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森和他的利益集团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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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1932－1998），1932年生 于美国北达科他州，1963年在哈佛 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教授。1990年在马 里兰大学创立了“体制改革与非正规部门研究中心”(IRIS)，专 门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进行研究。[1]主要论文有：“通向 经济成功的一条暗道”，（1992，《市场经济在东欧的兴起》）、“专制、民主与发展”（1993，《美国政治学 评论》）、“掉到地上的大面额钞票没人捡：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1996，《经济学展望杂志》）。他的主要论著有《战时短缺经济学》（1963）、 《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份准备中的社会报告》（1969）、 《没有增长的社会》（1974）、《健康护理经济学新方法》（1982）、 《国家的兴衰探源》（1982年）、《权力与繁荣》（2000年，遗著）。主要的代表作就是：《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兴衰探源》和《权力与繁荣》（这 三本书现在都有了中文译本）。1986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最高奖之一（Gladys M. Kammerer Award）。1993年获 得美国管理学
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在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
奥尔森 于1998年2月19日在办公室门口心脏病突发去世。Yegor Gaidar教授说，“在我们看来，像奥尔森这样的教授是无可替代的。人们将在很长的时间内看到奥尔森对经济学作出的巨大贡献”。奥尔森的合作者之一 Peter Murrell教授也感慨的说，“我们怀念（奥尔森）奔涌的智慧”。[2]罗 伯特·梭罗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说道：“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 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曼瑟则不同，他别具一格。这使我们更加怀念他。”奥尔森去世两周后《经济学家》杂志便发表了讣告，并在其遗像下配了 一行说明词，把他称为“利益集团的鞭挞者”。这篇讣告同时说，如果奥尔森没有去世，他的集体行动理论很可能会让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 奖。在奥尔森去世两周年之际，《经济学家》杂志又发表专门文章，评介他的遗著《权力与繁荣》。该文的结束语是这样写的：“奥尔森是不 可替代的，但有这样一部杰作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二
概言之，奥尔森提了三个看似平常、实则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
动常常难以实现？国家兴 衰的根本原因何在？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可为何有些经济繁荣而另外一些却遭受贫困？《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1965）可以说是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并在回答过程中奥 尔森开创了与其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集体行动经济学”。群体规模，搭便车，选择性刺激等范畴业已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分析之中。《国家的兴衰》（1982）则是他运用集体行动理论来解释国家之繁荣与萧条历 史现象的一次成功尝试，同时他还进一步丰富了一些极有价值之概念或命题的内容，比如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s ），分利集团以及个人理性并非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等。《权力与繁荣》（2000）通过引入政府权力于经济增长分析之中，说明了国家 权力与私人权利、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繁荣程度。[3]解答这三个问题的核心概念就是“分利联盟”，也就是我们讲的利益集团理论。所以，要了解利益 集团理论必须把这三本著作联系起来看。从集体行动到利益集团分利行为再到国家兴衰，奥尔森的思想是前后贯通的。
《集体行动的逻 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1965）实际是奥尔森的博士论文。集体行动理论是其利益集团理论的逻辑前提。
后者是 前者的具体应用。所以，谈利益集团理论首先要讲的就是集体行动理论。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提出之前，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的观念是，如果属于某一集团或某一 阶级的个人之间共同利益足够大，同时他们均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该集团或阶级便会自然地团结起来为其集团利益而奋斗。比如，马克思关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 起来”的一系列观点。奥尔森发现，这个貌似合理的假设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产生。相反地， 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极其有害的结果。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 非常不容易。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然而，随着集体人数的增大，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 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而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的行为也越难被发现。当经济发生了严重通货膨胀的 时候，理性的个人是不会有人去缩减自己的支出并以此来降低通货膨胀率的。同理，在经济萧条时期亦没人会增加支出以求经济增长的。由于每个人知道自己得力量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微乎其微，所以人们往往选择对整个社会似乎是不负责任得做法，这种现象在公共选择理论中被称之为“理性的无知”，因为希望别人都去努力而 自己坐享其成实乃理性人之本
性－－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搭便车”或“外部性”问题的一类，所以，价格稳定这类对大家均有益处的集体理性无法自发地 出现。奥尔森通过研究，发现了集体行动产生的两种特定条件：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不对称”说的是集体成员收益的不对 称。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来得越大，他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共容利益的概念也由此产生。选择性激励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 反向激励两种。正向激励通过搭卖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反向激励是惩罚搭便车者的措施。
后来，行为经济学家设计了诸如“哀的美敦讲价实验” 和“信任游戏”等决策实验，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窥探。许多这一类的研究都发现，百分之四十到六十六的人属于“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一类。这类人被称为“规范使用者”。另外大约有百 分之二十到三十的人是自私自利的人。这类人就是奥尔森模型假设的那种人。无论别人如何善待他们，这些人都不会有所回报。这类人被称为是“理性利己主义 者”。“规范使用者”又可以细分成两种。一种叫“条件合作者”，另一种叫“志愿惩罚者”。“条件合作者”是老好人。他们愿意发起协作行动，并且只要群体中 有一定比例的人以互惠行为作反应就坚持合作。可是，“条件合作者”对搭便车行为的容忍度却不尽相同。他们对集体行动的贡献与搭便车人数成反比。搭便车的人 越多，“
条件合作者”对集体行动的贡献就越少。一旦搭便车的人数超过他们的容忍度，这些人也将采取不合作行为。因此，“理性利己主义者”会驱使“条件合作 者”作出自私自利的行为选择。“志愿惩罚者”是“疾恶如仇”的侠客。“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行为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自发志 愿地对搭便车者进行惩罚。惩罚可以是口头批评，也可以是给搭便车者造成物质损失。即使惩罚行为对“志愿惩罚者”本身的个人利益造成明显的损失，他们也在所 不惜。研究发现，“志愿惩罚者”的存在对于集体行动的结果有很大影响。他们约束搭便车行为，起着维护社会行为规范的作用。他们的惩罚使“理性利己主义者” 不得不计算受惩罚的成本，修改自己的行为。如果没有“志愿惩罚者”，搭便车者不受约束，“条件合作者”就会逐渐减少甚至停止为集体行动作贡献，对集体有益 的公共物品就生产不出来。[4]
《国家兴衰探源》是《集体行动的逻辑》在具体问题上的应用。在该书的开篇，奥尔森列举了国家兴衰的诸多先例，并提出这样的问题：二 战后德国和日本为什么能迅速崛起，而英国却处于经济停滞的状态？欧共体六国为什么比其他成员国增长迅速？为什么在美国国内也会出现地区经济增长的巨大差 别？奥尔森认为，并没有非常令人信服的理论来说明这种时运逆转现象。对于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角度解释国家以及国家内部不同地区增 长
差别的经济学家及其著作，奥尔森认为他们都没有追溯到造成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他评价到：“它们追溯到江河源头的小溪与湖泊，但没有解释注入这些源头 的雨水是怎样生成的。同时，它们也没有说明经济发展的渠道是如何被堵塞的——即某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为何受到阻 碍。”奥尔森认为，是由于存在着大量的试图搭便车的分利集团导致了一些国家增长的停滞。奥尔森指出，集体中有搭便车的个人，国家中也有搭 便车的群体。利益集团就可以通过“寻租活动”（rent eking）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改变收入再分配的方案，从而 增加利益集团自己的收入。这些政策包括税收、补贴政策，禁止企业进入、禁止资金和人才的流动，竖立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保护主义政策等。比如，英国就有庞大 的特殊利益集团网，美国各式各样的 “院外活动”就是利益集团游说参众两院、影响收入再分配的寻租活动。而且各国的
利益集团的分利行为有很大不同。
当分利联盟的寻租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国家的决策效率下降，制定经济政策的时间延 长，影响整体社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资源重组的能力，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当多个分利联盟串通共谋、取得制定经济政策的支配性地位时，国家的政策便成 为这些利益集团坐地分赃的工具，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就深受其害。分利联盟就像是闯进瓷器店里
哄抢的几帮强盗，他们抢走的少，打烂的多。 分利联盟通过损害国家、社会的利益来实现群体、个人 的狭隘利益。为什么受害的人们会任由他们这么做呢？奥尔森指出，这还是搭便车的行为在作怪。当国家、社会蒙受损失时，群体、个人的利益也受损。不过，如果 将由某一项政策带来的损失分摊到个人身上，其数目就微不足道。这时候，个人的搭便车
行为是理性的选择。造成英、美等国家经济发展呆滞的主要原因是数目繁多的分利联盟进行了大量寻租活动。这些活动将收入转移给利益集 团，但是每一种转移都是以牺牲国家和社会利益为代价的。其结果使体制僵化，经济缺乏活力。同时，奥尔森还以以分利联盟的寻租活动解释七十年代西方国家经济 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现象。 与英国、美国相比较，日本与德国战后的迅速发展得益于战争对原有利益集团的破坏，因为任何对社会组织的重 组、任何对分利联盟和它们特殊利益来源的破坏，都会加快经济发展。这也体现在奥尔森的遗著《权力与繁荣》 里面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讨论。
对于不同国家的利益集团的分利行为的不同，奥尔森对比了北欧国家工会和英美国家工会。英 国和美国的工会多半是行业性组织，它们在要求提高工资时，从不考虑这些要求对劳工市场、对出口产品竞争力以及整体宏观经济的影响。这些组织存在搭便车的心 态，希望别的行业不会跟风、希望自己的工资要求不会带来工资的轮番上升和宏观经济形势的恶
化。而瑞典和挪威的工会组织则不同。这些国家的工会是全国性的组 织，涵盖面很大。工会的行动对宏观经济有显而易见的直接影响。因此，这些工会的行为就十分慎重，对国家利益比较照顾。奥尔森由此又回到了他提出的关于分利 集团的推论：较小的集团比大集团更可能自发地组织起来（推论3）。这 就说明，很多比较小的特殊利益组织（如英国和美国的同业工会）可能都是工业化初期遗留下来的产物，而成立较晚的特殊利益集团，部分地汲取了较早工业化国家 的经验，就可能建成如资助者或发起者所希望的那种规模。由于交通和通讯以及组织大型团体所需其他技术的进步，使得近代比过去更有可能组成这种团体。显然， 小的及比较单一的社会比起大的和花样多的社会更有可能组织起综合性的团体。所以，奥尔森从中总结出“狭隘利益”（narrow interest）与 “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的根本区别。“狭隘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与社会的 繁荣关系不大，因而存在强烈的激励企图通过损害社会利益来提高自身利益。 “共容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与社会的繁荣密切相关，因而在争取收入再分配时比较有节制，注意减少对社会利益 的危害。
《权力与繁荣：超越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专制》（Power And Prosperity：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是奥尔森生前最后一部重要的著作，是对他前两
部著 作研究的深化。在分析了利益集团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影响之后，奥尔森试图提出国家实现繁荣的条件是什么。如果说前两部著作目的在于解释问题的话，那么这部著 作就目的就在于解决问题。其实，《权力与繁荣》的主要观点其实已经体现在奥尔森1996年在 美国《经济学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 发表的《掉到地上的大面额钞票没人捡：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的文章中。[5]奥尔森认为，不管一个社会是贫穷还是富裕，它都有经济和政治组 织。经济推动政治，并且政治控制经济。忽略掉政府的市场理论──或者把经济看作是外生的政治思想──都具有天生的局限性，是不可靠的。这些理论不能说明 政府形式和经济财富间的关系，不能解释为甚么有些社会富裕而有些社会贫穷。奥尔森发现，解释国家间贫富差别的道理虽然有千条万絮，只有一条是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只要巧取豪夺比生产建设来得容易，掠夺活动就会使投资、分工、合作等创造活动萎缩，经济就不发达，社会就贫穷。在《权力与繁荣》 这部著作中，奥尔森分析了以下问题：为什么有的市场经济国家贫穷，有的富裕？为甚么市场经济不是保证国家繁荣的唯一条件？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能够带来经济繁 荣？奥尔森还特别分析了前苏联共产主义在早期取得了比较迅速的发展，而在转向民主改革、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后反而不如改革以前的经济状况。前共产主义国家存 在大量的腐败的原因是什么。
奥尔森分析了苏联型共产主义国家的演进与转型。他认 为，苏联共产主义国家选择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是其领导人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的结果。斯大林通过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获得了对全国资源的控制权，提高 了整个社会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然后将这些资源用于生产资本密集型的产品。为此，斯大林取消了生产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由于官员之间、企业之间 的串谋，社会生产呈现出无效率状态，国家能够从社会生产中获得的资源越来越少，并最终导致了政府的巨大财政赤字。按照奥尔森和姆瑞尔(Peter Murrell)解释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兴衰的理论，中央计划经济一般经历三个阶段：共容利益主导期，分利联盟发展期，以及体制僵化期。苏联已经到了 体制僵化的时期，其社会的僵化已经非常严重，这一时期，没有人关心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经济表现越来越差，贪污、腐败盛行，对国有资产的存大家都抱 着“不拿白不拿”的心态。人们的行为表现为从既有的“蛋糕”当中分得一块，而不是努力去做大“蛋糕”。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之后，国有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中根 本没有自生能力。国有企业的经理和工人们反对私有化，因为他们的生活反而不如改革以前了。另外，奥尔森还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 改革成功的原因在于改革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消除了利益集团，为改革清除了障碍。[6]
奥尔森通过“罪犯比喻”提出了“坐寇－流寇论”，他的这一发现得益于一本关于冯玉祥的书。[7]这本书介绍冯玉祥率领二十万北洋大军围剿白狼，受到百姓的拥戴。白狼是民国初年的农民起义领 袖，是势力遍及河南、陕西、甘肃的“流寇”。冯玉祥则是统治西北的军阀，盘踞一方的“坐寇”。 奥尔森感到不解的是：流寇偶尔来抢，得手就离开。坐寇却反复掠夺同样的人。为什么民众宁愿接受坐寇的统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奥尔森认真地研究政府的起 源。在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原始社会里，原始部落一般由50到100人组成。由于人数不多，部落内的和平秩序可以通过自 发、自愿的协商来实现。而到了农业社会，生产力提高，人口增长。这时，社会无法自动实现和平秩序。通过这个犯罪的隐喻，奥尔森提出了国家起源的流寇定居理 论。他认为，存在一群流动帮匪，到处掠夺。后来，这群流动帮匪发现，通过在一固定地区征税，对该地区提供保护等公共产品，能够得到更多利益。于是，他们定 居下来，对其成员制订了一些规章制度，严格保护成员产权，不准外来者掠夺该地区，也不准内部成员随意掠夺或盗窃他人财产。这样，国家就产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