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经纶治国论
《周易》的经纶治国论
《周易》的阴阳变化理论，最终还是要服务于政治，过去曾有人称《易》学为经世之学，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按照六十四卦的模式，乾坤为天地之始，继乾坤之后的屯卦则为创世之始。
《屯·象传》说： “云雷，屯。君子以经纶。”是说世界初创，社会洪荒，君子治世如治丝，要从杂乱中理出头绪来，变无序为有序。所以， “经纶”二字，就是指对国家社会要依据阴阳变化进行治理，这是作《易》的根本目的。本文将就此谈几个问题。
天道与人心相应，君位系于下民
中国自秦汉以后就成为统一的大帝国，治理大国诚为不易。如何使之井井有条，不仅需要有—套典章制度，更需要有一个根本性的治国方略。《周易》的阴阳变化学说，从哲学的高度为国家政权建设提供了理论性的指导。因此， 《尚书·周官》曾将其概括为“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即按照客观规律去经营治理国家，要不断调和理顺阴阳关系。阴阳关系是一个重要的
哲学范畴，大而范围天地，小而寓于一物，治理国家亦必顺应其理。所以《汉书·艺文志》称《周易》是“王教之典籍”。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序》中也说： “故《易》者，所以断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也。”都肯定这部书有治理天下之大法和王天下之大道，这个大法和大道又是与天地和人伦融为一体的。
《周易》作为古代哲学，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整体，认为天人相通。世界的整体性是建立在阴阳的基础上，即阴阳变化支配着万物的运动变化，贯穿于天地人而无所不在。因此天人合一，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息息相关，而且天道往往决定或影响着人道。从这一思想观念出发， 《周易》论述经纶治国，首先提出“效天”和“顺天”。《系辞传》说：“天生神物， 圣人则之;天地变化， 圣人效之。”
《观·彖传》又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神道”，即阴阳变化之道。 “设教”，即设置政教，包括一切政策法令和种种教化措施，也就是经纶治国的具体方法和手段。这些东西的制定，都必须以阴阳变化规律为准绳。那末天道的阴阳变化规律又有什么特点呢?《豫·彖传》说：“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武。圣人以顺动，则刑罚轻而民服。”天道阴阳规律的变化，集中表现为日月和四时的往来，既不
过越又无错差，总是顺其自然而发展，体现着一种和谐有序的永恒过程。 “效天”，就要效法天道变化之和谐有序无过差， “顺天”，就要顺应天道规律永恒发展之自然。以此来治理国家，民服而无需用严刑苛法。
《周易》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看作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过程，认为人应该尊重自然规律，这个思想是正确的。但是它不懂得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还有其特殊的规律，然而却看到了社会的矛盾要比自然界复杂得多，并不完全象日月四时那样和谐有序自然而发展。它所说的“效天”与“顺天”，实质是通过天道而反馈人道，从中受到启示理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保持与天道相协调。我们说，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经济利益和阶级关系的根本对立。《周易》虽然不是用这个视角去认识社会，但却看到了等级制度的尊卑之序把人分为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理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与天道相协调，就是要使对立的两个方面如何达到和谐与统一，这也就是“燮理阴阳”的根本问题。按照《易》卦的模式，乾为阳，为君，坤为阴、为民。 《系辞传》又说：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认为乾坤阴阳所反映的君民等级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但是，二者的地位并不是绝对不变的。《坤·文言传》说：“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由辨之不平辨也。” 《易》曰：坤阴
所代表的下民，是要卑顺以承奉乾阳之君，然而从阴阳变化规律说，对立的两个方面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易位。因而坤阴的卑顺也有一个积小而成大，渐进而至极，最终将发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下犯上，顺反逆。所以这段话于“坤道其顺乎”之下，接着就讲“积”、 “渐”、 “辨”，最后以“盖言顺”作结语。就是要告诉统治者，下民的卑顺并不是绝对的，君王的位置也不是永恒的，关键是“积善”还是“积不善”，对此要有所辨察。
从这一基点出发， 《周易》论经纶治国则把人道的阶级关系和谐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加以追求。阶级关系和谐统一则天地交而志同称作泰，社会发展就呈现出一种有序化的过程，人道与天道相应。阶级关系失和，下民被逼得挺而走险，天下就要大乱，社会就失去了稳定而否塞不通，人道与天道就不相应。在中国历史上，殷纣王无道失国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 《周易》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总结，体现在明夷卦中。明夷的六爻，以上六代表昏暗的国君，在下五个爻位的臣民尽为其所伤。结果如何呢?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象》曰; “初登于天”， 照四国也。 “后入于地”， 失则也。
“初登于天”，指殷纣王初登王位承大统，也曾以君德照四方。 “后入于地”，指纣王后来昏庸残暴丧尽民心，终于被推翻。 “失则”二字，则为法则，也就是阴阳变化规律。总结纣王失国的教训，就因为他违背阴阳和谐经纶治国的基本规律。
殷纣王无道失国，周武王继之而立，这是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对于这场革命，《周易》给予充分肯定。《革·彖传》说：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 大矣哉!
由于天地四时的不断变革，从而才使万物新陈代谢生生而不穷，说明没有变革就没有自然界的永恒发展。人类社会也是这样，商汤赶走夏桀，殷纣王无道周武王取而代之，这就叫革命。没有革命社会就不能继续前进，所以这种革命既顺乎天道规律之自然，又迎合了人心之所向，是革而当革，无任何过错。于是《彖传》又说： “革而当，其悔乃亡”。并赞叹说：革卦的意义，真是伟大啊!这里边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即天道规律究竟用什么去衡量?要用民心去衡量。一个君王的政教合不合于天道，一个王朝的存在与否，决定性的因素是民心之向背， 《周易》将其概括为“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样一来，所谓人道要与天道相协调，天人相合，并不是—句空话。因此说，革卦“顺乎天而应乎人”这句话，它明
确的告诉了封建统治者，民为立国之本，社会的治乱兴衰以及君位的存亡，均系于下民。这个道理，在《观》卦里就说得更加清楚了。
观，在十二消息卦里为阴长阳消之卦。阳为大，阴为小，阳为君，阴为民。阴长至四位，阳退守五位，上下对峙而互相观视。五，又为君位，四阴进逼，形势甚危。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 “观我生”，观民也。
阴长至第四爻位，阳消已过半。九五以刚爻居阳位得位又得中，是有中正之德的君王。所以《彖传》说： “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是说九五这个大君在上位还是很可观的，他以中正之德观示于天下，使在下的臣民能巽顺而为进退。也正因为九五之大君有中正之德，才晓得观察自我的生存与否，则观民心之向背。在下的群阴不进逼，自己就能生存下去，在下群阴一进逼，自己失去生机。故言“‘观我生’，观民也。”民心之向背，决定于君道正不正。由于九五君道中正， 《彖传》称“下观而化”。下民既被其感化，当然也就消除了进逼之意，从而使九五之大君得以继续生存。
这一事实说明，天道是可畏的，民心是可惧的，天道虽高远，观于民心即可求。所以，用阴阳对立统一关系来经纶治国，从天人相合的整体和谐观念来处理阶级关系。说到底，就是要以天道之自然和谐来反馈人道，认清人心与天道相应，君位系于下民。因此中国有句名言，叫“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阴阳哲理所得出的必然。
理财正辞，民为立国之本
《周易·系辞传下》在第一章里，就提出了“贞胜”说，认为吉与凶所代表的阴阳对立面总是在互相争胜负。斗争的结果经常是一个方面居于正位而显现着，另一个方面居于偏位而隐伏着，矛盾的两个方面不可能同时都发挥支配作用，这就叫“贞胜”和“贞夫一”。在论证了这一哲理思想之后，接着就联系到国家的经纶治理而讲了一段话。它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 财正辞，禁氏为非曰义。
从天地的自然规律说，由于阴阳争胜负而不断的互相转化，才使日月四时运行而万物生生
不穷。人类社会也是如此，由于上下尊卑互相斗争的推动，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从而才促进了历史的发展。在这种不断变换的情况下，圣人认为大可宝贵的东西莫过于政权。也就是说，谁得了政权谁就居于正位而显现于人，谁丢掉政权谁就转向隐伏。如何能够守住政权而长久居正位，就在于得众望之所归。何以得众望之所归，就在于有财物以生息万民。因此， “理财正辞”，是最重要的。 “理财”，即对国家财政的管理，税收法度必须适中合理。 “正辞”，即一切政令和教化措施必须保持清明。这两项事做好了，百姓就能够安居乐业自然遵守法令，一切都安排得很适宜，就叫作义。这样社会就能安定，可以保证政权的“贞夫一”。
《系辞传》的这段文字，从阴阳争胜负的不断变化中提出了政权建设的重要性，政权建设的核心是通过经济和政治上的管理措施以争得民心，从而稳定大局以巩固现存的秩序。这就是说， “理财正辞”不可贪得无厌而失掉民心，经纶治国应该轻徭薄赋，确立以民为立国之本。在这一基本思想的指导下， 《彖》、 《象》通过解六十四卦提出了一系列对下民应采取的具体政策。首先，是关于容民畜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