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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模式从“单中心”治理走向“多中心”治理，民间信仰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一极”。民间信仰起到社会教化，促进社会整合的作用。同时，民间信仰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实现善治。民间信仰参与乡村治理的方式是多样的：一是民间信仰权威人士参与社会管理，二是民间信仰教团组织独立处理公共事务，三是民间信仰教义、仪式被政府征用，运用到乡村治理中。要使民间信仰有序参与乡村治理，对之应该以自律管理与制度规范兼顾。
关键词：民间信仰；乡村治理；多中心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13）1-234-03
作者：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16
民间信仰是指信仰并崇拜某种或某些超自然力量（以万物有灵为基础，以鬼神信仰为主体），以祈福攘灾等现实利益为基本诉求，自发在民间流传的、非制度化、非组织化的准宗教。①当前，我国的民间信仰大致有以下几类：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功臣圣贤崇拜、宗教派生下来的俗神信仰、行业祖师信仰等。②
一乡村治理：从“单中心”走向“多中心”
（一）乡村治理治理理念的引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治理理论的广泛应用给我国乡村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1998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学者首次提出“乡村治理”的概念。③乡村研究与治理范式的成功嫁接，是我国乡村研究方法论上的一大突破，犹如破茧而出，找到了一片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所谓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④乡村治理是一种新型基层政治的理想术语，它包容了乡村政治中的新机制与新实践，因而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概念。一般而言，它是关于乡村服务的委托、组织和控制，这些服务包括乡村区域内的卫生、教育、治安、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因此，它是乡村管理的新模式、新理念，是治理范式从国家宏观层面下移到乡村基层的表现，不仅具有一般治理理论的内容与特征，而且还因其与上层乃至中央的关系而更趋复杂。⑤自乡村治理概念提出以来，我国乡村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研究内容集中在诸如村级选举、两委关系、宗族问题、治理的乡村社会基础、人口流动对村级治理的影响，以及乡镇层面的乡村关系、乡镇体制改革、税费改革对乡村治理的影响等问题上。
（二）“多中心”治理：新时期乡村治理的趋势
我国传统的乡村治理是一种“单中心”治理模式，其突出特征是公共权力资源配置的单极化和公共权力
运用的单向性。“单中心”治理模式极易陷入一系列困境难以自拔。首先，集中化的行政权力只能使它治下的公众萎靡不振，因为它在不断消磨公众的公民精神和基本民主权利；其次，行政组织的全面官僚化和层级化将越来越多的经济与社会事务管理纳入其控制的体系中，使得市场机制自我调节和公民的自主管理能力发生了同步的蜕化；再次，单中心政府所具有的权力扩张的天然缺陷，不仅意味着其在传统的行政范围内增强其管理事项的广度和深度，而且在于它已超越出行政原有的属性大举侵入到立法和司法领域。这给作为法治主义前提的有限政府思想和权力制约思想构成了冲击，损害了文明社会的法律理性。多中心治理的基本点是改变政府对于乡村社会的行政性管理和控制，让乡村内部的自主性力量在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秩序维系、矛盾冲突化解等多种领域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从而拉近地方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距离，恢复草根民主和公共精神，尽可能地依靠多元治理主体的通力合作共同解决地方性问题。⑥这种新型治理模式既降低了政府直接控制乡村导致的高额成本，减少政府管不胜管所带来的失败，也使得乡村社会内部充满了活力。在这种治理模式下，乡村治理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性行为，而是一个多方互动的管理过程，通过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协商和建立伙伴关系来有效管理农村公共事务。
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的现状已表现出显著的“多中心”态势，各种民间组织的权威逐渐成为农村社会的主导权威，形成了新的社会治理结构。这些权力的“极”主要有：村庄政治精英、乡村经济能人、乡村宗族势力、乡镇政府、普通村民。⑦近些年来，民间信仰也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一极”。多中心治理
有利于实现乡村善治，即“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合作管理，社会管理过程可以使公共利益最大化”⑧。
二民间信仰：乡村治理的重要“一极”
民间信仰之所以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一极”，是因为民间信仰起到如下几方面的作用：
（一）民间信仰是最重要的文化传统，起到社会教化的作用尽管中国民间信仰不像“正统”的儒、道、释一样是一种“伦理宗教”，没有高深的仁爱心性道理，但其信仰的主旨仍是教化百姓和谐向善，其通过各类感性生动的民间故事的叙述将忠孝节义、和睦助人、积德行善、善恶报应、安分守己、无量度人等优秀传统道德观念渗透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世界，
论民间信仰的乡村治理功能
王四小
并以此构成了底层民众最基本的道德“知识储备”，为其人性向善与品德修养奠定了文化地基。如祭祖本身就是孝道的体现，所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在祭祖的过程中，长者往往要向晚辈讲述本
家族的历史，宣读祖训，要求族人不忘根本，发扬光大祖先的美德和事业，激励族人积极进取，不要做有辱祖先的事。一次祭祖活动，实际上就是一次以孝道为主的传统伦理道德教育。
我国民间信仰教义suo间信仰中的人生观、价值观教义教义中所包含的优秀成分为信众的正常社会化提供了良好的道德指向，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信徒在学习相关行为规范和礼仪方式的过程中，把这些优良的因素内化，从而成功进行社会化。大多数民间信仰让人宽容、隐忍、利他，实际上是教育信徒学会扮演社会角色，学会和他人在一定的位置上和睦相处，处理好人际关系，避免矛盾和冲突。在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化功能。如白族本主崇拜活动对白族妇女、儿童的社会化各个方面都有影响。本主崇拜组织“莲池会”规定：成员要洁身自好，行善除恶。⑨“莲池会”的老斋奶们所念的经文，既是对本主爱国爱乡、勇敢善良、忠孝仁义、为民服务等优良品德的歌颂，同时也在念诵者和听者中确认了相同的行为准则。老斋奶们在给自己的子孙讲述本主故事时，就潜移默化的将这些优良品德传给了下一代。
（二）民间信仰提供精神支持，可以促进社会整合
共同的神灵崇拜和祭祀活动，有效地把分散的乡族力量整合起来，形成了祭祀共同体。一旦形成祭祀共同体，村社成员的命运往往就被一条无形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各种民间信仰活动密切了村社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增进村社成员之间的团结，成为乡村居民的精神支柱。民间信仰可以促进社区整合，
乡村治理所期望的建设功能和保护功能履行得很好。⑩民间信仰的整合功能还表现在它有助于社会控制。民间信仰通过教义、教规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提供行为准则和评判标准，告诫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通过惯例、习俗、礼仪、契约等形式固化为文化的形态而存在于社会之中，或者潜移默化为人们的内心心理习惯和日常行为，或者强制、制约社会成员或组织的行为模式。新时期，我国不乏民间信仰促进社会控制的例子。如石家庄市东部的水祠娘娘信仰：信奉水祠娘娘的村民自觉地把庙会与自己的日常行为和操守联系起来，村里这些年来没有打架斗殴的现象，村民们从来都没有拖欠国家税收和违法乱纪等现象，基层工作在这里很容易展开。輥輯訛有些行业神对本行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规范作用。如我国信众广泛的关公信仰对经济活动就产生了很强的规范作用，华商都会请一尊关公像，以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诚实守信，不背叛合伙人之意。
（三）民间信仰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实现善治多中心治理模式能否有效运转依赖于各治理主体之间社会资本存量的多寡。社会资本是作为一种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资源，它为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提供便利，包括信任、规范与网络三大基本要素。社会资本理论揭示，从个人角度讲，在一个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的社群内生活和工作更加容易；从整个社会角度讲，一个拥有丰富社会资本存量的社会意味着和谐稳定的秩序和良好的社会治理。良好的乡村治理依赖于乡村内丰富的社会资本：乡村社会资本存量丰富且分布均衡，村民的归属感就强，参与合作就更容易，乡村治理的效果就更好；相反，如果社会资本缺失，则必然会制约乡村治理的发展。
而现阶段我国乡村社会资本普遍呈现出缺失和脆弱的特点：邻里关系变得淡薄、合作意识差，农民参与不足，村民之间平等、自由、互惠、民主的参与网络难以形成，乡村共同体内尚未建立起以契约为基础的信任，干群关系影响村民对政府的信任等。乡村社会资本的缺失必然会制约农村的发展，影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因此，若要发挥多中心治理模式在有效整合治理资源方面的作用，就必须重视乡村社会资本的培育。民间信仰通过各种仪式、制度促进促进信任关系的加强和扩展，以及扩大社会网络，能够通过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是当前我国乡村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之一。輥輰訛
三民间信仰参与乡村治理的方式
民间信仰不断发育和成长，这种非正式规则基础之上的软约束力量日益突出，为农村公共事务以及乡村治理开辟了新的生长渠道。民间信仰参与乡村治理的方式是多样的。
（一）民间信仰人士参与社会管理
民间信仰人士（特别是民间信仰组织的骨干）参与社会公共管理是比较常见的。许多民间信仰组织负责人为村中“民间权威”、“非正式权威”，虽然不担基层干部，但却能够在调解民间纠纷、组织村民集体参加公益事业时发挥实际领导作用。如刘铁梁在浙江南部永嘉县山村调查发现，当地黄桂庙会（供奉“萧公大王”）负责人余弦生虽然不担任村干部，但如果哪家发生了矛盾，都会来找他来评断。村里的大型公益事业，如桥梁、道路、祠堂的修建也由他担任指挥，并且大功告成。輥輱訛又如江西省赣
州市的“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的许多会长就曾经担任过宗祠理事会的会长。赣州几乎村村皆有宗祠，农村也一直传习“理事会”的历史文脉，每当村中要筹办公共善事，村民就推举村庄德高望重的长者组成理事会（称作“找老爷子”），义务承担组织事务的运作。輥輲訛
（二）民间信仰教团组织独立处理公共事务
很多地方的“庙委会”虽然不是行政组织，但依靠民间信仰提供的各种互助合作和社会网络的力量，往往能得到所辖地域民众的信赖輥輳訛，在政府触及不到的地方起着有益补充，成为处理争端、维系村社秩序的场所，具体表现在调解当地水利、公产、风水、械斗等纠纷，村里修路、修桥时让出钱出力，村里选举时让参与投票，村里有活动时让参与演出等等輥輴訛。民间信仰教团组织还直接提供公共服务，增进社会福利。近年来，一些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宫庙，开始热心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或赠药义诊，或修桥铺路，或扶贫济困，或资助贫困学生。如福建泉州花桥宫100多年来赠药义诊从不间断，受到百姓的高度赞扬。近年来漳州龙海市民间信仰宫庙捐献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资金就超过千万元，晋江的镇海宫、同安池王庙、龙海扶瑶关帝庙、萝城西街王爷庙等都捐助数十万从事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輥輵訛
（三）民间信仰教义、仪式被政府征用运用到乡村治理中
各地的民间信仰的教义主旨仍是教化百姓和谐向善，如流行于我国北方地区的萨满信仰不仅有忠诚英
勇的英雄主义膜拜，也有和爱善良的道德主义憧憬与和谐人间的社会理想；輥輶訛流行于上海地区的施相公信仰，则反映了民间对保家为国、救民济世、无私助人的道德情操的崇敬；东南沿海地区的妈祖
信仰，则寄托了民间百姓对勇敢、正义、仁爱及和平的人文美德的追求。这些民间信仰的教义是各地最宝贵的文化财富，是乡村治理中可利用的重要资源。
某些民间信仰的教义、仪式被政府征用，直接应用到社会治理中。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贵州榕江县苗族就出现过民间信仰色彩的习惯法成功参与当地社会治理的例子：贵州榕江县政府与摆垭山苗族群众通过“议榔”輥輶訛建立起良好的地方秩序。“议榔”条款的内容主要是提倡婚姻自由，各寨子重新通婚，红白喜事不铺张浪费，民族团结等，违者罚款。輥輷訛民间信仰以其“神圣性”把社会上各个不同利益集团的价值观综合统一起来，形成一个供大家共同遵守的规范，以此增加社会的稳定性。
四自律管理与制度规范兼顾：民间
信仰有序参与乡村治理的思考
多中心治理理论也并非毫无瑕疵，多中心治理理论有其特定的前提与理论预设：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三者力量制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的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市场的力量逐步显现。同时，以民间信仰组织为代表的农村民间组织也迅速发展，力量不可忽视。但一些民间信仰组织在内部管理、运行机制、自律机制等方面还不够规范和准确，这需要政府加强对民间组织的扶持与管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不能通过政治的、强制的手段来取缔，而只能通过长期的引导，使之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民间信仰应该以自律管理与制度规范兼顾。
（一）自律管理
社会主义新农村“管理民主”就是乡村治理要健全新机制，逐步建立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机制，教育农民依法行使民主管理，这是创建新农村的有力保障。自律管理指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的民间信仰组织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发挥村规民约的规范作用。
1，充分发挥的民间信仰组织的自主性。不仅可以为广大民众提供相互交流的机会，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本的发展，还有利于民主参与精神和自愿精神的培育。应该支持民众通过选举“民间权威”组织管委会，制定爱国公约和各项制度，使之成为广大信徒的活动准则，使民间信仰活动管理进一步制度化，实现有效的自我管理。通过以自律管理为核心和平台，不断调动广大村民对公共事务的普遍关注和参
与，锻炼他们行使基本权利和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为在乡村培育丰富的社会资本和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2，以村规民约为主要依据。所谓村规民约，是村民群众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结合本村实际制定的涉及村风民俗、社会公共道德、公共秩序、治安管理等方面的综合规定，是村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在民间信仰的作用下，村民们以村庄为地域，通过对自身权力让渡而形成约束力，进而调整法律涉及不到的社会生活方面，如老养幼教、邻里互助、治安管理、移风易俗等。村规民约有助于充分体现农民的自治权，维护农民的合法利益和保障村庄的和谐秩序，克服民间信仰的消极作用。当然，村规民约应当与国家的法律及其立法精神相一致，不得有宣传迷信思想、鼓动违法乱纪等内容。
（二）制度规范
自律管理的同时，要通过法律制度来规范民间信仰活动和行为，借助法律的力量，防止有害行为和事件的发生，从而对民间信仰进行正确的引导。目前，我国已出台了一些民间信仰的管理条例及规定，对民间信仰事务、场所、活动、人员等都作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对正确引导民间信仰是十分重要的。
政府监管的重点在理顺管理权责。我国各级宗教事务部门，需依法加强对农村宗教事务的管理，把宗
教事务的管理落实到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其他部门要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综合治理，才能对民间信仰实施有效的管理。另外，政府和宗教事务部门应对村民进行正确引导。要帮助农民提高认识与判断能力，倡导选择科学而理性的信仰方式。对乡民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帮助他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民间信仰问题；要顺接历史文脉，尊重群众美好心愿，依托民意根基，主动引导传统节庆和民间信仰活动，将之同封建迷信、陈规陋习、邪教区别开来，同讲文明、树新风结合起来。
注：
①輥輵訛林国：《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几个问题》，《民俗研究》2007年第1期，第5-15页。
②韩秉方：《论民间信仰的和谐因素》，《中国宗教》2010年第2期，第19-22页。
③徐勇、贺雪峰等：《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第26-32页。
④⑧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8-11页。
⑤樊雅强、陈洪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理论与实践》，《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227-234页。
⑥吴光芸：《多中心治理：新农村的治理模式》，《调研世界》2007年第10期，第3-5页。
⑦周大鸣、杨小柳：《社会转型与中国乡村权力结构研究》，《思想战线》2004年第1期，第107-113页。
⑨赵静：《白族妇女宗教信仰的社会功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6期，第16-17页。
⑩彭智勇、王文龙：《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机制探析》，《理论探讨》2006年第4期，第73-75页。
輥輯訛岳永逸：《传说、庙会与地方社会的互构——
—对河北C村娘娘庙会的民俗志研究》，《思想战线》2005年第3期，第95-102页。
輥輰訛徐姗娜：《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
—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东南学术》2009年第5期，第13-19页。
輥輱訛刘铁梁：《作为公共生活的乡村庙会》，《民间文化》2001年第1期，第48-54页。
輥輲訛李勇华：《新农村建设理事会：我国村庄治理的制度创新——
—
新农村建设“赣州经验”解析》，《探索》2007年第2期，第54-58页。
輥輳訛洪奕宜、李强：《岭南民间信仰“众神和谐”》，《南方日报》http：///html/2010-08/27/content_6874041.htm，2010-8-27.
輥輴訛朱钦、胜凌焰：《区域社会与民间信仰——
—萍乡张相公信仰的初步考察》，《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212-216页。
輥輶訛富育光、王宏刚：《萨满教女神》，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輥輷訛“议榔”是苗语，意思是“赌咒过的规约条款”，是具有民间信仰色彩的习惯法。
輦輮訛杨昌才：《少数民族习俗改革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2期，第16-19页。
（责任编辑：南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