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多洛夫是法国学术界接受巴赫金的重要学者之一。《米哈伊尔·巴赫金:对话原则》和《批评的批评——论教育小说》是其最为重要的两部著作。众所周知,托多洛夫早在1965年刚到法国时就带来了《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在20世纪70年代的《结构主义诗学》中,托多洛夫也对巴赫金多有引用。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多洛夫才真正告别结构主义。因此,托多洛夫的学术转向,并非法国结构主义运动中“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向,而是“从文学之内向文学之外”的转向,是“从结构主义向对话主义”的转向。
一、对话作为“理论”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托多洛夫开始了重大的学术和思想转向。以1981年的《米哈伊尔·巴赫金:对话原则》为标志,托多洛夫开始了“对话主义转向”,从而显示了巴赫金接受之于托多洛夫学术思想生涯的重大影响。这一阶段托多洛夫对巴赫金的接受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第一,从个别观点到整体思想,托多洛夫由此成为“巴赫金研究专家”,其接受更加全面、所受影响亦更加深刻。在这一时期,托多洛夫打算编辑出版《巴赫金全集》的法文版,便尽可能搜
罗各种版本的巴赫金作品,托多洛夫对巴赫金的接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研究专家的高度,而不再只是个别著作、部分思想的接受。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托多洛夫后来居上,一举超过克里斯蒂娃,成为巴赫金在西方学术界的代言人。
第二,对话主义成为托多洛夫接受巴赫金思想的关键词,并进而使之成为一种有价值的理论立场。在茱莉亚·克里斯蒂娃那里,对话还只是与复调、狂欢并列的关键词之一,还只是从语言学角度,从词语中的对话到文本间的对话再到主体间的对话的学术研究领域的开拓,但是在托多洛夫这里,巴赫金不再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研究的专家,也不再只是在小说理论研究中提出众多原创性思想的学者,而首先成为一位思想家、哲学家,其次才是文学理论家。在《米哈伊尔·巴赫金:对话原则》中,托多洛夫不吝高度赞美之辞写道:
米哈伊尔·巴赫金无疑是20世纪人文科学领域里最重要的苏联思想家,文学界最伟大的理论家。在这两个“最”字之间,有着某种相互联系,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是苏联人,所以在文学理论方面出类拔萃,而是一个真正的文学理论家必须思考超出文学以外的东西。他的特点就是没有专长。
“没有专长”“文学之外”正显示托多洛夫对巴赫金的定位已经超越文学,直接放到了人文科学领域;“应答理解”既是文学文本分析(作品及研究作品的手段)的理论,更是人文科学研究的共同之处——“对话主义”。
第三,托多洛夫有意将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对话原则进行“理论化”,使之成为人文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在此,“理论化”一词需要特别做出解释。在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中,他的第一章不是从“文学是什么”开始的,而是首先提出了“理论是什么”的问题。在他看来,“在近代的文学和文化研究中有许多关于理论的讨论——我要提醒你注意的是,这可不是指关于文学的理论,而是纯粹的‘理论’”,这种“纯粹的理论”是什么呢?“它既不是任何一种专门的理论,也不是概括万物的综合理论。有时理论似乎并不是要解释什么,它更像是一种活动——一种你或参与,或不参与的活动。”[2]因此,乔纳森·卡勒认为,当我们抱怨关于文学研究的理论太多了的时候,其实指的是非文学的讨论太多了,许多理论根本与文学没有关系。就像如果我们要将弗洛伊德、德里达、福柯、拉康等等学术大家称为“文学理论家”的话,他们肯定首先就会提出反对一样。因此,乔纳森·卡勒认为理论是跨学科的、是分析和话语、是对常识的批评,理论
具有反射性。那么,乔纳森·卡勒所说的“理论”在20世纪“理论发展史”上是否有具体对象呢?是有的。在“The Literary in Theory”一书中,乔纳森·卡勒明确指出,“理论”一词与20世纪的结构主义运动有关,其特征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模式超越了语言学,被泛化到文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各个方面,由此,结构主义“将阐明各种各样的材料,是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有文字书写的社会和无文字书写的社会以及人类心理结构的关键”[3]。因此,结构主义与以往其他各种理论思潮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基本原则、研究方法不再只是针对某一具体的研究领域和对象,而是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元理论”。
因此,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我们再来看托多洛夫所实现的“从结构主义到对话主义”的转向,就不能再简单地从文学研究的思想方法这一狭窄领域来讨论了。如果说,经过列维—斯特劳斯的努力,结构主义从语言学扩散到人类学,使得结构主义成为“理论”的话,那么,托多洛夫则有着强烈的内在冲动,希望用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替代结构主义,并将巴赫金的对话原则从文学延伸到历史学、人类学和思想史研究,使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成为一种新的“理论”。
因此,无论从深度、广度、高度等各个方面,托多洛夫对巴赫金的接受都达到了顶峰。这
一顶峰的标志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经过对巴赫金的接受,托多洛夫自己的学术发展实现了重大转向;另一方面,经过托多洛夫的接受,巴赫金的对话主义被提升到整个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的“理论”高度。进入80年代之后,对话主义日益成为西方学术界理解巴赫金的最重要的关键词,无论各个学术思潮、流派中的大师们在何种程度上非常熟悉或者偶尔涉及巴赫金,他们都受到了巴赫金对话主义的影响。
二、巴赫金:对话原则的突显
1981年出版的《米哈伊尔·巴赫金:对话原则》一书成为托多洛夫将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提升为“理论”的重要著作。
《米哈伊尔·巴赫金:对话原则》的特点非常鲜明:首先,它首次在西方学术界详细介绍了巴赫金的人生经历和学术历程,比克拉克·霍奎斯特的《米哈伊尔·巴赫金》传记的出版时间要早整整三年。①其次,它首次对巴赫金的学术思想进行了完整介绍和评述。一方面,托多洛夫将巴赫金的学术生涯按时间顺序划分为1926年以前的普通理论(主要是德国哲学和美学理论)
的写作、1926至1929年间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极强的文章、1929至1935年关于对话论和言语的理论研究、1936至1941年间对文学史尤其是小说的重新研究、1942至1952年萨朗斯克教育学院时期(撰写了许多文章,但均没有发表,亦没有手稿留存)、1953至1975年间回到方法论和理论主题上来等共六个阶段。在这六个阶段中,托多洛夫又发现,“巴赫金不断变换兴趣,有时修改自己的表达方式,但从1922至1974年他的第一部作品到最后一部书,他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他后来的书中,人们甚至还可以读到五十年前写的同样的句子”。因此,托多洛夫另一方面又建立起一种巴赫金思想体系的视角,“决定让年代顺序从属于系统观点,同时又兼顾这个顺序的两个方面”,将巴赫金的学术思想分为“人文科学认识论”“重大选择”“陈述理论”“互文性”“文学历史”“哲学人类学”来逐一讨论与巴赫金密切相关的认识论、转换语言学、文学史和哲学人类学四个方面,并且坚定地认为,“不论他的目标是什么,对话理论是他的主要内容。”再次,托多洛夫此著在写法上亦有鲜明的特点:尽管他将巴赫金的对话主义作为本书的基本主题,但在写法上他却采取了放弃对话主义的立场。那么,为什么托多洛夫要在本书中“避免与巴赫金对话”呢?原因在于,“巴赫金的思想极为丰富、复杂和充满诱惑力。但理解他的思想却是极其地困难(尽管它本身并不晦涩)。这种困难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法国学界对巴赫金的陌生,使得托多洛夫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最低的目标:“最起码让人们用法文能
读懂巴赫金”;另一方面则是受到巴赫金对话主义思想的影响,托多洛夫对写作内容的自我反思,“我不能肯定这本书真正是我自己的书”。为什么?因为本书的主角是巴赫金,“我非常清楚最细小的评论都会带来一些曲解,我的名字会被看作是巴赫金众多假名中的一个”[1]188。正因为如此,托多洛夫放弃了体现学者观点彰显自己个性的评述,而以文选和评论(这一评论中甚至许多句子都不是自己的,而是一种重译)相交织的剪辑方式,甚至“尽量避免(除非特殊情况)将巴赫金的思想与追随他的作者的思想进行对照”。这样做的目的非常简单,“因为在对话开始之前,应当先听到第一个声音”[1]173-176。因此,《米哈伊尔·巴赫金:对话原则》一书无论是从内容到方法,都不无受到了巴赫金对话主义的影响,并且成为对话原则的忠实体现(即使是避免与巴赫金对话也正是对话主义立场的体现)。
那么,托多洛夫又是如何将巴赫金的对话原则进行“理论化”(这一“理论化”不是通常所使用的“将零碎的思想进行系统化的处理”的理论形态,而是使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成为一种跨学科具有普适性的能够替代“结构主义”地位的“理论”)的?
全书除第一章叙述巴赫金生平之外,后六章的逻辑关系非常清楚:第二章“人文科学认识论”,
讨论巴赫金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论的基本立场,托多洛夫以巴赫金晚年思想为主体,并将之与其早期思想相联系,集中介绍了巴赫金区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客体和方法两个焦点问题。在客体问题上,托多洛夫认为,巴赫金不同意简单将人作为人文科学的客体,不能将人独立于文本之外,独立于研究者之外进行研究,否则,就只可能是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而不是人文科学。在方法问题上,巴赫金认为人文科学的方法更重要的是理解而非认知。经由理解而获得的阐释永远是历史的和个人的,也是永无止境的。正因为“文本是所有人文科学共同的客体”,所以语言学成为人文科学的基本方法论,正是在这一点上,托多洛夫发现,巴赫金的“转换语言学”超越了索绪尔的“语言学”,成为对话主义超越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基础。在本书的第四、五章,托多洛夫概述了巴赫金的陈述理论和互文性理论,这成为转换语言学在理论方法上的具体展开。但是在交际模式上,巴赫金与结构主义之间仍存在明显的区别。托多洛夫从巴赫金陈述理论中提炼出一个超越纯粹语言学技术层面分析的核心概念——“异质性”(heterology)。这个词在巴赫金陈述理论中主要描述语言的多样性和(个体)的声音的多样性的现象。正因为陈述文来自于异质性的主体及其表述,陈述文就不再是封闭式的独白式的,而是开放式的对话式的。巴赫金进一步将“互文性”视为陈述文的根本特征,并认为“互文性是无处不在的”。②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哲学人类学”中,托多洛夫又回到了巴赫金的早期思想,并
将之与其晚年思想进行对照,认为这是巴赫金思想的精华所在。托多洛夫用“相异性”这一概念来展开巴赫金对话主义的理论维度。在托多洛夫看来,巴赫金贯穿一生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他人起着决定作用”,“脱离与他人的关系来理解一个人是不可能的”。托多洛夫在巴赫金的《镜中人》的短文中发现了其与拉康“镜像期”理论的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都是强调他者之于主体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