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 And Foreign Poetics
们可以发现，穆旦此时还不能区分诗歌中作为叙事技巧的内心独白与作为体裁的戏剧独白之间的不同。《诗八首》原题为《诗》，但无论哪种标题，其实都类似于古典诗歌中李商隐式的《无题》。这种“无题”之题，其实正好泄露了诗人自己有关情感的某种难言之隐。他还不能像马维尔那样以戏剧独白的方式隐藏作者，而只能用传统的“无题”这种方式闪避。
虽然说的是穆旦，但从更大的层面这其中涉及到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及外国诗歌的关系问题。鉴于此，穆旦与马维尔之间隐秘的关系也许触及到了比大理石或者花岗石更坚硬的部分一穆旦会不会因此在两种石头之间犹豫不决：这是任何写作者都要遭遇的哈罗德•布鲁姆意义上的"影响的焦虑”，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意义上的"互文性”，并最终是关于何为诗歌这个终极且无解的难题。
（杨婷摘自《文学评论》2019年9月15日第5期）
论穆里的“另体您仰”
李
在现代诗人中，没有谁像穆旦这样具有如此自觉的身体意识，也没有谁像穆旦这样在身体意识上表现出如此大的起伏。穆旦的“身体性”联结着精神，对身体的信仰因其是为精神提供激情和力量的源泉，因而
与其说是身体意识的动摇，不如说是精神世界的摇摆反过来影响了他的身体意识。
穆旦的“身体意识”是充分历史化的，在精神世界不断的怀疑和惶惑之后他仍葆有对身体的信赖，其重要原因在于穆旦对“身体”具有高度自觉的现代认知。穆旦的身体书写总是带有强烈的批判性和反抗性，这也是穆旦诗歌的现代性所在，通过“身体”怀疑并反抗各种强加的外力，是穆旦处理与世界之关系的重要方式。穆旦始终不会将个人的身体作为历史结构中的被动存在物，而是力图要保持它的独立性。他所获得的身体本体层面的知识和经验，成为他反抗所凭借的资源。
穆旦对身体的思考建立在对西方身体哲学理解的基础上。按照西方现象学的观念，重拾“身体”就是要抛弃形蓉
而上学的观念预设，从真实的世界中获得对世界的认知。正是基于对身体的理解，穆旦对于种种流行的潮流和观念才不盲从，因为''肉体是我们己经得到的”，在现代人无根的漂浮中，“身体”是唯一的实在，也是存在的证明。更为重要的是，穆旦对“身体”的赞颂，是以接受'‘身体”给人带来的困惑和不安全感为前提的，身体是“黑暗的憩息”，意味着"身体”存在无法把握、晦暗不明的部分，它常常不受精神主体的控制，这种自主性也是它的神秘性所在。
穆旦诗歌中的“身体”是激情之源，也是痛苦之源，它在穆旦的诗歌中和哲学、历史构成了紧张的关系。西方文化确立的上帝对人的本质定义解体了，但渴望被定义的诉求却依然存在，穆旦在彷徨中也
一直希望找到一种终极性的理想，但对“身体”的倚重又常常让穆旦发现“理想”的虚妄，希望和失望的更迭伴随着穆旦的生命过程。
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穆旦从“身体”出发所力图获得的是一种“生命的智慧”，“身体的信仰”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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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智慧”之间是一种对话关系。穆旦笔下，“生命的智慧”是通过对日常的否定而获得的。穆旦将“日常”作为一种庞大的敌对力量加以抵抗，并力图通过“身体”创造一种诗歌行动，他的诗歌因此才充满了冲突、紧张和搏斗。
与对“日常的身体”的抗拒相对，穆旦赞颂的是“野性的身体”，后者成功地将诗人在个人和国家两个层面的诉求合二为一。然而，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从现代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来看，这种“合一”中潜藏着终将爆发的悖论。在现代性的发展中，个人优于集体的观念深入人心，而个人首要的权利应该就是身体的权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命政治正是源于身体，“身体”应是国家保护公民的生命安全、维护公民的个人权益的中心。然而，一旦国家从战争和革命走向政权的稳固，情况就会发生变化，资本主义将身体变成了既顺从又能带来生产力的工具，韦伯、阿甘本、福柯等哲学家都关注了权力对身体的
控制，他们发现，根本不存在纯粹的生物性以及理想的人道主义。这也就意味着身体与权力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穆旦的困惑也来自于此，一个稳定、规范的社会通常会将“野性的身体”视为洪水猛兽，“身体”在被利用之后抛弃，至此，“合一”就会变成“分裂”和“错位”。
与“野性之力”的释放相比，日常化的“安身”是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它难以容纳躁动不安的热情，但对于日常的身体，20世纪的政治话语的态度也同样是狡黠而善变的。20世纪上半叶，由于民族生存的紧迫性，对“革命”“解放”等宏大话语的大力提倡使日常生活的价值被挤压和否定，追求民族、国家富强的主流话语在事实上造成了对个人日常生活的贬低和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个人的身体被进一步置换为阶级的、集体的身体，对个人身体的挤压以制度化的方式得到延续。这些都是在穆旦对日常身体的批判中所忽略的问题。
穆旦始终试图将对身体的思考插入历史话语之中，他的困惑和挣扎也正是这样的历史事实的投影。在穆旦70年代的诗歌中，对他的“身体的信仰”构成诘难的是“生活的智慧”，这里的“生活”不仅仅是指他早年所抵制的平庸的日常，更重要的是还包括了阶级斗争的“日常”，穆旦在此将它们一体化。与他早年所追寻的“智慧”相比，这里的"智慧”的内涵己经发生了变异，所谓的“智慧”是现实政治给予的，"身体”与“智慧”之间不是一种对话关系，而是一种冲突的、相互否定的关系，这样一种关系在早期写作中其实已经出现，只是经过了历史的变迁、人生的磨难之后，穆旦以反讽的方式宣告了“生活的智慧”的胜利。对于穆旦来说，真正的智慧只能由个体生命的经验中生长出来，包括失败和痛苦，而非“身体”
被给予的理性和规范。
穆旦诗歌给人的感受始终是痛感和快感并存，诗人看重的是能否让肉体和精神同时拥抱真实的生活，如果能够，艰辛和痛苦就更能增加意义的重量，这种“自虐”式的对理想的献祭，是穆旦处理个人与国家、诗歌与现实关系的基本方式，而一旦“身体”抽离于现实，或者和现实之间失去了一种依存的关系，那么也就意味着真切的“生”之感受的丧失。
穆旦的《葬歌》一诗述说了自己对信仰的埋葬，肉身及其欲望最终会解体，但它由此也完成了被赋予的使命，而身体的意义就在它不断的上升和沉落并融于历史和时间的过程中，这也是穆旦“身体信仰”的最终去处。
（陈锡敏摘自《文学评论》2019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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