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军平(1962-)，博士生，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比较文化收稿日期:2002-10-11
2003年第1期总第166期
外语与外语教学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2003,№1Serial №166
互文性与诗歌翻译
刘军平
(武汉大学外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摘 要：本文审视了互文性与诗歌翻译的关系。互文性强调文本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克里斯蒂娃认为，每个
文本都是用马赛克般引文拼嵌起来的图案，每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本文认为，中西诗歌翻译在音韵、意象及意向性方面具有大量的互文性特点，作为译者既要充分认识到中外诗歌中互
文特点，又要采取适当的策略传递互文的契合。
关键词：互文性；诗歌；文本；翻译；意象；意向性
A bstract :The paper mainly examines the relations hip between intertextuality and poetry translation .Intertextuality is the precondition for understanding all texts and it highlights the inter -dependence and impact on the intertext .By q uoting Julia Kristeva 's view that every text is constructed as a mosaic of citations and every text is an absor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other texts ,the author considers that there exist abundant intertextualities in East -West poetry in terms of ver rhythm ,imagery and intentionality .As a translator ,on the one hand ,one must be appreciative of the intertextualities in poetry and on the other hand ,he must adopt adequate strategies to convey faithfully the inter -textual affinitie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stud y bet ween intertextuality and poetry translation will shed new perspective and light on translation studies .
Key words :intertextuality ,poetry ,text ,translation ,image ,intentionality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03)01-0055-05
1.概述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指文本间的相互关系。Basil Hatim (1996)认为，广义互文性是所有文本理解的先决条件，它包括作为符号学整体的甲文本对其它文本的依赖。其他文本作为一个预先独立存在的文本，可能与甲文本发生联系、产生影响。互文指涉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存在于文本之内的互文关系(内互文性)；第二类是存在于不同文本之间的关系(外互文性)；第三类是通过滑稽模仿提出相反观点的反互文性指涉(contratextuality )。本文探讨的重点是第二类。
朱丽亚·克里丝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于1969年首先提出这一概念，她认为先前话语的存在是所指行为的前提条件。
朱丽亚·克里丝蒂娃在《符号学》和《诗歌语言革命》中用互文性、现象文本、生成文本(intertextualit ′e ,phenotexte ,geno -texte )等术语说明文本间相互补充和交流。她认为互文性既包括文本之间空间的组合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ship )，又包括此时文本与彼时文本在时间上的聚合关系(association rela -tionship )，它体现空间与时间、历时与共时的统一。她说:“任
何语音链都具有一种发送源，它使身体与其生物学的和社会
的历史相联系，任何文学史、美学或风格学，如果它们仍囿于彼此分割的状态的，都是不可想象的。”(张首映,1999:442)
解构主义赋予互文许多独特的使命和意义，藉此取代结构主义锲而不舍地追寻的模式。解构主义希望批评家同时阅读多种文本，在不同文本之间印证某种相似性和类似性。因为世界上没有绝然独立的作品，也没有单一的独创性作品。传统所说“第一部”、“独创的”、“无与伦比的”等评价作品的形象性词语，不仅言过其实，而且不符合“互文性”特点。解构主义认为，只有通过“双重解读”、“双重文本”、“双重批评”，才能呈现“互文性”。罗兰·巴特扩展了文本理解的条件，互文性对巴特来说不仅仅包含文化及意识形态的意义，而且超越了“语言代码”概念的中立意义。巴特(1970)说:“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文本。例如，先前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过去引文的一个新织体。”(王一川,1994:222)
罗兰·巴特的这一观点与克里丝蒂娃(1969)的原意不谋而合:every text is constructed as a mosaic of citations ,every text is
DOI :10.13458/j .cn ki .f latt .002659
an absorption and trans formation of other texts(Hatim,1990:125)。不难看出，克里丝蒂娃、巴特等人提出的互文性概念，为文本理论注入了新的社会历史意义，有力地冲击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抽象的文本理论，同时又给翻译理论带来了契机和新的研究视角。特别是诗歌在不同民族中总被看成可以涵盖一切文艺样式审美本质的、最高的艺术审美形式而给予重视。诗歌中的节奏、韵律、意象、原型等
艺术符码充满张力和多义性。而每一诗歌文本都由若干不同系统(语音、字词、意象、格律、用典、模仿)交叉而成，它们不断组合、冲突和破裂，组成互文性的多义，如此循环以至无穷。每一次互文的指涉都使文本的意义更加丰富而多义，寓意更为深远。如果说“美即寓意”，那么，诗歌文本就是高度浓缩、多义、变化和复合的寓意，因而是美的文本系统。
现在让我们来将诗歌翻译置于互文性的背景下进行具体考察，重点是探索诗歌中互文性之关联及相互影响，以及译者在翻译诗歌互文时所采取的最佳翻译策略，并试图建立一种反映这种策略的认识途径。
2.互文性与诗歌的声音传递
诗歌的声韵与节奏体现了诗歌的音乐节奏与语言节奏。例如莎士比亚的名句:
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 tion
用的是轻重五步格，第五步多一音，第一步、第三步的重音仍同时是长音，第二、第四音两音步都较长，但英文诗并不十分计较这种长短的分别。第四步的语气的重音应在第一音(that)，而音步的重音却落在第二音(is)。如果严格地依音律谈,is应由轻音变为重音。本来轻而要变重，音调也须由低到高，这种以字音分步的办法通常叫做音组制(s y llabic s ys-tem)。近代英文诗有放弃“音组制”而改用“重音制(a
ccent s ystem)的倾向。尽管如此，音美(syllabic s ytem)是诗歌特性的使然。黑格尔说:“诗则绝对要有音节或韵，因为音节和韵是诗的原始的唯一的愉快感官的芬芳气息，甚至比所说富于意象的词藻还重要。”(黑格尔,1981:68)黑格尔把诗的声律置于词藻之上，还是从诗的美学特征着眼的。既然诗歌和音乐关系如此密切，那么译者在译诗的时候在做到不因音害义的前提下，应努力用声音去呈现诗歌的“芬芳气息”。诗歌的“芬芳气息”可以随着互文性的“缕缕春风”，吹遍其它文本。
读者都熟悉李清照那首著名的《声声慢》，开头七组叠字的运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我们无需仔细琢磨这七组叠字的语义，只是从它们语音的组合中，就能感受到一种孤苦悲凉的情味。这七组叠音词由七个均等的音步造成一种缓慢的节奏，用可以轻长发音的平声字“寻寻”起音，并和声调略高但发音短促的“觅觅”构成一个音群，通过“觅觅”的发音在声调高处形成一种自然的停顿，然后用“冷冷清清”在略高的音调上经过过渡接着便连用了三组发音绵长但音调渐次降低，且不能响亮发出的叠音词。这样的语音组合，实在有如压抑不住的哽咽抽泣(叠音词长短高低轻重不同，如关关、凄凄、萧萧、荡荡之类都先抑后扬)，犹如茫然无依的低回叹息，吟诵之下，不知不觉间便被带入那种“怎一个愁字了得”的凄苦情境中。循着这样一种方式，让我们从语音的互文性角度来解读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沉默》的译文，我们也许能从互文性语音层面上品味到译文传达出的一些特殊意味。
沉默吧，隐匿你的感情,/让你的梦想深深地躲藏,/就让它们在心灵深处,/冉冉升起，又徐徐降落,/默默无言的夜空的星座。/观赏它们吧，爱抚，而沉默。
(飞白译[俄国]丘特切夫《沉默》)飞白的译文选用的多是如“沉默”、“默默”、“深处”等音色相对比较黯淡的圆唇元音字，以及不太容易响亮发声的舌面音或唇齿音，韵脚用的也多是声音短促的去声，以显得迂缓而节奏沉重，给人一种深沉而又有些压抑、苍凉的感受。飞白先生译文中的拟声效果词的使用无疑受到了中国传统诗的影响(王耀辉,1999:55)。
事实上，英语中通过拟声效果词的使用以达到特殊的艺术效果的例子不少。如运用元音、辅音l、m和n暗示平和与宁静。
The long day wanes;the slow moon climbs the deep;
Moans round with many voices—Ulyss 浪漫派诗人威廉·布莱克虽较少工于技巧，但仍留下了下列佳句:
For the gentle wind does move
其中，有众多的辅音l、f、v，听起来十分宁静。而在布莱克下面的诗句中，辅音b、r的重复听起来如汨汨泉涌: But a pebble of the brook
Warbled out the meters meet
丁尼生的《溪流》在用韵上可与布赖克相媲美。作为一位艺术家和拟声法大师，丁氏对布莱克的诗可以说稔熟于怀，他的b.r音的使用无不可以找到布莱克诗的互文声音:
I chatter over stony way s,
In little sharps and trebles,
I bubble into eddying bays,
I babble on the pebbles.
读者无须用夸张的语调朗诵这首诗，溪水潺潺的美妙之音就会不绝于耳。作为一名译者首先应对诗歌的拟声效果充分了解。其次应充分掌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后文文本和其他并置的指涉声音，在翻译过程中力图达到悲怆、平和、徐缓、欢快的声音效果，通过联想、文本互涉音韵之美，不仅可以倾听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而且可听到“金声玉振”的天籁之歌，这一切构成了译诗的有机整体。作为译者一定要从“大音希声”中去发现艺术作品中的弦外之音，从“希声”的空白中，去解读“韵外之致”的互文性
音乐暗示，并再现这种无声之美。如白居易的《琵琶行》中诗句的几行有两种译文: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The large strings hu mmed like rain,
The small—whispered like a cret,
Hummed,whispered—and then were intermingled
Like a pouring of large and small pearls into a plate of jade.
(Witter Bynner译) The thick strings loud thrummed like the petering rain;
The fine strings softly tinkled in a murmur stain.
When mingling loud and soft notes were together played,
You heard large and s mall pearls cascade on plate of jade.
(许渊冲译)“大弦嘈嘈如私语”，既用“嘈嘈”这个叠音词摹声，又用“如急雨”使它形象化,“小弦切切如私语”亦然。“错杂弹”再现了“如急雨”、“如私语”两种旋律的交错出现，令人耳不暇接，余音袅袅。两译家都较好地传递了原诗音韵之美。相比之下，许译通过用m音表厚重，用s头韵法表达轻盈更胜一筹。汉
语叠音词虽有所舍弃，但译者通过补偿手段，达到了具有与原文类似的音响效果。这些音韵手段使人联想到Al-fred Tennyson,Edgar Allan Poe和Algernon C.Swinburne等西方音韵能手对音韵的运用。因此，索绪尔说:“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索绪尔,1985:101)
译者必须注意到互文性中音响形象除了“声音表象”外，还具有较强的表现意义或表现功能。
3.互文性与诗歌意象传递
韦勒克(1984)在《文学理论》第十五章中讲到“意象、隐喻、象征、神话”四个概念，他认为:“意象是一个既属于心理学，又属于文学研究的题目。在心理学中，意象一词表示有关过去的感受上、知觉上的经验在心中的重现或回忆。”其实，意象是通过语句构图的能力，是语句中的关键词汇。读者读到词语会产生词语联想，会联想到词所指本身，也会联想到这个物象在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和特殊意义。不同的文化意象根据不同的读者、译者的感觉、经验会诱发不同的审美联想。
刘若愚先生曾翻译过《李商隐诗》，他深知诗歌翻译中中西意象传递的困难。他认为像望帝、庄周、沧海、蓝田等典故在《锦瑟》中十分难译。特别是最后两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但学贯中西的他联想到英国诗人济慈名诗《夜莺颂》中的末尾两行“Was it a vision,or a waking dream?/Fled is music:—Do I wake or sleep?”，从而指出这两首诗的共同主题是“人生如梦”。从中可
以看出，翻译家在传递一首诗时，努力从主题到意境建立一种氛围，一旦确立诗歌的基调并从中西诗歌中发现契合，意象的传递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The i mplication of the word entangles the translator in the web of intertextual relations and interrelated meanings。”(Gent-zler,1993:2)
事实上中西诗歌中的暗示、隐喻随处可见，翻译和阅读这些经典诗歌需要很强的互文性鉴赏力。同时，互文性的使用也给诗歌翻译提供了新的灵感。马致远的“枯藤老树”写的是乡村的荒凉，艾略特写的是都市的荒凉，但两首诗都在最后用了带感情的字眼(断肠人:lonely)；晏珠“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和秦观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情景也十分相似。
《断章》是卞之琳的名作，只有四行，引录如下: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钟爱的《花间集》，内有冯延己的《蝶恋花》，此词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两
句。《断章》与这两句何其神似!可以说卞氏的创造性的吸收与转化达到了不露互文性痕迹的程度。而译者要了解诗歌中的互文性需要有敏锐的嗅觉和深厚的学养，即可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钱钟书在《谈艺录》的序中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翻译诗歌的文本既可看作是同一文化源流中的契合，也可以看作是不同文化的相似性。作为译者需要对原文作者、作品、读者进行解读，同时也要将文本内的互文性传递给目的语的读者。最主要的当然是对文本互文性意象内涵的理解。如“雨”这个意象，在中国诗人笔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折射出不同于其他民族诗人的主体情绪。在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南方，每年5、6月份正是梅雨季节，绵绵不断的雨丝给人带来了无穷的惆怅。雨中离别、雨中思念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程式化意象或“套语”，并一直影响到现代诗中(张德明,1997:42):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王昌龄)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李商隐)撑着油纸伞
独自徘徊在悠长、悠长而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遇见一位
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戴望舒)显然,“雨”作为意象，在上引诗中已非文字意义上的一种由“云中降
落的液体水滴”，而是一种表示特定情绪和意味的艺术符号。这样，自然物象或超自然物象在诗人笔下，不再是其自然品性的如实呈现，而被赋予特定的品格和意义。这方面最典型的原始意象还可举出梅、兰、菊、竹和蝉等。在互文性中这些意象被千百次重复而形成千年不变的“意象套
语”(image formula)。故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车”总是“辚辚”地响,“马”常常“萧萧”地鸣,“雪”都是“霏霏”地下,“杨柳”一概“依依”地垂。
总之，意象的隐喻性、多义性及朦胧性是诗歌张力的体现。结构主义学者列维认为，如果把某一作品置于单一符号系统中，形式和内容的特点可达到统一。在翻译中如果将一部作品置于多重符号系统中，所表达的不确定性则越来越彰显。列维说:“The translation is not a unified work,but one which is full of tension and contradictions becau the content is interstruc-turally constructed,reprented as it were by t wo perspectives si-multaneously:from the view of the original signifying system and the angle of the cond language system.”(Gentzler,1993:83)在中国传统诗歌创作中，诗人常常化用前人诗句。如欧阳修的“绿杨楼外出秋千”，出自于冯延己的“柳外秋千出画墙”，而冯氏诗句又出自王维的“秋千竞出垂杨里”。对于这种“化用”的方法，笔者认为，也可适用英汉诗歌的互译。
当然，翻译中互文性的“化用”需要译者的灵感与艺术顿悟与再创造。正如后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指出的那样：原文作者已死，每一次翻译和重构都融入了译者全新的互文性感受。
4.互文性与意向性
功能语言学家认为，一个语篇所以能成立并发挥交际功能是因为其具有语篇性(textuality)，而语篇性又依赖于七大语篇特征或要素，即形式接应(cohesion)，语义接应(coher-ence)，意向性(intentionality)，接受性(acceptability)，信息性(informativity)，情景性(situationality)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此部分将重点讨论诗歌翻译中互文性与意向性的关联。
众所周知，互文性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互文本也不是一个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式的文本的结合。互文不只是简单的引文和指涉运用，诗歌的互文翻译也决不只是消极地用目的语的指涉替代原语的指涉。为达到某种文本功能和交际目的，互文性具有极强的意向性和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
“意向性”是表示意识活动与意识对象之间必然的、结构性关系的概念。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中世纪哲学典籍之中。布伦坦诺使用这一概念来说明心理学研究对象和物理学研究对象的区别：意识会“指向”某物的活动而保持自身的完整性与自主性。胡塞尔通过对意向活动的分析来确定意识对象，即通过意识的显现过程来说明现象。因此，意向性的理论主要是对意向活动的分析。意义是不同文化、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类心理活动共同指向的对象。这种指向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包含语用层面上的意义。我们在这里可以用心理学家常用的一个实验说明这一道理：中学生看到黑板上的粉笔点都会理解为这是一个没有体积大小的几何点，但小学生只知道它是粉笔点，更小一些的儿童会说这是
糖果、星星，等等。这是因为不同的人对粉笔点进行了不同种类的意向活动：儿童的意向活动是想象，小学生的意向活动是知觉，而中学生的意向活动指更基本的活动———意义活动，因为他们把握到粉笔点的意义———几何点。(赵敦华, 2001:98)
在翻译过程中，正是意向性的不可捉摸与互文性中隐喻的使用，使具有多层意义的诗歌话语变得扑朔迷离。毫无疑问，作为诗歌翻译的译者应极大限度地传递其诗学多义性。怎样准确界定原文作者的意向性?怎样在译者的选择与原作者之间建立一种关联?让我们通过具体实例来讨论: Gouns el to Girls
Gather ye robud while you may 趁早吧，快采那玫瑰花苞,
Old Ti me is still a-flying, 时间老人永在飞翔;
And this same fl ower that同一朵花儿
smiles today, 今天还在微笑,
Tomorro w will be dying. 明天就要枯萎死亡。
—Robert Herrick(何功杰译)不难看出，英文原诗与金昌绪的《春怨》在意境上有相似之处，而且译者本人也是在悟到这种相似之处才挥笔而就的。但是，在这里笔者不得不指出，从形式上讲格律诗并
不符合原诗作者的意向和目的语读者的意向，从风格上讲押韵的使用也不符合17世纪英诗的风尚，况且用“花开堪折直须折”直接套用乔治赫伯特的“Gather ye robud while you may”，出于目的语理解是可行的，但并没有忠实于原诗的意向性。这里我们也可以看看另一种译文:
可以采花的时机，别错过,
时光老人在飞驰;
今天还在微笑的花朵
明天就会枯死。(屠岸译)通过比较上面的译文，读者不难看出从风格、形式及炼字(poetic diction)三个方面何功杰先生传递了原诗的意向性，从而避免了互文性信息的不适当的传递；从语用学层面(pragmatic dimension)和符号学层面(miotic dimension)上看，语用层面上包含有intentionality,speech act,quene,limplica-ture和reference，而符号学层面上含有intertextuality,signs gen-res,discour,texts。意向性和符号(包括互文性)共同构成了一个保证信息成功传递的语境。换言之，翻译的质量取决于诸如互文性及意向性等构成语境因素的若干方面。
在互文性的意向中，译者(读者)可展开互文性联想。由于缺乏语境的制约，译者张开思维的翅膀在自由联想中徜徉。至于互文性产生的多重意义怎样保持意义连贯(Wid-dowson,1992:60)的问题，笔者认
为，作为诗歌翻译和译者首先应把握诗歌语言模式中语序包含的主次意义；其二，诗歌文本之外的互文性联想的特殊表达应与本首诗内的文本联想保持一致；其三，尽管有时互文性的意向性朦胧不可捉摸，但将其置放于整个民族的文化、文学传统之中加以考虑，其诗歌意向就会豁然贯通、豁然开朗，而真正合格的诗歌译者应更好地把握意向的超越性与内在性，从而真正做到“入乎
其内，出乎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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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最前沿的生命科学联系起来，提出了文学翻译克隆论。在生物学上，克隆是把一个机体的优质基因移植到另一个机体中去，以弥补机体的不足。在文学翻译中，也可以把一种文字的优质因素移植到另一种文字中去，以加强译文的表达力，如译“不爱红装爱武装”时，移植了“face the powder”和“p woder the face”这两个优质的英文片语，就使译文能够表达原文重复“爱”字和“装”字这种巧妙的修饰手法了。(再创论和模仿论是中西文学翻译理论的第五个分歧。)
从以上五点看来，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怎么可以说至少落后于西方20年呢?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西方的翻译理论至少落后于中国20年：首先，西方的翻译理论(包括所谓的“纯理论”)不能解决中西互译的实践问题，而中国提出的超导论和克隆论却能解释西方理论不能解决的翻译问题，如Pope译的荷马史诗可用超导论来解释,Fitzgerald译的《鲁拜集》可用克隆论来解释。其次，西方的“纯理论”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术研讨会上，周珏良教授就提出过多元标准论；至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50年代也曾对Formosa应该译为“台湾”还是“福摩萨”展开过讨论，所以这些理论完全不必从西方搬进来。《共性论》作者批评中国学派是夜郎自大，我认为百里之国自称万里之
国，那是自大；如果真是万里之国，那就是名副其实。我倒认为《共性论》作者“奴化”思想严重。杨振宁说过，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自己不如人的心理。我认为中国翻译界的当务之急，也是克服自己不如人的心理，用实践来检验一切理论(“纯理论”不但要接受翻译研究实践的检验，还要接受翻译实践的检验)，这样才能使中国翻译学在世界上取得应有的地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