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庐隐婚恋观的形成及意义
摘 要：“回到女性文学作品本身和回到女作家本人”，这是刘思谦先生在《“娜拉”言说》引言中提出的号召。目前国内学界对庐隐的研究与论述主要关注点在其作品，缺乏对庐隐本人生平经历的关注与论述，割裂了作家与作品之间的联系。本文把庐隐生平经历作为主要出发点，将其生平婚恋经历作为中心视角和主体对象，对其短暂生命中的几段婚恋经历进行详细解读，力图再现女性最真实的经验与声音，并结合西方女性主义经典理论，肯定庐隐女性意识特别是女性婚恋意识的形成过程及其对于中国妇女思想解放的意义。
关键词：庐隐 女权主义 婚姻经历 婚恋观 意义
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伴随西方各种妇女解放思想的蜂拥而入，中国妇女身上的镣铐枷锁似乎一夜之间被挣脱。庐隐是“五四”时期享誉文坛、个性鲜明的女作家，茅盾曾称她是“五四”的产儿，“觉醒了的一个女性”。任何一位女作家，她首先是一个女人，其次才是作家。在婚恋方面，庐隐大胆热烈、勇敢坚强，成为追求婚姻自由、个性解放的先行者，其自身经历与文学创作，都完全符合肖瓦尔特“女人气”、“女权”、“女性”三个渐高式的阶段[1]。庐隐坎坷的婚恋经历，使她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婚恋观，
她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思考进行写作，向我们展示了男权社会下女性挣扎的无力与婚恋自由的虚妄，对中国妇女解放具有很大意义。
第一，争取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反抗专制父权文化
女性受到男权中心主义的压迫与束缚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早就揭示出来的一个本质主义命题。正如朱丽亚·克里斯蒂娃所说，父系社会的建立源于一场性别之战，战争的结果是作为胜者的男性成功实现了对战败一方女性的控制、奴役与压抑。长久以来，女性作为一个低等性别被拦截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之外，使女性对男性逐渐由人身依附到精神依附，导致女性自我意识的泯灭，男性操持着整个社会秩序，他们是“话语权的拥有者，是秩序的规范者”[2]。作为统治者的男性通过意识形态的建构来获得对女性支配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而家庭则是贯彻这种意识形态的最基本统治单位。中国是具备庞大而严密父系政治文化体系的父权制度的社会，女性从一出生就被强制按照男性意志去承担使命，传统文化堡垒中崇高而神圣的“孝女贤妻良母”是女性最圆满的归宿。这种传统女性角色文化模式在五四时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新女性争取到的第一个权利就是摆脱旧式包办婚姻，自由恋爱自主婚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