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1期（总第74期）
研究成果相当有限。而中国学者从20世纪初以来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了跨越文化、跨越语言的文学理论比较研究起点上，即所谓“文艺学诗学”的范畴，并且出现了《谈艺录》、《管锥编》这样的巨制鸿作和众多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诗学界30年的努力，总的趋势是从非学科化零散研究向学科化的系统研究整体推进，尽管众声喧哗，泥沙俱下，但一条基本向上的演进线索和范式构建轨迹还是可以辨认的。譬如，从理论概念范畴的简单1+1配对式（如迷狂与妙悟）比较，走向共同论题（如言意关系）的多方对话式探讨；从以西方理论为范式去“整合”中国文论，到寻找“相切部分”和“共相”的交集互补；从野心勃勃的要建构统一“普世性”理论，到主动解构自身，尝试去搭建包括非西方理论（如印度，日本，阿拉伯）在内的，具有文化差异的多元复数理论的对话平台；从借助赛义德“理论旅行”的概念，倡导开展“国际诗学关系史”研究，进而认识到当今世界理论本身的跨学科、跨语言和跨文化特性，从而倡导广义的，包含文化思想史反思的比较诗学研究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比较诗学研究的确具有自己特殊的价值取向和问题意识，并且正在摸索自己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路径。而事实上，任何地区和国家民族的文学理论，即使是盛极一时的现代西方理论，在今天这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在文学和文学理论生产、传播、消费和评价具有文化共创特征的现代语境中，都将会遭遇到由于文化差异所导致的理论失效和通约性困扰，都将面临对话沟通的迫切需求，因此，认真总结中国本土比较诗学的研究经验，对于国际比较文学在21世纪的未来发展，也不是完全没有
意义的。在这方面，我们当然比巴斯奈特和斯皮瓦克更了解我们自己。
参考文献：
[1] 韦勒克. 比较文学的危机[A].张隆溪. 比较文学译文集[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比较文学的学科导向和问题导向
刘 康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学院，上海 200030；美国杜克大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9）01-0032-4
就苏珊•巴斯奈特对比较文学的反思而言，她提出的关于学科和方法的观点是很尖锐的：“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都不应该看作是学科：它们都
刘 康 比较文学的学科导向和问题导向
是研究文学的方法，是相互受益的阅读文学的方法。比较文学的危机，源自于过分规定性与明显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方法论的结合，它们实际上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也互不相关。”这位英国学者看来对于
学科和方法的问题比较敏感，她的提法指向学科和方法问题背后更大的背景。这个背景的两个关键词是“特殊性”和“普遍适用性”，或“普遍性”。这两个关键词包含了知识界关注的当代文化思潮和动向，也同时包含了全球化语境下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动向。
简言之，在当前这个全球化格局下，现实世界转型的主要特征是发达的民族/国家如西欧、北美和日本要通过经济全球化（跨国资本、知识经济、信息高速公路等）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发展中国家则要通过全球化来取得发展的权利和空间。这其中，传统民族/国家间的利益诉求的差异与矛盾是非常大的，表现在经济上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化来化去，利益的最大受益者依然是民族/国家，如美国、日本，或民族/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如欧盟。利益最大受益者也同时掌握了最大话语权。这些民族/国家却不断祭起全球化大旗，挟人类普遍价值或普世论之名以令天下。上世纪末的普世论是“人道主义干预”，美国和北约在科索沃发动的战争就是以此为名，大打出手。进入21世纪以来，“反恐战争”成为美国布什政府推行全球战略的口号，也是美国版普世论的核心。不过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遭人诟病，让西欧盟友不敢大张旗鼓地认同其明显的反伊斯兰文化价值取向。美欧主导的普遍主义也在世界上打了许多折扣。不过，在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美国版“自由市场”、“民主”、“人权”等普世论在冷战以前苏联东欧变局而告终之后却大行其道，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新保守主义政治一时间成为这个世界支配性的主流价值观。
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界关注的“特殊”和“普遍”的问题往往充满了现实政治的杀伐和血腥气息。美欧版
的自由市场、民主人权的普遍主义一方面在主流经济学、政治学界备受推崇，在批判性较强的人文学科如文学、历史、哲学等却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和质疑。在美国内部的多元文化或文化多样性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如何继续坚持欧洲的、白人的、男性的各种“中心论”也即普世论立场？在人文学科，这些年来倍受关注的是“认同政治”、后殖民主义批评、非裔美国人文化或混合型（中间加杠式）文化（包括亚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文化等等）、“大流散”文化（Cultural Diaspora）等，统统对准了主流社会的普世论。拥有强势话语权的商学院、法学院、经济、政治学等社会科学，跟人文学科的套路这些年来越来越南辕北辙，各说各话，早已没有了知识和思想的共识。到了2008年末，金融海啸、经济危机衰退和大萧条不再是左翼知识界的预言，
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1期（总第74期）
而成为严酷的现实。强势话语权拥有者们所依赖的自由市场万能的理论基石也正在土崩瓦解。普世论在西方的思想共识、知识共识还有几天好日子？如果这些共识都崩溃了，我们以什么样的特殊性、何种不同选择来取而代之？
对于比较文学这类关乎人文、审美、终极价值等“软价值”的学科来讲，由于早就对普世论持批判怀疑和解构立场，未雨绸缪地预见到思想和知识共识的不可靠、不可信、不确定，像苏珊•巴斯奈特不断宣告“比较文学学科气数已尽”的举动，本来是不足为奇的。巴斯内特其实在做一个一般性的陈述，“比较
文学”只是一项变量而已。陈述其实是“XXXX学科气数已尽”。如果做一些推演阐释的话，我们可以说这一陈述的含义是普世论的基石都瓦解了，思想和知识的共识也崩溃了，那么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学科”（或“规矩”）将何去何从？
作为欧美人文学者，巴斯奈特的这类言论并非危言耸听。她的激进言论透露出来的是强烈的问题意识。对于比较文学来讲，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必须回答的。杜克大学前文学系主任杰姆逊11月将去挪威领取霍尔伯格纪念奖金（获奖者包括哈贝马斯、克里斯蒂娃等），临行之前，在杜克大学的庆祝会上先把他的领奖演讲“世界文学有没有外事办公室？”预讲了一下。杜克的文学系是他1985年创办的，他坚持不要前面的“比较”一词，但却是“比较文学”在美国的重镇之一。他的演讲主题鲜明：要把握文学（或世界文学，或比较文学）面临的问题，就要思考有没有“文学的外交政策”或“外事办公室”问题（或曰“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问题）；就要思考文学、文化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的差异问题（即作品在国内和国外如何流传，如何被翻译、被解读等问题）。杰姆逊重新提出了“民族文学/世界文学”里的“民族”问题，认为要把“民族”、“民族主义”问题当成“民族形势”（national situation）来把握。他所谓的“形势”是动态的、历史的、复杂的，是“民族”的观念和现实的互动。落实到文学作品上，就是要在读者和文本的二元关系上增加国际、国内的流转、变异性，构成阐释的四重关系。杰姆逊强调需要有历史的、辩证的态度来看待民族文学、世界文学、民族形势，尤其是在当前这个普世论和共识面临极大变数的时刻。当然，人类寻求美好生活的普遍价值和共识是不会瓦解和消失的。正在瓦解和崩溃
的不过是狭隘的普世论和共识，如欧洲中心论的文化观、审美观，如美欧中心的文化“外事办公室”。此外，所谓“外办”的说法也是跟“学科/规矩”有关的，“学科”难道不是各种制定规矩、分配利益的“办公室”吗？
当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建立和发展学科和规矩的“民族形势”来讲，猛批“学科建设”或声称“XXXX学科气数已尽”一定要遭遇尴尬
王向远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心已经移到了中国
刘 康 比较文学的学科导向和问题导向和质疑，在最终的利益分配上也会出大问题。比较文学研究难道无关乎利益分配？“利益”（interest）也即“兴趣”，更是“价值”（value）的核心。那么以关乎人类“价值”、“兴趣”、“情感”、“审美”等为己任的比较文学研究或文学研究，也应该光明正大地讨论利益问题。不过需要提醒我们自己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最大利益所在，依然是当下亟需我们迫切关注的“民族形势”和全球化形势，以及这些大背景下面具体的文学流转、变异、阐释的细节问题。换言之，问题导向关乎我们的最大利益。“学科导向”往往会成为我们追求自身利益分配的手段，因此我们常常会忘记了问题导向才是我们的利益所在。
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心已经移到了中国
王向远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085）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006-6101（2009）01-0035-3 出于教师的职业习惯，我读任何文章，一要看其是否有新见或有新意，二要看文章本身的结构布局乃至文字表述是否美，然后做优劣判断。老实说，近年来译介过来的许多西方学者的学术论文，从以上两个角度看，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译介过来的东西一般都是经译者精心挑选的，但即使如此，也仍不免给人一种“无非如此而已”的感觉。倘若是在中国，那种水平的论文连发表恐怕都成问题，但西方人发表的东西，在中国则被高看一眼。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巴斯奈特的这篇《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有何新见？怪我有眼不识泰山，横竖看不出来，只觉得是老生常谈。而且连文章本身的逻辑结构也显杂乱，即便是译者流畅的译文，仍无法掩饰原作本身的缺陷。在对世界比较文学的发展与前景所做的理论思考中，中国学者已有的论述显然比这篇文章高明许多。可惜，不懂中文的巴斯奈特们无法阅读。
不能阅读中文的西方学者们似乎根本不觉得有什么缺失和不安，而在中国，99%的学生不得不学英文，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对英语世界的风吹草动都凝神屏息，而西方人对中国学术或闭目塞听或视而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