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卷第1期萍乡学院学报2021年2月V ol.38 NO.1Journal of Pingxiang University Feb.2021
社会资本视角下当代民间信仰转型的官方参与
——以莆田贤良港妈祖信仰为例
牛新原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摘 要：当代民间信仰转型出现向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及象征资本的转化趋势，官方利用社会资本的“资源”和“网络”特性，采取从促进两岸交流到服务经济社会建设的实践取向，主动引导莆田贤良港妈祖信仰完成当代转型和实现“自我成长”，至此官方转向“监管者”角色，保障民间信仰良性发展。官方参与当代民间信仰转型事务反映了大传统对小传统的认可和吸纳，同时官方应兼顾民间信仰的本真特征，使官方参与民间信仰转型更具温度与理性。
关键词：民间信仰；妈祖信仰；官方参与；社会资本；文化转型；贤良港
中图分类号：B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249（2021）01-0048-05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原生性的宗教文化形态，发端于人类文明萌发之初，……因其鲜明的地域文化性、独特的宗教神圣性、广泛的社会性和群众性，历经数千年绵延不息，几乎成为乡土中国的文明特质。”[1]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民间信仰在当代迎来复兴，并随着时代发展而出现发展转型。当代民间信仰发展转型中最明显的趋势是“资本化”，即民间信仰向社会资本（商贸经济发展、两岸交流、联系海外）、文化资本（学术研究、增强文化自信）以及象征资本（文化遗产、文明象征、权力话语）等转化。陈纬华认为传统时期的资源动员，主要借助于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关系，表现在传统时期建醮、巡境等庙会活动中，社区成员在出钱出力之外，也利用自身的关系网络，发动亲友来参加庙会活动。象征资本指庙宇在民众认知中所建立起来的属于公众所有、为公众服务的公众形象。文化资本指能够动员国家与民间资源的以民间庙宇为代表的文化资产[2]。张祝平先生认为中国民间信仰“实现了从‘封建迷信’到‘民俗活动’再到‘文化资源’以及‘文化遗产’的多元次替换演进，并逐步步入了主流话语体系之中”[3]。徐赣丽、黄洁指出，“当前民间文化的发展转型出现两大趋势：一是资源化，表现为顺应地方振兴和发展需求，民间文化不断被开发为文化资源……；二是遗产化，表现为在全球保护非遗的背景下，民间文化迅速从草根上升到国家或民族文化符号。”[4]关于民间信仰当代转型的讨论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笔者认为，推动当代民间信仰转型的主要力量分为两种：一是以官方、学界、社会精英为代表，可称之为“他者”；二是以民间信仰组织为代表，可称之为“主体”。所谓“他者”与“主体”是相对而言的。相对
的基础是当代民间信仰转型的参与者属性。在民间信仰概念中，比较稳固和核心的要素是民间信仰组织（宫庙董事会等）及其附着物（宫庙建筑、祭典仪式等），官方、学者及社会精英一般不被视作民间信仰概念中天然要素，在民间信仰转型中一般被视为“外来者”，具有“他者”的属性，因此民间信仰组织和官方、学者及社会精英之间也就有了明显界限。两者占比在民间信仰转型的不同阶段动态变化，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妈祖信仰是闽台两地民间最具影响力的民间信仰之一，其影响遍及中国沿海及海外华人华侨地区。2009年9月，受妈祖信仰影响产生的“妈祖信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中国首个信俗类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妈祖信仰受到社会各
收稿日期：2020-12-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ZDA228）
作者简介：牛新原（1987—），男，河南周口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闽台文化与民俗。
界的日益关注。2020年初，笔者在贤良港田野考察，因新冠肺炎疫情长期滞留，同当地民俗专家林自东①先生交流良多，对当地妈祖信仰转型有了初步认识。莆田贤良港天后祖祠位于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山亭镇港里村②，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宋代，历经多次重建和改建，最近重建完工于1986年，为林氏宗祠与妈祖庙合一的仿宋古建筑。妈祖初祀于祖祠后殿，后移入前殿，林氏祖先牌位也相应退居后殿，故此合称为“贤良港天后祖祠”。莆田贤良港天后祖祠与湄洲妈祖祖庙隔湄洲
湾相望，妈祖文化底蕴深厚。经笔者考察发现，在推动莆田贤良港天后祖祠转型发展过程中，当地官方发挥了积极引导作用，并在民间信仰组织迈向良性发展道路以后逐步减少对民间信仰转型事务的强势主导，从“积极参与”转为“理性退场”，其背后的深层逻辑与实践功效值得探讨。故此笔者不揣思陋，借助社会资本视角，试对当地官方参与贤良港妈祖信仰当代转型作初步探讨。
一、“资源”与“网络”：官方参与的逻辑起点
民间信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次运动中被破坏得比较彻底，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上下依然对其持谨慎的态度。在这种特殊的氛围下，民间信仰在“他者”的有意无意参与推动下缓步迈向转型之路。作为“他者”之一的官方，其推动民间信仰组织转型发展的逻辑目标之一是利用社会资本，达到促进地方经贸发展、增进两岸交流及密切海外联系的作用。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或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6]由此可见，布氏“社会资本”概念的关键词是“资源”与“网络”。由于民间信仰传播的广泛性，构建了融合“五缘”（一般指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五缘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认同感、亲和力和内聚力的具体体现，是民族精神力的重要构成）[7]。的民间信仰社会网络，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整合创造条件。在当代，民间信仰社会网络中不乏各行各业的实业
家和投资者，官方通过此渠道联络吸引投资，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也是顺理成章。在特定条件下，融合“五缘”的民间信仰社会网络还具有吸引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信众赴内地交流联系的作用。以上民间信仰在经济、人文方面具备的优势正是官方所着重利用的，也是官方在当代民间信仰转型初期承担启蒙民间信仰组织转型发展时的逻辑起点。
二、“交流”到“经贸”：官方参与的实践取向
莆田贤良港妈祖信仰的转型始于1982年，“当时港里村村民曾梅珠受妈祖托梦，提议复建天后祖祠，大家心里都非常支持。但是“文革”以后村民对建庙的事还是很忌讳，害怕又被抓去游街。当时曾梅珠就找到林文科，希望能提供帮助。林文科当时是港里林氏辈分较高的长者，对祖祠重建是比较上心的。他认为大家对妈祖有割不断的感情，叫大家不要怕，大胆去做，有事他来承担。经过林文科的倡议，林氏各房德高望重的人（包括三乡的林氏支房）③就被召集在一起开会，会后港里乡亲及周边信众自发集资，在原址重建天后祖祠，1986年完工。林文科之所以有底气主持祖祠重建工作，主要是得到了港里村干部的背后支持。比如时任港里村党支部副书记的林金应先生，他因为是国家干部，所以不敢公开出面支持祖祠重建。但是没有他的暗中扶持、上下协调，祖祠重建恐怕不会那么顺利地进行。实际上，林金应认识到了改革开放后妈祖信仰对于港里村民的巨大精神作用。”④在贤良港天后祖祠重建的决策中，林文科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以林金应为代表的国家干部所起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祖祠重建是贤良港妈祖信仰转型的先决条件和最基础工作，毕竟有了庙，信仰才会有依托。曾梅
珠以妈祖托梦发起重建动议得到了信众的心理支持，但受制于社会环境影响，并没有得到实质性帮助——官方许可，林金应的村干部身份代表着官方权力的存在，他的暗中支持为贤良港天后祖祠重建提供了实质性帮助。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建设需要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官方不会忽视民间信仰对当地民众精神的建设作用，所以无论是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建设还是满足当地民众精神需要，官方介入民间信仰重建都是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祖祠重建以后，乘着妈祖信仰复苏的东风，贤良港逐渐为外人所熟知，吸引了大批海内外妈祖信众前来进香，官方对贤良港妈祖信仰转型的支持力度逐渐加大。1987年的农历九月初九，莆田市为贯彻中央政策，也就是促进两岸和平统一、民族团结，决定由莆田市政协主持，在湄洲岛举办“妈祖千年祭”。台湾大甲镇澜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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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讯组织了17人的队伍，突破台湾当局封锁，秘密辗转来到莆田谒祖进香，后被称为两岸“破冰之旅”，在两岸引起了巨大轰动。在此过程中，大甲镇澜宫进香团“偶然”发现湄洲岛对岸贤良港的存在。经时任莆田县政协副主席王灼赓先生的介绍，进香团了解到贤良港是妈祖诞生地，并且存有天后祖祠，于是请求在参加湄洲祖庙庆典后改道前往拜访，在获得福建省、市相关部门批准后得以成行。随后台湾妈祖信众不断来大陆进香，两岸交流日益频繁。1993年，台湾南方澳南天宫的林源吉率领进香
信众乘坐二十多条渔船，冒着被台湾当局抓捕的风险直接开到了湄洲岛，分别到湄洲祖庙和贤良港天后祖祠进香。2000年颜清标担任新一届台湾大甲镇澜宫董事长，他率信众两千余人经金门到厦门，来大陆朝拜，推动了两岸“小三通”。2001年，为改善港里交通、促进闽台两岸文化交流，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签署了由福建省政协委员陈宜安女士牵头的关于改善贤良港道路交通的议案。后因资金筹措困难，在时任秀屿区政协主席康乃良的协助下，港里到山亭的水泥路于2003年顺利竣工。2006年前后，国内“非遗”运动逐渐兴起，在莆田官方的支持下，贤良港天后祖祠申请的“妈祖回娘家祭祀民俗”和“海祭妈祖”在2008年和2017年分别成功入选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贤良港天后祖祠申遗过程中，官方、学界和社会精英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莆田非遗办主任林成彬为例，他不仅负责政府与宫庙的上下统筹交流，而且也身体力行参与申遗文本撰写修订和祭文创作。如“海祭妈祖”最初使用的祭祀音乐《迎神曲》《送神曲》《进香曲》歌词、《海祭妈祖天后祭文》均来自林成彬之手⑤。贤良港妈祖信仰入选“非遗”项目，其知名度再度提升，妈祖信仰转型取得阶段性成果。除了吸引大量港澳台的妈祖信众，贤良港天后祖祠也引起了更多海外妈祖信众的关注。2010年8月，印尼华侨黄秀卿女士按照梦中妈祖所示，偕同其妹妹（黄丽兰）、妹夫（许绩荣）在妈祖诞生地贤良港捐资242万元倡建天后圣殿，得到了莆田市政府和湄洲湾北岸开发区领导的大力支持。在天后圣殿广场项目拆迁中，北岸管委会承担拆迁户产权置换安置工作，安排了约500万元的配套拆迁安置资金，极大缓解了天后祖祠的资金困难和征迁压力。与此同时，黄秀卿女士还在2013年于秀屿木材加工区全资成立了艺森木业有限公司，助力莆田的经济社会发展⑥。
通过梳理贤良港妈祖信仰当代转型脉络，我们可以发现：从官方组织“妈祖千年祭”到开放两岸“小三通”再到推进妈祖信仰申遗，体现了官方参与民间信仰转型事务的实践取向。初期官方意图局限在促进两岸交流，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随后台湾大甲镇澜宫和南方澳南天宫的积极响应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官方意图的初步实现；随着国家进一步扩大开放，经济社会建设更加深入，官方对民间信仰转型事务的着力点逐渐落脚在服务当地经贸发展，因此除了吸引海内外信众参与民间信仰设施建设，官方还希望借此推动海内外投资者参与当地经济社会建设，黄秀卿女士赴大陆谒祖进香、投资办厂就是典型例子。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在民间信仰本身具备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特征中，官方主要关注的还是社会资本。因为官方具有在处理民间信仰问题时的特殊身份、经济建设和社会舆论导向职能，故民间信仰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特征在官方视野下一般需要转化或者服务社会资本，才能体现官方职责之所在。因此，在处理贤良港妈祖信仰转型时，官方关注的必然是妈祖信仰附带的各类“资源”与“社会网络”的价值，同时官方也必须付有一定投资协调成本。
三、“反思”与“退场”：官方参与的角色重构
经过三十多年的开发建设，贤良港妈祖信仰转型初见成效，待年内贤良港天后祖祠朝拜广场和海祭台设施完工以后，贤良港天后祖祠景区基本成型，其发展更多转入内涵建设，需要借助的多是“主体”能力，因此官方实际上更多地进入到了“监管者”的角色。我们姑且把这种转变称之为“理性退场”。所谓“理性退场”并非是官方要完全放手、不闻不问，它可被理解为是一种接近达成某种理想目标——如
引导民间信仰组织良性发展，并完成其民间信仰转型使命——的前提下科学、合理、有序地主动降低对某民间信仰转型事务的参与度。“理性退场“的到来，标志着“他者”主动降低对参与民间信仰转型事务的强势主导，减少“大包大揽”式的参与，让“主体”更像主体。
官方“理性退场”是伴随着“主体”的自我成长逐步产生的，我们通过展示民间信仰组织内部对贤良港妈祖文化软硬件建设的反思与建议，可以感受到官方“理性退场”的逻辑所在。林自东先生认为，“在祖祠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好以后，就可以做专心做旅游开发了。我们这里曾经是千年古港黄螺港，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古老的渔民文化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我们的想法是利用已有的历史遗迹去开发，比如在妈祖‘地鼎得筶杯’的地方，把周围古民居按原式整理、修缮，再把一些民间古老技艺复原，然后让游客来体验，办成类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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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乐’的形式，还可以用搜集的传统文化物品办展览馆，让游客参观体验。这样一来，可以让更多的后辈知道当地的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在学术研究和非遗保护方面，林自东先生提到，“传统民俗亟待发掘和保护，我们要注意当地民俗的调查研究，加大对民间文献的挖掘，做口述史研究。扩大妈祖文化研究的地理范围，不单单局限在贤良港，周边的莆禧、吉蓼、忠门等地一样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值得深入研究。可以推出专门学术刊物，支持北岸地区文化整体建设。”从中我
们可以得知，贤良港天后祖祠在文旅开发、非遗保护、学术研究、公益慈善等方面有了很多独立、建设性的思考，有些想法已经实施或者筹备。如贤良港天后祖祠分别在2012年和2018年举办了贤良港妈祖文化学术论坛。论坛广泛邀请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及台湾地区知名学者和国内各大院校的师生来贤良港参观考察，并在会后结集出版了叶明生教授主编的《贤良港妈祖文化论坛——海峡两岸•传统视野下的妈祖信俗研讨会文集》和《第二届贤良港妈祖文化论坛——海峡两岸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8年贤良港天后祖祠支持的“妈祖回娘家”信俗调查正式启动，在叶明生、杨榕、黄建兴、曾伟等专家学者的具体参与下，在2020年基本完成了调查工作，研究成果将于2021年出版；由叶明生教授主编的《贤良港妈祖祖祠志》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如期完成后可改变贤良港天后祖祠长期无志书的局面；2019年4月，中国写作学会杂文专业委员会贤良港妈祖故里创作基地在贤良港挂牌成立，贤良港天后祖祠联手中国写作学会杂文专业委员会探索以文学创作形式加快妈祖文化的传播交流；2019年6月，因当地唯一的幼儿园——妈祖幼儿园建设资金筹措困难，贤良港天后祖祠联合当地的福慧寺、灵慈东宫等成立港里村助教中心，发起捐资倡议，成立教育基金，筹集约200万元善款，用于改善教学环境及办学条件，发展教育事业⑦。由此可见，民间信仰组织“自我成长”的速度和质量接近官方预设，官方“理性退场”的时机渐已达到。
民间信仰组织“主体性”的增强，间接表明其转型发展已步入良性道路，官方启蒙引导“主体”转型的使命暂时告一段落，官方的“理性退场”也就顺其自然。因此，官方参与重构的“监管者”角色是否长期稳固，
取决于民间信仰组织能否良性发展。若未能达到预期目标或者与现行法律规范相冲突，官方作为“主导者”的一面会再次出现。如前述妈祖幼儿园建设中，出现擅自在贤良港天后祖祠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大规模教学楼重建工程等破坏文物原有历史风貌的行为，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政府及时予以纠正，保障了贤良港妈祖信仰的完整性[8]。
四、结语
莆田贤良港当代民间信仰的转型案例充分表明：官方的适时介入，不仅加快了民间信仰的当代转型，还赋予了其合法性，加快民间信仰当代转型和赋予其合法性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官方在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鼓励、引导传统民间信仰主动融入时代潮流，大力挖掘和利用传统民间信仰具有的“资源”和“网络”特性，完成对传统民间信仰的“资本化”改造。在民间信仰组织步入良性发展以后，官方应主动降低对民间信仰转型事务的参与度，从台前转向幕后，转向“监管者”角色。
以上论述也反映了大传统对小传统的认可和吸纳，官方对传统民间信仰的“资本化”采用的是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起到了积极的干预和引导效果。据统计，妈祖历史上进行了36次册封，封号长达66字[9]，在当代又有“海峡和平女神”的称号[10]。官方以妈祖信仰为纽带，密切两岸交流，以此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符合妈祖“海峡和平女神”称号，这正是官方对妈祖信仰的认可和吸纳，符合民众的期待。正如金泽研究员以屈原、伍子胥受封事例所言，官方“对被神化的文化英雄加封不同等级的头衔（与祭祀
的待遇有关）和不同的封号（赋予特定的内涵）的做法，既表明了‘大传统’对‘小传统’的内容的认可，同时也鲜明地表达了‘大传统’（主流意识，特别是政治伦理观念）对‘小传统’（民间信仰）的选择性干预和伦理引导”[11]。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他者”与“主体”之间可能的矛盾冲突。关于当代民间信仰转型中的“资本化”特征，范正义先生认为：民间信仰“资本化”往往是由政府官员、学者、商人、文化产业者等外来者所主导的，“主体”处于附属地位或是完全失声，影响了民间信仰的“自然发展”之路[12]。麻国庆和朱伟先生在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犀利地指出了“他者”居于主导、“主体”失声的危害：“……（他者）这种带有现代知识中心主义的眼光和思维，从政治立场出发，按照国家政治策略的变化来阐释和表述生活中的艺术，或者从商品经济的角度出发，按照市场的规律来推动或阻碍生活中的艺术的发展，或者从博物馆或文物收藏的角度对其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其结果不乏对生活中的艺术的俯视、误读甚至扼杀。”[13]笔者认为，解决二者之间矛盾的方式还是“他者”要充分尊重“主体”，在推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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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信仰转型的过程中兼顾民间信仰的本真特征，理解民间信仰蕴含的民众朴素情感，使官方参与更加富有温度与理性。
注 释：
①林自东（1946—），港里村人，“妈祖信俗”福建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贤良港天后祖祠原常务董事、秘书长。
②港里村旧称“贤良港”“黄螺港”，现为福建省“历史文化
名村”之一，相传为妈祖诞生地，因此贤良港林氏宗祠与妈祖庙也被合称为“天后祖祠”。
③三乡指山亭、后山、后坵，均隶属于山亭镇。
④受访人：林自东，采访时间：2020年4月11日，采访地
点：林自东家。
⑤《迎神曲》《送神曲》《进香曲》歌词文本、《海祭妈祖天
后祭文》由贤良港天后祖祠办公室提供，谨致谢忱。
⑥以上来自林自东先生口述。采访时间：2020年4月11日，
采访地点：林自东家。
⑦以上来自林自东先生口述。采访时间：2020年4月12日，
采访地点：林自东家。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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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王中兰〕
Official Participat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Folk Belief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A Ca Study of Mazu Belief in Xianliang Port of Putian
NIU Xin-yuan
(School of Society & Histor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17,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folk beliefs appears to be a trend toward social capital, cultural capital, and symbolic capital. Officials make u of the “resources” and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capital to adopt a practical orientation from promoting cross-strait exchanges to rving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actively guide Xianliang Port’s Mazu belief completing its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to achieve “lf-growth”. So far, the officials has turned to the role of “supervisor” to ensure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folk beliefs. The official participat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folk beliefs reflects the recognition and absorption of small traditions by the big ones.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true characteristics of folk beliefs, so that the official participat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lk beliefs is more warm and rational.
Key words: folk belief; Mazu belief; official participation; social capital;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Xianliang 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