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兰·巴特的语言观
巴特的文学语言观。巴特认为,文学语言作为含蓄意指,语言遭到了“多格扎”的浸透,语言的所指和能指均不同程度上遭到了的扩大化的阐释。巴特以审慎的思维梳理文学语言之后发现,形容词是虚伪的;对所使用的名词要慎重;句子由于具有表意的稳固性,所以,其中往往凝结着“多格扎”;巴特宣称了传统小说的死亡,其原因是传统小说中具有不可靠的因素：虚伪的第三人称视角和一般过去时态。巴特设想了一种没有“历史”的语言,以现代诗歌为代表。当然,这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巴特自己也知道透明、纯洁的语言是一种幻想。虽然巴特从各种角度探索了语言的危机和语言的出路,但文学的语言不免沦为“语言的乌托邦”。
罗兰·巴特是西方当代文论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理论跨越了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对西方尤其是法国的当代批评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近年来,在我国文学理论界,巴特的名字不仅并未随着结构主义的衰落而消失,恰恰相反,被引用的频率越来越高,其著作的翻译也达到了一个高潮,但对于巴特理论的某些方面仍缺乏专门的研究,比如其语言观。
语言无疑是罗兰·巴特终生思考的主题,也是研究其理论与写作的基础,符号学是巴特思想的基础,巴特还把对符号学的思考与语言学结合了起来,提出符号学是语言学的分支这一理论。在
实践上,巴特运用符号学方法对神话语言、政治语言、书面服装语言等进行了分析,直至最后的《明室》中,仍存在着符号学的影子。
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这是巴特受索绪尔影响而又逆索绪尔提出的一个理论,体现出了巴特一生中极为少见的建立体系的愿望。二级意指系统。这是巴特从叶尔姆斯列夫处得来的一个概念,即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对二级符号系统的划分成了巴特研究语言问题的有利武器；符号与意义。巴特对符号学的探究以及对二级意指系统划分的目的即探究符号是如何产生意义的,巴特的贡献在于强调了语言的多义性。
语言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巴特语言观及其整个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巴特看来,通过不及物性写作,语言可以摆脱意识形态而到达自由,同时,语言尤其是语言结构,又是意识形态的物质外壳,是一种暴力性的存在。
文学的意识形态性。早期的巴特就已经意识到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在《写作的零度》中,他对资产阶级写作进行分析后,提出了著名的“零度写作”的概念。在强大的意识形态面前,巴特一方面毫不犹豫的揭露与批判,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了犹豫不决和回避,事实上,矛盾性正是巴特的一部分；如何摆脱意识形态到达自由。巴特将摆脱意识形态的希望放在了写作上,即“通
过语言弄虚作假和对语言弄虚作假”。为此巴特还创造了一系列的概念,如“及物写作”与“非及物写作”,“可写的文本”与“可读的文本”,“作品”与“文本”等。这些范畴在一定程度上的僵化性与巴特建立它们的初衷是相悖的,此外,其界限的模糊性也造成了某种理论上的论罗兰·巴特的语言观困难。语言自身的暴力属性。巴特很快就发现了语言的暴力性,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中,他深刻地指出,真正的法西斯不是阻止说话,而是强迫人说话。谱言总是为权势服务的,于是巴特只能求助于“新论”、“漂移”、“呈空”这些概念,也就是他不断边缘化的策略以及断片式写作。
不断转换的理论方向以及写作风格给巴特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在对其进行“去神秘化”之后即可发现,巴特文字“留白”的特点不仅仅是出于边缘化的追求,还是一种对欲求不足的迷恋。五、余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启示。
巴特的语言学思想与20世纪西方结构主义、符号学、语言学转向以及后现代思潮,都有着重要的联系,因此也就不免带有他所处的庞杂时代的烙印。对于同样处于一个庞杂时代的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巴特的语言观、他始终如一的边缘化姿态以及解构之中的建构等等,都有着极人的借鉴意义。
罗兰·巴特具有多重身份：“多才多艺的人”、“论战家”、“符号学者”、“结构主义者”、“文学史家”、“神话学家”、“批评家”、“享乐论者”、“作家”和“文士”等。巴特又是一个“杂家”他涉及的领域甚广,从文学到符号学,从电影、戏剧到摄影,从音乐到服饰。
巴特分析了近百年的法国文学史,在总结了多样化的写作样式后,巴特发现,“古典写作”统治着文学创作。巴特认为,在古典写作中,“说话”的不是作家,而是隐藏在深处的“巴格扎”,是代表某一阶层的写作,这些作家只是在参与资产阶级的道德重建。巴特追求的是“直陈式”、“非语式”、“新闻式”、“中性”、“毫不动心”、“纯洁”的“零度写作”。“零度写作”追求形式的独立于形式的自由。与萨特“介入”型的直接干预现实的文学观相比,巴特的文学观可归之于“形式的道德”。由于“零度写作”缺乏可操作性,注定了通往“乌托邦”的道路是曲折的。 第四章重在分析巴特的“作者之死”以及阅读理论。巴特将“作者”从神坛的位置上赶了下来,并且宣读了“作者之死”的通告。“作者之死”犹如“上帝之死”一样令人震惊,也被当做后现代的“事件”反复叙述。作品成了无父的存在。巴特此举的目的是让“读者”参与创作,倡导身体参与阅读,追求意义的“复数”。巴特将阅读与批评的区别与联系分析得非常透彻,阅读是融入意义,批评是产生意义;阅读是为了批评,批评是为了阅读。同时,巴特借鉴克里斯蒂娃的互文理论,认为“文本”是“织物”,围绕某一文本,能寻出一张文本之网。文本是其他文本的“碎片”编织而成的。作
品唯一的一丝神性,即独创性的产物,也消失殆尽了。巴特留给了我们一地的“碎片”,等待我们这些热爱文学的人重新去捡拾,去恢复一个纯洁的、整体性的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