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春秋战国时期法律制度
第一节春秋时期法律制度的变化
一、春秋时期社会的发展与变化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把国都东迁雒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从东周开始至公元前476年的二百四十余年间，史称“春秋”。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封建制逐步确立的时代。井田制遭到破坏，郡县制逐步取代分封制，王权旁落，政权下移，宗法制日趋衰落，法治取代礼治等等，是这一时代的基本特点。
1．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的破坏
（1）西周中后期土地私有现象的深化；
（2）生产技术的进步导致私有土地数量不断增加；
（3）税制的变化：齐“相地而衰征”（685BC）、晋“作爰田”（654BC）、鲁“初税亩”（594BC）、楚“书
土田”（548BC）、郑“作丘赋”（528BC）。
2．郡县制的出现（开始代替分封制）
“县”本意同“悬”（这两个字在古字里面写法是一样的），指远离国都的国君直辖地（大多是驻有重兵的军事要地）。县的长官最早叫“县大夫”、后来叫“县令”，由国君直接任免。县下设郡，郡的长官叫郡守（春秋时期的郡比县小，也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设郡，而战国时期郡比县大，这一点要注意）。
3．礼制的衰落
（1）“王纲解钮”：周天子“天下大宗”地位的失落；
（2）“礼崩乐坏”：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崩坏；
二、春秋时期公布成文法的主要活动
1．郑、晋、楚各国的公布成文法运动
（1）郑国：子产铸刑鼎，驷歂[chuán]杀邓析而用其竹刑；
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则巳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涖之以彊，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於上。并有争心，以徵於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徵於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复书曰：“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左传·昭公六年》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邓析，郑大夫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於竹简，故云“竹刑”。
——《春秋左传正义·定公九年》
（2）晋国：文公披庐之法，赵盾为“常法”，范宣子制“刑书”，赵鞅、荀寅“铸刑书”。
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奸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赵氏，赵孟与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3）楚国：文王作“仆区[ōu]之法”，庄王作“茆门之法”。
2．公布成文法引起的争议与影响
（1）争议：叔向、孔子、蔡史墨。
（2）影响：开启了中国成文法典公开化的时代，改变了传统贵族垄断立法和司法的局面。
第二节战国时期的法律发展
史学界一般称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这一时期为“战国”。从春秋以来，由于奴隶起义、平民暴动和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原来一百多个诸侯国，到战国只剩下二十多个，其中最强大的有秦、楚、齐、魏、赵、韩、燕七国，史称“战国七雄”。
一、变法运动
1．各国的变法
（1）魏国的变法：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变法，李悝作《法经》。
《法经》是战国初期魏国大臣李悝制定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部系统的法典。《法经》有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因此将《盗法》、《贼法》列于篇首。从整体上看，《法经》是一部“诸法合体”的法典。
《法经》初步确立了封建法典的体例和基本原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标志着中国古代的立法技术已开始走向成熟，成为后世立法的滥觞。
（2）楚国的变法：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变法。
（3）秦国的变法：秦孝公任用商鞅为左庶长，变法，作《秦律》。
2．立法活动
（1）魏：文候时李悝的《法经》，惠王时相邦惠施的“治国之法”，襄王时的“大府之宪”，安釐王时的修订，《魏户律》、《奔命律》两条（1975年云梦秦简出土）；
（2）楚：怀王时曾命屈原作“宪令”而未成；
（3）秦：孝公时商鞅携《法经》入秦，“改法为律”，作《秦律》；
（4）赵：分晋之初，作“国律”；
（5）韩：申不害作“刑符”；
（6）齐：《守法》《守令》等（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
二、立法指导思想
1．“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主义
2．“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概念的形成
3．“行刑，重其轻者”的重刑主义
三、李悝的《法经》
1．历史背景
“王者之政莫急於盗贼”
2．主要内容与阶级本质
（1）《盗》、《贼》、《囚》（《网》）、《捕》、《杂》、《具》。
（2）《盗法》是涉及公私财产受到侵犯的法律；《贼法》是有关危及政权稳定和人身安全的法律；《囚法》是有关审判、断狱的法律；《捕法》是有关追捕罪犯的法律；《杂法》是有关处罚狡诈、越城、赌博、贪污、淫乱等行为的法律；《具法》是规定定罪量刑的通例与原则的法律，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总则部分。其他五篇为“罪名之制”，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分则部分。
3．历史意义
（1）《法经》是战国初期魏国大臣李悝制定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部系统的法典。
（2）从整体上看，《法经》是一部“诸法合体”的法典。
（3）初步确立了封建（社会经济意义上的）法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的基本原则和体系。
（4）对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予以保护，对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和地主经济都有所保护。
四、商鞅变法与秦国法制
1．商鞅变法
（1）第一次变法（359BC，秦孝公三年）：
①什伍连坐：“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
②奖励告奸：“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③奖励务耕：“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④奖励军功：“有军功者，各以率（音律）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按军功“明尊卑爵秩等级”，“有（军）功者显荣，无（军）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2）第二次变法（350BC，秦孝公十年）
①重申“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禁令。又宣布“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②取消分封制，普遍建立郡县制。“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
③废除井田制，全面确立土地私有制。具体办法是：“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