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关于人性的生成、特质及其社会价值
摘 要： 孔子在“继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的基础上, 揭示了人性的特质, 即“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性相近”指人都具有“类特征”, 为其推行“有教无类”主张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习相远”揭示了形成人性差别的原因, 为其实施因材施教原则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孔子兼顾人的个性和“群性” (社会性) :揭示群性的内涵, 即合群是人的天性, 人必须具有社会责任心, 倡导合群而不结党营私;注重以社会价值观引领个性发展, 大力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仁人志士。在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 孔子创立的人性论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现代价值。
关键词： 人性观; 孔子; 人性特质; 价值取向;
教人做人, 不能不研究人性。我国古人研究人性的内容十分丰富, 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性”的本意。据梁启超考释, “性即生命”。何以见得?他从造字上论证:“性即‘生’加‘’, 表示生命的心理。”[1]就此可知, 中国古人研究人性, 直接着眼于人的生命, 特别关注于人的精神生命。例如, 人的德性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现就孔子 (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 关于人性的生成、特质及其社会价值的论述略作阐述。
一、人性的生成
研究人性, 首先需要弄清楚人性是怎样生成的。《周易·系辞上》曾阐述了万物特性的生成, 其中也包括“人性”产生的道理。它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2]此处所说“一阴一阳”表述的就是现代哲学所说对立统一的观念, “道”, 则类似于“规律”。在一阴一阳规律的变化发展中, 凡是能够继续不断的、生生不已的、处在合理状态下的, 就是“善”。此处的“善”不同于道德意义上的“善”, 而是对事物合理性的概括。而且, 称得上“善”的事物, 都是可以继续不断发展的, 不然就不能称为“善”。一旦这种生生不已的“善”, 由渐变发生质变, 积淀成特定的物质时, 就构成了该物质特有的“物性”;如积淀成人时, 就构成了具体的、独特的“人性”。这就是所谓“成之者性也”, 人和万物的特性就是这样产生的, 这是万物特性生成的普遍规律。至于人类不同个性的产生, 也是在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由渐变而至于质变形成的。
这种“继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的观点, 使笔者联想到现代心理学关于“集体无意识”的理论。我国着名心理学家朱智贤先生编撰的《心理学大辞典》, 根据分析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3]293概念, 明确指出物种群体的共性与个性, 都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积淀而成的, 与《周易·系辞上》的观点具有一致性。不过, 二者都没有认识到, 实践在人类个性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但人类进化的渐变与质变是形成个性的过程, 这一论断仍然具有合理性,
是可取的。
人性是经过不断发展变化形成的, 人的个性也是不断变化发展而成的, 这是一个十分正确的论断。尽管它还没有揭示造成这种变化的具体原因, 但已经包含着进化论的思想。更值得重视的是人性与个性的生成, 完全没有神启的色彩。这可从《论语·述而》篇获得印证:“子不语怪, 力, 乱, 神”[4]71, 即孔子平常不讲四件事, 一是怪异的事, 二是暴力的事, 三是悖乱的事, 四是神道的事, 表明孔子不迷信。
孔子关于人性的生成、特质及其社会价值
西方古代文明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 这曾是他们主流的哲学观。苏格拉底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大约生于公元前469年, 死于公元前399年, 虽略小于孔子, 大致也可以算是一代人。但是, 苏格拉底却坚定地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 甚至认为神不仅安排了人的肉身, “而最最重要的, 是在人之中安排了灵魂, 这是人最优越的部分。”[5]孔子则迥然不同, 他不迷信神。杨伯峻先生曾记载《论语》一书中有17次使用“神”这个词, 不过都没有神秘的色彩。他总结道:“天神, 包括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古人所谓的灵物”[4]265。孔子从未说过人是神造的话, 而且将“人最优越的部分”———“仁”, 视为自身修养和学习的结果。这种平实的思想理念, 一
直促进人们努力进德成才。
在《论语》中, 孔子直接谈到“人性”问题的, 仅见“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4]179一句。从哲学上说, 此处的“性”是“类”的概念, 即每个人都具有的人类的共性。就是这一论断, 揭示了人性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即人性具有先天性与后天性的两重性, 这恰恰开启了研究人性的大门。
二、“性相近”的意蕴
孔子在论述人的先天性时很审慎, 采用的是“相近”一词, 这是说先天的人性具有一致性, 即凡是人都具有“类特征”, 否则不称其为“人”了;但是, 他却没有因此而否定人的先天性中还存在着差异性, 所以只说其“相近”, 而不是“相同”。孔子这简短的一句话, 体现了他对人性精辟的认识, 至今仍然颠扑不破。
在历史上, 人们从哲学思辨的视角, 对孔子“性相近”的论断都予以认可。随着人类科学的发展, 他的论断进一步获得了科学研究成果的证明。多元智能理论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之一。多元智能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心理发展学家霍华德·加德纳于1983年提出来的。他确信“我们所有的人都拥有这些 (指多种智能) 智能”[6]。这意味着, 作为正常的人
(即没有明显生理缺陷的人) , 在智力功能上绝对是平等的, 这无疑是从认知科学的视角诠释了“性相近”的合理性。
孔子提出的“性相近”, 为其推行“有教无类”[4]168的主张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直接冲击着西周时期的“学在官府”制度, 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口号, 它同“氏所以别智愚”相对立, 在宗法等级的樊笼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宣告教育不应是氏族贵族的专利。孔子又实行“自行束修以上, 吾未尝无诲焉”[4]66的措施, 保证了“有教无类”的实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7]是他实行“有教无类”的证明。孔门弟子的社会地位十分驳杂, 据《论语》记载, 颜回身居陋巷, 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清贫生活;仲弓的父亲是一个贱人;公冶长曾是犯人。《说苑》记载了子路食藜藿, 曾百里负米供养母亲;曾参亲自耘瓜, 其母亲手织布;闵子骞曾着芦衣为父推车。《吕氏春秋》又载子张是鲁之鄙人;颜涿聚曾作过梁父大盗。孔子的着名弟子中, 出身贵族世家的只有孟懿子和南宫敬叔两人[8], 最富有的是做过生意的子贡。可见孔子提出“有教无类”不是一句空话。
孔子实施“有教无类”、传播文化有两个值得重视的趋向。其一是播学于庶民, 促进了士阶层的崛起。其二是“布学于四夷”, 促进了华夏先进文化的传播。就社会体制的变革而论, 士
早已有之, 西周的士是氏族宗法制度中的下级贵族, 是以血缘纽带维系的食“禄田”者。孔子的弟子以平民为主体, 他培养的士君子, 立身处世不再是凭借原有的血族关系, 而是依据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学问智能。他们是驰骋于春秋、战国时期政治舞台的重要角色, 从他们之中分娩出了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是构筑封建国家机器的重要成员, 也是新兴文化事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孔子创办私学, 实施“有教无类”, 使当时的学术下至庶人, 扩大了社会受教育面, 对开发民智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并成为百家争鸣新风的导源。孔子大力推行“有教无类”, 不仅打破了氏族贵族对教育的垄断, 而且还适应了当时政治制度的变革。孔子之前的西周实施的是“学在官府”的教育体制, 它具有“政教合一”的性质, 既是一种教育制度, 也是一种政治制度。西周时期的“教”, 是国之权柄;“师”, 则是国家的官员。私学兴起, 讲学兼议政, 是新兴地主势力抬头并参与国政的重要表现。可以说孔子以办私学为从政的手段, 这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 而且也是一种现实的政治行动。近代有学者认为孔子办的是政治学校, 孔子创立的儒家是一个政治团体。总之, 孔子的私学是“干政”的, 这种见解符合历史实际。孔子不仅通过培养人才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而且以师生议政的方式, 直接参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据朱熹考释, 季氏欲伐颛臾, 可能是由于孔子的教诲, 并通过孔门弟子冉有、季路的干预而未能实施。这
说明孔子及其弟子是积极参与政治斗争的, 并起过重要的作用。私学议政的传统, 孔子创之于前, 子夏仿之于后。子夏出仕魏文侯师, 也是弟子相随, 讲学、咨询、出使兼施。后代的墨家、法家莫不如此。足见, 孔子创办私学, 促进了士人参政, 这不仅是教育制度的改革, 而且也是政治制度改革的一个方面。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参政主政的愿望, 顺应了历史的发展, 应充分肯定这一变革在当时的进步意义。
孔子以“性相近”为依据, 高扬“有教无类”的旗帜, 在当时曾促进社会的变革, 具有积极意义。在今天, 我们的教育改革, 仍然需要高扬“有教无类”的旗帜, 推进教育公平, 这不仅可以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还有助于打破当前阶层出现固化的苗头, 促进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 对缩小贫富差距、稳定政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习相远”揭示的内容
孔子所言“习相远”的“习”, 一是指人们现实的行为习惯和思想习惯, 这是人与人存在差异的具体表现, 二是指“习性”。“习性”的“习”, 用作名词, 类似现代心理学所谓的个性。“习”作为动词, 是指不断重复的实践, 可称为“习行”。从这个意义上说, “习相远”还揭示了形成人性差别 (“相远”) 的重要原因在于“习行”, 这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实践在人性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对“习”的两种诠释, 包含着孔子对人性认知的两方面内容。
(一) 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性
燕国材教授曾经指出:“完全可以断言, 孔子乃是我国古代甚至世界古代具有丰富差异心理学思想的第一个教育家”[9], 而且“孔子的差异心理学思想确实要系统而深刻得多”[9]。这一论断符合实际, 孔子对差异心理有深刻的认识, 包括多方面的内容。
第一, 人在智力上存在着差异。孔子说过“唯上知与下愚不移”[4]179的话, 翻译成现代汉语为:“只有上等的智者与下等的愚者是改变不了的。”这表明孔子认为高贵的人是有智慧的人, 卑贱的人则是愚蠢的人, 而且这两类人是先天所决定的, 是不能改变的。这种观念如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 则有其歧视甚至侮辱劳动民众的一面, 这是应该予以否定和批判的。如果剔除其中的阶级偏见, 不难发现这一见解揭示了人的智力水平存在差别。
第二, 人的能力存在差别。据《论语·公冶长》记载, 孔子曾对学生从政能力进行过分析:“由也, 千乘之国, 可使治其赋也”[4]43;“求也, 千室之邑, 百乘之家, 可使为之宰也”[4]43。无疑, 他认为求的治世能力比由要高。在孔门, 他认为“雍也, 可使南面”[4]53, 即冉雍具有帝王之才, 可以南面称君。足见他明显地将弟子从政的才能区分了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