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乐律学、天文历法：融通与牵合（上）
易、律、历：融通与牵合（上）
——以《汉书·律历志》为中心的考察与思辨
黄黎星
【内容提要】 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将易学、乐律学、天文历法三者进行融通、关联，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本文对易、律、历形成关联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并以易、律、历融合的典型实例——《汉书·律历志》为中心进行考察，并对其思想观念、实现方法及文化意义作出分析和评判。
【关键词】易学，乐律学，天文历法，融通，牵合
作者简介：黄黎星（1965.5—），男，福建南安人，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后，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易学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
（本文发表于《周易研究》2020年第二期）
律历相关，律历相合，是中国古代相关领域学术文化的特殊形态。从先秦时期开始，相关的论述虽然零散，却不绝如缕，见于载籍。其标志性的典型实例，当属《汉书·律历志》。“律”与“历”合为一志，始于《汉书》，影响后世。【注1】 历代《律历志》，保存了丰富的乐律学史、天文历法史的资料。在从先秦至晚清的中国古代，乐律学与天文历法两者曾紧密联系，相互融通。同时，在对古代律历相关或相合这一学术文化现象进行考察时，我们不难发现：律与历，又都与易学产生密切的关联，也就是说，律历相关的特色文化中，又叠加易学的参与和介入。因此，对律、历关系进行探究时，也难以回避对易学介入其中的观念、形态、影响的考察与辨析。【注2】
从传世的先秦典籍中，我们尚未发现直接将易学与律、历联系起来的文献资料（当然，在传世文献及新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文献中，有不少将卜筮占验与天文历法相关联的内容，但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易学与天文历数的融通）。随着汉代易学的发展，易学之象、数、理与律、历的联系开始出现，并发展为颇具规模的体系，《汉书·律历志》堪为代表。此《志》将易学作为权威经典，全面介入律、历的学说体系中，成为易、律、历三者结合、融通的典型实例。本文将在梳理先秦至西汉前期相关文献资料之后，以《汉书·律历志》作为考察的中心，评析其文本内涵，进而探究易、律、历相联系的思想观念、实现方
法及得失利弊作出分析和评判。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提出的“融通”和“牵合”这两个概念，指的是在对易、律、历进行联系的学说中的两种观念形态：融通，指易、律、历三者的联系彼此契合，具有原理和逻辑自洽性；牵合，指易、律、历三者的联系牵强附会，人为地加以类比联系和调整凑合。以现代学科的状况来看，易学、乐律学、天文历法三者，学科畛域分际明晰，学科体系的属性、所处理的对象、所面对的问题，各自独立，不再有互相联系、依傍的情形，自然也谈不上“融通”或“牵合”。因此，本文中的“融通”和“牵合”，乃是属于观念上的两种形态。
一、先秦至西汉前期律、历关联之发展形态考察
律、历相关相通之观念，起源甚古远。学者常引的例证，首先是《尚书·舜典》中的“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孔传》曰：“合四时之气节、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齐一也。律，法制，及尺寸、斛斗、斤两皆均同。”“协时月正日”乃制定统一的天文历法，“同律度量衡”乃以音律为基准来确定长度、体积、重量单位。丘琼荪先生说：“盖在上古即已认识度、量、衡之重要性而予以统一。所有度、量、衡制皆起于律，即以律为度、量、衡制之标准法物。律者，律管也。律之长，度也；律之容，量也；律之重，权衡也；律之声，音
高标准也。律、度、量、衡四者皆生于律，在全国范围内予以统一，此即所谓'同’也。”《舜典》此语将“历”与“律”并列，影响深远，后世多引之为律、历相关相通的最早的经典依据。
《国语·周语下》“王将铸无射”章记载伶州鸠之语：“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百官轨仪，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韦昭注曰：“纪之以三，三，天、地、人也。古纪声合乐，以舞天神、地祇、人鬼，故能人神以和。平之以六，平之以六律也。成于十二，十二，律吕也。阴阳相扶，律聚（娶）妻而吕生子，上下相生之数备也。”“天之道也”，意指律吕合于天文历法一年十二月“月律”。历代学者对此讨论甚多，持见不一，但伶州鸠所言者，律、历相关的意涵是明显的。韦昭注语“阴阳相扶，律娶妻而吕生子”，乃引郑玄易学“爻辰”说阐释之。【注3】《国语》此章又有伶州鸠答景王问“七律者何”，曰：“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鹑及驷，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人神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数合声和，然后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和其声，于是乎有七律。”此说是将天上星宿分野的“七列”与音律的“七律”相关联。
体现律、历相关观念的“十二月律”，在《礼记·月令》中已有系统对应的记载。《月令》从孟春至季冬，十二月有序排列，所作记述遵循统一的格式。今以《孟春之月》前两段为例考察之，其文曰：“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依次解说“孟春之月”所对应的太阳运行之黄道方位，星宿之处，所配天干，当值之帝，当值之神，相应虫物，对应之音、律、数、味、臭、祀以及祭祀品（内脏），以及'东风解冻’等物候。《孟春之月》后文还有不少内容，涉及天子居处、行止、服饰、器物，以及农耕、礼乐、祭祀、禁忌等，此不赘述。从《孟春之月》到《季冬之月》，均依此格式书写。笔者注意的是，音、律已被系统地纳入了《月令》所描绘的上据天文星相、下应物候形态，关涉对应于诸多政令人事运作规则的“宇宙图式”中，不仅体现了律、历相关的观念，还为律、历关联到建除择日、卜筮占验之术形成了铺垫。至汉易“卦气说”象数体系，用于占验，即与《月令》的包罗天文地理物候人事政令的庞大体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就是例证。（不过，“卦气说”是易学对天文历法的结合和运用，与易学介入、解说天文历法的取向路径有所不同。关于这方面的内容，笔者将另文论析。）
《礼记·礼运》篇中，还有直接将历与律相类比的论述，曰：“故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五行之动，迭相竭也。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五味、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也。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这里，在天地日月、阴阳五行的背景下，把天文历数之四时十二月等，与五声六律十二管联系起来，这也正是律、历相通观念的体现。
《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其中的十二纪，各“纪”之首篇与《礼记·月令》
的内容基本相同，或即以《礼记·月令》为蓝本而加以改写，因此在历、律关联性观念上，两者相同。《吕氏春秋·仲夏纪》中的《大乐》、《侈乐》、《适音》、《古乐》，以及《季夏纪》中的《音律》、《音初》、《制乐》、《明理》诸篇，讨论了音、乐、律的问题。其中，涉及到历、律关联的，有《大乐》及《音律》。
《大乐》篇曰：“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尽其行。四时
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寒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这是在“本质”与“根源”意义上阐释音乐之产生。“生于度量”者，与《尚书·舜典》的“同律度量衡”有关联。“本于太一”者，即本于“道”之本体。“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之语，类似《易传》。文中提到了“日月星辰，或疾或徐”，“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源于阴阳变化，而“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虽然是由“先王定乐”，但根本上也是阴阳变化的结果。这是一种历、律同源的观念。
《古乐》篇曰：“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懈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这段记载，有黄钟律管的尺寸数字，而值得注意的是，“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特别标明时日，也是律、历相关观念的体现。《音律》篇曰：“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钟。季冬生大吕。
孟春生太蔟。仲春生夹钟。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吕。仲夏日长至，则生蕤宾。季夏生林钟。孟秋生夷则。仲秋生南吕。季秋生无射。孟冬生应钟。天地之风气正，则十二律定矣。”此所述“十二月律”，与《礼记·月令》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