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西学东渐
[摘要]16世纪中期，随着西方的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东西方文明交流迎来新的契机，自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入华以来，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科学与文化艺术传入中国，掀起了一轮西学东渐的高潮。本文通过分析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的情况，对这一次西学东渐做简要评论。
[关键词]传教士；西学东渐；东西方文明
1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背景
1.1宗教改革与耶稣会的建立
自两汉时期起，亚欧大陆的文化交流便被纳入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当中。15世纪，肇始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地理大发现开启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序幕。1517年，德国人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天主教势力受重创，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遂将目标对准欧洲大陆以外的地区，借此扩张势力。
1535年，为了抗衡新教势力，天主教改革派西班牙贵族罗耀拉成立耶稣会，获得罗马教廷教宗的许可。耶稣会最主要的任务是教育与传教，在欧洲兴办大学，培养出了许多具有深厚文化修养的人才，著名的如科学家笛卡儿。自耶稣会诞生后，在教皇和欧洲皇室贵族的支持下，许多传教士来到东方，他们以传教为目的，为以中国为主的东方世界带来了先进的西方科学与文化，史学上称之为“西学东渐”。
1.2传教士在中国的立足
西学东渐的主角是传教士，但对于这些西方人来说，要想在中国立足并非易事。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独立发展起来的封建帝国，体系完备，个性鲜明。明朝时，为了避免倭寇骚扰，中国政府开始实施海禁政策，这就为传教士进入中国设置了障碍。耶稣会创立者之一的沙勿略是首先到东亚传教的西方传教士，1549年，他踏上日本国土，使日本成为其在东方传教的重要基地。沙勿略在日本站稳脚跟后，准备通过广东进入中国，怎奈明朝政府的锁国政策将其阻拦在广东近海的上川岛上，沙勿略不久病逝于该岛。
紧跟沙勿略脚步的利玛窦在他的札记中曾这样描述自己遇到的困难：“中国人害怕并且不信任一切外国人，他们的猜忌似乎是固有的……所有中国人尤其是普通百姓所共有的这种恶
感在广东省的居民中间来得特别明显……他们的很多省份、海陆两面都在外国人面前暴露出来，碰到强盗和海盗的抢劫使他们经常遭受重大损失。近来中国人又大受葡萄牙人到来的骚扰，他们的无能为力使问题变得格外严重。”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利玛窦采取了有效的传教策略：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儒化，将基督教教义儒化，利用自然科学，反对佛教。这其中，利玛窦利用自然科学传教成为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因素。1583年，利玛窦与罗明坚两位传教士到达广州肇庆，并着手在中国大陆建立首个根据地。实践证明，利玛窦的传教策略是非常有效的，从肇庆开始，他先后到达韶州、南昌、南京，最后到达北京。1601年，利玛窦得到明神宗接见，并获得长居北京的资格，自此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立足。
2西学东渐的内容
2.1西方科技的引入
耶稣会士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他们向中国传入的西方文化，范围很广，其中科学技术内容占大部分，如天文、历算、火器、铸造技术、机械、原理、水利、建筑、地图测绘等。1601年，利玛窦在觐见明神宗时，呈上了随身所带的三菱镜、自鸣钟、地球仪和世界地图等，让中国统治者开始接触西方科技。
利玛窦到达北京后，先后与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翻译了《几何原本》和《同文算指》。《几何原本》为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所著，全书共十三卷。该书比较全面的向中国人介绍了几何学的基础知识，仅就数学术语的制定而言，点、线、面、直角、锐角、钝角、垂线、对角线、曲线、曲面、立方体、体积、比例等专用名词，都是由该译本首先确定下来并一直沿用至今，丰富了中国几何学的内容。此外，徐光启通过研究西方著作，自行撰写了《测量异同》和《勾股义》。康熙爱好自然科学，他在位时派传教士白晋回到法国募集科学著作，1713年于畅春园设算学馆并培养八旗子弟学习数学。由康熙亲自主持编写的《数理精蕴》于1723年出版，内容包括明末传入中国的几何、代数、三角等内容，对清朝的数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传教士引入的西方历法改变了中国历法的面貌。中国古代天文学很长时间以来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到元朝时达到顶峰。然而，自明朝以来，中国的历法出现了停滞，明代使用的《大统历》是在元代郭守敬编撰的《授时历》基础上删定而成，误差很大，钦天监用此推测天相失误较多。公元1629年，崇祯皇帝下旨命礼部侍郎徐光启与耶稣会士汤若望等人重新编订历法，这就是《崇祯历书》。该历法参考哥白尼、伽利略、第谷、开普勒等欧洲著名天文学家的著作，内容包括天文学基本理论、天文表、必需的数学知识、天文仪器及传
统方法与西法的度量单位换算表五类。《崇祯历书》代表着中国天文历法又前进了一大步。
1583年，利玛窦在中国肇庆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现了西方的地图——《万国全图》，上面标有经纬度，绘有东西半球、陆地、海洋、南北极、赤道等，让中国人了解到一种表示世界全貌的新型方法。利玛窦进京时，重新制作了带来的世界地图，将中国放在了地图中央，这就是中国第一张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图》。后天主教徒李应试在利玛窦的帮助下，制成18张地图，称为《坤舆万国全图》。1708年，康熙皇帝命耶稣会士欧洲人雷孝思、白晋、杜德美及中国学者何国栋等人编绘全国地图，该图以天文观测与星象三角测量方式采集信息，采用梯形投影法绘制，比例为四十万分之一。此图于1717年完成，被称为《皇舆全览图》，它在技术上改变了过去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方格绘图法，奠定了我国用经纬度绘制地图的基础，从而增加了地图的科技含量，使之成为清代以后各朝绘制地图的蓝本。
2.2文化艺术的传播
西学东渐一个最基础的工具便是语言，利玛窦进入中国后，与罗明坚编订了世界上第一部中西互译辞典——《葡汉辞典》。《葡汉辞典》收录了大量中国地名及中国周边地名如“流
球、高丽、安南、朝鲜、暹罗、京都”，甚至收入了“南极”这样的新词。为了传教，利玛窦等传教士们还努力寻找与《圣经》内容相对应的概念。利玛窦借用四书五经中提到的“上帝”一词来翻译“God”，被后人沿用至今。1584 年，他用适合中国百姓的文体改写了罗明坚的《天主实录》，取名《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使之成为中国天主教第一本教理书籍。利玛窦入华后，西方的绘画艺术也随着传教士们传入中国。他们带来了内容丰富的西洋画，涉及人物、建筑、器皿、风景等。清朝时期的传教士南怀仁、马国贤、郎世宁、王致诚等都是著名的西洋画师，他们将西方的绘画理念介绍给中国人，为中国画注入了新的元素。中国山水画中开始出现运用西方透视方法来表现的尝试，透视、色彩、光影、体积、明暗等西洋画方法被大量运用在肖像画创作之中。
1747年，传教士蒋友仁经郎世宁推荐，被乾隆皇帝委派参加修建圆明园长春园“西洋楼”建筑群，其中海晏堂前的“十二生肖喷水池”设计精妙，成为圆明园的重要景点。
3“礼仪之争”与西学东渐的中断
3.1“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并最终导致了西学东渐的中断。利玛窦进入中国后，为了便于传教，主动适应中国人的祭祖祭孔的风俗习惯，对于那些并不违背基督教根本信仰的习惯，一般采取宽容的态度，被康熙称为“利玛窦规矩”。然而，在利玛窦去世后，他的继承人龙华民对“利玛窦规矩”提出不满。后天主教各修会陆续来到中国，1631年，多明我修会神甫到达中国福建，对“利玛窦规矩”大加斥责，神甫黎玉范回到罗马后，向教廷控告耶稣会士，最终导致罗马教廷的介入。1645年9月12日，罗马教廷经教皇英诺森十世批准，发布通谕禁止天主教徒参加祭祖祭孔，不过，到了1651年，耶稣会教士卫匡国到罗马向教皇申辩，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决定准许耶稣会士照他们的理解参加祭孔等活动，只要不妨碍教徒的根本信仰即可。1693年3月26日，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阎当主教打破各方妥协，在他所管辖的福建代牧区内发布了禁止中国教徒实行中国礼仪的禁令，将争议迅速扩大，使这一原本纯宗教学术的问题，逐渐演变成为清王朝和罗马教廷之间的政治斗争。
3.2康熙与雍正时期的禁教
罗马教廷于1701年和1719年先后派多罗和乐嘉两位特使来华，希望中国康熙皇帝支持罗马
教廷的禁令。1707年，多罗在南京发布禁令，惹怒康熙皇帝，被捕押往澳门。1721年，康熙观看了嘉乐自教廷带来的教皇禁令“自登基之日”，勃然大怒，说：“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更何况西洋等人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钦此。”这是康熙决心禁教的开始。雍正继位后采取了更加严厉的禁教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驱赶西方传教士，最终，除了在钦天监任职的20余人外，绝大部分传教士都被驱逐出境。传教士的离去也表明西学东渐的高潮过去，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过程暂时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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