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溪·文化名城名人故里徽菜之乡
自然环境在村落的选址、成形和功能完善的整个过程中具有相当的作用，或有利的，或不利的，这是人们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因为任何村落都不可能离开自然环境而独立存在。自然风貌直接影响着村落的自然形态。绩溪古村落的点状、带状、块状等自然形态无不是自然环境作用下的产物。
第一节 随形就势的自然选择
星罗棋布于绩溪版图上的一座座古村落，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与山水亲切交织，展示出人的聚落环境与自然的和谐。这是绩溪人尊重自然而又努力使自然与人的文化和心里需求相协调的结果。高山深壑，川谷崎岖，这对村落选址而言具有相当的牵制力，它迫使绩溪人“遇山川平衍处，人民即聚族居之”，(《徽商便览·缘起》)对居住环境的选择余地远不及平原地区灵活广大。也正因如此，才造就了绩溪的古村落丰富的自然形态，显现出独有的魅力。
绩溪位于皖南山区，雄居古徽州的北大门，素有“宣歙之脊”之称，是黄山与天目山的接合带，长江与钱塘江的分水岭。徽州府知事成履恒在给嘉庆《绩溪县志》的《序》中说：绩溪，
“度其地势，广轮百里，非若雄州剧邑为大都会。然势居宣歙之脊，为入徽之冲。”武陵人蒋信说：绩溪“大山长谷薄霄汉、蟠百里，环抱襟带乎外，而风气之蓄乎中者，有博大悠远之势。”巴郡人刘彭年也说：“彼绩溪者，山川之秀，市里之弘，又何以异于天下之山川市里也哉。”(《遵义胡氏宗谱》卷13《文艺二》)剔除褒美之词意不论，上述史料有一点是相同的，即绩溪多山。是的，绩溪“开门见山”。境内海拔超过1000米的山峰就有28座之多，其中清凉峰海拔1787米，在华东仅次于黄山的天都峰，为第二高峰。绩溪的中、低山面积多达908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81%。绩溪的地形落差很大，最高点与最低点相差1662米之巨(以海拔计)。其地形总的看来是东、西两向高，南、北两向低。千米以上的山峰也主要分布在东部大鄣山山脉，西部大会山山脉和中部的徽山山脉。绩溪水资源丰富，境内大小河流共有136条，总长831公里，其中主要河流有3条，即扬之水、登源河和大源河。由于地势较高，所以境内所有河流均发源于本土而流向境外。绩溪分两大水系：丛山关以北及镇头以北的大小河流均属长江水系，其中发源于徽山北麓的徽水流经旌德、泾县汇于青弋江而后注入长江；徽山以南的徽溪、扬之水、登源河以及发源于黄山支脉黄柏凹的大源河及其它支流，均流经练江汇入新安江而后注入钱塘江。这条水系对于绩溪人来说，比起长江水系更具有实际意义，它是过去绩溪人走出家门，勾通外埠的创业之路。
绩溪史称“弹丸之邑”。“其地东西一百二十里,南北五十五里。”清代嘉庆年间主持编修《绩溪县志》的清恺说：“绩溪环境皆山，有大会诸峰为之屏镇，扬之水诸川以分其脉络。近而坊市有经，远而都鄙有象，境内之象瞭然矣。”绩溪的地貌特征可以概括为：“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与庄园。”境内盆地仅有80多平方公里，绩溪人只能与山与水结缘。面对这样的自然环境，绩溪人不是消极抗争，而是在尊重自然法则的前提下，以积极的态度，充分相信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努力探寻创造着既符合自然发展规律，又能满足居住需求的空间环境，力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绩溪人知道，居住环境的好坏，对人的身心健康、生活资料的获取以及智力开发诸多方面均有重大影响。一个好的居住环境，不仅可以丰衣足食、人丁兴旺，而且还可以人才辈出。人的居住环境只能去适应自然，在此基础上，再以人的智慧和力量扬长避短，对自然加以恰当的改造，从而达到居住环境的人格化和理想化。绩溪古村落的自然形态具有明显的受制于自然环境的特征。
与古徽州他邑村落一样，绩溪的古村落，一方面从自然形态上充分尊重自然、服从自然；另一方面又将人的文化观念、宗族观念融入自然形态中，以人的精神力量去作用于古村落，使其能够满足于人的文化心里需求。这就使得古村落不仅仅只是自然形态的外在表象，而且赋予了文化与精神的某些特征，是人的观念形态的物化展示，这一点比起古村落
的自然形态更具文化意义。
第二节 风水理念的人性追求
与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样，村落与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不能离开自然而生存，村落不能离开人而存在，这就形成了以人为主体的双向关系，即自然<==>人<==>村落，人始终是自然环境、村落环境的主体，掌控着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且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日臻完善，使之和谐。上个世纪，美国提出了所谓“风景建筑学理论”，其主旨强调的是“人尊重自然并努力与之和谐”，说是“风景建筑学勾通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中国古代先民们早就注意到了“人不能离开自然”这一法则，在《诗经·大雅》中就有关于选择聚居环境的记载。随着实践的加深和时间的推移，中国古代先民以其特有的逻辑思维方式，将人介乎自然之间的活动——尤其是建筑环境的选择称之为“风水术”。风水术的出现说明中国古代先民对自然的认识在原始浑浊的基础上产生了质的变化，是我国先民对自然法则及规律上的伟大发现。程建军在其《风水与建筑》一书中说：“‘风水’，主要是指古代人们选择建筑地点时，对气候、地质、地貌、生态、景观等各建筑环境因素的综合评判，以及建筑营造中的某些技术和种种禁忌的总概括。它起源于人类早期的择地定居，形成于汉晋之际，
成熟于唐宋元，明清时日臻完善。”剔除“风水”中迷信、附会部分，风水理论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总结，对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起过重要的指引作用。
包括绩溪在内的古徽州，向来以“程朱阙里”、“彬彬乎礼仪之邦”著称于世。“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侍，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雍正茗州《吴氏家典·序》)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绩溪人自然会对生活环境给予足够的重视，对生活环境尤其是村落环境以某种文化观念和精神需求去加以选择创造，营建活动也就成为了一种追求。当这种追求得以满足时，这个村落环境才算是理想化了的物化形态，才算是“有意味的形式。”那么，实现这种理想化的、“有意味的形式”的具体手段是什么呢？是“风水”。在绩溪人看来，村落环境的本质意义不在于单纯的空间概念，或方或圆，或点或面，或直或曲；而在于村落内在的文化涵义，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有村落文化内涵的物象展示，看得见甚至摸得着。
“风水之说，徽人尤重之”，(《寄园寄所寄》卷11引《稗史》)绩溪并非例外。可以说，绩溪每一座古村落，几乎都与风水理念相关联；几乎都是在风水理念的作用下形成与完善的。县城华阳镇的鱼形说、龙川村的船形说、浒里村的荷叶形说、尚田的梅花形等等，实际上
这都只是一种精神与理念的形象化模式。在这里，风水所要追求的不在于村落外在形象如何逼真，而在于通过对物象的内在本质捕捉与意会以求得村落环境的安全感和亲切感。浒里村背山面水，其地形略呈椭圆状，村人由此而视村庄为一荷叶，希求族人以荷花自律，和睦乡邻，和睦相处，其情操是何等的高尚。为了完善村落的荷叶形状，浒里人在村中开挖一条由东向西的水圳以作荷茎，又在村中央掘出一口“三眼井”以为莲蓬，使村落环境的实用功能与观念形态相协调，强化了族人对居住环境的亲切感。
当自然赋予村落环境的要素不能满足主观需求时，“风水”就会出来“说话”。宅坦村地处芦昆常盆地，居上庄与旺川两村之间，地势相对较高。村庄背靠竹竿尖，东西两向有土坵环护，但其南向则空旷趋下，没有屏障，这样就很难满足宅坦人的安全感。按照风水理论，宅坦村应在“水口”处设置一道人造屏障，同时还要筑起水口中不能或缺的“狮山”和“象山”，只有这样，宅坦村才能“聚气藏风”，才能“族旺丁盛”。在风水理念的指导下，宅坦人在村之南向低洼处筑起一道长达600米的土石坝，并栽植多种名贵树种；又在土石坝的两端模拟“狮、象”培植树林，形成既有“狮象捍门”，又有绿屏保障的风水格局。
由此可见，绩溪古村落从选址到形成的整个过程中，都与风水观念有着不可分的内在关系。
绩溪长安镇的冯村，它肇始于唐代咸通六年(865)，居住的是冯氏家族。该村的自然环境是：入村处，有两峰对峙，左峰名曰“狮子峰”；右峰名曰“象麓山”，形成一个“袋状”环抱，称其为“狮象把门”。村庄的后端，又有两峰相对，居南者为“龟墩”；居北者为“蛇形”，形成“龟蛇二将”格局，与武汉大桥两端的龟山和蛇山的“龟蛇锁大江”格局一脉相承。在遵从自然法则的同时，冯村人还以特有的文化观念对自然形态加以改造。如在村口狮子峰麓建造祠堂，并在祠前的槐溪坝上广植树木，形成绿色屏障；与此同时，还在祠堂的东向挖掘七口水塘，谓之“七星”，又在祠堂之北云庄书院的大门悬挂一盏“天灯”冠以“月”名，组成一幅“七星赶月”的吉祥画面，确实是良苦用心。冯村人对“水口”的这一番经营，提升了居住环境的文化含量，使得冯氏族人对自己的居住环境产生了深厚的亲切感，因而自觉呵护村落环境成为每一位冯村人及其子孙的行为准则。
为了让族人对自己的居住环境具有一致的认同感，使得族人能够一代接一代地自觉维护村落环境，先民们在选择村落环境时，总会按照风水理论的要求，对所选的村落环境作一番既神秘又不无蛊惑性的形象描述。湖村，四面环山，石门河的一支由北向南绕村南而过。这样的地形地貌，在绩溪并不少见。但是，它在“术业堪舆”的湖村始迁祖胡万通的眼里，却是“别有一壶洞天”。
山川秀丽，水口回环；狮象捍门，龟蛇拦水。北列银屏之峻，南排珥笔之奇；堂开旷大，水出之玄，且来龙祖山高耸尊岩，像若真武临座。盖山亦与水而俱秀，人必与地而俱灵。(《龙川胡氏宗谱》卷之首《序·龙川胡氏支派谱序》)
在胡万通看来，湖村的地势基本具备了“风水宝地”的组成要素，即枕山环水，左右围护，来龙高山群峰连绵，村前又有朝山如案；水口二山紧锁，藏风聚气，是居住环境的理想选择。胡万通挈子从龙川上村迁居湖村繁衍生息，世代相守，精心维护。湖村的山山水水承载着湖村人的生活寄托，激励着子孙奋发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