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国经济目前内外均衡的状态
开放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经济体都面临着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并存的可能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外汇政策对解决内外部失衡至关重要。当前我国经济内外部失衡的明显特征是流动性过剩、通胀压力趋显和国际收支的持续双顺差，而用于调整内部均衡的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之间则存在严重冲突。根据斯旺模型，解决我国经济的内外部失衡问题，要求当前应实行紧缩国内支出政策和人民币升值政策的配合。为解决当前内外失衡，央行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以缩减国内支出、回收流动性，但效应并不显著，而且在调控过程中出现了“米德冲突”(米德，1951)：一方面随着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增加，在汇率稳定政策与人民币强制结售汇制度之下，内部流动性过剩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为解决流动性过剩采取的紧缩性本币政策，在减少了国内支出的同时也减少了进口，而且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并带来国际资本的流入，进而加剧了国际收支顺差的程度。
一、中国经济内部失衡
从宏观经济运行的指标看，2002年以来中国GDP增长一直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势头，2002年GDP增长率为9.1%，2003—2007年连续5年GDP增长率超过10%，反映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在2002—2007年分别为-1.3%、-0.1%、2.8%、0.8%、1%和3.8%。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中国经济基本维持着内部平衡，也就是说中国国内经济是处于理想的均衡状态。但是透过表面现象，可以看出，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存在严重的非均衡——储蓄过剩或者生产过剩。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平均储蓄率为33.3%，投资率平均为35.2%，投资率高于储蓄率，这一时期基本上是需求过剩。上世纪90年代中国平均储蓄率和投资率分别为39.4%和37.8%，储蓄率高于投资率，储蓄过剩意味着生产过剩。2002—2005年中国平均储蓄率急剧攀升到43.67%，平均投资率达到41.2%，这一数字无论与发达国家比较还是与发展中国家比较，中国都高的多。例如，2002年美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的储蓄率分别为14.3%、25.5%、31%和28.3%。
二、 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中国经济外部失衡通过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明显的表现出来。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随后按照入世承诺，中国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降低关税税率，按照过渡期的规定逐步取消了进口许可证和配额制度，在总共160个服务领域里作出了开放承诺。一系列改革措施及2002年美国经济的高涨和世界经济的复苏，推动中国进出口的高速增长。2002—2006年，中国的进出口年均增长高达28.3%，经常项目顺差分别为354亿美元、458亿美元、686亿美元、1608亿美元和2498亿美元，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分别为322亿美元、527亿美元、1106亿美元、626亿美元和100亿美元，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2.1%上升到2006年的8.02%。2002年中国外汇储备为2864亿美元，到2006年末外汇储备达10663亿美元。巨额贸易顺差和持续累积的外汇储备表明中国正在输出资源。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源源不断吸收外资，外资取得高额回报，另一方面又将资源输出国外，取得较低外汇投资收益，结果降低了国民的福利水平。
三、“斯旺模型”及其修正
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均衡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当实际经济运行偏离了内外均衡，当局必须运用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米德(1951)在其《国际收支》一书中对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外均衡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米德冲突”，他认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政府不能运用汇率政策，因此在依靠单一的支出增减政策(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寻求实现内外均衡的过程中，会出现内部均衡目标和外部均衡目标发生冲突而难以兼顾。Swan(1955)进一步研究了内外均衡冲突，并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解决内外均衡冲突的思想，这一思想被称为“斯旺模型”。纵轴是本国货币实际汇率水平，横轴是本国支出水平，II
曲线表示国内经济实现均衡时汇率和国内支出的组合，XX曲线表示国际收支实现均衡时汇率和国内支出的组合。
当本国货币升值即本国货币实际汇率EP*／P下降时，CA减少，为保持国内经济均衡Yf不变，国内支出水平A必须上升，因此，为保持国内经济均衡的实现，本国汇率水平和国内支出水平之间必定是此消彼长的，因此Ⅱ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即具有负斜率。Ⅱ上的点表示国内经济实现了均衡，其左边和右边的点分别表示国内经济处于失业和通货膨胀状态。同样，本国货币升值时，出口减少、进口增加以及CA下降，为实现经常项目盈余保持在X的理想水平，国内支出必须下降以减少对进口产品的需求，所以外部均衡条件下本国货币
汇率和国内支出存在同增同减的关系，这就表现为XX曲线具有正斜率。XX上的点表示国际收支实现均衡，XX左边和右边的点分别表示国际收支处于顺差和逆差状态。XX和Ⅱ的交点E表示经济处于内外均衡的理想状态。XX和Ⅱ把内外经济状况分为四个区间(如图1所示)，区间1至4分别表示经济处于通货膨胀和逆差、通货膨胀和顺差、失业和顺差以及失业和逆差的状态。
如果区间2存在一点B，根据斯旺模型可知在该点经济处于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顺差并存状态。假如当局单独采用紧缩国内支出的政策，经济向C点移动，则通货膨胀下降，但伴随着国内支出下降、进口减少，则顺差会进一步增加，此时内部失衡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外部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假如当局单独采用本币升值的支出转换政策，外国商品变得相对便宜，这会使出口下降、进口增加，经济向D点移动，则国际收支顺差下降，但进口增加伴随的是国内支出增加，这又造成国内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此时外部失衡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内部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在这种情形之下，解决内部失衡以恶化外部失衡为代价，而解决外部失衡也以内部失衡加剧为代价，内外均衡冲突就产生了。因此，要同时解决内、外部失衡问题，单独使用支出增减或者支出转换政策是没有效果的，对此斯旺提出了必须同时使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以解决经济内外部失衡的建议，并就内外失
衡不同状态提出了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搭配措施。
虽然斯旺模型提出了对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进行搭配以解决内外失衡的思想，但是这一模型也存在两个理论弱点：第一，该模型没有对支出增减政策进一步细分；第二该模型没有分析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沿着斯旺模型的分析思路，蒙代尔(1962，1971)进一步把支出增减政策细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而修正了斯旺模型，并提出“指派法则”理论：每一个政策都应该用到效应最大化的方面，在固定汇率制度之下，财政政策应该用于解决内部失衡，而货币政策应该用于解决外部失衡。Rajan(2004)把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中的资本流动等因素融入到了传统的斯旺模型中，从而修正了传统斯旺模型没有考虑资本流动的理论缺陷。
斯旺模型及其修正为内、外部失衡并存的经济状态指明了实施政策调整的分析框架和思路，而且这一模型对于我国当前内外均衡冲突调整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虽然近年来国际资本通过各种方式流入我国，但是经常项目顺差是可持续的，而且实现了适当的经常账户余额就被认为是实现了外部均衡，因此在进行资本管制的背景下，斯旺模型在当前我国是适用的。
四、 中国经济内部失衡的成因分析
1、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由于中国内部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储蓄过剩、消费不足，因此解释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的成因，很大程度上是解释储蓄过剩、消费不足的成因。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消费和收入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即消费=自发消费+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因此，消费的大小与边际消费倾向和收入有关，消费者的收入多少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国民收入要在政府、企业和住户三者之间分配，其分配格局对消费有重大影响。
2、公共财政建设滞后，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
中国家庭居民储蓄率高的成因之一是公共财政建设滞后，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目前全国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2000亿元左右已上升到2006年的39343亿元，是1978年的近20倍。仅每年超预算收入就达二、三千亿元。政府掌握庞大的公共资源，具有强大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但直到现在社会保障建设仍然滞后，公共医疗、教育资源向城市集中，八亿农民基本没有医疗保障，教育的产业化使大量的学生失学，社会福利发展缓慢，农村公共产品短缺。
3、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没有理顺，企业投资旺盛
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看，国有经济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一直较高，1995年占54.4%，2000年是50.1%，均超过一半，2001-2005年分别是47.3%、43.4%、39%和35.5%，33.4%,虽有所下降，但仍然较高。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8604亿元，其中，城镇投资75096亿元，而在城镇投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就达40047亿元，占全部城镇投资的53.3%，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45.2%，比1999年多出近3万亿元。从数据上可以看出，国有企业仍然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体，国有企业是投资过热的主要原因。
4、国民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制约了消费的增长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出口大幅下降，中央采取多种措施扩大消费需求，起到一定效果。1997年的最终消费率为59%，2000年上升到62.3%，随后持续下降，2005年下降到的51.9%，9年下降7个百分点。这里面除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持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原因以外，国民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也是制约消费扩大的主要原因。
5、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金融效率低下，制约了储蓄—投资转化效率
新中国建立后仍然缺乏有效的资本形成制度与机制；国有企业改革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其滥用资产的状况存在，通过股份制改革进入资本市场的融资企业也存在低效投资的问题，由于金融效率低，从而使储蓄难以有效转化为投资。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产权制度不完善外，国有银行的垄断体制和资本市场的滞后发展，资金难以流向效益较高的民营企业，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难以获得资金支持也是主要原因。
五、 治理中国内外经济失衡
治理中国内外经济失衡的着力点应放在扩大消费需求，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上。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这三架马车只有协调运行才能使国民经济运行在
快速、稳定的轨道上。当前中国经济内部失衡表现为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2005年中国消费率约51.9%，根据IMF提供的数字，中国的消费率最低，2003年世界各国平均消费率为80%，其中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平均为74%，亚洲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等23个国家）平均为64%。由于中国消费率低，只有不断提高投资率才能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从而导致出口猛增。扩大消费不仅治理中国经济失衡，而且也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正如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陈旭敏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