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明代江南住宅建筑的形制及藻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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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风俗观念的鼎革
明初的朱明王朝在内、外诸多方面采取了坚决和严苛的国策经略及举措: 对外强化防御———在北疆处分地守御，设置九边;开凿和疏浚大运河，所谓“漕运乃国家重计，……军国之需尽仰给于东南”。此举虽重在政治、经济、交通等，但国防的作用也无可忽略———南方地区的物资、谷物等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首都，以奠定帝国统治的稳定性基础，“谁能不意识到如此大胆的一个概念的政治经济效果———在一个大部分河流自西向东流的国家里有这么一条南北流向的人工河道”?对内着力于肃正纪纲，整饬法度，恢复生产和安定社会秩序，力图移风易俗。面对凋敝的社会和经济，朱明王朝采取了重本抑末、力倡节俭和严禁奢靡的基本国策。然农业是一种高度依赖于自然条件和生产力水平的、且其发展已趋于饱和或极限的生存型经济———研究者估计明朝直辖耕地约五六亿亩，全国平均亩产仅约30—35 公斤，平均产量有限; 如若扣除赋税和日常开支等项，力耕者净收入并不宽裕。在贬商抑末中，蹈循“…
…钱法不通而用钞，又禁民间以银交易，宜若不便于民”之径，禁榷专卖和控制工业，将手工业产品与市场割开;同时，强化集权，从严吏治，对儒生采取高压、禁锢、杀戮并用的策略，对江南尤课以重税、打击富户和强行迁徙等一系列残酷手段。据顾炎武引杜宗桓《上巡抚侍郎周忱书》曰: “……至洪武以来，一府税粮共一百二十余万石。……余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也。” 在苏州府约67 490余顷田亩中，抄没竟达16 638顷，占总数的近四分之一———通过强权、展示暴力意志恫吓文官、藉助专制等，在物质匮乏、缺乏交流和重农抑商的江南，士、农、工、商四民们大多循规蹈矩，如曩昔苏州“尊卑贵贱，悉有定制，奢僭之习，为之顿革”。
在重税、地狭和人稠的多重压力中，农民被迫兼营副业，“江南寸土无闲，一羊一牧，一豕一圈，喂牛马之家，鬻刍豆而饲焉……民间莳葱薤于盆盎之中，植竹木于宅舍之侧，在郊桑麻，在水菱藕，而利薮共争，谁能余隙地”。或贸迁业贾，“东洞庭……编民亦苦田少，不得耕耨而食。并商游江南北，以通齐、鲁、燕、豫，随处设肆，博锱铢于四方，以供吴之赋税，兼办徭役”。还有的从事手工业生产等，以应对重赋及生齿日繁之难。江南社会因明初的集权统治一度呈现出单纯、质朴、萧瑟和沉穆的面貌。迨至正德、成化后，渐显松弛迹象，及至隆、万的活跃和反弹———在中晚期社会变动和仰末政策的偏转中，与
明初形成了逆向的态势: 工商业经济经历了官营在明初占主导地位、私营在中后期占绝对优势的此消彼长、错位明显的过程，并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构成和力量; “金花银”的推行促进了田赋的货币化，“一条鞭法”将徭役折银征收等，因基本废除了丁税，使农民的人身控制得以松懈，生产积极性也有所提高。自“弛用银之禁”后，海外白银又不断流入，货币流通量得以扩大。彼时，苏州“( 城西)金阊一带，比户贸易”;晚明杭州“若末作之人，负贩之流，百结蓝缕，饔飱不继者，何多胜数”。江南商贸的繁荣，导致移民从四面八方不断地涌入并快速增长。如元时仍为一小市的震泽镇，居民数十家而已。然至明成化年间已猛增至三四百家，遂由市而镇。弘治间镇市“有巡司、寺观，居民亦千百家，自成市井”; 至正、嘉间已发展为“地方三里，居民千家”的大镇。四方人群的集聚也改变了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和结构。如苏州“为江南首郡，财赋奥区，商贩之所走集，货财之所辐辏，游手游食之辈，异言异服之徒，无不托足而潜处焉”，成为首屈一指的“大都会”。还有人口已达百万的杭州，“吾杭为东南江海重藩会区，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富、贡赋之重、山川清淑、人物英明、宫室城池之壮、商贾货财之聚，为列郡雄”。万历时，“舟航水塞，车马陆填，百货之委，商贾贸迁，珠玉象犀，南金大贝，珠儒雕题，诸蕃毕萃，既庶且富”。杭州所产商品不但畅销海内，而且如丝绸等还飘洋过海，输往日本、朝鲜、吕宋和暹罗等国。与此同时，
外埠商品货物也源源不断地通过运河输入杭城。在贸迁业贾的洪流中，地域性商帮逐渐形成。历经数十年的艰辛努力，类如苏州洞庭等商帮强势崛起，他们足迹遍布四方，贸迁天下，经营的空间十分广阔，一如邑人王鳌所云: “( 洞庭商) 楚、卫、齐、鲁，靡远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