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共产品理论述评
公共产品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西方公共产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影响西方公共产品理论的因素很多，包括科学技术因素、文化因素和“选择性激励”机制。西方的公共产品理论在解决市场失灵、缓解本国社会矛盾、减轻社会摩擦、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西方 公共产品 形成与发展影响因素 作用
西方公共产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公共产品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1919年产生的林达尔均衡是公共产品理论最早的成果之一，林达尔认为公共产品价格并非取决于某些政治选择机制和强制性税收，恰恰相反，每个人都面临着根据自己意愿确定的价格，并均可按照这种价格购买公共产品总量。处于均衡状态时，这些价格使每个人需要的公用产品量相同，并与应该提供的公用产品量保持一致。因为每个人购买并消费了公用产品的总产量，按照这些价格的供给恰好就是各个个人支付价格的总和。林达尔均衡使人们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问题取得了一致，即分摊的成本
与边际收益成比例。总之，林达尔均衡指个人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以及它们之间的成本分配进行讨价还价，并实现讨价还价的均衡。
萨缪尔逊（森）1954年、1955年分别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和“公共支出理论的图式探讨”提出并部分地解决了公共产品理论的一些核心问题。他在“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一文中将公共产品定义为这样一种产品：每一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减少任何他人也对这种产品的消费。这一描述成为经济学关于纯粹的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
1956年蒂鲍特发表了论文“一个地方支出的纯理论”，随即出现了大量关于地方公共产品的文献，地方公共产品问题指：一些公共产品只有居住在特定地区的人才能享用，因此个人可以通过迁居，来选择他消费的公共产品。
布坎南在1965年的“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中首次对非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进行了讨论，公共产品的概念得以拓宽，认为只要是集体或社会团体决定，为了某种原因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繁荣物品或服务，便是公共产品。同年，贝冢最先引入了公共产品要素的概念。
1969年，萨缪尔逊（森）指出对林达尔均衡理论提出了批评，指出：因为每个人都有将其
真正边际支付愿望予以支付的共同契机，所以林达尔均衡产生的公共产品供给均衡水平将会远低于最优水平。
1973年，桑得莫发表了“公共产品与消费技术”。着重从消费技术角度研究了混合产品（准公共产品）。20世纪70年代以后，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主要集中在设计机制保证公共产品的决策者提供的效率原则。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将公共产品供给的决定诉诸政治程序，用公众投票方式解决，如布坎南及其“公共选择学派”，他们使公共产品理论研究的领域得以拓宽，研究非市场决策，发展了公共选择理论。还有一种思路是设计一种计划程序诱导个人会基于自己的利益而真实显示其对公共产品的偏好即激励机制设计问题，克拉克和格罗夫斯等人对后一思路进行了大胆探讨。
西方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因素
（一）科学技术因素
西方德姆塞茨模型的核心在于用经济日益专业化因素来解释政府增长的原因。经济日益专业化导致专业化利益集团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经济利益，从而对政府保护这种公共产品
的需求存在差异。在产业革命之前，专业化利益集团面临的是：市场重构先于工业化；增长顺利的产业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动要求保护。此时，在公共选择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的专业化利益集团，不需要政府保护这种公共产品或对之需求甚少。
（二）文化因素
西方学者认为：在个人独立性较大的文化环境中，相对较多的问题是通过直接的交换解决的，而在人们习惯于依赖上级的指示，对上级比较忠顺的文化环境中，许多问题就不再通过直接交换，而是通过某个权威在市场之外进行协调来解决。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可分为五种类型，由于这五种类型的归纳是以政府活动范围的大小为前提的，因此，他们对文化因素的论述也可作为不同国家即使在技术水平一样的基础上，仍存在公共产品的提供存在差异的原因。文化因素的作用同样是通过影响个人的选择而得以发挥的。
（三）“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的惯性使人们的选择行为存在差异，也就是说，“路径依赖”的惯性使人们的选择行为难以发生改变。如尽管英国和西班牙在17世纪都面临财政危机，也都力图通过与选民
对话来解决这一问题，但结果不一样，英国确立了议会的权威和民法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迅速走上了繁荣昌盛之路，而西班牙只是把议会作为可有可无的摆设，改革只是实现了不穿皱领大衣。这是因为至少从13世纪起，英国就不同于一般农民社会，家长制、延伸性家庭、妇女的低下地位等传统农民社会的特征已不复存在，且具有易变的个人主义导向。而这些是西班牙所没有的。由于“路径依赖”使得英国和西班牙所走的路是大不相同的。
（四）“选择性激励”机制
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这就会鼓励自利的个人（理性的人）支搭别人的便车。但是如果人人都想搭便车，那么公共产品将得不到提供。为此有必要对支持或不支持集团共同利益（公共产品可视为共同利益）加以区别对待。公共产品对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利，这样，不管是对公共产品提供做出贡献，还是没有做出贡献的人，都能获得正常的收益。此时大家的收益都一样，如果没有其他收益或惩罚即缺少“选择性激励”，显然是对做出贡献者是不公平的，也就难以鼓励人们推动公共产品的提供。而当社会上存在“选择性激励”时，情况便会发生变化。由于做出贡献者将因之获得额外收益（如额外奖金、红利或荣誉等），而违背集体利益将受惩罚，这将极大地促进公共产品提供效率的提高。运用“选择性激励”
机制也可以说明即使是有着相同的公共产品需求的国家，公共产品的提供情况也可能不同。
西方公共产品理论的现实意义
西方的公共产品理论意义在于提出了一个政府机制应该怎样做的规范化标准并为实际中的财政机制变化指明了方向和提供了评判依据。公共产品论将财政分析的视野从单纯的财政收支拓展到支出所提供的服务上，使西方财政理论真正延伸到了财政活动的终点上。财政活动的目的和结果，主要体现在政府通过产品分配为整个社会的成员所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上，也是财政活动最应受到重视的“产出”，是社会全体人们“消费”公共服务时所获得的利益大小。
公共产品理论通过林达尔模型和萨缪尔森模型，针对公共产品不同于个人产品的特点，将私人经济的市场效率准则运用到公共产品的最佳供应的分析上来，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模型，并力求对财政收支进行数理分析。
“税收价格”问题。林达尔模型分析了两个消费者共同分担一件公共产品的成本问题，即每
人在总税额中应纳份额应与他从该公共产品消费中所享有的边际效用价值相等。这就从价值论上解决了公共产品供应与其费用来源的关系问题，说明了税收是公共产品的“价格”，是个人为享用公共服务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而在财政理论中直接体现了市场经济的要求。
公共产品理论认为，按照受益区域的大小，公共产品可区分为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地区性公共产品，并且地区性公共产品内部还可以继续细分，这就为西方财政体制划分提供了主要的理论依据，即全国性公共产品应由中央或联邦政府提供，范围大小不同的地区性公共产品由不同层次的地方政府提供，几个地区共同受惠的公共产品主要由有关地区联合提供。
西方的公共产品理论在解决市场失灵、缓解本国社会矛盾、减轻社会摩擦、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无论如何它是无法根治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尖锐化这个本质问题的。
参考文献：
1.吴敬琏.路径依赖与中国改革[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理论纲要[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