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传播
2019年第2期（总第17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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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体心理认知结构角度解读电影
《七月与安生》
田利红
（山西传媒学院基础部 山西 太原 030619）
摘 要：
电影《七月与安生》的成功源于它就像是现代的一个寓言，抓住了每个人内心脆弱的神经，七月与安生是个矛盾的混合体，二人分别折射出了每个人内心里的不同人格面，二人的结合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每个普通平凡人。每个人不仅体验着由于现代社会高速发展，时空挤压所带来的外在焦虑感，同时感受着自我内心里经受着的折磨和冲突，而这一切都具体化为七月与安生纠缠交织的一生。
关键词：
七月与安生 人格面 焦虑 纠缠一、七月与安生的纠缠
20世纪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基于自己多年的临床实践研究，提出每个独立的个体心理认知结构均可
细分为三个层面：本我（ID ）、自我（Ego ）与超我（Super-ego ）。本我受快乐原则的支配，受力比多（libido ）的驱动，奉行怎么快乐怎么来；自我受现实原则的支配即现实生活中呈现出的自己；超我受道德原则的支配，是最完美的自己。每个生命个体都是一个复合体，身体内住着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面，同时还受无意识（unconsciousness ）、潜意识（subconsciousness ）和意识（consciousness ）的支配控制。
电影《七月与安生》的英文意译是SoulMate，SoulMate 象征着七月与安生两个女孩的亲密关系，两人互为彼此的灵魂伴侣知音，两人不只是无话不聊亲密无间的发小好闺蜜，而且彼此间深深地被对方所吸引而依恋信任着彼此，并成为对方生命的一部分，对方也已经融入彼此的血液，不可缺失。正如电影里画外音所说：“有时候七月是安生的影子，有时候安生是七月的影子”，两人如影随形，彼此一旦离开，另一方就会感到自己的生命是不完整的、欠缺的。为了追求生命的完整圆满状态，七月与安生终其一生不知疲倦孜孜不懈地追寻着彼此的身影踪迹。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著的《会饮篇》里阿里斯托芬谈到，人类本来是一个个球体，长有四条腿四条胳膊两个脑袋，但后来住在奥利匹斯山上的天神宙斯担心人类会造反，就把人类强行劈开分成两半，所以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拼命地忘我地追逐寻找着自己那被天神宙斯劈开遗落的另一半。七月与安生就是彼此要寻找的另一半，她们互相爱慕，性格互补，一刻都离不开彼此，希冀和追求着自我的完满状态。七月与安生，两个女孩一个文静乖巧一个叛逆不逊，一个向往安静平和波澜不惊的生活一个向往变动刺激充满挑战的生活，性格的反差互补
让两个人像磁铁一样互相吸引着彼此，自己身上所缺失的恰好正是对方身上所拥有的，因此只有当两个人在一起时，彼此才能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完满状态，体会到内心的平和。安生就像本我一样，代表着原始冲动，由着自己的脾气性格，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根本不会顾及世俗社会的约束，因为出生于残缺破碎的家庭，造就了安生叛逆，桀骜不驯的个性，在世人的眼中，安生就是一个不良少女，早早辍学，早恋，喝酒抽烟，流连酒
吧，同居，性随意，到处漂泊，换男朋友如换衣服，肆意挥霍消耗着自己的青春美貌，从自己不爱的男人手里换取自己所需之物，甚至不惜当小三。安生就是克里斯蒂娃所说的“卑贱物”（the Abject ），自我对其呈现出矛盾的态度既禁止又渴求，被安放于原始压抑的边缘地带，是“私下的自我”，与“公开的自我”七月形成对比。“主体所推离贱斥的，是原本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却因为不容于此象征秩序，而被激烈地
排除。”[1]
所以安生所代表的是七月对自己性格人性中所抵触排斥的那一部分，七月对自己的这一部分持有矛盾心态，既排斥又无法舍弃，既爱又恨，爱恨交加。七月出生于一个幸福有爱温馨的中产家庭，良好的成长环境造就了七月温雅贤淑的个性，按部就班地按照社会对一个好女性的要求循序渐进：读书时是好学生，顺利考上大学，毕业后拥有稳定体面的工作，恋爱专一，向往稳定安宁的生活。相对于安生
所代表的原始冲动的本我，是克里斯蒂娃所谓的“卑贱物”，是私下的自我，既不被自我许可又是自我的欲望对象；七月所代表的是遵循现实原则的自我，与“卑贱物”即私下的自我形成鲜明对比的公开的自我，是被社会所认可嘉许的对象。但是要想拥有完整的自我，个体必须同时接受私下的自我与公开的自我，二者都是自我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自我一方面“没有能耐以足够的力量去承担某种强制性排斥行为，以排斥卑贱的事物”，另一方面“当内心的恶浮出时，如果我们不
及时承认它、接受它、了解它，我们将被毁灭。”[2]
因此，安生与七月就像磁铁的两极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正如本我与自我，私下的自我与公开的自我一样，两人一辈子纠缠交织在一起，安生内心里向往七月的安稳平和按部就班的生活，而七月内心里则时时向往着安生的随性洒脱自由自在放飞自我的生活方式，但是追根溯源这一切皆源于二人内心深处都渴望拥有柏拉图笔下的完满的自我。
安生与七月在彼此互动中进行着主我（I ）与客我（Me ）之间的碰撞交流，进而确认自我。“‘需求’被完全满足了的七月，与作为客体之一的安生在‘实在界’中不分彼此，组成为一个原初的统一体，对主体与客体的区分毫无知觉，也意
味着自我意识的绝对沉睡。”[3]
只有“主我”与“客我”达到统一，个体才能成长为一个身心协调的人。她们爱上了同一个男孩苏家明，男孩苏家明的出现唤醒了二人内心沉睡的自我意识。深爱着七月的安生决定把苏家明让给七月，成全七月的幸福，找个借口出去找酒吧里认识后到北京发展并且追求过她的吉他手，而七月在火车站送别安生时，看见了家明把从小随身佩戴着的护身符戴在了安生的脖子上，七月伤心地哭了，想起了她在山洞口听到了的苏家明对安生的表白，七月心里就像一瓶打翻了的醋，五味杂陈，不是滋味。七月从高中到大学再到毕业后在当地银行工作，执拗地在家乡等着外出拼搏的苏家明回来娶她，内心里七月是想证明自己爱着的是苏家明，但就在结婚前一天，当她得到苏家明后，她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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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为大时代留影：
建国七十周年华莱坞电影研究——本栏目与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合办
DOI:10.35-1274/j.2019.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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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2期（总第174期）2019
年第二期
幡然醒悟意识到其实自己内心深处，灵魂里爱着的不是这个男人苏家明，而是安生，所以七月当机立断，果断地要求苏家明逃婚，抢救弥补自己的错失。七月在自己生命的剩余时光里到处追寻安生以往在通信中提到的生活足迹，体验安生曾经过着的漂泊生活。七月在漂泊当中曾经找到安生，想要安生陪她一起去看世界，做真正的灵魂伴侣，但安生却拒绝了。因为彼时的安生开始过上了七月曾经想要的稳定生活，其实安生是在追寻着七月的生前步伐，但是安生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七月在产后大出血离世后，安生才恍然醒悟，顿悟自己也是在孜孜不倦地追寻着七月曾经过着的安稳生活，自己活成了七月的影子，原来自己的灵魂里一直住着七月，七月才是安生一生追逐寻找的灵魂伴侣、心灵归宿。多年后安生再次偶遇苏家明时，已无当年的一丝激情爱意，而是那么地心平气和恬静淡然，因为安生已经找到了自己在人世的另一半——七月，所以安生过着七月曾经过着的平和安稳的生活，默默抚养着七月留下的孩子，以七月的名字追溯着自己和七月曾经相处的点点滴滴的青春往事，逝去的七月已经长住进了安生的心灵深处，而活着的安生已经成为了七月的影子，安生与七月通过交换的生活方式，就像电影里所说：“安生仿佛变成了安稳的七月，七月也变成了流浪着的安生。”藉此，安生
与七月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实现了自我的完整圆满。苏家明在安生与七月的生命中充当了镜子的角色，恰如心理学家拉康的镜像阶段提到的一样，婴儿在6-18个月时通过镜子确认自我，区分开自己与母亲，婴儿在看到镜中自己的影像时，开始以为那是他人，但很快就会认识到那是自己，镜中影像帮助婴儿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完整性，获得自我意识。“拉康使用‘镜像’一词，尽管在‘我’的外部，左右逆转，并与自己断开，但是由于它映照出我的整体形象，所以拉康想把它作为保证自身连续性、统一性的心灵母体描绘出
来。”[4]
同理，安生与七月通过苏家明这个镜子，区分开了彼此，确认了自我，明确了自我，找到了迷失的自我，像婴儿与镜中影像合二为一一样，安生与七月在不断的摩擦碰撞对话交流中逐渐实现了私下自我与公开自我、本我与自我、主我与客我的合二为一，找到了完整圆满的自我。经过岁月的洗礼和情感的锤炼，七月与安生才终于醒悟意识到——七月是在得到苏家明后觉悟，而安生是在七月因产后大出血弥留去世时刻才顿悟——两人彼此所欲望的对象并不是男孩苏家明，而是彼此：七月想成为安生的愿望，而安生也想成为七月的愿望，就像影片中所说“有时候七月是安生的影子，有时候安生是七月的影子。”“欲望并非对得到某个客体的渴望，也不是得到他者的认同，而是想要成为他者的愿望，成为象征界
的中心。”
[5]
二、现代性创伤
“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时空感的改变，现代之前的时间观是匀速的、线性的，社会空间是比较凝固而非流动的，这种传统的时空观带来人的秩序感和稳定感，而现代性带来的是，我们来不及与过去告别就匆匆进入现在，还来不
及体会聒噪的现在就倏忽迫近了未来。”[6]
正如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提出的流动的现代性，流动的恐惧，焦虑感无处不在，如影随形却又无法用言语准确言说表达，但它却时时刻刻强烈地提醒着现代人，是现代人的一种生存状态。鲍德里亚也曾提出在充满拟像的现代社会中，人们生活在焦躁状态，欲望永远无法满足，因此总是在渴求着即时满足，但很快在仿真社会中，满足感会稍纵即逝，又会产生新的欲望，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因此现代人永远生活在焦躁中。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在资本主义以其经济生产的无限扩张摧毁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传统符码、价值以及束缚生产、交换与欲望的各种结构，造成欲望流得以释放的精神
分裂状态。”[7]
电影中无论是安生还是七月，亦或是苏家明，从她们身上都能感到一种无处不在的隐形的焦虑感，模模糊糊处于扩散状态的焦虑，焦躁感笼罩着每个人，主宰着每个
人的心灵，这也是在中国现代化加速发展过程中原子化的个
人在面对社会急剧转型价值观发生变化的社会时，体验到的无助感和不确定感。安生前期生活到处奔波颠簸流离失所，频繁更换工作，像换衣服一样频频更换男友，身心均无归宿居所，疲惫地奔波在漫无目的的人生路上，永远在旅途中，不知何处是归途；七月虽然学习工作按部就班，生活安稳，但七月的内心深处却波涛汹涌，无法归于宁静，七月在内心牵挂着惦念着远在异乡的安生和苏家明，七月以为等到和苏家明结婚后，自己就解放了，可以找到心灵的平和，但她错了，自己的内心里永远留有一个隐秘的角落，那儿住着安生；苏家明借口打拼事业，背井离乡，其实是他内心里永远在纠结，纠结自己爱着的到底是七月还是安生，心里的情结疙瘩解不开的苏家明一直不愿意面对这个人生的选择题，但又时时刻刻经受着心灵的折磨。正如电影里苏家明和安生对话中所说：“我已经跑了很多年了，从18岁认识你的时候开始。”“也不能跑一辈子吧，累了总得停下来，我们早该停下来了。”现代社会生活在资本逐利的强大马达推动下，加速度快节奏发展从而导致时空高度浓缩挤压变形，体现在情感上就是无处不在的焦虑焦灼感，心灵无法找到宁静，一切都瞬息万变，无法预测，无法牢固地抓在手中。依据拉康所言，焦虑是一种困境，是自我受到他者攻击时所处的状态，他者是自我的对立面。生活中人们能够理解的东西都变成了自我，而那些无法被理解的东西就转化为他者，当他者攻击自我时
焦虑感就会油然而生。当自我不断受到他者的攻击又无法将其理解转化吸收时，心灵创伤（trauma ）由此产生。“在一种伦理设定的相互承认关系框架中，主体永远处在了解其特殊身份的过程中，因为，主体因此而确认的总是其自我认同的新维度，所以，为了实现对个体性更为苛刻的承认，他们必须通过冲突
再次离开自己达到的伦理阶段。”[8]
安生与七月内心的焦虑感，正是因为彼此都无法真正正视面对承认各自内心里的真正的自我需求，苏家明只是一个幌子，是安生与七月拼命掩盖自己内心需求而找的借口，经过岁月的洗礼冲刷，安生与七月才真正地理解了自我受到攻击的那个他者，不是苏家明，是自己心灵的伴侣即彼此：安生是七月这一生寻找的丢失在世的另一半，七月是安生这一生在世寻找的丢失了的另一半。当安生与七月都找到自己的心灵伴侣后，他者变得可以理解并转化为自我，虽然顿悟来的有点迟，但安生与七月最终都找到了内心想要的平和，心灵的宁静，焦虑感顿时四散开，消失地无影无踪，无踪可觅。
在焦虑中隐藏着的是个人对自我身份与认同的危机。英国文化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指出“话语研究方法把身份认同过程视作一种建构，一个从未完成——总在‘进行中’——的过程。它始终是在‘赢得’或‘失去’、拥有或抛弃，在这
个意义上，身份认同是不确定的。”[9]
身份认同永远处于现在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的认同，不断的质疑，不歇息的身份发现中实现对自我身份的确认过程。即人在用一生的时间，不停地追问确认自我，回答“我是谁”的自我意识问题。“是什么东西在进行自我的建构？什么东西产生了自我的知识、对自我的整全性的理解？拉康给出的答案就是‘小他者’和‘大他者’。‘小他者’就是通过镜像的方式，我们通过一个个人的直接的画面性的呈现产生自我的认同和自我的身份。我们受某人吸引，然后以‘他’为镜，来建构自己、建构身份认同。……‘大他者’是一种更高级的方式。它是没有一种个体的、无影无形的控制，它是一个话语体系的整体对我们的笼罩性的支配。……它包含了舆论、道德、法律等等约束性的力量。于是，‘大他者’、‘小他者’就构成了一个无形的编织网，造就了我们稳定的自我身份认同，……‘想象’对应着‘小他者’，‘符号’对应着‘大他
者’……”[10]
拉康指出，人的欲望只能是他者的欲望。同样个人的自我认同也总是基于差异性，在人际交往交流中通过“非我”或“他者”来界定自我。为了确认自我，摆脱无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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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焦虑感，七月通过安生这个“非我”、“小他者”，安生通过七月这个“非我”、“小他者”，安生七月彼此成为对方的“镜中我”，在交往碰撞中一步步地发现自我、进行自我认同和身份确认的建构和追问。七月是安生的一种投射，安生是七月的一种投射，只有当两人融合在一起，才能实现一种自我的整体化，但是社会的伦理道德这个“大他者”却在无时不刻地规训着七月与安生，在改革开放初的中国让二人不敢越雷池一步，中规中矩地按照着祖辈的生活方式生活着。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认为，世界的本质是荒谬的，“对于加缪而言，荒谬不是源于世界，也不是源于人，而是源于人和世界要求和响应之间的不相应而产生。人和世界二者缺一的话，都不会出现荒谬，甚至可以说荒谬是人和世界唯
一与真实的关系。”[11]
因此人需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旅行、写作等创造生活的意义，就像西西弗一样，在日复一日机械地把石头推到山顶又滑落山脚的过程中，一次次的超越自己，从荒诞的生活中寻找着生存的意义。加缪认为当人面对荒谬的世界时，会采取三种态度：第一是肉体的自杀，世界的荒谬让自我找不到存在下去的意义；第二是哲学的自杀，自我转向宗教、哲学信仰，从而给自己一个生存下去的理由；第三是努力在荒谬的世界中寻找意义，创造意义，顽强地坚持走完人生旅途。在电影中，当七月
意识到安生才是自己的灵魂伴侣这一违背社会常理的存在时，在结婚当天新郎苏家明听从自己的劝说不曾出现后，在遭受左右乡邻，亲朋好友的冷嘲热讽嘲笑声中，七月发现现实生活本质上很荒谬这一事实。七月通过追寻安生的脚步踪迹，四处旅游来积极努力地寻找创造生活的意义。安生在七月产后大出血去世时顿悟，顿悟到自己四处奔波寻找的灵魂伴侣竟然就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七月时，生活给安生开的天大玩笑让她痛彻心扉，领悟到生活需要自己创造意义，坚强地生活下去，于是安生毅然决定独自抚养七月的遗孤，并同时通过以七月的笔名写作记录两人生活的点点滴滴，通过充当七月的影子，通过写作来创造生活的意义。
三、结语
“七月是安生的影子，安生是七月的影子。”心理学家荣格把阴影解释为“它是个体不愿意成为的那种东西。”七月与安生均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排斥的那个存在与自身的丑陋的一面，被自己隐藏在潜意识中的黑暗面，即自己的阴影。在判断出自己的阴影后，承认阴影与阴影妥协，重新整合阴影到自己的潜意识中。可一旦个体无法承认阴影与阴影妥协，即合理化不了阴影时，个体就会感到焦虑。七月与安生在彼此身上辨识出自己潜意识中的阴影时，两人之间后来不断发生各种冲突，都是二人尝试着接受彼此过程中的交融碰撞。七月与安生因为无法将自己的阴影即对方整合进自身潜意识中，而持续地阵痛性地感觉到焦虑烦闷，而七月在结婚前一晚才顿悟，安生在七月产后大出血离开时才合理化了自己的阴影并接纳之，七月与安生才各自释然笼罩在二人头上的莫名的焦虑感。
七月在佛教中有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俗称鬼节，又名盂兰盆节，源于佛经中“目连救母”的典故，原意是敬贺和感恩之意；安生字面意思就是安定的生活，生活安定。电影题目《七月与安生》寓意深刻：七月代表的是经历风波后的感恩之情，而安生则象征安定地生活；七月与安生合在一起则暗含生活安定的获得需要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敢于直面生活中的风霜雨雪、酸甜苦辣，只有经历过风雨后的人生才能是风平浪静，风轻云淡，岁月静好。正如电影中七月与安生共同经历了人生的坎坎坷坷，最后才觅得心灵的恬静淡然。
七月是典型的小家碧玉、温顺听话的乖乖女，是大家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生活按部就班，从小学习好，听话乖巧，工作好，家庭出身好，长大后又用情专一，获得男方家长认可的好女孩。安生从小就是怪癖叛逆的女孩，是社会所厌弃的类型：从小不听话，学习不好，早恋，浪迹歌厅，家庭也很暧
昧复杂，长大后到处流浪，甚至当小三，把男人当成钞票机，
是大家口中的坏女孩形象。然而正因为性格互补，七月与安生成为了发小好闺蜜，一次偶然的事件，即男孩苏家明的出现使二人的生活发生了翻转，七月和安生的生活轨迹突然进行了交换，七月变成了安生而安生变成了七月，彼此过上了渴望的对方的生活方式。电影《七月与安生》辩证地看待问题，阐明个体人深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就像电影《北京折叠》一样，人性本无好坏之分，是不同的生活环境、生活际遇造就了七月与安生不同的人生轨迹。电影《七月与安生》是在深层次地反思叩问人
性和人的际遇。正如海德格尔名言：人是被抛入世界、能力有限、处于生死之间、对遭遇莫名其妙、在内心深处充满挂念与忧惧而又微不足道的受造之物。这个受造之物对世界要照料，对问题要照顾，而自己本身则常有烦恼。处于众人之中，孤独生活，失去自我，等待良心召唤，希望由此成为本身的存在。
语言学家奥斯丁认为，“言语的施为性就是言语对现实的构筑关系，言语在被说出的同时也是在做一件事情，即对现实形成某种改变，说话就是做事。‘说出句子（当然是在适当的情景中）显然并不是要描述我在做我说这句话时我应做的事情，（更不是描述我已做的或将会做的任何事情），也不是要陈述我正在做它；说出句子本身就是做我应做或在
做的事情。’”[12]
电影《七月与安生》由小说改编而成，但却在哲理上一次次敲打叩问人性、人的际遇问题，引起受众反思，甚至电影《七月与安生》的上映本身就对现实起到构筑作用。
注 释：
[1]刘纪蕙.文化主体的“贱斥”——论克里斯蒂娃的语言中分裂主体与文化恐惧结构[M].台北：桂冠，2003.[2]胡晓华.“卑贱”的回归——论欧茨小说《圣殿》的自我认同观[J].外国文学，2011(04)：20-27
[3]刘志刚.自我意识的觉醒与重返母体的归宿——拉康“三维世界”视域下的《七月与安生》[J].电影评介，2016（21）：29-31.
[4]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M].王小峰，李濯凡，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41.
[5]刘志刚.自我意识的觉醒与重返母体的归宿——拉康“三维世界”视域下的《七月与安生》[J].电影评介，2016（21）：29-31.[6]王杰，肖琼.寻找飘逝的乡愁——关于电影《路边的野餐》的讨论[J].上海艺术评论，2017（02）：92-94.[7]陶艳兰.无名者生命的诗：中国女工多元主体的形成与抗争[J].社会，2011，31(5)：226-242.
[8]贺翠香.承认与蔑视——霍耐特的社会批判理论评析[J].现代哲学，2007（3）：55-60.
[9]周宪.福柯话语理论批判[J].文艺理论研究，2013，33(1)：121-129.
[10]吴冠军.今天的政治哲学已经进入了后真相的时代[EB/OL].http：///content/17/0504/22/4450299_651148214.shtml2017-11-11.[11]卡缪：薛西佛斯之石[EB/OL].http：///a/142286211_1367452017-11-11.[12]王委艳.走向交流叙述学：二十世纪语言哲学与叙述学[J].一般叙述学研究，2018（12）.作者简介：
田利红 山西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西方文论。
【责任编辑：许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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