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陈郡谢氏婚姻考略
王连儒 撰
《中国史研究》，1995/04，67─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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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初年，在谢鲲避地豫章，出任王敦长史以前，陈郡阳夏的谢氏家族，似乎并不被人所知。因此，永嘉之乱后，谢鲲率族人辟易江左，无论是与侨姓士族还是江南土着大姓相比，都不堪为人称说。目前，我们见之于史书的有关谢氏家族的材料，自谢鲲、谢裒兄弟上溯，充其量也不过两代，这与那些脉望源于两汉的世家大族相比，根基实在是单薄。
汉魏以来，士族政治的建立与巩固，主要依赖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靠士族成员在政治德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二是靠士族阶层在婚姻伦常领域的彼此提携与利用。永嘉以前，谢氏在政治德业方面并没有取得明显的优势，故其与士族间的通婚也便受到种种限制。有关这一点，我们从《世说新语方正篇》的一段记载中便可看得十分清楚。”诸葛恢大女适太尉庾亮儿，次女适徐州刺史羊耽儿。亮子被苏峻害，改适江虨。恢儿娶邓攸女。于是谢尚求其小女
婚。恢乃云：‘羊，邓是世婚，江家我顾伊，庾家伊顾我，不能复与谢裒儿婚。’”谢尚为谢鲲之子，此次向诸葛氏求婚，是他为其伯父谢裒之子谢石所为，故诸葛恢遂有“不能复与谢裒儿为婚”的话。诸葛氏
为汉魏旧姓，东晋初年，能与琅邪氏以及颍川庾氏相抗衡者，唯有诸葛氏一家而已。《世说新语排调篇》所记诸葛恢与王导戏争族姓高低一事〔1〕， 更可看出其以族望凌人的傲慢心态。
士族社会的婚姻，是一种复杂的伦常政治现象，士族间伊我相顾的联姻，不仅对皇权政治产生影响，而且尚主纳妃的特例，又将皇族与士族连为一体。由于伦常政治的相互渗透与影响，国家政治的属性往往也因此变得既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同时又带有浓厚的伦常色彩。东晋以来的谢氏婚姻，经历了一个由沉寂到隆盛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伦常与政治因素对谢氏婚姻之发生与发展，均起着程度不同的制约作用，因此，研究谢氏婚姻的意义，并非仅是借此考察发现谢氏家族繁衍传接的生理机制，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去研究发现与谢氏婚姻有关的政治伦常现象。
一、谢尚向诸葛氏求婚的机缘及背景
魏晋以来士族间的通婚，正如诸葛恢所说，确实存在有两种情况：一是所谓的“世婚”，即累世都有姻亲关系。这种婚姻既包含有伦常交好的因素，同时又不排除某种政治目的性。二是借助于婚姻“伊我相顾”的彼此提携与利用。所谓“斗筲小人，依凭世戚，附托权贵”〔2〕，虽然指的是一般士族与皇族之间的婚姻关系，但在门阀制度隆盛的汉晋，同样也有其普遍性。谢尚求婚，虽遭诸葛恢拒绝，但晋穆帝永和元年五月，诸葛恢卒后，其小女诸葛文熊最终归嫁谢氏。为此，王羲之曾于所着《杂帖》中专门提及此事：“二族旧对，故欲援接诸葛，若以家穷，自当供助婚事。”〔3〕实际上，诸葛氏家道中衰，也未必发展到婚嫁需人资助的地步，但诸葛恢卒后，因家业中落，其子弟欲接强宗以壮门户的做法却是事实。谢尚究竟何时向诸葛氏提出联姻的要求，我们无从考证，但是，诸葛恢卒前大约二、三年间，谢氏最起码已经具备了向其求婚的条件，因此，我们有必要就谢尚向诸葛恢求婚的机缘与背景作一分析。
晋元帝渡江之初，谢氏在政治德业方面虽然没有取得突出的成就，但谢鲲弃儒就玄的名士风操，却在东晋文人士大夫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证实。一是谢鲲尝奉使至都，“明帝在东宫见之，甚相亲重。问曰：‘诸论者以君方庾亮，自谓何如？’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鲲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
’”〔4〕时人拿谢鲲与庾亮相比， 这对于政治根基尚不深固的谢鲲来说，无疑是一件受宠若惊的事情。因此，谢鲲回答明帝，也就尽量迴避政治而只谈风操。谢鲲这样做，既符合魏晋以来名士以风操特异沽名钓誉的心态，同时也在朝廷政治中大大宣传和强化了自己的地位。二是王导从弟，也就是晋元
帝之姨弟王廙病逝后，明帝曾与大将军温峤书说：“痛谢鲲未绝于口，世将（王廙字）复至于此。并盛年俊才，不遂其志，痛切于心。廙明古多通，鲲远识有志……”〔5〕谢鲲卒于晋明帝太宁元年，从明帝对他的眷惜与褒奖看，至少太宁以前，谢鲲在朝野已经享有较高的盛名。谢鲲之子谢尚，十几岁时便为东晋名流诸如温乔、王导等人所知，这说明谢鲲在建康与士族名流有着广泛的接触。谢鲲在政治德业以及士操方面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与尝试，不仅为东晋士族重新评估谢氏创造了一个好的开端，同时也为其后人顺利步入政治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