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辽代钱币的流通问题
作者：任雁
来源：《文物世界》 2014年第3期
任 雁
货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货币最基本的职能就是流通。流通的范围广泛与否和交换的频繁程度，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因而我们研究辽代货币的流通问题，不得不考虑货币的流通量，没有一定的量，流通就无从谈起。本文就辽代钱币的流通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请方家指正。
一
据史书记载，辽代建国之前就开始铸币。《辽史·食货志》载：“鼓铸之法，先帝撒剌的（阿保机之父）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袭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此后辽代各朝都开铸有年号钱，并发行流通。史载，辽景宗保宁年间（969－978年）设立“铸钱院”，兴宗重熙年间（1053年）又设置“户部司”、“钱帛司”等机构专门负责铸钱事宜，可见辽代统治者对钱币铸造之事还是很重视的。
《辽史》收录的年号钱只有乾亨、太平、咸康、大康、大安、寿隆（钱文应为寿昌）、乾统、天庆八
种，对这几种钱币的铸行已得到共识，但“乾亨”钱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准确的出土与发现。“太平通宝”、“天显通宝”、“天赞通宝”、“应历通宝”、“天禄通宝”、“统和元宝”、“保宁通宝”、“开泰元宝”、“重熙通宝”、“清宁通宝”，在《辽史》中未有记载，但均已出土。更可喜的是“开泰元宝”、“景福通宝”、“神册通宝”、“会同通宝”均已出土，并为藏家收藏。这样看来，从太祖神册年间到辽代末帝天祚帝天庆年间所有年号均应有铸钱。目前仅有大同、保大、乾亨三种钱没有出土发现外，其他年号钱均已发现。此外，大辽王朝在历史上曾经仿铸了许许多多的历朝钱币，这与其行用历代货币有关。这其中有仿汉的“大泉五十”、“小泉直一”，不过文字不是完全一样，有其特色，与汉钱不同。仿唐的如“开元通宝”、“乾元重宝”文字亦不同。仿五代十国的，仿宋的，种类众多，品种各异。
然而，我们从传世和出土辽钱情况看，辽钱的数量极其稀少，尤以“上八品”更为突出。为了表明辽代钱币出土数量与其他朝代钱币出土数量的比例关系，现将1994年以前的资料摘录如下：
1. 1958年，辽中京遗址发掘出土大量宋钱，仅2枚辽钱；
2. 1972年，巴林左旗小辛庄，出土铜钱140公斤，仅44枚辽钱；
3. 1978年，赤峰牛营子出土铜钱60多公斤，只清宁、大安数枚辽钱；
4. 1980年，巴林左旗土木富州乡大良沟村出土铜钱47公斤，8枚辽钱；
5. 1981年，林西新城子镇七合堂村出土铜钱777.5公斤，246枚辽钱；
6. 1981年8月，巴林右旗羊场乡上石匠山村出土铜钱180公斤，辽钱123枚；
7. 1981年6月，巴林左旗丰水山乡中号村出土铜钱637枚，仅1枚辽钱；
8. 1982年8月，巴林右旗索博日嗄苏木辉腾高勒村出土铜钱12289枚，辽钱仅4枚；
9. 1983年，浑源林场乡破兑白村出土铜钱1875枚，辽钱1枚；
10. 1985年，呼盟扎兰屯出土铜钱19公斤，辽钱1枚；
11. 1986年，山东微山县观城镇东田阵村出土铜钱104公斤，辽钱1枚；
12. 1986年，北京昌平县三泉寺古刹出土铜钱1公斤多，辽钱1枚；
13. 1987年，赤峰敖汉长胜乡乌兰巴苏木出土铜钱3.8公斤，辽钱9枚；
14. 1987年，辽宁省康平县西关屯乡边台子村出土铜钱67公斤，辽钱4枚；
15. 1987年，伊盟乌审旗陶苏木桃儿庙嘎查出土铜钱430公斤，辽钱23枚；
16. 1988年，兴安盟科右前旗跃进马场十三连出土铜钱1000余枚，辽钱2枚；
17. 1994年，巴林右旗巴彦琥硕镇巴彦琥硕村出土铜钱2.69公斤，辽钱1枚。
从总体上来看，辽钱在出土货币总量中仅占不足10%，90%以上都是宋钱或旧钱。《辽史·食货志》（卷二九）记载：苏辙使辽，所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用本朝铜钱”。这说明，即使在辽代中期经济鼎盛时期，流通货币仍以外来钱为主，铸币业始终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货币紧缩现象十分明显。
二
辽朝是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我国北方古老的民族———契丹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然而人们研究辽的历史，却发现辽代铸币极少，这似乎与辽代强盛的国力和繁荣的经济等历史发展情况不太相符。笔者以为，辽代自身铸币业始终发展不起来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首先，客观上辽代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除五京之中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商业活动频繁外，广大农牧区闭塞落后，尚处于自给自足或实物交换状态，而城市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不大，其商业活动无法与中原大都市相比，工商业主要为满足统治者的需要而服务，对货币的需求量本身就不大。二是辽铸币业本身起步晚，加之游牧文化流动性大，嗜武尚战，性好掠夺，其钱币来源十分广泛。其中，从汉地输入的汉唐五代旧钱及宋钱成为主要流通货币。辽建国后继续推行这一政策，着力吸引宋钱，逼石敬瑭进献边地旧钱，凿大安
山取刘守光所藏钱，还曾从民间征集钱币，大安三年，海云寺进献济民钱一千万缗（卷六○《食货志》）。澶渊之盟后，更是每年从宋朝得到大量岁币银，从1004~1221年的117年间，总共获岁币银3150万两，绢1907万匹，其中很大一部分应以铜钱折算。三是辽境内铁多铜少，原料缺乏，历代统治者都实行铜禁，并严禁私铸，致使铜铸币稀少。同时，辽境内盛产金银，矿冶发达，再加澶渊之盟后宋每年进贡的大量岁币银，在发现的贵族大墓中往往以成套的金银器随葬，金银也自然会大量流入市场，充作支付手段。由于金银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钱币，这也是造成辽代铸币量少的一个原因。四是契丹传统流行实物交换，在很多地区，直到晚期，牲畜、布帛、皮张一直用于充当支付手段。而早期铸币大多为了纪念，晚期也只是补充宋钱的不足。
此外，作为传统的游牧国家，辽统治者从主观上对铸币业就没有足够的重视，只是汉化过程中吸收汉文化的结果之一，也是贯彻“因俗而治”为妥善处理多民族关系而采取的一项措施。辽代民族关系比较复杂，燕云地区以汉人为多，北方牧区，以契丹为主，奚、汉、渤海人聚居杂处，辽统治者“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其“因俗”也包括了继承汉人钱币制度，大量使用汉钱。这一措施，除了客观上有利于自身经济发展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辽代币制的多民族性和主观上辽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的远见和大度。
纵观辽代200多年的历史，尽管铸币量极小，规模不大，但由于大量引进宋钱，严禁私铸，终辽一代并未发生严重的钱荒。
据《辽史·食货志》、《契丹国志》等史书文献记载，辽朝统治中期以后，流通交换领域使用钱币交易支付的事例大为增加，无论南部还是北方货币使用到处可见，似乎表明当时辽朝境内已经开始进入货币经济时代。这一时期，辽代自铸钱数量略有所增加，但较之唐朝和北宋所铸钱币来说，数量仍然较少。流通中大量使用的是中原宋朝以及宋以前的铸币。据对原属辽境的内蒙、辽、吉、晋等省区出土辽代钱币窖藏统计分析，宋钱及宋以前旧钱数量占90％以上。这些宋钱及旧钱是通过战争掠夺、官方榷场贸易、民间互市贸易以及宋朝向辽供应“岁币”等途径流入辽境的，它们对促进辽朝经济的繁荣兴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从辽代钱币的出土情况、流通情况看，辽代的商品经济水平已达到相当的程度，尤其是辽中后期开始大量铸行本朝币就是一个明证。我们不能因为辽代本朝钱币铸量少，流通量小而片面认为辽代社会经济落后。事实上，这正是辽朝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钱币上具体反映的一大特征，其本国的货币政策是以前朝货币，尤其是宋币为主币，而以本朝货币为辅助，甚至大量仿铸前朝货币和宋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辽宋经济一体化水平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社会经济和文明发展的标志。
参考文献
1. 杨富学、陈爱峰《西夏钱币的流布区域及相关问题》，《西夏研究》2012年第4期。
2. 康立君《辽上京出土辽代窑藏部分古铜钱》，《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1期。
3. 康立君《内蒙古巴林左旗土木富州出土辽代窖藏钱币》，《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1 期。
4. 韩仁信《巴林右旗上石匠山辽代窖藏古钱考识》，《内蒙古金融研究》2002年第1期。
5. 唐彩兰《丰水山出土一批辽代窖藏铜钱》，《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1期。
6. 苗润华 《巴林右旗钱币窖藏出土牡国元宝》，《中国钱币》1996年第1期。
7. 姚中《浑源出土“咸雍通宝”》，《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1期。
8. 牛达生、牛志文 《西夏钱币的发现及研究》，《西夏研究》2013年第4期。
9. 张鼎《论元代铜币》，《内蒙古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月。
10. 杨震、史庆玲、王美珍、查干东《内蒙古乌审旗陶利出土西夏窖藏古钱》，《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1期。
11. 裴国才 《兴安盟跃进马场出土辽代窖藏钱币》，《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1期。
12. 王刚、赵永芳《巴林右旗巴彦琥硕窖藏古铜钱考》，《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4期。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