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制度
（公元220年—581年）
重点、难点：
一、《新律》、《泰始律》、《北齐律》等各个时期的重要立法成就；
二、法律形式、法典体例及刑罚制度的发展完善；
三、法律内容进一步儒家化的主要表现；
四、官僚贵族特权法的进一步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各个割据政权长期分裂、对峙、战乱的时期，也是各个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相互学习、最终走向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为了在动乱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各个政权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纷纷进行改革，其法律制度也多有创新，为隋唐时期法制的成熟完备创造了条件。而自西汉中期开始的法律儒家化，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深入发展，从而直接影响着后世的法制发展。
一、立法概况
（一）法制指导思想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制指导思想，总的发展趋势是沿着汉朝确立的“德主刑辅”思想继续推进法律的儒家化，进一步引礼人律。
东汉末年，曹魏政权的奠基者曹操明确提出：“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主张兼采法家与儒家治国策略而礼刑并用，根据社会形势的治乱变化而有所侧重。
两晋时期，由于门阀士族统治的发展，儒家“礼有等差”的思想更适合他们的政治需要，积极地引礼入律，促进了法律的进一步儒家化，
南北朝时期，南朝法律思想一遵西晋，宣扬礼教，建树不大；北朝虽多为少数民族建国，但入主中原后，很快接受儒家思想，深受汉晋法律文化的影响，很快确立了以德礼为主的法制指导思想，法制建设取得了较大成就。
（二）主要立法活动
1、三国时期的立法
三国时期，魏、蜀、吴政权均各自立法，其中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律是《魏律》。由于它是对汉律的改革，故当时称为《新律》；为了同北朝的魏律相区别，通常称作《曹魏律》。
法律繁多庞杂是秦汉早期法律的突出特点之一。魏明帝曹睿即位后，于太和三年（229年）下诏改定刑制，作《新律》18篇。其篇名分别是：刑名、盗律、劫略、贼律、诈律、毁亡、告劾、系讯、断狱、请赇、兴擅、乏留、惊事、偿赃、户律、捕律、杂律、免坐。
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以汉朝正统继承者自居，因而基本是恢复和沿用汉律。不过，在诸葛亮的主持下，也制定了《蜀科》，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此外，还制订有《法检》、《科令》、《军令》等法规，但未传下来。《三国志》作者陈寿称赞诸葛亮治蜀，“立法施度，整理
戎旅”，“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并评论他“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见诸葛亮以法治蜀成就显然。
东吴政权也是以沿用汉律为主。它曾两次修订法律：一是黄武五年（226年），陆逊认为法律过重，“劝以施德缓刑，宽赋息调”，孙权采纳了部分建议，“令有司尽写科条”，进行“损益”；二是嘉禾三年（234年），孙权鉴于“年谷不丰，颇有盗贼，乃表定科令，所以防御，甚得止奸之要”。可见这次修律主要是加强对“盗贼”的镇压。关于这两次修律的具体内容，史书没有记载。但东吴政权的刑法严峻，刑罚残酷，是其基本特点。
2、两晋时期的立法
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年），下诏颁行《晋律》，又称《泰始律》。《晋律》对汉魏法律进行改革，进一步精简法律条文，形成了20篇620条的内容结构。其篇名是：刑名、法例、盗律、贼律、诈伪、请赇、告劾、捕律、系讯、断狱、杂律、户律、兴律、毁亡、卫宫、水火、厩牧、关市、违制、诸侯。
由于《晋律》言辞简约，实施中难免产生歧义，当时的著名律学家张斐和杜预分别为律作注，“兼采汉世律家诸说之长，期于折衷至当”，总结了历代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的经验。经晋武帝批准，下诏颁行天下，与《晋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经张杜二人注解后的《晋律》，也被径称为“张杜律”。
东晋一代，继续沿用“张杜律”，未进行新的立法活动。
3、南北朝时期的立法
（1）南朝的立法
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基本仍以“张杜律”为立法的蓝本，并未进行实质性改革。
宋孝武帝大明四年（460年），曾“改定制令”。三年后又下诏，“详省律令，思存利民”。但“改定”、“详省”的具体内容不详。
齐武帝永明年间，曾制定一部《永明律》。但它仅仅是将张斐、杜预二人的注释“集为一书”，而且并未真正付诸施行。近代学者程树德评论道：“宋齐均沿用晋律，南齐武帝尝欲令王植删正张杜旧律，事未施行。《唐志》有宗躬《齐永明律》八卷，盖亦不过考证旧注，实未定律也。”《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注文也说：“宋及南齐，律之篇目及刑名之制略同晋氏，唯赎罪绢兼用之。”
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命蔡法度等人制定了《梁律》20篇，即刑名、法例、盗劫、贼叛、诈伪、受赇、告劾、讨捕、系讯、断狱、杂律、户律、擅兴、毁亡、卫宫、水火、仓库、厩律、关市、违制。但它完全是参照《永明律》修订的，内容仍与《晋律》大体相同。
陈武帝即位后，又命尚书删定郎范泉等制定《陈律》30卷，但它“采酌前代，条流冗杂，纲目虽多，博而非要。其制唯重清议禁锢之科”。可见《陈律》并无多大建树。
（2）北朝的立法
南朝各代统治者因循守旧，缺乏改革进取精神，而北朝各代掌权者多为北方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他们为求生存而锐意革新，汲取比较先进的中原汉族文化思想与各种规章制度，从而造就了南北法律制度的分歧与差异。程树德曾十分中肯地评论道：“自晋氏失驭，海内分裂，江左以清谈相尚，不崇名法。故其时中原律学，衰于南而盛于北。北朝自魏而齐而隋而唐，寻流溯源，自成一系，而南朝则与陈氏之亡而俱斩。窃尝推求其故，而知南朝诸律，实远逊北朝，其泯焉澌灭，盖有非偶然者。”并断言：
“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
公元386年，鲜卑族首领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政权。“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拓跋珪“患前代刑网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
之酷切于民者，约定科令，大崇简易”，拉开了北魏立法修律的序幕。此后，历经一个多世纪的频繁修律活动，至孝文帝在位（471年—499年）期间，终于产生了《北魏律》，又称《后魏律》。它上承汉魏法律，“综合比较，取精用宏”，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近人程树德评曰：“唐宋以来相沿之律，皆属北系，而寻流溯源，又当以元魏之律为北系诸律之嚆矢。”《北魏律》共20篇，唐朝即已失传。根据《魏书》、《通典》、《唐律疏议》等记载，其可考篇目仅有15篇：刑名、法例、宫卫、违制、户律、厩牧、擅兴、贼律、盗律、斗律、系讯、诈伪、杂律、捕亡、断狱。
永熙三年（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与西魏两个政权。东魏孝静帝天平年间（534—537年），下诏“群臣于麟趾阁议定新制”，兴和三年（541年）颁布实施，史称《麟趾格》。西魏大统元年（535年），也着手制定新律。至大统十年，以三十六条新制“为中兴永式，乃命尚书苏绰更损益之，总为五卷，班于天下”，是为《大统式》。
天保元年（550年），东魏为北齐所取代。北齐政权认为《麟趾格》不够完善，又历时十余年制定《齐律》，于武成帝河清三年（564年）完成，史称《北齐律》。它共有12篇949条，其篇目为：名例
、禁卫、婚户、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北齐律》是当时具有最高水准的封建法典，在中国古代法典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对隋唐立法具有重大影响。程树德也认为：“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而北朝尤以齐律为最。”
公元557年，西魏为北周所取代。北周武帝保定三年（563年），“初颁新律”，即《大律》。它共有25篇1 537条，各篇篇名为：刑名、法例、祀享、朝会、婚姻、户禁、水火、兴缮、卫宫、市廛、斗兢、劫盗、贼叛、毁亡、违制、关津、诸侯、厩牧、杂犯、诈伪、请求、告言、逃亡、系讯、断狱。由于北周统治者企图恢复西周古制，机械地模仿《周礼》，使得这部《大律》条目繁多，同《北齐律》相比，“烦而不要”。程树德也批评它“陷于矫枉过正之失”，“削足适履，左支右绌”；“今古杂糅，礼律凌乱，无足道者”。因此，隋文帝制定隋律时，“独采北齐而不袭周制”，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法律形式的发展
汉朝法律表现形式主要是律、令、科、比，但对律与令等法律形式的关系尚无明确界定。所以，当时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的说法。令既是律的补充，也是修订旧律或制定新律的渊源。有一些律也可以称为令，如《除钱律》、《除挟书律》，也称为《除钱令》、《除挟书令》。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表现形式多样化，以律为主，辅之以令、科、比、格、式等。东汉后期以来，私人注律蜂起，推动律学发展，也对各种法律形式的内涵予以初步划分。至西晋时，律与令的概
念有了严格的区分。杜预《律序》说：“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违令有罪则入律”。可见，律是相对稳定的刑事性成文法典，主要作用是惩罚犯罪，维持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社会秩序；令的含义则不同于汉朝，不再是指皇帝的诏令，而是国家关于礼仪典章教化方面的临时规定，仅仅是对律的补充。
科亦是对律的补充。三国时代前期，魏、蜀、吴都曾沿袭汉律，但又感到汉律已不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多制科以补其不足。南朝梁、陈科制繁杂，多达三十多卷。北魏则以格代科，东魏亦有《麟趾格》。但这里的格同科一样，具有刑事单行法规性质，不同于隋唐时期作为行政法规的格，因而逐渐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至隋唐时期，科的内容为律所吸收，不再通行。
比即汉朝的决事比，在司法实践中也逐步完善，为唐律“诸断罪而无正条”规定，“举重以明轻”或“举轻以明重”原则的产生积累了经验。
式首见于汉朝的品式章程。西魏的《大统式》首创式的编纂先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承汉朝的律、令、科、比，又增加格、式，为隋唐时期律、令、格、式法律形式的定型开了先河。
二、法律内容的发展变化
（一）魏晋北朝的律学成就
1、法典编纂技术的成熟完善
中国古代成文法典的编纂，奠定于战国李悝的《法经》，秦汉两代又有很大发展。但当时法律形式繁多，法律条文冗杂，或有所重复，或有所缺漏，法典体例也不尽科学完善。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近四个世纪里，各个割据政权为在群雄竞争的环境下求得生存与发展，不断总结调整统治策略与统治手段，其中也包括对法律的改革，从而使法律制度出现很多突破性的进展。
曹魏《新律》在继承汉律的基础上，对法律内容和法典体例进行了较大的改革：第一是删繁就简，“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使法律内容大为精简。与此同时，增加了一些必要的新篇目。如汉《九章律》中的《盗律》有劫略、恐吓等内容，并非属于盗罪行为，《新律》将其分出，增加了一篇《劫略律》；《九章律》中的《贼律》有欺谩、矫制、诈伪等内容，《囚律》有诈伪生死的规定，《令丙》中也有诈自复免等内容，其重复设置繁而不当，《新律》将其统一起来，增加了《诈伪律》一篇。经过这一改革，克服了旧律“篇少而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的问题。第二，调整法典体例结构，将《九章律》中的《具律》改为《刑名》，置于法典首篇，突出其以总则性质统帅全律的地位。这一变动得到西晋、北魏等立法的肯定，为《北齐律》中《名例律》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第三，将“八议”制度正式列入法典，使儒家“礼有等差”的思想变成法律原则。通过这些改革，使中国古代法典的制定增加了系统性和科学性。
《晋律》与《魏律》相比，首先在《刑名》篇后增加了《法例》篇，共同构成法典的总则部分，丰富了总则的内容。其次是对分则部分也进行了重新编排。特别是出于调整日益频繁的贸易活动、规范交通往来、封邦建国及预防水火灾害的需要，《晋律》增设了《关市》、《水火》、《诸侯》三篇新的内容。其三是精简了律令辞章。汉末法律繁杂，“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晋律》则精简为126 000字，故其以“刑宽禁简”而著称。此外，《晋律》还将武帝批准的张斐、杜预的晋律注附于律文之后，形成法律注释附律的新体例，便于人们对法律的理解和司法官员的使用。
《北齐律》将篇章结构压缩为12篇，体例内容更为精练；将《刑名》、《法例》两篇合为《名例》一篇，进一步突出了其总则性质和作用。《名例律》的创立，亦为后世历代立法所继承。即使《大明律》将法典结构更改为七篇，也仍然保留了《名例律》居于全律首篇的总则地位。
2、法律注释成就突出
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对一些法律术语作出过自己的解释。例如：针对《左传》昭公十四年引《夏书》收录的“昏、墨、贼，杀，皋陶之刑”的规定，晋国的叔向即作出解释：“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战国李悝制定的《法经》贯穿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原则，而针对“盗贼”罪的含义，荀子也作出过“窃货曰盗，害良曰贼”的解释。这些解释对于人们理解和执行法律都起到
了良好的作用。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一些经学家纷纷以儒家经典和儒学思想说经解律，但都是私家以个人之见解律，彼此差异甚大，不利于法的统一，更不利于司法机关的执法。司法实践要求对法律有统一的、权威的解释。于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陆续涌现出一大批律学家。如曹魏时期的刘劭、陈群、钟繇、王郎，西晋的张斐、杜预，南齐的王植之，南陈的王冲、殷不害，北魏的羊祉，北齐的封述，
北周的徐招等。其中以张斐、杜预对晋律的注释成就最为突出。
杜预（222年—284年）“与车骑将军贾充等定律令，既成，预为之注解”，上奏于朝廷。他首先解释了立法应遵循的原则：“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易见则人知所避，难犯则几于刑厝。”基于这一认识，他对《晋律》进行了全面解释：“今所注皆网罗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执名例以审趣舍，伸绳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对律的注释，了解法的精神，明确律文的真正含义，才能准确地适用法律和依法断案。
张斐以廷尉明法掾的身份为《晋律》作注，首先详细阐明了具有总则性质的“刑名”篇的作用：“‘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纲领。”接着，又通过注释揭示了《晋律》各篇的含义，弥补了条目的疏漏，并对一些法律概念作出解释，使之明确化、
严密化。《隋书·经籍志二》记载有张斐《汉晋律序注》1卷、《杂律解》21卷，但皆已失传。不过，《晋书·刑法志》摘引了张斐所上“进律表”的部分内容，其中对立法原则、律文适用等作了说明，并对故、失、谩、诈、不敬、斗、戏、贼、过失、不道、恶逆、戕、造意、谋、率、强、略、群、盗、赃等20个法律术语作出了解释，其中不少解释是非常准确、精辟的。如“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藏巧谓之诈”，“二人对议谓之谋”，“取非其物谓之盗”等。显然，注释者注意到，在具体案件中，行为人行为的主观动机的状态是有区别的。对其作出准确的界定，对于区分罪与非罪以及此罪与彼罪都很有现实意义，对于中国古代注释法学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后来长孙无忌等人对唐律的疏议，更是从中受到启发。
（二）刑罚制度的重大变化
1、刑罚体系的改革
在汉朝刑制改革的基础上，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刑罚制度又有了进一步的改革，总的趋势是刑罚渐轻。
汉末曹魏以来，曾对是否恢复肉刑开展了激烈的争论。早在曹操在世时，就曾商议是否恢复肉刑，御史中丞陈群认为：汉朝“除肉刑而增加笞，本兴仁恻而死者更众，所谓名轻而实重者也。名轻则易犯，实重则伤民”；“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蚕室，盗者刖其足，则永无淫放穿窬之奸矣”，主张恢复肉刑。但大司农郎中令王修“以为未可行”，得到曹操的采纳。明帝修订《新律》时力排众议，仍然拒绝恢复肉
刑，最终设立死、髡、完、作、赎、罚金与杂抵罪七种刑名三十七等。据程树德考证，曹魏政权死刑分为三等，即枭首、腰斩、弃市；髡刑与徒刑结合使用，从五年至二年分为四等；完刑分为三等；作为劳役刑的作刑也分为三等；赎刑分为十一等，“罪非殊死，听赎各有差”；罚金分为六等；杂抵罪分为七等。但完、作、赎刑的等级具体如何划分，以及杂抵罪具体内容，已“不可考”。实际上，作刑与徒刑没有什么区别，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徒刑犯人也是要服劳役的，而服作刑的犯人首先必须限制其人身自由。
晋律简化曹魏的刑罚种类，取消完、作两种刑名，采用死、髡、赎、罚金、杂抵罪五种。其中死刑分为枭首、斩、弃市三等，髡刑仍为四等，赎刑与罚金各为五等，杂抵罪所分等级不详。
南朝宋齐两代沿用晋律。但自刘宋政权起，广泛使用“流徙”刑，即将罪犯流放到边远地区。如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年），“前乐山县侯萧正则有罪流徙”。梁律将死刑分为枭首、弃市二等，并使用鞭杖刑，分为二百、一百、五十、三十、二十、一十等六个等级。陈律基本沿用梁律的刑罚制度。
北朝初步确定封建“五刑”制度。北魏采用死、流、徒、鞭、杖等五刑；北齐基本沿袭，只是将徒刑称为“刑罪”；北周则改为由轻至重排列，即杖、鞭、徒、流、死，相对较为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