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冼夫人研究概况及特点
张绍兵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广东茂名 ５２５０００）
【摘要】冼夫人文化和冼夫人信仰具有国际化特点，在东亚、东南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传播。海外学界对于冼夫人的研究起步很早，成果丰硕。通过梳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对冼夫人的研究，呈现海外学者冼夫人研究的概况和特点，发现海外学者在冼夫人研究领域与中国大陆学者并行不悖，但在着力点上却有所差异，且在理论方法和观点视角方面颇有创新。放眼海外，有助于深化大陆学者对海外冼夫人研究的认知，加强海内外学者冼夫人研究的沟通交流，促进冼夫人研究和冼夫人文化的国际化传播。
【关键词】冼夫人文化；海外学者；研究概况文化长廊
南方论刊·2019年第11期
一、前言
一千五百多年来，冼夫人从真实的历史人物逐渐走入人们的文化记忆，形成颇具岭南特色的冼夫人文化
信仰，并通过人口迁徙，影响不断扩大，如今已经涵盖中国南部的广东、广西、海南、台湾，东南亚的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更远达太平洋东岸的美国加利福尼亚，见证了华人群体的海外旅程和文化繁衍。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事业得到大力推动，传统文化影响力不断提升，使得冼夫人研究走入了新的时代，在中国大陆已经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另一方面，冼夫人文化自身不仅有国际化传播的历史背景，又有着鲜明的海洋文化特色和女性崇拜特点，在域外不同的地方文化中也举足轻重，因而海外学界同样关注并研究冼夫人、冼夫人信仰、和冼夫人文化。梳理海外学者们的研究状况与特点可以促进海内外冼夫人研究的交流和冼夫人文化的国际化传播。
二、海外冼夫人研究
冼夫人文化起于岭南，依海而生，沿海而播，东南亚以及其他地方的学者对冼夫人文化同样关注，出版有各种研究材料。本研究通过谷歌学术网络搜索引擎搜集并整理了分布在中国大陆之外与冼夫人研究相关的书籍和论文资料，共计二十余篇（部），这些研究资料完成的时间跨度很大，采用的语言种类也多，学者们的地域分布更是非常之广。时间上始于20世纪70年代止于2018年，语言上涵盖中文的繁体和简体，还有英文、日文、越南语，学者们主要分布在太平洋的东西两岸。笔者按照地域分布的远近，把海外研究者分成三组，分别是距离冼夫人文化核心区（中国岭南地区）较近的中国台湾、香港学者，距离稍远的日本、东南亚、澳大利亚学者，距离最远的美国学者。这是由于相关学者的身份背景互不相类，各自研究重点也各不相同，差异很大，故以地区分组相对直观。在这一直观分组的基
础上，大致勾勒
出海外冼夫人文化研究的概貌。
（一） 中国台湾、香港学者
中国台湾和香港学者以林天蔚和贺喜为代表。林天蔚教授祖籍广东高州，曾先后供职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和台湾政法大学，他1971年发表的《隋谯国夫人事迹质疑及其向化与影响》[1]一文，综合运用文献学、人类学的方法，详细考证了冼冯家族的发展脉络、政治联姻以及后世影响。林天蔚教授在文章中首先考证了冼姓氏族的源流、迁徙，冼夫人的身世和婚姻。林天蔚教授认为冼冯联姻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冼夫人向化中原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冼夫人及其族人在地方治理和政治选择上通过与冯氏的联姻促进了当地移风易俗、归化中央的历史演进过程，为后世树立的榜样，使得岭南地区最终完全融入中央王朝的治理版图。冼夫人本人在这一过程中作用巨大，因而她能同时获得中央王朝肯定和地方百姓爱戴。林天蔚教授成为海外学者冼夫人研究的先驱，并且把冼夫人研究推向了国际，海外学者此后多受其影响。
香港中文大学贺喜教授2008年在其文章《土酋归附的传说与华南宗族社会的创造——以高州冼夫人信仰为中心的考察》[2]中，以冼夫人信仰为轴心，通过审视中央政权在管理泛高州地区时不断借助冼冯家族的地方经营能力和当地的乡土信仰，主动推进地方行政机构制度化转变，最终完成政令畅通的治
理框架重构这一跨越千年的漫长过程。他认为当前泛高州地区乡土文化和冼夫人信仰的样貌是中央和地方博弈的结果，是中央政权不断加封和地方百姓不断尊崇产生的相互叠加效应。贺喜教授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展现了冼夫人信仰产生和发展的大致脉络，并解释了当前冼夫人信仰的现状及其缘由。
（二） 日本、东南亚、澳大利亚学者
日本、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皆以其本土学者为主进行冼夫人研究，日本学者以塚田诚之为代表，东南亚学者以越南学者Nguyen Ngoc Tho 为代表，澳大利亚学者以
Geoff Wade为代表。
越南国立大学（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学者Nguyen Ngoc Tho于2009年在其文章“Goddess Beliefs in Chine Lingnan Area”[3]中详细考察了中国岭南地区的女性神祗信仰，影响范围较大的冼夫人信仰是考察重点。文章认为，冼夫人信仰源于冼夫人的“女英雄”身份特征，这一英雄形象被百越人民接受，世代敬仰；岭南女性信仰是岭南地区人民千百年融合的结果，先天不具有排他性，这一内涵彰显了岭南文化包容、开放的特征。Nguyen Ngoc Tho在另一文章“Buddhist factors in the cult of Tianhou in the Mekong River Delta, Vietnam”[4]中指出岭南女性神祇信仰的影响遍布越南北部并远至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多种女性神祇相互交融，同庙祭祀，冼夫人信仰、妈祖信仰、观音信仰等等互不排斥，共同存在，这是人口迁徙相互融合的结果，也是各族人民对故国故土的精神寄托和对美
好现实生活的理想祈求。
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Tsukada Shigeyuki）学者塚田诚之2018年发表的文章，《关于海南岛冼夫人和冼夫人信仰的表象及变迁》[5]，立足民俗考古学，详细探讨了冼夫人研究的历史，冼夫人事迹和信仰的产生以及其在海南岛的传播，并着重探讨了冼夫人信仰在当代由各个阶层推动的“节日化”、“仪式化”、“旅游产业化”的不同情况。塚田诚之通过实地探访、拍照记录、亲身体验等形式，详细了解了冼夫人信仰在海南岛的现实状况。塚田诚之认为，社会各阶层对冼夫人信仰有不同的理解，由此产生了不同的诉求，反映出“围绕历史人物表象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家及学者的政治意图，政治家、学者、民众等多个主体之间存在解释的多样性”[5]。
澳大利亚学者Geoff Wade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历史学家，主攻亚洲历史。他于2004年发表文章“Lady Sinn and the Southward Expansion of China in the Sixth Century”专门讨论公元六世纪时冼夫人在汉文化向南传播中的所起到的桥梁角色。尽管Wade的历史观是西方式的，并且对历史上的汉化含义存在误解，但他仍然从历史的角度肯定了冼夫人在岭南汉化中的关键作用。
（三）美国学者
美国学者对冼夫人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代表性的学者有Sherry J. Mou，另外，Nanxiu Qian，Lan D
ong，以及Lindy Carrier对冼夫人研究也有所涉猎。
美国迪堡大学(DePauw University )教授Sherry J. Mou在其文章“Fathoming Consort Xian: Negotiated Power in the Liang, Chen, and Sui Dynasties”[7]中着重讨论了冼夫人在唐朝魏征《隋书·列女·谯国夫人》、明朝汪道昆《列女传》、当代历史学家吴晗《冼夫人》三个纪传体文本中的形象刻画，对比三者的差异，认为《隋书》重视人物生平和历史功绩，把冼夫人视作忠君爱国楷模，《列女传》强调封建帝制后期儒家妇道理念并合理化女性弱势社会地位，把冼夫人视作贞节、孝道、忠恕的榜样，《冼夫人》则着力强化现代国家统一观念，赋予冼夫人安邦定国巾帼英雄的形象。Sherry J. Mou借助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考古学理论，通过剥离这些外在的价值评判，尝试把冼夫人还原为一个在王朝更迭的乱世中迫不得已披坚执锐守土安民从而保一方平安的女领袖形象。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教授Lan Dong和南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历史系教师Lindy Carrier两位学者都对冼夫人的英雄事迹和女性角色非常推崇。她们视冼夫人为中国古典文学女英雄花木兰的现实参照，将冼夫人和花木兰形象加以对比描述，进而通过分析冼夫人的特点，认为这些特点被移植在花木兰的文学形象塑造中[8][9]。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亚洲研究中心（Chao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学者Nanxiu Qian在研究李延寿《北史》过程中，对冼夫人的家国情怀给予了充分肯定，称“She had a special function in maintaining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outhern minority groups”（冼夫人在增进南部各族和睦关系上做
出了特殊贡献）[10]。
无论是中国台湾、香港学者，还是日、美、澳、东南亚学者，尽管学者们分布范围十分广泛，研究焦点和出发角度也不全然相同，但他们无疑都对冼夫人研究抱有极大热情。在肯定冼夫人历史贡献的同时，海外学者积极利用古典文献资料，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和论点，极大地丰富了冼夫人研究的层次，是冼夫人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力量。
三、海外冼夫人研究的特点
基于对海外冼夫人研究的回顾，笔者认为海外冼夫人的研究大致呈现了研究主体的多样性，语言的多元化，学者们强于解构短于建构，强于思辨短于考证的特点。海外冼夫人研究者在地域上分布广泛，构成主体复杂；在语言选择上，国别不同，语言也不一样；在理论和焦点取舍方面，海外研究跨学科、多维度、理论新颖、角度多样，勇于突破，观点多元。总体而言，海外冼夫人研究的人员构成、语言使用、优势劣势等各个方面需要大陆学者深入的了解。
（一）研究主体多样分散、语言多元
在分布上，海外冼夫人研究者并非彼此紧密相关的单一组织，力量相当分散，因而其研究偶发性较多，专一性和系统性较少。在研究人员构成方面，靠近冼夫人文化中心区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与大陆同
根同源，研究冼夫人的学者多由早年迁居出去的原岭南后裔为主，祖籍均在大陆，文化心理亲近，关心冼夫人文化。他们是台湾、香港地区研究冼夫人的主力。在美国，除了一两位美国本土人士，多数的冼夫人研究者都是华裔，华裔的身份背景方便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而且他们工作在各个大学的亚洲研究机构或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这些机构在职能上关注的就是中国的文化，冼夫人研究是其中一部分，机构职能和华裔背景决定了他们的主力地位。在日本和越南，与美国不同的一点是，他们更多由本国学者承担冼夫人的研究，极少华裔参与，或许是因为日本、越南距离中国较近，随着文化传播，中华文化已在其本
国落地生根，由其本国学者主导冼夫人研究理所当然、不足稀奇。
在语言使用上，各地区学者皆依据自身旨趣，选择多有差异，相对多元。香港、台湾学者使用汉语，虽是繁体字，却并不妨碍与大陆的交流，而且繁体字也有助于查阅经典古籍，相对海外其他地区冼夫人研究者，港台学者在语言文字和地理文化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日本和越南学者，他们各自使用日语和越南语进行研究，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偶尔会以英文发表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值得借鉴。在澳大利亚和美国，学者们全部借助英语发表研究成果，凭借英语母语的优势占尽先机。相比之下，由于中国大陆研究者的成果很少以英文的面目呈现，英语世界很少存在来自中国大陆冼夫人研究者的声音，因此在以英语为主要学术语言的国际交流中，围绕冼夫人的研究，澳、美学者处于强势位置，虽其论证存在瑕疵，却少有人质疑。
从海外学者构成以及语言使用的经验来说，海外学者与我国大陆学者存在明显的语言板块区隔，相互颇为独立，因此，笔者认为在当前国际交流频繁的大背景下，大陆学者一方面要积极走出去，与其他地区研究者同台竞技，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大陆学者丰富的冼夫人研究成果也需尝试以英语的形式存在，在英语世界阐明观点，不至于造成声音缺席，进而掌握冼夫人研究的国际话语权。
（二）强于解构短于建构
海外学者们的冼夫人研究试图突破儒家叙事模式，突破中国前现代社会对于女性的叙述逻辑，从而解构男权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男性叙事占主体的文本立场，进而质疑传统评价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质疑政治权力作用下相关评价的目的性和操控性。基于此，海外多数学者试图在颠覆、解构原有价值体系的基础上，以后现代的理论为框架，尝试从非主流叙事角度，对冼夫人作以全新的再认识、再评价。美国学者多数是站在女性的主体视角，香港学者站在远离中心的地方视角，澳洲学者站在西方历史的视角，越南学者则从女性神祇信仰及其融合的角度，这些探索无异于尝试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叙事逻辑。但是，由于在建构新的叙事逻辑方面，思潮和流派众多，海外学者声音驳杂，并不系统，而且很多研究是理论方法的简单挪用，说服力不足。
由于声音和立场不同，海外学者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无疑是一种挑战，但是通过了解和对比海外学者
的研究，大陆学者可以不断开拓思维，充分利用在地资源，创新研究方法，增强本土话语解释力和说服力，增强在冼夫人研究中的话语权，通过观点碰撞增进对冼夫人研究领域的拓展，进而不断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
（三）强于思辨短于考证
海外学者在冼夫人研究中所展现的思辨性和理论性，其风格迥异于大陆学者。一方面，他们开拓性地运用了他们所擅长的文化理论、女性主义理论这些在西方理论界比较风靡的视角，可是这些西方后现代理论并不一定适合对冼夫人的研究。另一方面，海外学者的研究更多的是思想上的思辨，文本上的重读，意义上的解构和再建构，缺乏更多实地的考察考证。
在这些海外学者中，除了日本学者塚田诚之曾实地考察过冼夫人在海南岛的活动痕迹和民俗影响，其他学者都只是从理论到文本再到理论的逻辑演绎，缺乏详细的调查考证。不过，具体而言，无论是研究方法，或是所用理论，海外学者的研究都的确给中国大陆学者提供了新的位面。另外，在实地考证方面，大陆学者拥有最原始的资料、最真实的遗迹、最新的考古发现以及最生动的民俗文化遗存，这些则是海外学者所不具备的优势。大陆学者完全可以发挥本土优势，用最适合的方法理论推进冼夫人研究。
总之，这些差别也可以从海外学者资料引用和观点借鉴方面得到验证，海内外学者彼此属于相对隔离
的不同板块，或许是由于语言的障碍，或者是交流平台有限，境内外冼夫人研究者的学术来往并不顺畅，两者古典文献存在共用，现代研究却相互分离，目前的这种状况并不利于弘扬冼夫人文化。在发扬冼夫人精神、弘扬冼夫人文化方面，海内外学者承担着同样的责任，因此，尽管学者们的构成成分不同，语言使用不同，但是海内外学者在理论、方法、观点等等方面完全可以交流互见，取长补短，共同推动冼夫人研究的发展进步。
四、启示与前瞻
海外学者分布广泛，语言多元，视角多维，观点迥异，极大拓展了冼夫人研究的轮廓。笔者回顾了海外冼夫人研究的概况，认为海外冼夫人研究成就不容忽视，而且随着国际交流日益密切，在冼夫人文化和研究在海外已落地生根的情况下，海内外的学术交流也需要更进一步的拓展。不仅要积极引进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需要大陆学者在国际上积极发声，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股力量，优势互补，由此必将使得冼夫人研究向更广更深的领域迈进，更好的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助力中国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国际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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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6页）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宣传健康理念和卫生知识。不断加强宣传，培训贫富人口的卫生意识和健康理念。第二个方面是宣传国家卫生医疗服务政策和制度。受传统习俗等原因的影响，农村很多贫困人口存在有病硬扛，好面子怕花钱的情况。提高贫困群众对健康扶贫的知晓率和参与率，
加强医疗扶贫落实力度，充分发挥好健康扶贫的重要作用，让他们知道、相信和享受国家帮扶政策。
（六）其他“文军扶贫”路径
“文军扶贫”在脱贫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探索了丰富的实践路径。除了宣传、科教文卫等系统的具体扶贫途径外，在“文军”征战贫困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很多具体的帮扶形式和途径。（1）挂帮扶贫。“文军”单位干部挂帮结对扶贫，每位领导干部各联系1个贫困村落或贫困户，与帮扶群众“打老庚”、“结对子”。在脱贫攻坚一线，“文军”驻村干部认真走访群众，详细了解致贫原因，找准症结，对症下药，就如何脱贫致富进行规划，找项目，促发展，帮助贫困群众转变观念、树立信心。（2）网络扶贫。网络扶贫主要是“文军”力量利用新技术新手段和网络资源，构建“互联网+”创新扶贫模式。例如贵州铜仁地区建立的互联网+产业精准扶贫云项目，它利用现代化的网络信息技术、云计算及大数据等推进产业的精准扶贫管理，针对贫困乡镇、贫困村落、贫困户开展对接式的“互联网+”扶贫模式探索，实现产业、区域资源和贫困人口的精准对接，帮助实现区域资源开发和特色产品加工，切实帮扶铜仁地区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目前，网络扶贫已经成为“文军扶贫”新杠杆，通过推进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农村电商工程、网络扶智工程等，使网络扶贫为脱贫攻坚增添新动能[8]。
三、结语
“文军扶贫”助力脱贫在实践探索中取得了很多丰富的经验，树立了典型，成为贵州全员参与扶贫，助
力脱贫攻坚的典范。2018年贵州脱贫攻坚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减少贫困人口148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4.3%，14个贫困县成功脱贫摘帽。在此过程中，文军力量扮演了重要角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从新闻舆论宣传、文化帮扶、社科研究、教育支持、医疗带动等多个方面探索实践了“文军扶贫”新路径，帮扶困难群众取得显著成效。在未来的发展中，“文军”力量仍将不断探索新形势下的新路径，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铜仁职业技术学院２０１８年度第二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职业院校‘文军扶贫’助力脱贫攻坚的实践路径探索”研究成果（项目编号：ＴＺＫＹ２０１８－ＳＫ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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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１．赵岩（１９８６－），男，辽宁北票人，硕士研究生，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对外汉语教学；２．何思雨（１９８９－），女，广西富川人，大学本科，铜仁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助教，主要研究领域为汉语言文学。
责任编辑/陆一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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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绍兵（１９８１－） 男，汉族，河南鄢陵人，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责任编辑/关锡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