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批评鲁迅的翻译：强译、硬译，稀奇古怪

梁实秋批评鲁迅的翻译：强译、硬译，稀奇古怪

来源：凤凰⽹读书凤凰⽹读书

鲁迅与梁实秋两位⽂学⼤家，曾在同⼀个时代引领⼀时之⽂学风潮，但是⼀场将近10年的论战，使两⼈成为

最为⼈所知的死对头，造就了民国⽂坛有名的⼀段公案。两⼈从⽂学观点到政治⽴场，笔战升温，直⾄梁被

鲁迅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狗”，可谓是硝烟弥漫。但这场论争的导⽕索，竟然是⼀场翻译风波。

1929年9⽉，梁实秋在《新⽉》杂志发表了⼀篇题为《论鲁迅先⽣的“硬译” 》的⽂章，质疑鲁迅的翻译，认为

其是“硬译” 、“死译”，说这“稀奇古怪的句法，读了等于不读”，于是⽩话中⽂诞⽣未久，便遭遇了这次翻译理

论的交锋。

论鲁迅先⽣的“硬译”

⽂/梁实秋

梁实秋夫妇

西滢先⽣说：“死译的病虽然不亚于曲译，可是流弊⽐较的少，因为死译最多不过令⼈看不懂，曲译却愈看得

懂愈糟。”这话不错。不过“令⼈看不懂”这⽑病就不算⼩了。我私⼈的意思总以为译书第⼀个条件就是要令⼈

看得懂，译出来⽽令⼈看不懂，那不是⽩费读者的时⼒么？曲译诚然要不得，因为对于原⽂太不忠实，把精

华译成了糟粕，但是⼀部书断断不会从头⾄尾的完全曲译，⼀页上就是发现⼏处曲译的地⽅，究竟还有没有

曲译的地⽅，并且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穷的，⽽你读

的时候竟还落个爽快。死译就不同了：死译⼀定是从头⾄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精⼒。况且犯曲译

的⽑病的同时决不会犯死译⽑病，⽽死译者却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所以我以为，曲译固是我们深恶痛绝

的，然⽽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

什么叫死译？西滢先⽣说：“他们⾮但字⽐句次，⽽且⼀字不可增，⼀字不可先，⼀字不可后，名⽈翻译，⽽‘

译犹不译’，这种⽅法，即提倡直译的周作⼈先⽣都谥之为‘死译’。”“死译”这个名词⼤概是周作⼈先⽣的创造了

。

死译的例⼦多得很，我现在单举出鲁迅先⽣的翻译来作个例⼦，因为我们⼈⼈知道鲁迅先⽣的⼩说和杂感的

⽂笔是何等的简练流利，没有⼈能说鲁迅先⽣的⽂笔不济，但是他的译却离“死译”不远了，鲁迅先⽣前些年翻

译的⽂字，例如厨川⽩村的《苦闷的象征》，还不是令⼈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

。今年六⽉⼗五⼤江书铺出版的《卢那卡尔斯基：艺术论》，今年⼗⽉⽔沫书店出版的《卢那卡尔斯基：⽂

艺与批评》，这两部书都是鲁迅先⽣的近译，我现在随便捡⼏句极端难懂的句⼦写在下⾯，让⼤家知道⽂笔

矫健如鲁迅先⽣者却不能免于“死译”：

“这意义，不仅在说，凡观念形态，是从现实社会受了那惟⼀可能的材料，⽽这现实社会的实际形态，则⽀配

着即被组织在它⾥⾯的思想，或观念者的直观⽽已，在这观念者不能离去⼀定的社会底兴味这⼀层意义上，

观念形态也便是现实社会的所产。”（《艺术论》第七页）

“问题是关于思想的组织化之际，则直接和观念形态，以及产⽣观念形态⽣活上的事实，或把持着这些观念形

态的社会底集团相连系的事，是颇为容易的。和这相反，问题倘触到成着艺术的最为特⾊底物质的那感情的

组织化，那就极其困难了。”（《艺术论》第⼗⼆页）“

内容上虽然不相近，⽽形式底地完成着的作品，从受动底见地看来，对于劳动者和农民，是只能给与⽜⾁感

底性质的漠然的满⾜的，但在对于艺术底化⾝的深奥，有着兴味劳动者和农民，则虽是观念底地，是应该敌

视的作品，他们只要解剖底地加以分解，透彻了那构成的本质，便可以成为⾮常的⼤的教训。”（《⽂艺与批

评》第⼀九⼋页）

够了。上⾯⼏句话虽然是从译⽂中间抽出来的，也许因为没有上下⽂的缘故，意思不能⼗分明了。但是专就

⽂字⽽论，有谁能看得懂这样希奇古怪的句法呢？我读这两本书的时候真感觉⽂字的艰深。读这样的书，就

如同看地图⼀般，要伸着⼿出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

鲁迅先⽣⾃⼰不是不知道他的译笔是“蹩扭”的。他在《⽂艺与批判》和《译者后记》⾥说：“从译本看来，卢

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不够，和中国⽂本来的缺点，译完⼀看，晦

涩，甚⽽⾄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折下来呢，⼜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

译之外，只有‘束⼿’这⼀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看

下去⽽已。”我们硬着头⽪看下去了，但是⽆所得。“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

鲁迅先⽣说“中国⽂本来的缺点”是使他的译⽂“艰涩”的两个缘故之⼀，照这样说，中国⽂若不改良，翻译的书

总不能免去五⼗分的“晦涩”了。中国⽂和外国⽂是不同的，有些种句法是中⽂⾥没有的，翻译之难即难在这个

地⽅。假如两种⽂中的⽂法句法词法完全⼀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件⼯作吗？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有“本来的

缺点”便使“读者硬着头⽪看下去”。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要义，因为“硬着头⽪”不是

⼀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译”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假如“硬译”⽽还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

那真是⼀件奇迹，还能说中国⽂是有“缺点”吗？

（1929年9⽉10⽇《新⽉》第⼆卷第六、七号合刊）

《新⽉》杂志书影

之后，鲁迅开始在《萌芽⽉刊》上发⽂回击，从此开始了两个⼈旷⽇持久的翻译⼤论战。

“硬译”与“⽂学的阶级性”

⽂/鲁迅

1

听说《新⽉》⽉刊团体⾥的⼈们在说，现在销路好起来了。这⼤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际极少的⼈，也在两

个年青朋友的⼿⾥见过第⼆卷第六、七号的合本。顺便⼀翻，是争“⾔论⾃由”的⽂字和⼩说居多。近尾巴处，

则有梁实秋先⽣的⼀篇《论鲁迅先⽣的“硬译”》，以为“近于死译”。⽽“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就引了我的三

段译⽂，以及在《⽂艺与批评》的后记⾥所说：“但因为译者的能⼒不够，和中国⽂本来的缺点，译完⼀看，

晦涩，甚⽽⾄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失了原来的语⽓，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

外，只有束⼿这⼀条路了，所余的惟⼀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看下去⽽已”这些话，细⼼地在字旁加

上圆圈，还在“硬译”两字旁边加上套圈，于是“严正”地下了“批评”

道：“我们‘硬着头⽪看下去’了，但是⽆所得。‘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

新⽉社的声明中，虽说并⽆什么组织，在论⽂⾥，也似乎痛恶⽆产阶级式的“组织”、“集团”这些话，但其实是

有组织的，⾄少，关于政治的论⽂，这⼀本⾥都互相“照应”；关于⽂艺，则这⼀篇是登在上⾯的同⼀批评家所

作的《⽂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余波。在那⼀篇⾥有⼀段说“……但是不幸得很，没有⼀本这类的书能被我

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字，……简直读起来⽐天书还难。……现在还没有⼀个中国⼈，⽤中国⼈

所能看得懂的⽂字，写⼀篇⽂章告诉我们⽆产⽂学的理论究竟是怎么⼀回事。”字旁也有圈圈，怕排印⿇烦，

恕不照画了。总之，梁先⽣⾃认是⼀切中国⼈的代表，这些书既为⾃⼰所不懂，也就是为⼀切中国⼈所不懂

，应该在中国断绝其⽣命，于是出⽰⽈“此风断不可长”云。

别的“天书”译着者的意见我不能代表，从我个⼈来看，则事情是不会这样简单的。第⼀，梁先⽣⾃以为“硬着

头⽪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没有，是否能够，还是⼀个问题。以硬⾃居了，⽽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社的

⼀种特⾊。第⼆，梁先⽣虽⾃来代表⼀切中国⼈了，但究竟是否全国中的最优秀者，也是⼀个问题。这问题

从《⽂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章⾥，便可以解释。Proletary这字不必译⾳，⼤可译义，是有理可说的

。但这位批评家却道：“其实翻翻字典，这个字的涵义并不见得体⾯，据《韦⽩斯特⼤字典》，Proletary的意

思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 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 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

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只会⽣孩⼦的阶级！〔⾄少在罗马时代是如此〕”其实正⽆须来争这“体⾯”，⼤约略有

常识者，总不⾄于以现在为罗马时代，将现在的⽆产者都看作罗马⼈的。这正如将Chemie译作“舍密学”，读

者必不和埃及的“炼⾦术”混同，对于“梁”先⽣所作的⽂章，也决不会去考查语源，误解为“独⽊⼩桥”竟会动笔

⼀样。连“翻翻字典”〔《韦⽩斯特⼤字典》！〕也还是“⽆所得”，⼀切中国⼈未必全是如此的罢。

2

但于我最觉得有兴味的，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的⽂字⾥，有两处都⽤着⼀个“我们”，颇有些“多数”和“集团”⽓

味了。⾃然，作者虽然单独执笔，⽓类则决不只⼀⼈，⽤“我们”来说话，是不错的，也令⼈看起来较有⼒量，

⼜不⾄于⼀⼈双肩负责。然⽽，当“思想不能统⼀”时，“⾔论应该⾃由”时，正如梁先⽣的批评资本制度⼀般，

也有⼀种“弊病”。就是，既有“我们”便有我们以外的“他们”，于是新⽉社的“我们”虽以为我的“死译之风断不可

长”了，却另有读了并不“⽆所得”的读者存在，⽽我的“硬译”，就还在“他们”之间⽣存，和“死译”

还有⼀些区别。

我也就是新⽉社的“他们”之⼀，因为我的译作和梁先⽣所需的条件，是全都不⼀样的。

那⼀篇《论硬译》的开头论误译胜于死译说：“⼀部书断不会完全曲译……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

给你⼀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穷的，⽽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末两句⼤可以加上夹圈，但

我却从来不⼲这样的勾当。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于使⼈⽓闷，憎恶

，愤恨。读了会“落个爽快”的东西，⾃有新⽉社的⼈们的译着在：徐志摩先⽣的诗，沈从⽂凌叔华先⽣的⼩说

，陈西滢〔即陈源〕先⽣的闲话，梁实秋先⽣的批评，潘光旦先⽣的优⽣学，还有⽩璧德先⽣的⼈⽂主义。

所以，梁先⽣后⽂说：“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般，要伸着⼿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这些话，在我也就

觉得是废话，虽说犹如不说了。是的，由我说来，要看“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样，要伸着⼿指来找寻“句

法的线索位置”的。看地图虽然没有看“杨妃出浴图”或“岁寒三友图”那么“爽快”，甚⽽⾄于还须伸着⼿指〔其实

这恐怕梁先⽣⾃⼰如此罢了，看惯地图的⼈，是只⽤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图并不是死图；所以“硬译”即使有

同⼀之劳，照例⼦也就和“死译”

有了些“什么区别”。识得ＡＢＣＤ者⾃以为新学家，仍旧和化学⽅程式⽆关，会打算盘的⾃以为数学家，看起

笔算的演草来还是⽆所得。现在的世间，原不是⼀为学者，便与⼀切事都会有缘的。

然⽽梁先⽣有实例在，举了我三段的译⽂，虽然明知道“也许因为没有上下⽂的缘故，意思不能⼗分明了”。在

《⽂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章中，也⽤了类似⼿段，举出两⾸译诗来，总评道：“也许伟⼤的⽆产⽂学

还没有出现，那么我愿意等着，等着，等着。”这些⽅法，诚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这⼀本《新⽉》

⽉刊⾥的创作——是创作呀！——《搬家》第⼋页上，举出⼀段⽂字来——

“⼩鸡有⽿朵没有？”

“我没看见过⼩鸡长⽿朵的。”

“它怎样听见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诉她的⽿朵是管听东西，眼是管看东西的。

“这个蛋是⽩鸡⿊鸡？”枝⼉见四婆没答她，站起来摸着蛋⼦⼜问。

“现在看不出来，等孵出⼩鸡才知道。”

“婉⼉姊说⼩鸡会变⼤鸡，这些⼩鸡也会变⼤鸡么？”

“好好的喂它就会长⼤了，象这个鸡买来时还没有这么⼤吧？”

也够了，“⽂字”是懂得的，也⽆须伸出⼿指来寻线索，但我不“等着”了，以为就这⼀段看，是既不“爽快”，⽽

且和不创作是很少区别的。

临末，梁先⽣还有⼀个诘问：“中国⽂和外国⽂是不同的，……翻译之难即在于这个地⽅。假如两种⽂中的⽂

法句法词法完全⼀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件⼯作吗？……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要

义，因为‘硬着头⽪’不是⼀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译’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精悍的语⽓’。假如‘硬译’⽽还能保存‘

原来的精悍的语⽓’，那真是⼀件奇迹，还能说中国⽂是有‘缺点’吗？”我倒不见得如此之愚，要寻求和中国⽂

相同的外国⽂，或者希望“两种⽂中的⽂法句法词法完全⼀样”。我但以为⽂法繁复的国语，较易于翻译外国⽂

，语系相近的，也较易于翻译，⽽且也是⼀种⼯作。荷兰翻德国，俄国翻波兰，能说这和并不⼯作没有什么

区别么？⽇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起古⽂来，更宜于翻译⽽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

⽓，开初⾃然是须“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很给了⼀些⼈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

⼰有了。中国的⽂法，⽐⽇本的古⽂还要不完备，然⽽也曾有些变迁，例如《史》

《汉》不同于《书经》，现在的⽩话⽂⼜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

有些“⽂法句法词法”是⽣造的，⼀经习⽤，便不必伸出⼿指，就懂得了。现在⼜来了“外国⽂”，许多句⼦，即

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教之化为⼏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

，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是有缺点的。有什么“奇迹”，⼲什么“吗”呢？但有待于“伸出⼿指”，“

硬着头⽪”，于有些⼈⾃然“不是⼀件愉快的事”。不过我是本不想将“爽快”或“愉快”来献给那些诸公的，只要还

有若⼲的读者能够有所得，梁实秋先⽣“们”的苦乐以及⽆所得，实在“于我如浮云”。

但梁先⽣⼜有本不必求助于⽆产⽂学理论，⽽仍然很不了了的地⽅，例如他说：“鲁迅先⽣前些年翻译的⽂学

，例如厨川⽩村的《苦闷的象征》，还不是令⼈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只要有

些常识的⼈就知道：“中国⽂和外国⽂是不同的”，但同是⼀个外国⽂，因为作者各⼈的做法，⽽“风格”和“句法

的线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可繁可简，名词可常可专，决不会⼀种外国⽂，易解的程度就都⼀式。我的

译《苦闷的象征》，也和现在⼀样，是按板规逐句，甚⽽⾄于逐字译的，然⽽梁实秋先⽣居然以为还能看懂

者，乃是原⽂原是易解的缘故，也因为梁实秋先⽣是中国新的批评家了的缘故，也因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

⽐较地看惯了的缘故。若在三家村⾥，专读《古⽂观⽌》的学者们，看起来⼜何尝不⽐“天书”还难呢？

3

但是，这回的“⽐天书还难”的⽆产⽂学理论的译本们，却给了梁先⽣不⼩的影响。看不懂了，会有影响，虽然

好象滑稽，然⽽是真的，这位批评家在《⽂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说：“我现在批评所谓⽆产⽂学理论，也

只能根据我所能了解的⼀点材料⽽已。”这就是说：因此⽽对于这理论的知识，极不完全了。

但对于这罪过，我们〔包括⼀切“天书”译者在内，故⽈“们”〕也只能负⼀部分的责任，⼀部分是要作者⾃⼰的

胡涂或懒惰来负的。“什么卢那卡尔斯基，蒲⼒汗诺夫”的书我不知道，若夫“婆格达诺夫之类”的三篇论⽂和托

罗兹基的半部《⽂学与⾰命》，则确有英⽂译本的了。英国没有“鲁迅先⽣”，译⽂定该⾮常易解。梁先⽣对于

伟⼤的⽆产⽂学的产⽣，曾经显⽰其“等着，等着，等着”的耐⼼和勇⽓，这回对于理论，何不也等⼀下⼦，寻

来看了再说呢。不知其有⽽不求⽈胡涂，知其有⽽不求⽈懒惰，如果单是默坐，这样也许是“爽快”的。然⽽开

起⼝来，却很容易咽进冷⽓去了。

例如就是那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结论是并⽆阶级性。要抹杀阶级性，我以为最⼲净的是吴

稚晖先⽣的“什么马克思⽜克斯”以及什么先⽣的“世界上并没有阶级这东西”的学说。那么，就万喙息响，天下

太平。但梁先⽣却中了⼀些“什么马克思”毒了，先承认了现在许多地⽅是资产制度，在这制度之下则有⽆产者

。不过这“⽆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觉。是⼏个过于富有同情⼼⽽⼜态度偏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

给他们”，要促起他们的联合，激发他们争⽃的欲念。不错，但我以为传授者应该并⾮由于同情，却因了改造

世界的思想。况且“本⽆其物”的东西，是⽆从⾃觉，⽆从激发的，会⾃觉，能激发，⾜见那是原有的东西。原

有的东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莱阿说地体运动，达尔⽂说⽣物进化，当初何尝不或者⼏被宗教家烧死，

或者⼤受保守者攻击呢，然⽽现在⼈们对于两说，并不为奇者，就因为地体终于在运动，⽣物确也在进化的

缘故。承认其有⽽掩饰为⽆，⾮有绝技是不⾏的。

但梁先⽣⾃有消除⽃争的办法，以为如卢梭所说：“资产是⽂明的基础”，“所以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明”

，“⼀个⽆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苦苦诚诚实实的⼯作⼀⽣，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

是正当的⽣活⽃争的⼿段。”我想，卢梭去今虽已百五⼗年，但当不⾄于以为过去未来的⽂明，都以资产为基

础。〔但倘说以经济关系为基础，那⾃然是对的。〕希腊印度，都有⽂明，⽽繁盛时俱⾮在资产社会，他⼤

概是知道的；倘不知道，那也是他的错误。⾄于⽆产者应该“⾟⾟苦苦”爬上有产阶级去的“正当”的⽅法，则是

中国有钱的⽼太爷⾼兴时候，教导穷⼯⼈的古训，在实际上，现今正在“⾟⾟苦苦诚诚实实”想爬上⼀级去的“

⽆产者”也还多。然⽽这是还没有⼈“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的时候。⼀经传授，他们可就不肯⼀个⼀

个的来爬了，诚如梁先⽣所说，“他们是⼀个阶级了，他们要有组织了，他们是⼀个集团了，于是他们便不循

常轨的⼀跃⽽夺取政权财权，⼀跃⽽为统治阶级。”但可还有想“⾟⾟苦苦诚诚实实⼯作⼀⽣，多少必定可以得

到相当的资产”的“⽆产者”呢？⾃然还有的。然⽽他要算是“尚未发财的有产者”了。梁先⽣的忠告，将为⽆产者

所呕吐了，将只好和⽼太爷去互相赞赏⽽已了。

那么，此后如何呢？梁先⽣以为是不⾜虑的。因为“这种⾰命的现象不能是长久的，经过⾃然进化之后，优胜

劣败的定律⼜要证明了，还是聪明才⼒过⼈的⼈占优越的地位，⽆产者仍是⽆产者”。但⽆产阶级⼤概也知道“

反⽂明的势⼒早晚要被⽂明的势⼒所征服”，所以“要建⽴所谓‘⽆产阶级⽂化’，……这⾥⾯包括⽂艺学术”。

⾃此以后，这才⼊了⽂艺批评的本题。

4

梁先⽣⾸先以为⽆产者⽂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学上⾯”

，因为⼀个资本家和⼀个劳动者，有不同的地⽅，但还有相同的地⽅，“他们的⼈性〔这两字原有套圈〕并没

有两样”，例如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但所“说的是恋爱的本⾝，不是恋爱的⽅式”〕，“⽂学就是表现这最

基本的⼈性的艺术”。

这些话是⽭盾⽽空虚的。既然⽂明以资产为基础，穷⼈以竭⼒爬上去为“有出息”

，那么，爬上是⼈⽣的真谛，富翁乃⼈类的⾄尊，⽂学也只要表现资产阶级就够了，⼜何必如此“富于同情⼼”

，⼀并包括“劣败”的⽆产者？况且“⼈性”的“本⾝”，⼜怎样表现的呢？譬如原质或杂质的化学底性质，有化合

⼒，物理学底性质有硬度，要显⽰这⼒和度数，是须⽤两种物质来表现的，倘说要不⽤物质⽽显⽰化合⼒和

硬度的单单“本⾝”，⽆此妙法；但⼀⽤物质，这现象即⼜因物质⽽不同。

⽂学不借⼈，也⽆以表⽰“性”，⼀⽤⼈，⽽且还在阶级社会⾥，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需加以“束缚”

，实乃出于必然。⾃然，“喜怒哀乐，⼈之情也”

，然⽽穷⼈决⽆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婆⼦⾝受的酸⾟，饥区的灾民，⼤约

总不去种兰花，象阔⼈的⽼太爷⼀样，贾府上的焦⼤，也不爱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宁呀！”固然并不就是

⽆产⽂学，然⽽“⼀切东西呀！”“⼀切⼈呀！”“可喜的事来了，⼈喜了！”也不是表现“⼈性”的“本⾝”的⽂学。倘

以表现最普通的⼈性的⽂学为⾄⾼，则表现最普通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殖——的⽂学，或者

除去“运动”，表现⽣物性的⽂学，必当更在其上。倘说，因为我们是⼈，所以以表现⼈性为限，那么，⽆产者

就因为是⽆产阶级，所以要做⽆产⽂学。

其次，梁先⽣说作者的阶级，和作品⽆关。托尔斯泰出⾝贵族，⽽同情于贫民，然⽽并不主张阶级⽃争；马

克思并⾮⽆产阶级中的⼈物；终⾝穷苦的约翰逊博⼠，志⾏吐属，过于贵族。所以估量⽂学，当看作品本⾝

，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分。这些例⼦，也全不⾜以证明⽂学的⽆阶级性的。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贵族

，旧性荡涤不尽，所以只同情于贫民⽽不主张阶级⽃争。马克思原先诚⾮⽆产阶级的任务，但也并⽆⽂学作

品，我们不能悬拟他如果动笔，所表现的⼀定是不⽤⽅式的恋爱本⾝。⾄于约翰逊博⼠终⾝穷苦，⽽志⾏吐

属，过于王侯者，我却实在不明⽩那缘故。因为我不知道英国⽂学和他的传记。也许，他原想“⾟⾟苦苦诚诚

实实的⼯作⼀⽣，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然后再爬上贵族阶级去，不料终于“劣败”，连相当的资产

也积不起来，所以只落得摆空架⼦，“爽快”了罢。

其次，梁先⽣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的专利品，⼤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和⽂学⽆缘”，但鉴赏⼒之有

⽆却和阶级⽆⼲，因为“鉴赏⼒也是天⽣的⼀种福⽓”，就是，虽在⽆产阶级⾥，也会有这“天⽣的⼀种福⽓”的

⼈。由我推论起来，则只要有这⼀种“福⽓”的⼈，虽穷得不能受教育，⾄于⼀字不识，也可以鉴赏《新⽉》⽉

刊，来作“⼈性”和⽂艺“本⾝”原⽆阶级性的证据。但梁先⽣也知道天⽣这⼀种福⽓的⽆产者⼀定不多，所以另

定⼀种东西〔⽂艺？〕来给他们看，“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通俗⼩说之类”，因为“⼀般劳⼯劳农需要

娱乐，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的缘故。这样看来，好象⽂学确因阶级⽽不同了，但这是因鉴赏⼒之⾼低

⽽定的，这种⼒量的修养和经济⽆关，乃是上帝之所赐——“福⽓”。所以⽂学家要⾃由创造，既不该为皇室贵

族所雇⽤，也不该受⽆产阶级所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章。这是不错的，但在我们所见的⽆产⽂学理论中

，也并未见过有谁说或⼀阶级的⽂学家，不该受皇室贵族的雇⽤，却该受⽆产阶级的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

⽂章，不过说，⽂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学家虽⾃以为“⾃由”，⾃以为超了阶级，⽽⽆意识底地，也

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配，那些创作，并⾮别阶级的⽂化罢了。例如梁先⽣的这篇⽂章，原意是在取消

⽂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明的祖宗，指穷⼈为劣败的渣滓，只要⼀瞥，就知道是资产家

的⽃争的“武器”，——不，“⽂章”了。⽆产⽂学理论家以主张“全⼈类”“超阶级”的⽂学理论为帮助有产阶级的东

西，这⾥就给了⼀个极分明的例证。⾄于成仿吾先⽣似的“他们⼀定胜利的，所以我们去知道安慰他们去”，说

出“去了”之后，便来“打发”⾃⼰们以外的“他们”那样的⽆产⽂学家，那不消说，是也和梁先⽣⼀样地对于⽆产

⽂学的理论，未免有“以意为之”的错误的。

⼜其次，梁先⽣最痛恨的是⽆产⽂学理论家以⽂艺为⽃争的武器，就是当作宣传品。他“不反对任何⼈利⽤⽂

学来达到另外的⽬的”，但“不能承认宣传式的⽂字便是⽂学”。我以为这是⾃扰之谈。据我所看过的那些理论

，都不过说凡⽂艺必有所宣传，并没有谁主张只要宣传式的⽂字便是⽂学。诚然，前年以来，中国确有许多

诗歌⼩说，填进⼝号和标语去，⾃以为就是⽆产⽂学。但那是因为内容和形式，都没有⽆产⽓，不⽤⼝号和

标语，便⽆从表⽰其“新兴”的缘故，实际上并⾮⽆产⽂学。今年，有名的“⽆产⽂学底批评家”钱杏村先⽣在《

拓荒者》上还在引卢那卡尔斯基的话，以为他推重⼤众能解的⽂学，⾜见⼝号标语之未可厚⾮，来给那些“⾰

命⽂学”辩护。但我觉得那也和梁实秋先⽣⼀样，是有意的或⽆意的曲解。

卢那卡尔斯基所谓⼤众能解的东西，当是指托尔斯泰做了分给农民的⼩本⼦那样的⽂体，⼯农⼀看便会了然

的语法，歌调，诙谐，只要看台明·培特尼〔Demian Bednii〕曾因诗歌得到⾚旗章，⽽他的诗中并不⽤标语和

⼝号，便可明⽩了。

最后，梁先⽣要看货⾊。这不错，是最切实的办法；但抄两⾸译诗算是在⽰众，是不对的。《新⽉》上就曾

有《论翻译之难》，何况所译的⽂是诗。就我所见的⽽论，卢那卡尔斯基《被解放的堂·吉诃德》，法兑耶夫

的《溃灭》，格拉特柯夫的《⽔门汀》，在中国这⼗⼀年中，就并⽆可以和这些相⽐的作品。这是指“新⽉社”

⼀流的蒙资产⽂明的余荫，⽽且衷⼼在拥护它的作家⽽⾔。于号称⽆产作家的作品中，我也举不出相当的成

绩。但钱杏村先⽣也曾辩护，说新兴阶级，于⽂学的本领当然幼稚⽽单纯，向他们⽴刻要求好作品，是“布尔

乔亚”的恶意。这话为农⼯⽽说，是极不错的。这样的⽆理要求，恰如使他们冻饿了好久，倒怪他们为什么没

有富翁那么肥胖⼀样。但中国的作者，现在却实在并⽆刚刚放下锄斧柄⼦的⼈，⼤多数都是进过学校的智识

者，有些还是早已有名的⽂⼈，莫⾮克服了⾃⼰的⼩资产阶级意识之后，就连先前的⽂学本领也随着消失了

么？不会的。俄国的⽼作家亚历舍·托尔斯泰和威垒赛耶夫，普理希⽂，⾄今都还有好作品。中国的有⼝号⽽

⽆随同的实证者，我想，那病根并不在“以⽂艺为阶级⽃争的武器”，⽽在“借阶级⽃争为⽂艺的武器”，在“⽆产

者⽂学”这旗帜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的⼈，试看去年的新书⼴告，⼏乎没有⼀本不是⾰命⽂学，批评

家⼜但将辩护当作“清算”，就是，请⽂学坐在“阶级⽃争”的掩护之下，于是⽂学⾃⼰倒不必着⼒，因⽽于⽂学

和⽃争两⽅⾯都少关系了。

但中国⽬前的⼀时现象，当然毫不⾜作⽆产⽂学之新兴的反证的。梁先⽣也知道，所以他临末让步说：“假如

⽆产阶级⾰命家⼀定要把他的宣传⽂学唤做⽆产⽂学，那总算是⼀种新兴的⽂学，总算是⽂学国⼟⾥的新收

获，⽤不着⾼呼打倒资产的⽂学来争夺⽂学的领域，因为⽂学的领域太⼤了，新的东西总有它的位置的。”

但这好象“中⽇亲善，同存共荣”之说，从⽻⽑未丰的⽆产者看来，是⼀种欺骗。

愿意这样的“⽆产⽂学者”，现在恐怕实在也有的罢，不过这是梁先⽣所谓“有出息”的要爬上资产阶级去的“⽆产

者”⼀流，他的作品是穷秀才未中状元时候的牢骚，从开⼿到爬上以及以后，都决不是⽆产⽂学。⽆产者⽂学

是为了以⾃⼰们之⼒，来解放本阶级以及⼀切阶级⽽⽃争的⼀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的地位。就拿⽂

艺批评界来⽐⽅罢，假如在“⼈性”的“艺术之宫”〔这须从成仿吾先⽣处租来暂⽤〕⾥，向南⾯摆两把虎⽪交椅

，请梁实秋钱杏村两位先⽣并排坐下，⼀个右执“新⽉”，⼀个左执“太阳”，那情形可真是“劳资”媲美了。

5

到这⾥，⼜可以谈到我的“硬译”去了。

推想起来，这是很应该跟着发⽣的问题：⽆产⽂学既然重在宣传，宣传必须多数能懂，那么，你这些“硬译”⽽

难懂的理论“天书”，究竟为什么⽽译的呢？不是等于不译么？

我的回答，是：为了我⾃⼰，和⼏个以⽆产⽂学批评家⾃居的⼈，和⼀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

⽩⼀些这理论的读者。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的攻击是多极了，每⼀种刊物上，⼤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作者的⼝吻，则粗

粗⼀看，打抵好象⾰命⽂学家。但我看了⼏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既不中腠理，⼦弹所击之处

，也不是致命伤。例如我所属的阶级罢，就⾄今还未判定，忽说⼩资产阶级，忽说“布尔乔亚”，有时还升为“

封建余孽”，⽽且⼜等于猩猩〔见《创造⽉刊》上的《东京通信》〕；有⼀回则骂到⽛齿的颜⾊。在这样的社

会⾥，有封建余孽出风头，是⼗分可能的，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却在任何“唯物史观”上都没有说明，也找不

出⽛齿⾊黄，即有害于⽆产阶级⾰命的论据。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家有些

胡涂。对于敌⼈，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本解剖学，有⼀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

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命者，以为窃⽕给⼈，虽遭天帝之虐待

不悔，其博⼤坚韧正相同。但我从别国⾥窃得⽕来，本意却在煮⾃⼰的⾁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在咬

嚼者那⼀⾯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躯：出发点全是个⼈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市民性的奢华，

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来，反⽽刺进解剖者的⼼脏⾥去的“报复”。梁先⽣说“他们要报复！”其实岂只“他们”，

这样的⼈在“封建余孽”中也很有的。然⽽，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和光。

这样，⾸先开⼿的就是《⽂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

郑伯奇先⽣现在是开书铺，印Hauptmann和Gregory夫⼈的剧本了，那时他还是⾰命⽂学家，便在所编的《⽂

艺⽣活》上，笑我的翻译这书，是不⽢没落，⽽可惜别⼈着了先鞭。翻⼀本书便会浮起，做⾰命⽂学家真太

容易了，我并不这样想。有⼀种⼩报，则说我的译《艺术论》是“投降”。是的，投降的事，为世上所常有。

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了，在这⾥⼜向谁去输诚呢。今年，说法⼜两样了

，在《拓荒者》和《现代⼩说》上，都说是“⽅向转换”

。我看见⽇本的有些杂志中，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冈铁兵上，算是⼀个好名词。其实，这些纷

纭之谈，也还是只看名⽬，连想也不肯想的⽼病。译⼀本关于⽆产⽂学的书，是不⾜以证明⽅向的，倘有曲

译，倒反⾜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产⽂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

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

但我⾃信并⽆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

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个原因。⾃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

，也不“硬”或“死”

的⽂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然⽽世间纸张还多，每⼀⽂社的⼈数却少，志⼤⼒薄，写不完所有的纸张，于是⼀社中的职司克敌助友，扫

荡异类的批评家，看见别⼈来涂写纸张了，便喟然兴叹，不胜其摇头顿⾜之苦。上海的《申报》上，⾄于称

社会科学的翻译者为“阿狗阿猫”，其愤愤有如此。在“中国新兴⽂学的地位，早为读者所共知”的蒋光Ｚ先⽣，

曾往⽇本东京养病，看见藏原惟⼈。谈到⽇本有许多翻译太坏，简直⽐原⽂还难读……他就笑了起来，说：“

……那中国的翻译界更要莫名其妙了，近来中国有许多书籍都是译⾃⽇⽂的，如果⽇本⼈将欧洲⼈那⼀国的

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从⽇⽂译到中国去，试问这作品岂不是要变了⼀半相貌么？……”〔见《拓荒者》〕也

就是深不满于翻译，尤其是重译的表⽰。不过梁先⽣还举出书名和坏处，蒋先⽣只嫣然⼀笑，扫荡⽆余，真

是普遍得远了。藏原惟⼈是从俄⽂直接译过许多⽂艺理论和⼩说的，于我个⼈就极有裨益。我希望中国也有

⼀两个这样的诚实的俄⽂翻译者，陆续翻出好书来，不仅骂⼀声“混蛋”就算尽了⾰命⽂学家的责任。

然⽽现在呢，这些东西，梁实秋先⽣是不译的，称⼈为“阿狗阿猫”的伟⼈也不译，学过俄⽂的蒋先⽣原是最为

适宜，可惜养病之后，只出了⼀本《⼀周间》，⽽⽇本则早已有了两种的译本。中国曾经⼤谈达尔⽂，⼤谈

尼采，到欧战时候，则⼤骂了他们⼀通，但达尔⽂的着作的译本，⾄今只有⼀种，尼采的则只有半部，学英

德⽂的学者及⽂豪都不暇顾及，或不屑顾及，拉倒了。所以暂时之间，恐怕还只好任⼈笑骂，仍从⽇⽂来重

译，或者取⼀本原⽂，⽐照了⽇译本来直译罢。我还想这样做，并且希望更多有这样做的⼈，来填⼀填彻底

的⾼谈中的空虚，因为我们不能象蒋先⽣那样的“好笑起来”，也不该如梁先⽣的“等着，等着，等着”了。

6

我在开头曾有“以硬⾃居了，⽽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社的⼀种特⾊”这些话，到这⾥还应该简短地补充⼏句

，就作为本篇的收场。

《新⽉》⼀出世，就主张“严正态度”，但于骂⼈者则骂之，讥⼈者则讥之。

这并不错，正是“即以其⼈之道，还治其⼈之⾝”，虽然也是⼀种“报复”，⽽⾮为了⾃⼰。到⼆卷六七号合本的

⼴告上，还说“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

乎理性的学说”

。上两句也不错，“以眼还眼，以⽛还⽛”，和开初仍然⼀贯。然⽽从这条⼤路⾛下去，⼀定要遇到“以暴⼒抗

暴⼒”，这和新⽉社诸君所喜欢的“稳健”也不能相容了。

这⼀回，新⽉社的“⾃由⾔论”遭了压迫，照⽼办法，是必须对于压迫者，也加以压迫的，但《新⽉》上所显现

的反应，却是⼀篇《告压迫⾔论⾃由者》，先引对⽅的党义，次引外国的法律，终引东西史例，以见凡压迫

⾃由者，往往臻于灭亡：是⼀番替对⽅设想的警告。

所以，新⽉社的“严正态度”，“以眼还眼”法，归根结蒂，是专施之⼒量相类，或⼒量较⼩的⼈的，倘给有⼒者

打肿了眼，就要破例，只举⼿掩住⾃⼰的脸，叫⼀声“⼩⼼你⾃⼰的眼睛！”

〔发表于⼀九三零年三⽉〕

及后，两⼈的论战升温，则不仅仅是关于中外⽂学见解 和翻译理论的较量，⽽是引⼊了⼤于⽂学外的其他因

素。如今事情已过去近⼀个世纪，当年关于翻译的分歧，仍然有参考价值。

近期活动

-End-

甲申同⽂翻译TIIT

更多精彩内容进⼊ [新国风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