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产品理论的重要内容
摘要：公共产品是私人产品的对称，是指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公共座椅，亦称“公共财货”、“公共物品”。西方经济学用语，指能为绝大多数人共同消费或享用的产品或服务。如国防、公安司法等方面所具有的财物和劳务，以及义务教育、公共福利事业等。特点是一些人对这一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另一些人对它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某些人对这一产品的利用，不会排斥另一些人对它的利用，具有非排他性。一般由政府或社会团体提供。公共产品理论，是新政治经济学的一项基本理论，也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职能转变、构建公共财政收支、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基础理论。
关键词：公共产品 政府
根据公共经济学理论，社会产品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按照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的定义，纯粹的公共产品或劳务是这样的产品或劳务，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产品或劳务消费的减少。而且公共产品或劳务具有与私人产品或劳务显著不同的三个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 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而凡是可以由个别消费者所占有和享用，具有敌对性、排他性和可分性的产品就是私人产品。介于二者
之间的产品称为准公共产品。一是主要介绍公共产品理论，讨论公共产品提供的效率问题，基本不介绍和分析国内主要支出形式，更谈不上如何在公共产品理论基础上分析财政支出的具体内容；二是分别介绍公共产品理论和国内财政支出的主要内容，但国内财政支出的分析并不是建立在公共产品理论之上的，即国内财政支出的分析脱离了公共产品理论。
效用的不可分割性
私人产品可以被分割成许多可以买卖的单位，谁付款，谁受益。公共产品是不可分割的。国防、外交、治安等最为典型。受益的非排它性私人产品只能是占有人才可消费，谁付款谁受益。然而，任何人消费公共产品不排除他人消费（从技术加以排除几乎不可能或排除成本很高）。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白搭车”现象。
消费的非竞争性
边际生产成本为零：在现有的公共产品 供给 水平上，新增消费者不需增加供给成本。边际拥挤成本为零：任何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享用该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个人无法调节其消费数量和质量。
边际拥挤成本是否为零是区分纯公共产品、 准公共产品 或混合产品的重要标准。
根据西方 经济理论 ，由于存在“ 市场失灵 ”，从而使市场机制难以在一切领域达到“ 帕累托最优 ”，特别是在公共产品方面。如果由私人部分通过市场提供就不 可避免地出现“ 免费搭车者 ”，从而导致 休谟 所指出的“公共的悲剧”，难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最大化，这是市场机制本身难以解决的难题，这时就需要 政府来出面提供公共产品或劳务。此外，由于 外部效应 的存在，私人不能有效提供也会造成其 供给 不足，这也需政府出面弥补这种“ 市场缺陷 ”，提供相关的公共产品或劳务。
历史发展
早在上个世纪末， 奥地利 和意大利学者将 边际效用价值论 运用到财政学科研究上，论证了政府和财政在 市场经济运行 中的合理性、互补性，形成了公共产品理论。 1919年产生的 林达尔均衡 是公共产品理论最早的成果之一，林达尔认为公共产品价格并非取决于某些政治选择机制和强制性 税收 ，恰恰相反，每个个人都面临着根据自己意愿确定的价格，并均可按照这种价格购买公共产品总量。处于均衡状态时，这些价格使每个人需要的公用产品量相同，并与应该提供的公用产品量保持一致。因为每个人购买并 消费 了公用产品的
总产量 ，按照这些价格的 供给 恰好就是各个个人支付价格的总和。 林达尔均衡 使人们对公共产品的 供给 水平问题取得了一致，即分摊的成本与 边际收益 成比例。总之， 林达尔均衡 指个人对公共产品的 供给 水平以及它们之间的成本分配进行讨价还价，并实现讨价还价的均衡。
主要思路
是将公共产品供给的决定诉诸政治程序，用公众投票方式解决，如 布坎南 及其“ 公共选择学派 ”，他们使公共产品理论研究的领域得以拓宽，研究非市场决策，发展了 公共选择理论 。 还有一种思路是设计一种计划程序诱导个人会基于自己的利益而真实显示其对公共产品的 偏好 即激励机制设计问题， 克拉克 和格罗夫斯等人对后一思路进行了大胆探讨。
从财政学角度
公共产品的存在给 市场机制 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即使某种公共产品带给人们的利 益要大于生产的成本，私人也不愿提供这种产品，因为公共产品 非排他性 和 非竞争性 的特征，在公共产品消费中人们存在一种“ 搭便车 ”动机
公共产品理论
，每个人都都想不付或少付成本享受公共产品。只好政府出面担当此只能，但公共产品其价值如何确定？ 边际效用价值论 便赋予无形的公共产品以主观价值，从而使社会能采用统一的 货币 尺度去衡量对比公共产品的供应...
公共产品理论对中国改革的实践有很强的解释力和借鉴作用，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没有买方市场，大量产品有公共产品的特征，效率低下，阻碍了经济发展。1992年中央宣布逐渐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以后，这一状况得到了改善。但是“什么是政府应该管的，什么是应该由市场内在运行解决的”以及“政府如何才能管好”依然是一个重要持久的课题。从广义上讲“制度”、“政策”也是公共产品，在中国过渡转型时期，运用公共产品理论分析制度变迁，分析市场与“公共选择”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尤其是对政府行为边界及其公共产品生产效率进行研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改革作为一个制度变迁过程本身就是公共选择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