门多萨的话已显露出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偏见与敌视，这种偏见与敌视深埋于思想
的深处，它主要来自于文化的巨大差异性，而不是个人的好恶。
但是一回到世俗的视角，中国人的形象立即变得美好起来。中国人虽是异教徒，但他们却不同于基督的死敌撒拉逊人、印度的魔鬼，他们是温和、友好的，他们有着优良的文化、很高的素养和美好的品质，在世界的所有民族中，他们是与欧洲人最为接近的。
柏朗嘉宾在批判了中国人的异教徒行径之后又补充说：“他们爱戴基督徒，经常大量施舍。他们表现为通融之士和近乎人情。他们所操的语言也甚为独特。世界上人们所习惯从事的各行业中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为娴熟的精工良匠了。”从这里我们似乎听不出太多的仇恨的声音。不仅不仇恨，甚至还有几分赞扬之情呢。
与传教士不同，作为一个商人，马可·波罗更具世俗色彩。在他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里，通篇都是对中国人的赞美。他写宋朝的皇帝“性情温和、行为仁爱”。苏州人“民性善良怯懦”，机智能干，具有商业才能。杭州人“性格和平”，“民性恬静温文”，品德忠厚，邻里间友好和睦。友善好客，“对那些来
这里经商的异乡人，也一视同仁，竭诚相待，随意邀请他们到家中作客，表示友好。”男女间相互敬重，“男人对自己的妻子，表示很大的尊重，没有妒忌和猜疑。”中国完全是一个世俗的乐园，生活在这个乐园里的中国人个个都品性良好。
西方人就在这样一种矛盾的心理中开始走近中国人。显然，从一开始，中西之间巨大的宗教文化差异便已显现了，这种差异性是带有根本性的，这意味着西方人与中国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是不可能在
短期内实现的。另一方面，一旦除去这种意识形态的藩篱，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人形ad_dst=0;;ad_dst=ad_dst+1；象便立即明亮起来，甚至对中国人有几分亲近与迷恋。马可·波罗时代对中国人的描述虽然半真半假，但是他们对中国人的这种态度却似乎一直影响到后来。在以后的岁月里，西方人对中国人或赞扬或怒骂，种种矛盾与纠缠在这时已有了预示。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有一个由传说到现实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两部著作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便是门多萨神父的《大中华帝国志》和利玛窦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即《利玛窦中国札记》）。
1583年，教皇十三世授命虔诚而又学问渊博的门多萨神父编写一部中国历史。这位神父可称得上是一位中国迷，他终生的愿望便是能亲自去中国，却始终未能如愿。但看来主对他还是眷顾的，他被授予写作中国史的使命，两年以后，《大中华帝国志》出版了。《大中华帝国志》的出版是欧洲中国形象
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提供了系统而充分的中国地理、历史的知识，并树立起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的一种新范型。
为了福音更好地进入中国，门多萨神父在其著作中尤为关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书中叙述了中国人的外貌与秉性，中国人都身体健康、心灵手巧、聪明开化。“他们都是伟大的发明家，勤劳而工巧”。中国人有自己的人生观，“中国人是心智最高的人种。他们有一套自己关于天地起源，人类诞生的看法。”中国人自足乐观，“他们是个喜欢宴乐的民族，什么时候都避免悲伤。”中国人不喜欢战争，“中国人
有一条法律：既不在自己的国家挑起战争，也不侵略别国。”书中详述了中国的婚礼、丧礼、节庆中的各种礼节。书中也写到了中国人的酷刑与迷信。《大中华帝国志》在欧洲广为流传，中国人的形象逐渐变得清晰了。
1615年《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即《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德国出版，利玛窦以其亲身经历详尽描述了中国人的形象。在他的笔下，中国人勤劳、多才多艺、温文有礼、尊师重教。同时也指出他所见的中国陋俗，诸如迷信、算命、炼丹，溺婴鬻女，酷刑枉法以及中国人普遍的多疑与怯懦。
在中国的长期生活使利玛窦有机会了解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他对中国人的认识在当时也时最为客观与全面的。然而，时代已经不同了，17世纪的欧洲文化不需要这样一个过于庞杂不清的中国人形象。那
些试图开启人类理性之门的思想家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关于中国人的理念，至于它是否真实则无关紧要。
二、中国人成为理念
泰戈尔说：“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优点即使不崇拜得五体投地，至少也得承认他们帝国的治理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优秀的。”
孟德斯鸠说，气候使中国人变得懒散、怯懦，中国“是世界上是会欺骗的民族”，“中国人贪利之心极浓”。
他们所说的是真实的中国人吗？是与不是，真实不真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人这样一个合乎西方人思想的理念。
呵，无论是推崇还是贬低，都只不过是一个思想的幻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