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建国方略》导读材料

36、《建国方略》导读材料

一、著者与内容

孙中山（1866－1925），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近代民

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

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

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

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1929年6月1日，根据其生前遗愿，将陵

墓永久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

1918年6月，孙中山依靠军阀导致护法失败，于5月4日愤而辞

去大元帅职务。在其后的三年时间里，潜心思考中国革命，读书著作，

奋笔不休。《建国方略》主要就在这期间完成。此书由三部份组成：《孙

文学说》（心理建设）、《实业计划》（物质建设）、《民权初步》（社会建

设）。

《孙文学说》阐述其知难行易学说。在孙中山看来，"知易行难"

说是实现他的革命理想的"心理之大敌"，"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

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

也，夫如是，乃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他以饮食、用钱、作文

等例证来阐述，进而论证"能知必能行""以行而求知识"、"不知亦能行

"、"有志竟成"；《实业计划》为国家经济大纲，提出了包括交通、商

港、铁路、水力、钢铁、矿业、农业、灌溉、造林、移民方面的十大

建设计划。这是孙中山通过实地勘查，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深思

熟虑而写成。他主张利用外资兴建北方、东方、南方三大巨港，建立

和发展近代工业系统，整治水利，大兴铁路。他的一些主张至今仍能

给我们重要启示。《民权初步》要教会国人如何集会，"集会者，实为

民权发达之第一步"。孙中山早在1911年9月在美国就关注集会条理

以教国人。

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积极构思国家现代化的总体设想。1917年

至1919年，其写成的《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三篇

文章，组成了规划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辉煌巨著——《建国方略》，提出

了一套系统建立新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规划，描绘出一幅完整的资

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思想地

位。

二、特色与简评

2002年10月，华夏出版社出版了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这

是该书在新中国的第一个单行本。早在1985年，中华书局在《孙中山

全集》第六卷中辑录了《建国方略》全文，不过，要在全集繁杂的目

录里甚至在第六卷的目录里找到《建国方略》的确切位置，颇不容易。

《建国方略》为人称道和诟病之处同样多，其中，“宪政三段论”

和“行易知难”学说为后世学者议论最甚。学者当中，胡适对《建国

方略》的批评尤为持重、深刻、尖锐，及至毫不留情面。胡适深谙西

方宪政和人权的真谛，又秉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谏诤理念，他非

常喜欢范仲淹《灵乌赋》中的两句名言——“忧于未形，恐于未炽。”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在《人权论集》序言里，胡适以烧骨成灰亦

“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勇气，表达了自己的言论自由观：“我们所要建

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可以批评，

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率性而为是胡适的本色，所以，他通过批判

《建国方略》所表达的宪政理念，仍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学者和政治

家的宪政思维竟然如此不同，恰恰是中国百年宪政的主题。

胡适对中国宪政的贡献，一是揭示了训政的思想基础；二是回答

了西方宪政的本质，三是为赴国难而步入政界，“做了过河卒子”，拼

命向前保持一个“好人政府”，尽量使中国现代化一些儿、民主一些儿。

《建国方略》由心理建设、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三部分构成，其

中，作为心理建设的《孙文学说》主旨在于破除“知之非艰，行之维

艰”的千年迷信，树立“行之非艰，知之维艰”的新信仰，要害是“知

之则更易行”。胡适对此“大旨的赞成”，认为它是有“正当作用”的，

并非仅仅有“政党作用”的。

峰回路转，胡适犀利地指出，“行易知难说”根本错误在于把知与

行分得太分明，本意教人尊重先知先觉，教人服从领袖，不知不觉地

把知和行分成两件事，两种人做的两类事。结果，“行易”之说成了不

学无术的和政客的护身符。

胡适对《建国方略》的疑问不止于从梁启超到孙中山的二十多年

里“民党和非民党都承认开明专制是立宪政治的过渡办法”，而是对学

者和政客们不行宪政所持理由强烈地不满，这些理由大抵局限于教育

进步、国情和国民素质之类，从而“训练民众行使政权”的“训政”

和开明专制不可避免。于是乎，胡适又将笔锋转向文人墨客，他对蒋

廷黻的革命与专制的学说，有振聋发聩的诘问：专制是否是建国的必

要阶段？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何以不曾造成民族国家？中国的旧式专制

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职责，我们今后建国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专

制？

通过对“行易知难”学说与“训政”实践的内在紧密关系的细致

勾勒，胡适尖锐地道出了《建国大纲》逻辑缺陷的所在：

民国十三年的孙中山先生已不是十三年以前的中山了。他的建国

大纲简直是完全取消他以前所主张的“约法之治”了。„„。我们要

研究，中山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延迟宪政时期呢？简单说来，中山先生

对于一般民众参政的能力，很有点怀疑。„„。我们可以明白中山先

生的主张训政，只是因为他根本不信任中国人民参政的能力。

鸦片战争以降，西学虽然能够东渐，但是，宪政的语义在中国本

土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扭曲。民国早有人士指出，“宪政之概念，在今日

立宪国家之法学界，固尽人能得正确之理解，而无待于说明。返观我

国，宪政之知识，幼稚极矣。其臆测虚构，牵强附会，以淆乱国人听

闻，湮没宪政之真义者，比比然也。”孙中山就认为，中国人长期处于

专制之下，奴性深至牢不可破，非有训政时期的去陈出新，不能使其

享受民国主人之权利。换言之，人民虽贵为国家主人，其智力水平实

等于初生婴儿，革命党作为婴儿之母，负有教育、保养民众的责任，

以后再“还政于民”。由是，训政又转向了“以党治国”。

胡适自嘲有一个“狂妄的僻见”：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

度，是一种常识政治，开明专制是精英政治；中山先生不是宪法学者，

对于“宪政”的性质颇多误解，根本错误在于误认宪法与训政不能同

时并立。针对《孙文学说》的理念及其影响，胡适集中笔力从知行关

系视角解读了宪政的真谛。在他看来，“宪政无甚玄秘，只是政治必须

依据法律，和政府对于人民应负责任，两个原则而已。”更直白一点，

宪政从来就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理想，而是一种可以学到的政治生活

习惯。民主宪政不过是建立一种规则来界定政府与人民的政治活动范

围，在此范围内，凡有能力的国民都可以参加政治和表达意见，这种

共同遵守规则的政治生活就是宪政，宪政简单得如同下棋的人必须遵

守“马走日字，象走田字，炮隔子打，卒走一步”的规矩一样。胡适

把宪政视为幼稚园的政治，目的在于“打破向来学者把宪政看的太高

的错误见解。”

正因为宪政是简单的，它才有集思广益、人人尽“诸葛”的功用。

因此，胡适才反对为宪政的实现预设一个“国民素质论”的前提，也

由此击碎了“行易知难”学说作为训政理论基础的不可行性和误导性.

胡适还对《建国方略》提出一个新的疑问：到底谁应该接受政治

训练？训政之主体和对象是谁？孙中山解释说：“须知共和国皇帝就是

人民，以五千年来被压作奴隶，一旦抬他做起皇帝，定然是不会做的。

所以我们革命党人应该来教训他，如伊尹训太甲一样。„„。中国奴

隶制已经行了数千年之久，所以民国虽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还不晓

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些强迫的手段，

迫着他来做主人，叫他练习练习，这就是我用训政的意思。”

胡适则认为，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

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蒋介石、冯玉祥诸公也需要“入塾读书”；

“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

练是法治之下的政治生活。‘先知先觉’的政府诸公必须自己先用宪法

来训练自己，裁制自己，然后可以希望训练国民走上共和的大路。不

然，则口口声声说‘训政’，而自己所行所为皆不足为训，小民虽愚，

岂易欺哉？”换言之，中国的阿斗固然应该被训练，中国的诸葛亮也

应该多受一点训练。与此呼应，国民党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限制，否

则，国民党成了一国之中的特殊阶级，也就没了法治。

宪政的训练方法如何？是胡适的又一个疑问。后世诟病孙中山的

专制逸闻颇多，诸如入党效忠宣誓与黄兴的分歧、宋教仁在南京临时

国会上横遭一记耳光儿„„。孙中山设计“训政”的本意有民主宪政

循序渐进之意，但是，当宪政变得遥遥不可期时，胡适不得不再度诘

问：“党治的目标是训政，是训练民众作宪政的准备。七八年训政的经

验，民众所得训练在哪里？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绝少

数的人把持政治的权利是永不会使民众得着现代政治的训练的。最有

效的政治训练，是逐渐放开政权，使人民亲身参加政治里得到一点政

治训练。说句老实话，学游泳的人必须先下水，学弹琴的人必须先有

琴弹。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