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更新时间:2023-05-30 01:59:10 阅读：评论：0

小组讨论记录表

小组数（5－10人）	9人
小组成员	周颖洁、严丽珍、王芳、江志远、李霖、王红、邵赟、张扬红、王美红
小组长	王美红
讨论题目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讨论人员	周颖洁、严丽珍、王芳、江志远、李霖、王红、邵赟、张扬红、王美红
讨论时间	2011-10-08
讨论主持人	郑光和
自我发言提纲（300字以上）	周颖洁：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以后，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传统的法律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其不合理性，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相冲突。在形式上保守，内容上陈旧，已不能适应社会变革的新形势，无法满足新的社会关系发展的要求。因此，打破旧的法律传统三国两晋南北朝主要特征表现在封建国家分裂,政权交替频繁；北方战乱频繁,民族融合加强；南方相对稳定,江南经济发展；士族制度及其庄园经济发展。首先法制指导思想为引礼入律的深化中，突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正统法律思想，又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规律。其次立法变化，《魏律》：又名《曹魏律》——就〈法经〉中的“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将“八议”制度正式列入法典。《晋律》：与张、杜注律。〈晋律〉又名泰始律，增加了法例律。同时，律学家张斐、杜预为律作注，与律具有同等效力，称为“张杜律”。《北魏律》：孝文帝年间，律学博士常景等人撰成《北魏律》。《北齐律》：武成帝河清年间由封述等人制定了《北齐律》。《北齐律》在中国封建法典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隋唐时期的法典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重罪十条就是最先规定在《北齐律》中。再次、刑事立法：1、准五服以制罪：《晋律》首先规定准五服以制罪。在刑法适用上，凡制服愈近，以尊犯卑，处罚越轻，而以卑犯尊，处罚越重。制服愈远，正好相反。2、官当：正式规定于《北魏律》与《陈律》中，是指官贵可以官爵折抵徒罪的一种特权制度。3、八议入律：源于西周的“八辟之议”，曹魏时期正式入律。是指“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八议制度表现出封建特权思想的鲜明特色。4、重罪十条：具体是指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5、封建五刑：规定绞、斩死刑;规定流刑;规定鞭刑、杖刑;废除宫刑制度。最后司法制度：1、中央司法机关的变化：北齐正式设大理寺，以大理寺卿和少卿为正副长官。2、登闻鼓直诉制度：允许击鼓鸣冤，加强了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司法机关的检查监督。3、死刑复奏制度：为减少错杀无辜，将死刑权收归中央。4、刑讯制度化：刑讯残酷野蛮，反映当时司法的腐败和黑暗。
其他人员发言摘要（500字以上）	严丽珍：刑法原则1、最先确立“八议”原则的是三国时期的《魏律》。以《周礼》的“八辟”为依据，规定司法机关对八种人（即各种贵族及一定地位的官员）犯罪，必须奏请皇帝，由皇帝交有关大臣集议减免刑期罚。从此，直至清朝，各朝法典均规定了“八议”原则。2、秦、汉时期，妇女随何亲属从坐，法律无明确规定。往往父家或夫家有人犯罪，妇女皆可能从坐。至三国曹魏，开始明确规定：未嫁之女，随其父母从坐；已嫁之妇，随其夫家从坐。这一规定虽然废除了妇女的双重从坐，但因族诛而从坐的妇女仍处死刑。至东晋，则进一步减轻对坐妇女的处罚。晋明帝太宁三年（公元325年），东晋明确规定，对因族诛而从坐的妇女不再处死刑。这一规定对后世的刑法原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最新确立“准五服以制罪”原则的是西晋时期的《晋律》，即《泰始律》。五服，原是中国古代标志亲属的丧服制度，西晋以前，曾用来确定人们的赡养、继承等民事关系，自《晋律》规定“准五服以制罪”后，则又成为处理亲属相犯等刑事案件的原则。依据这一原则，服制若近，以尊犯处卑处刑则轻，以卑犯尊处刑则重;服制若远,以尊犯卑处刑相对变轻。“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自《晋律》确立后，一直沿用到清朝。明、清律还附有丧服图，以便司法机关量刑时参考4、确立 “官当”就是用官职折抵刑期罚。《魏律》和《晋律》规定的“杂抵罪”是“官当”之源。《北魏律》规定的犯官可用其官爵折抵徒刑的内容是“官当”之实。至南朝《陈律》则始有“官当”之名。《陈律》规定：官员可用其官当徒刑二年。“官当”原则是自南北朝时期确立后一直沿用到宋朝。刑罚制度：进一步朝着废除肉刑时未彼废除的宫刑，也基本上被废除。另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刑期罚制度，亦逐渐趋于简明和规范。为隋《开皇律》确立新五刑二十等奠定了基础:如改革妇女从坐制度，定流刑为减死之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制，是上承两汉下迄隋唐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是封建法制从立法技术，体例结构到具体内容不断完善时期。王芳：法典结构的变化与立法技术的进步1、曹魏《新律》将《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改变了《九章律》列于第六、不前不后的尴尬。《晋律》在刑名后增《法例》，《北齐律》将二者合为《名例》，此后直至清末，《名例》作为总则相沿未改。2、以格代科。科本为刑事法的补充法，是在“律无正条”时所作的“别条权格”（因事制宜而以制敕权定刑事补充规范，经认可为可引用之法）。以格代科，实为以正式整理编纂可以成为“永格”的制敕代替临时性较强的“科”。东魏、北齐有《麟趾格》。门阀世族特权的法律化，如： “九品中正制”与“品官占田制”1、设中正官（州为大中正，郡为小中正），专掌人才评品之事。2、将士人评定为九等：从上上至下下。3、三年清定法，品级滚动制，有升降。4、乡论清议决定乡品。5、根据乡品授以官职（品）。江志远：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鼎立的社会根源。首先是东汉以来世家豪族势力的膨胀，使政治分裂倾向日益加剧，其次是南方得到开发，孙刘两集团的经济实力日趋雄厚，而北方生产遭到破坏，曹魏时虽有恢复，也未超过两方的水平，因而在全国形成三个经济实力相对平衡的区域，为分立提供了物质基础。再次是魏、蜀、吴之间也形成军事实力的某种均衡，彼此都无力消灭对方。因而导致三国鼎立这种局面虽然仍属于政治上的分裂，但与东汉末年相比，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三国是在各自统治范围内的统一，这种局部统一较之东汉末年众多军阀割据混战是一进步，它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了相对安全的环境，各国统治者又都重视发展生产，为全国的再次统一奠定了基础。李霖：西晋统治短暂的原因主要有：1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皇权的斗争，使生产遭受严重破坏，也削弱了自身的统治力量。2内迁的各族受西晋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民族矛盾尖锐，流民起义打击了西晋统治。3匈奴贵族借机反晋，攻占西晋都城洛阳，又攻占长安，俘虏西晋皇帝，直接导致西晋灭亡。所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是造成西晋短命而亡的三大矛盾，其中，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了其他两个矛盾。王红：士族制度是魏晋南朝时期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对这种现象要从三个方面来把握：1、士族的兴衰：魏晋以来，形成士族制度；东晋时得到充分发展；东晋南朝时士族势力很大；南朝末年，南方士族的势力逐渐衰落。2、士族的特殊地位：经济上占有很多的土地和劳动力；政治上按门第高低分享特权，世代担任重要的官职；文化上崇尚清谈，占据高级文官职位。3、士族的腐朽性：注重门第和身份的高低；不学无术，生活腐化。士族制度经历了以下四个演变过程：1、魏晋以来形成。2、东晋时期得到充分发展，东晋南朝时势力很大。3、南朝末年，南方士族的势力逐渐衰落。4、隋唐科举制度的冲击，到唐末农民起义时消亡。邵赟：北魏孝文帝改革问题 1、改革的背景：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相互影响，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趋势。面对这种情况，为了加强对各族人民的统治，北魏孝文帝接受汉族地主的建议，实行改革。2、改革的主要内容：可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经济上，实行均田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形式，政府把一些荒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对社会秩序安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政治上，迁都洛阳和采用汉族统治阶级的政治制度，这两项措施均有利于北魏对黄河流域的控制。文化上，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孝文帝下令鲜卑族采用汉姓，改穿汉服，学说汉话，提倡同汉族通婚，这就从姓氏、服装、语言、婚姻等方面清除了鲜卑族和汉族的隔阂，达到鲜卑族和汉族进一步融合的目的。3、改革的历史作用。历史作用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加速了北方各族封建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张扬红：南北朝时佛教的盛行，佛教盛行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对这一现象，应注重从以下方面分析：1、佛教盛行的原因：佛教自西汉末传入我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兴盛起来，其原因有：第一、社会动荡不安，长期的战乱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为佛教流行提供了土壤，人民容易接受宗教。第二，佛教本身有很大的欺骗性，佛教所宣传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思想，把人们的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无法验证的来世幸福上，很容易欺骗和麻痹广大劳动人民。第三，统治阶级的提倡支持。2、佛教兴盛的表现：信奉佛教的人很多，上至皇帝、王公、贵族和大臣，下至普通百姓，都信奉佛教；佛寺遍布各地，僧尼众多；佛教寺院在政治、经济上有很大势力。3、佛教的影响：同佛教有关的建筑和石窟艺术得到迅速发展；佛教没有解脱人民的灾难，反而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出现了反佛教的斗争，以范缜最为突出。范缜的《神灭论》揭穿了统治阶级利用佛教进行的欺骗。王美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民族融合是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突出特点之一。民族融合是指民族间的自然融合，民族差异和民族隔阂的消除，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民族融合的过程，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就是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过程，是历史的进步。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形式途径为：1、民族迁徙：魏晋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大批内迁，他们在北方各地和汉族人民杂居相处。2、联合斗争：西晋末年统治者对各族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十六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北方经济破坏，人民生活困苦，迫使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斗争，从而使民族之间联系更加密切。3、友好往来：魏晋以来，我国北方出现过几次统一局面，在和平的环境中，各民族人民频繁交往，使民族大融合进程进一步加快；在战乱期间，这种交往也始终未断。4、各族间的征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打破了各族原有的部落组织，有利于民族融合。5、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改革：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汉化政策，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