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宋寺院经济
[摘要]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佛教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其影响力扩展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经济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寺院经济。在唐宋时期，寺院经济达到巅峰。本文回顾了寺院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并分析了寺院经济兴起到没落的原因。
[关键字]唐宋寺院经济 田产 来源 经营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印度佛教依靠乞食为生的生活模式已被抛弃。到唐代，“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农禅并重”立寺制度提出，摆脱佛教经济依附地位，僧人自食其力。这一制度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中国封建社会，具有强大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使寺院经济成为支持佛教发展一个重要基础。其中寺田又为寺院经济的核心和一个主要财源。隋唐以来，由于国力的日益强盛，人民富庶，社会稳定，以及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于是，与此相适应的，中国佛教在历经几百年的长途跋涉后，也终于登上了它辉煌的颠峰，与那个时代一起享受着无尚的崇拜。即使在五代时经历了一定的限制和打击，可到宋代，它又重放光彩，只是那光彩不再如从前般灿烂夺目了。它的辉煌与经济的繁荣是同时存在的，而经济的繁荣又得益其拥有土地。在此，我们只简单的分析一下其在田产一方面的问题，其余方面还待进
一步研究。
一、田产的来源
从诸多的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田产的来源是多样性的，下面我们就通过几种显而易见的方法来分析田产的来源。
（一）国家政权的赐予
国家政权的赏赐几乎是各国的庙宇最初获得土地的基本手段，在中国，皇室对寺院赏赐土地的现象普遍出现在南北朝以后，这是佛教发展的结果。无论唐朝还是宋代，几乎都有皇帝布施田地的记录。由于皇室身份的高贵，因此，这种方式称为“赐田”。唐初，李世民与王世充决战中原，少林寺僧俘虏了王世充的侄儿献给李世民，李世民遂“赐地四十顷，水碾一具”[1] “志德二年，玄宗避乱于益州，赐大圣慈寺田产一千亩。”[2]国有土地的大量存在，是赏赐制度存在的基础。唐中叶后，由于土地明显减少，这种赏赐现象也随之减少。
两宋时期最早的赐田记载大概是建隆元年，“诏于广陵站地造寺，额曰见隆，赐田四顷，拔荐战亡军士”[3]。自宋太宗以后，不少皇帝的出生地都被改成了寺庙，让僧人念佛颂经，企
图依靠佛祖的力量来保佑现世皇帝的平安，这些为皇帝祈福的寺庙，不仅又官方出资兴建，并且还能得到皇室赏赐的田产。宋神宗熙宁八年，“诏潜邸为佛寺，以本镇封，赐名兴德禅院，仍给淤田三十顷”[4]。此外，皇室还赐田给一些名望甚高或在佛教界有很大影响的寺院，南宋定都临安之时，有一著名的天竺寺，南宋皇帝对此寺百般照顾，所赐田产之多，令人瞠目。皇室还会赐田给个别明德的高僧，尤其是在皇室面前得宠的僧人，皇室的赐田就更为丰厚了。镇江府延庆寺的樊隆大师，与宋孝宗交情甚密，在他死后宋孝宗为了怀念这个朋友，“又命创常照院于无住故址，以隆师弟子上首至叶嗣其事，赐田以赡其徒”。与唐代相比，宋代皇室赐田有其特点，总体而言，宋代皇室赐田次数和数量远比唐要少。这就是前面我们说过的，由于唐以后土地减少而导致的。另外，宋以前，皇室在赏赐寺庙田产的同时，还要赏赐一定数量的农户给寺院，而宋以后就再不见这类记载，从而表明，经过唐宋社会变革，农民的身份有了很大变化，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了。
（二）贵戚豪富的捐献田
唐宋时，有钱有势的人的捐助同样是田产的重要组成要素，唐玄宗时，号有“地痞”之称的李橙田庄遍伊、洛流域，安史之乱他死后，他的儿子舍田庄立为洛阳慧林寺。[5]名相郑贽
曾舍给祥福寺“田千余顷，以饭僧”[6]从南北朝到唐初的时候，世俗地主对寺僧的捐献，一般不受法律限制。武后统治后期，由于捐献土地入寺之风很盛行，给社会土地问题带来了严重的弊端，所以，睿宗与玄宗都曾下发命令，控制向寺院捐地，当然，效果不得而知。
宋时，这种官僚大户向寺院捐地之风仍然盛行，当然，当佛教盛行的时候，信佛的人自然也多，尤其这些人更希望佛祖能够保佑他们永享这份幸福。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心恢意冷，一心皈依佛教。“施田与蒋山太平兴国寺允常住，为父母及子营办功德”[7]。由于，这些达官贵人的施舍对寺院的经济是很有帮助的，于是也导致了僧侣巴结逢迎他们的现象。严重影响着社会风气。
（三）小民的施舍
天宝年以后，唐出现了自耕农半自耕农的施舍。这种施舍与地主阶级的施舍有着不同的阶级内容，他反映了小农的破产和僧侣地主兼并的趋势，既小农的破产是这种施舍得以进行的经济原因，而宗教的恫吓和农民渴望思想的寄托则是精神原因。佛教给了人们很多虚幻的想象，使人们产生了对来世的幻想，人们渴望通过对佛教的信仰来减轻他今世的痛苦，这实质上只是统治者的一种手段罢了。
在宋代，一般老百姓施舍田产给寺院的现象同样极为普遍。有文记载“张明瞻与其兄为其父舍所有田，其广十亩，岁得米为二十斛”[8]。一种原因是他们保有一种对来世的向往，还有就是在宋朝政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贫民的生活日益紧迫，不得不将自己的一小部分土地捐给寺院，以求得寺院的庇护。再有就是，僧侣们利用宗教的诡计诈骗农民的田产。也有不少老百姓看破红尘，皈依佛门，因而将自己的财产捐给寺院，如德泅和尚，不仅自己出了家，还让家人陪他一起出了家。[9]宋代这类事还很多，一方面，佛家劝人出世，摆脱世俗社会的烦恼。另一方面，不少人也对现实充满了不满和厌倦，因而产生了逃离的想法，从此皈依佛门。
（四）僧尼的原因
这一点上，唐宋是有者很大区别的，因为唐时即使僧尼可以受一定额产田，但他并没有自由支配权，僧尼是不允许拥有私人财产的，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化进程的加快，佛教经典所制定的田产原则被破坏了。但是到了宋就不一样了，僧尼拥有个人财产的现象开始普遍，无论是钱财还是田产，私有化特别严重，于是僧尼作为特殊的捐赠者，在宋时出现了。僧尼拥有大量个人财产，是佛教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世俗封建经济关系变化在寺庙内部的集中表现。
综上所述，唐宋佛教寺院赖以生存的田产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布施，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和动机，从高高在上的皇室、官僚到并不富裕的百姓，甚至一些一贫如洗之人，也向寺院捐施，寺院财富日积月累，逐渐增多，作为寺院的常住财物，田产构成了中国古代寺院的经济基础。
二．田产的经营
寺院之中也有各种消费，首先就是衣食住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因此，当寺院拥有土地以后，必须同世俗人一样去经营。但其经营又是围绕寺院的需求展开的，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般的说，唐宋的寺院都以生产生活必需品为主，而尤以宋时经营品种多样，所以在这里着重谈一下宋代经营田产的情况，以供研究。经营范围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粮食，宋代时北方地区的寺院为了僧侣的生活需求而种植水稻。苏东破记载了博罗香识寺的生产情况，“寺去县七里，三山犬牙狭道，皆美田，麦禾甚茂，寺下溪水可作磨，若筑塘而百步，闸而落之，可转两转，许四杵也……”[10]可见，当时的寺院都有种粮食一类的生产资料。
此外，很多寺院还经营菜圃，对大多数佛教徒而言，他们还是要守一定的清规戒律的，僧人禁止吃荤，这是佛教戒律的规定。因而，蔬菜便成为他们的主要菜肴，蔬菜的种植当然更是少不了，宋代的寺院一般都经营一定规模的采地。商州福寿寺“嘉圃有蔬”，又如延庆寺“寺之西有菜圃，官欲以为贡院，势甚急”可见此寺的菜园之大。
寺院除了种植粮食之类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根据自身条件大力开展多种经营， 一般说来，种植茶叶的寺庙比较多，特别是一些地处山区的寺庙，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所以茶叶的经营也特别兴盛。福建路南剑州“寺多种茶，回令清除繁枝，欲异时益茂盛，实无他心”。[11]寺院生产的茶叶，除了一部分满足僧侣的饮用以及招待客人外，不少寺院还将茶叶出售，以次获取所需钱财和其他生活用品。以及进贡给朝廷。福建路所产腊茶系茶叶中的上乘佳品，异常珍贵，差不多都“以充岁贡及邦国之用”。[12]
寺院除了种植茶叶外，种植水果也极为普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名府压沙寺的梨园，号称“御园”，张邦基对这一寺院的梨的栽培技术曾作过全面介绍。[13]既然是“御园”，当然是上贡之品，品质自然也是最好的。南方地区的寺庙因地制宜，种植橘子，有些寺院房前屋后都被利用起来，种植各种水果，僧人德洪有《云庵生辰十一首》组诗，其中“空庭
丛橘半垂黄，饶屋畦蔬又着霜”[14]之句，可见寺院的庭院里既栽培了橘子树，房屋周围又种植了蔬菜。即使是在北方，一些寺院也是种植了水果的。由于各地气候、土质等自然条件的差异，因而寺庙种植的经济作物也是大相径庭的，福建路很多寺院就种植了荔枝，这可是水果中的珍品了。囊山寺周围也种植了荔枝，“荔子枝中古道场，石门有路探悬囊”[15]。总之，寺院种植水果也是很普遍的，各地水果品种不同，栽培品种丰富，南北交流日益频繁，种植技术也有所提高。种植的目的当然除了自己使用外，还是要卖钱和进贡的。
除了种植业外，寺院还经营养殖业，以满足僧人的生活，汪洋曾经亲眼所见僧人所养的蜜蜂，“邻僧以木龛养蜂，一日坠地，僧见蜂积，燎烟熏蜂，蜂大骇散，因割取几尽，适见此事，感而有作”[16]。综上所述，两宋时期的多种经营应该是相当发达的，随着经济作物种植的普遍和推广，寺院的商品经济和意识大大增强，因而使寺庙与外界的联系也日益加强，寺院内部的经济成分也日渐加重。因此，伴随着佛教寺庙多种经营的逐渐深入发展，毫无疑问，寺院经营土地的模式必然会随之发生很大的变化。正是由于寺院多种经营的展开，同世俗经济一样，宋代寺院的自然经济受到极大的冲击和挑战。尽管如此，宋代毕竟还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寺院的土地经营依然是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
反过来说，这种自然经济又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寺院多种经营的发展，因而，寺庙的土地经营、农业生产始终受到它的严重制约，其发展因而显得缓慢。
三、衰退的寺院经济
寺院在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得到土地以后，又大力经营，因而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而当寺院经济力量的扩张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的收入的时候，势必引起封建国家的不满。隋唐以来，政府开始逐渐限制寺院的经济特权。中唐以后，均田制土崩瓦解，世俗地主、寺院等的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尤其在唐政府实行了两税法以后，佛教寺院所占领的大片土地，也必须按照两税法原则交纳赋税，寺院的免纳土地税的特权已经取消。入宋以后，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唐朝以来对寺院经济进行严格控制的政策，特别是宋神宗时期，要求僧侣必须交纳助役钱 ，南宋以后，又向僧侣征收免丁钱，从而大大加重了僧人的经济负担。这些措施的出台，打破了历代统治者赋予寺庙的种种经济特权，使寺庙经济与世俗封建经济接轨，从而达到了国家控制和有效管理寺院的目的。
余 论
寺院经济支持了佛教的存在以及发展，而佛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统治者利用它作为重要的精神统治工具来统治人民。另一方面，佛教的虚幻学说、因果报应等说教提倡人们积德行善，从而缓和了各种社会矛盾。同时，还应看到，百姓对佛教的痴迷以及趋之若骛，不仅仅说明了百姓的无知，更多的也反映了社会的黑暗以及封建统治者对人们的压迫，从而使人们对现实不满但又无可奈何，这都是寺院经济得以发展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