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 国家认同 文化认同
民族文学研究中有关作家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周建江
内容提要：民族文学研究中对作家的研究不能忽视他们对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汉族作家多能够做到认同，在少数民族政权下为其国家服务，在痛苦的嬗变中，完成自己的一系列认同。否则，无以在少数民族政权下生存和发展。对于民族政权下作家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问题，我们必须极为关注。这是我们正确认知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心态、以及检验作家文学创作成果的核心问题。
关键词：作家民族国家文化认同
作者单位：肇庆学院中文系
民族政权下的文学运作的作家队伍的构成是较为复杂的。就民族属性而言，有汉族作家和少数民族作家。汉族作家固然不必说，因为他们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主体。少数民族的作家虽然只占作家队伍的极少数，但是不乏佼佼者，例如元朝的萨都剌和清朝的纳兰性德；当然也有一般的作家，例如北周的宇文毓和清代的尹湛纳希等人。不过有的作家的民族属性并不是那么清楚，像清代的曹雪芹，可以说是汉族作
家，也可以说是满族作家，而且各自的理由相当充分，难以对曹雪芹的民族属性做出明确的界定，只好各取所需。就汉族作家的生活经历而言，有始终生活在少数民族政权下的汉族作家，像五胡十六国时期来不及撤到江南的汉族作家和根本不愿意撤到江南的汉族作家，以及两宋之际滞留或自觉地留在少数民族统治下的北方的汉族作家；有从汉族政权统治区域到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区域的汉族作家，例如南北朝时期大批的汉族作家投奔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即使这种情况也较为复杂，有自觉回归北方的，有被迫来到北方的。被迫来到北方的也有两种情况，一是战争失败而被掳来到北方的，二是难以在南方汉族政权下继续生存而避难于北方的。不管是何种原因来到北方，他们都是生活在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下，从事自己的文学创作。就少数民族作家的构成而言，如同汉族作家的构成一样，也是多样化的，对于他们来说，或是生活在本民族统治之下，或是生活在其他民族统治之下。如果是前者，则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是后者，则又是少数民族政权下的非统治民族的作家。
因此，民族政权下的作家，有着较为复杂的民族属性的界定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以往我们通常都是将之搁置起来。但是，问题的搁置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解决问题方是问题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对于民族政权下的作家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其解决的办法，我们认为，有三个问题是必须要加以解决的，即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问题。
民族认同是指作家对于自己所处地区的统治民族的认同，自觉地归属其民族性。作家对于民族的认同有两种情况：一是对本民族的认同，二是对他民族的认同。前者是民族属性的
问题，后者是民族性皈依的问题。
民族认同，是民族政权下的政治所最为关心、最为敏感及最为迫切解决的问题。在通常的情况下，除绝对的民族国家之外，像早期的蒙古以及早期的匈奴国家，民族政权的统治者所属的民族都是少数民族，而且总体上处于劣势。这样说一是因为他们的人口数量远远地少于被统治的民族的人口数量，二是因为他们的人口质量远远地逊色于被统治民族的人口质量。军事上的一时胜利并不能说明他们的强大，只能说明对手的孱弱；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军事上的优势也会发生逆转。因此，这里所说的少数民族的劣势主要指的是其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劣势。这种劣势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乃至于深远的。对于民族政权下统治民族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劣势，统治民族自己也看得很清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采取民族认同的政策，用统治民族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影响力招揽和接纳投入其民族怀抱中的其他民族成员，扩大自己的民族肌体，尽快改变本民族在数量上的劣势，以求得平衡或压倒的态势，从而获得自己民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保障和持久。在这方面，民族政权的统治民族首先拉拢有着与自己相同或相近属性的其他民族，南北朝时期北方的鲜卑族和匈奴族政权所采取的民族认同政策就属于这种情况。他们或是将属于同种的民族首先团结起来，像拓跋鲜卑、慕容鲜卑、宇文鲜卑；或是将属于同种的不同部落及集团联合到一起，匈奴政权就是这样。之后再接纳其他民族属性相近的民族，辽金元朝的统治民族采取的办法即是这样。将民族肌体壮大之后，再分化强大的、人口占大多数的汉族，并将之纳入自己的民族之中。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汉族的分化改造，中
国古代历朝历代的民族政权的统治者都没有能够解决好同汉族的民族关系问题，都没有能够使汉族认同于少数民族。民族之间的差距过于悬殊是这个问题始终不能解决的症结所在。通过民族认同的途经，民族政权得以生存和发展。
民族认同对于民族政权下的作家来说，影响是重大的。为了求得在民族政权下的生存和发展，作家们有时不得不接受民族认同；而一旦认同民族之后，便成为一种自觉，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民族属性。所谓的外在表现即是使用民族语言、穿戴民族服饰、采用有民族特色的生活方式等表现。例如，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汉族作家们，不论是早先滞留在北方的还是后来投奔到北方的，都逐渐抛弃了自己民族宽大的褒衣博带式的服饰，改为民族政权下的紧衫短衣的服饰；与此同时，这些作家们还要学习民族语言，以备官事之需要。北齐高氏政权下会说鲜卑语言是要被重视的；一些文学作品本身就是用少数民族语言创作的，像!敕勒歌∀和!木兰诗∀，前燕慕容氏的!阿干之歌∀也是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歌唱的。因此，外在的语言、服饰的使用是民族认同的第一步，其次便是从种姓变更这样的内在认同上完成民族认同。南北朝时期许多民族政权多采取这种方法，例如北周宇文氏政权曾经有过大规模的赐姓行动#。北魏拓跋民族政权也这样做。例如王轨的祖先本是太原祁县人，是汉代司徒王允的后人，是汉族著姓。然而在北魏朝，因∃累叶仕魏%，故∃赐姓乌丸氏%。王轨家族就这样变成为鲜卑民族中的一员。这种赐姓的做法本是始作俑于汉朝。汉朝时曾将大批的匈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赐姓刘氏。
民族认同对于非统治民族的作家来说，尤其是对于汉族作家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民族认同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不成功的，所谓的认同也只是暂时的，常常发生的事情是当这个民族政权结束统治时，其强加于其他民族身上的民族属性也会随之而被抛弃，恢复到自己原有的民族属性上来。南北朝时北方民族政权在民族认同问题上所做的努力都是这样的结果。因此，民族认同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尽管如此，也还是会有例外的事情出现。比如说清代作家曹雪芹，其祖先虽然是汉族人，但是由于几代人都在为清朝皇室服务，成为内务府包衣，已然完成对满族的民族认同，成为满族的作家，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在民族政权下,
民族文学研究2003.3
对其作家的研究，回避民族认同的问题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应正视民族认同的问题。关注作家的民族认同问题，是民族文学研究的出发点之一。民族政权下的文学创作，必然要打上民族的特色。统治者的思想作为统治的思想，必然要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深入到作家的思想里。民族性是民族政权最大和最重要的政治。当然，民族性在文学作品中如何体现、如何影响或指导作家的创作，则有待做进一步的研究或作为个案详加研究。
民族认同不单是对民族属性的认同或接受，更主要的是对这个民族政权即国家的认同。国家认同是作家对于自己所处国家的认同，承认国家统治的合法性。这对于生活在民族政权下的作家来说尤为重要。
作家往往可以拒绝民族认同，却不能拒绝国家认同。国家作为政治的最高表现，是作为个体的人生活的空间，它是不管你认同还是不认同而客观存在的。拒绝这种认同仅仅是一种姿态上的表示而已。当年周武王伐商，伯夷、叔齐可以劝谏武王不要伐商；而当商朝灭亡之后，伯夷、叔齐可以不食周粟，也可以不作周朝的官。然而，伯夷、叔齐不是生活在政治的真空环境中，他还在喝周朝的水，呼吸着周朝的空气。所以，不食周粟在实际意义上只能是一句空话。∃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人都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伯夷、叔齐也不例外。周民族可以不被伯夷、叔齐所认同，但对周朝却必须要认同。同样的事例发生在明清王朝更迭之际的汉族作家的身上就更能说明问题。最初满族在中原建立政权时，必然要造成对原有政治的破坏，势必要激起汉族人民的反抗，出现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但是，满族和汉族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并不是绝对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实际的事实是，绝大多数的汉族士人在斗争无望之后，从最初的反抗变为停止反抗再变为接受统治。那些起初坚持抵抗的志士们，最终都承认了满族的清政府，接受了大清国存在的事实，郑成功就是最好的例证。至于其子孙们的表现就更能够说明问题。
与民族认同相比，国家认同较为容易。民族认同严格来说只是观念上的东西或是一种政治理念，在实际的操作中是难以做到的。民族认同过程中的语言、服饰这样的外在行为和像改变种姓这样的内在规范，并不真正能够改变人的民族属性和民族忠诚。汉族政权要改造少数民族让其接受汉民族的认同是做不到的；同样，少数民族政权在改造汉民族使其接受少数民族认同时也是做不到的，真正能够做到的是国家认同。
生活在民族政权下的作家们之所以能够做到国家认同，就在于国家能够为认同它的人们提供适合于他们的政治平台，这个政治平台将会满足或是保障认同它的人们的生命及其物质财产，发挥其作用，实现其生命的价值。人的价值实现与否是人最多考虑的事情。这就是国家认同能够做到的根本原因。于是，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和很清楚地回答：为什么当江山易手、朝廷变更、政权更迭之际，人们会很容易地投入到新政权的怀抱，为之效力而并不顾及其他，尤其是在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社会，每当南北方对峙时，民族政权居于北方，汉族政权居于南方，会有大批的汉族士人自愿地留在北方而不南撤，并且为统治这个地区的民族政权效力。当撤到南方的汉族士人们临江北眺、慷慨激昂之时，其留在北方的兄弟们却在安然地生活，从事着自己的事业，为少数民族政权出谋献策，图谋着吞并南方。这该是一种怎样的巨大悬殊和反差。我们不能用一句∃爱国主义%口号检测这一切，问题远远不是口号那样简单。此处所涉及到的问题便是国家认同的问题。生活在民族政权下的被统治民族虽然不会承认这个统治的民族，但是不能不接受民族国家这个客观存在，尤其是当这个民族国家能够为这些人提供庇身之所和进身之路的时候。因此，为了某种需要的考虑，生活在民族政权下的被统治民族是会在国家提供的政治平台上大展身手，并不介意这个国家是属于哪个民族。五胡十六国北朝时期，为民族政权效力的汉族士人哪一个不是出身于当地的世家大
民族认同 国家认同 文化认同
族及汉族著姓。从西北到华北，张氏、李氏、王氏、裴氏、崔氏、柳氏、刘氏、卢氏等大姓豪门，哪
一姓氏中没有人出来作官，为当局服务，并扩大自己家族的影响。又如，当幽燕十六州被割让给契丹以后，何尝没有留在当地的汉族士人在作辽朝的官。辽朝如此，金朝又何尝不是这样。当北宋被金朝灭亡之后，金朝在将势力范围推进至淮水一线时，曾有大批的汉族士人南迁，他们到江南之后，形成了强烈的抗金爱国的主旋律，出现了许多我们至今仍在时时歌颂的英雄，也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与此同时，也还是有大批的汉族士人没有南迁，而是留在北方，效力于新生的民族政权。与辛弃疾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蔡松年。蔡松年与辛弃疾是同门师兄弟，他与其父蔡靖于宣和末年把守燕山府，兵败降金。金朝时，蔡松年官授真定府判官，仕至右丞相，封卫国公。蔡松年是金朝汉族官员的代表人物，也是金代文学的代表人物。当辛弃疾于江南北固楼北望、慷慨悲歌的时候，蔡松年则是在饮酒赋诗，逍遥自在。辛弃疾与蔡松年各自同为当时南北方的文坛领袖，其对于国家的认同竟是那么的不同。如果说辛弃疾与蔡松年的例子只是个案的话，那么，明清王朝政权更迭之际，那些抗清与降清的汉族士人已然是群体了，各自的阵营都是那么人数众多，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清朝坐稳江山之后，除极少数的汉族士人仍是在坚守自己的国家观念时，其他的汉族士人都是已经在作清朝的官，认同于自己所处的国家。清政府的一纸博学鸿词科几乎网尽了天下的学人，国家成为人们观念中的中心，使国家认同这个问题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至于在以后的岁月里，汉族的士人们在民族的问题上已然麻木，完全为国家所同化，乃至于愚忠于清朝国家。王国维之死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说明。
民族认同难以做到，国家认同较为容易。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民族认同更多的是思想观念上的问题，而国家认同则更多是物质层面上的问题。人们需要思想观念上的精神力量的支撑，更需要物质上的现实力量的支撑。没有物质力量的支撑，观念上的支撑是不会长久的；更何况物质力量的支撑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现实需要，满足人们于观念上得不到的实际利益。这是最现实的。因此，在实际的操作里，对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问题的解决，民族政权固然要求如此，强调民族认同；但民族政权也深知，民族认同的问题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时间、历史的磨合。相反，国家认同却是现实的，立竿见影。只要迫使人们为民族政权服务，久而久之，随着国家为其所提供的物质利益所带来的效应，民族国家是会得到认同的；再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认同的问题便自然会得到解决。满族清政权在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就是如此，最终，清朝的民族政权成为了全中国人民的政权，满族也为社会成员之一，为汉族所接受和接纳，完成了对其民族的认同。
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相伴随的问题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对所处民族、国家环境中的一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认同。民族政权下大的被统治民族成员，在接受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过程中，有一个痛苦的文化认同的嬗变过程。从拒绝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到认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民族主体始终是汉民族，汉族文化博大精深，底蕴十分丰厚，影响的穿透力量极强，辐射的面度极广，文化的优越感也就十分强烈。故而汉文化在本质上要远远胜出于与其同时期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其他民族文化。因此，当民族政权建立之后，在推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政策时，遇到的最大
阻力是来自文化上的阻力。士可杀不可辱。生命固然重要，但是生命的意义更重要。对于汉族士人来说，在相当的程度上，生命的意义远胜于生命的存在，至少对于绝大多数的汉族士人来说是这样。于是，文化上的认同就成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问题解决的先决。
文化认同的问题过于复杂，复杂之处就在于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民族的文化实在是太落后于被统治民族的文化。文化的魅力和文化的征服力不是像军事占领和政权建构那样简单。
民族文学研究2003.3
当然，军事占领和政权建构也不容易。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分有形和无形两种。有形的文化无非是像语言、文字、服饰、饮食这样低级的和政治措施、礼仪制度、文化形态这样高级的；无形的文化深藏于人们的思想里面，潜意识地发挥着作用。所以，文化认同乃是有形和无形两方面的双管齐下，以有形改变无形。理论上是应该如此，然而在实际操作上却较为困难。原因就在于，从历史的事实来看，文化认同更多是少数民族文化向汉文化靠拢，认同于汉文化。乍看起来，这与少数民族政权所推行的文化认同政策相矛盾，实则不然。少数民族文化向汉文化的靠拢，固然是因为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所致，但也不排除汉文化的机体中有着某些原本不是汉文化的因素。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其文化构成虽然说是以汉文化为主体，但也是有着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化成分的加入。因此，少数民族政权在推行文化认同政策的过程中靠拢于汉文化是不争的事实&，但更多的是从汉文化
的肌体中寻找到符合自己民族需要的文化成分，为我所用，这才是最主要的。所以，民族政权所推行的文化认同政策，目的只有一个，即承认民族政权存在的合法性，以及文化上的合理性，并在文化认同的过程中，达到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这个最终目的。我们从满族清政权的一系列文化措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此点。满族清政权凭借着几百万的人口治理着几万万的人口，统治时间长达成276年，如果不是外来资本主义侵略的话，统治的时间或许还会更长些。人口数量上的巨大的差距并不影响清政权对国家的治理，原因就在于得到了汉族的认同，尤其是在文化认同这个方面。清政权通过对中华文化的整理、发掘、研究、应用，特别是通过对汉文化的整理、发掘、研究、应用，表面上看是被汉文化所征服，实则是得到了汉文化对自己民族及其文化的理性认同；而正是这种表面上对汉文化的屈从，使得汉文化接纳了满族文化。这个事实一旦成立，这种认同一旦成立，角度和分量便会发生变化和偏转。原先的文化屈从者便会成为新文化的领导者，成为新文化运作的主宰。整部清朝的政治史和文化史无不说明着这一切。所以，文化认同在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三者关系之中扮演着主导的角色，是所有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
因此，民族政权下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是我们在对民族政权下民族文学研究中作家研究时要正视的问题，其中对汉族作家的研究更应如此。
中国古代民族政权下的文学创作的主体是汉族士人。他们的民族出身和传统的文化观念决定了他们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上的独立性，体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是民族政
权、民族国家，他们又必须为其服务，不管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故又都存在着国家认同的表现。于是，在更高层面上的文化认同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局面：或认同于民族，认同于国家；或不认同于民族，却认同于国家；或民族、国家都不认同；或是其他更加复杂的情况。
尽管有这样的明显的客观事实的存在，但是当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民族政权下的文学，特别是对汉族作家进行研究时，存在着明显的偏差和不足。具体表现在，我们在作家的研究中更多地关注于作家的民族主义情结，对于原有国家认同的情结，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乡关之思，在更高意义上说是∃爱国主义%。于是一些缅怀故国、情系乡土的忧愤深广的作品被置之于纸端，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应当说，这样做没有什么错，但又不完全对。作家的心路历程是漫长的，其间的变化也是复杂的。一般说来，少数民族政权下的作家，特别是汉族作家，会由最初的拒绝转变到认同上来，并且会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予以表现。以南北朝时期的作家庾信来说，其在民族政权下所创作的!小园赋∀、!枯树赋∀、!哀江南赋∀、!拟咏怀∀二十七首等作品，固然张扬了作者的民族情结和爱国主义精神，值得我们重视；但在另一方面，庾信在北朝生活期间，由于其出色的文学修养，得到了北周政权的礼遇。!周书∀本传有曰:∃世宗、高祖并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
民族认同 国家认同 文化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