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女性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

第十章 女性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是女性文学研究的重阵。其对歧视妇女的男

权文化进行批判，强调自强、自立的女性意识，或者说比较明确甚而偏激地表达了女性主义

意识，挖掘女性特殊的精神底蕴和个体的审美表达方式，对西方学界流行的大多数知识产品

提出了挑战，与心理分析批评、解构批评、读者接受批评及后殖民批评等一起，改变了当代

文学理论的分析模式，对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及理论研究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构成了20

世纪文学批评史的重要一页。

本章主要介绍欧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及女性文学研究与相关

学科理论；剖析国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情状及各流派的特点；研讨女性文学批评与当

代各种理论及思潮的复杂纠葛，为进一步了解和思考女性文学创作和研究提供借鉴。

第一节 欧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作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端，欧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很快便发

展成一股国际性的文学研究潮流，“这不但因其对传统批评的缺陷性进行批评、补充及革新，

且由于其深刻性与不断扩展的阵容，皆与20世纪最有冲击力的批评理论一致。它对文学研

究及思想界，甚而对意识形态及认识方式的变革意义，完全超越了女性的范围。这使它处于

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中心位置”[1]。

对两性生存境况的反思、消解传统观念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崛起、女性创作活动的兴盛，以

及形式主义批评的内在危机，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勃兴的主要原因。

解放的新文化促进了女权运动的再次高涨，鼓舞了女性离经叛道的倾向。现代的人的观念、

种族平等的问题，以及社会和睦协调发展的优先权，把妇女自由、女性多方面的发展的问题

推到了显著的位置。因为法律的平等并未带来实际的平等，父权制仍压迫着女性。正是法律

束缚的摆脱，使得妇女受压迫这一事实呈现得更显豁，就像黑人权利运动的兴起一样，当黑

人得知自己在法律上是平等自由的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的时候，他们才清楚地认识到了自身

的惨状，才开始为自身的权利奋力抗争，才明白在美国人人可以享受广泛自由的设想是一种

天方夜谭。

女权运动的存在是女性文学、批评发展的基本前提，而女权运动又几乎是从对文学的习读开

始的。世界性妇女文学的勃兴，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

展依赖于妇女在文学研究中不断增长的势力。没有妇女运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可能存在，

然而没有一代酷爱书籍的文学毕业生、教授助理、编辑、作家及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

没有她们对文学作品所蕴涵的进步的性别倾向的领悟，就不可能有妇女运动。20世纪以来，

越来越多的妇女接受了与男性同样的教育，随之也产生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多的女作家。女

性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伊莱恩• 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她们自己的文学》（1977）

中指出，从文学史上的亚文化群如黑人文学、犹太人文学、加拿大文学、英印文学，甚至美

国文学看，可以发现它们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一个较长的时期是模仿传统的流行模式，使

其艺术标准及关于社会作用的观点内在化；其次是反对这些标准和价值，倡导少数派的权利

和价值、要求自主权的时期；最后是自我发现，从对反对派的依赖中挣脱出来走向自身、取

得身份的时期。用一个合适的措词把这些阶段称为女人气（feminine）——女性主义者

（feminist）——女性（female）时期。第一阶段从1840年出现男性笔名开始，到1880年乔

治• 艾略特逝世为止；第二阶段从1880年到1920年妇女获得选举权的那一年；第三阶段从

1920年到60年代。1960年后进入了一个新的自我意识的时期。 20世纪50年代是真正的

女性文学崛起的时期。

现代文学理论本身的危机，也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运而生。新批评的衰落，结构主义向解

构批评的转化，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勃兴开辟了道路。文学妇女深深不满于索绪尔的符号

差异论，她们要探究世界上最悠久的差别------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期望在对社会学批评、

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符号学及读者接受理论的综合思考中，建构自己的批评。

在20多年的发展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其重点是揭露男性文化如何歪曲了女性形象，批判文

学中的“厌女现象”，抨击阳物批评，玛丽• 埃尔曼（Mary Ellmann）的《想想妇女们》（1968）、

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的《性的政治》（1969），以及G.葛瑞尔（Germaine Greer）的《女

太监》（1970）等便属于这一阶段的代表作；

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为第二阶段。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旗帜鲜明地援用女权的视角读

解经典作品，更倾心于对语言文学的批评，追溯女作家自己的文学传统，引起了人们对各国

和各历史时期妇女文学的大规模的重新挖掘和重新阅读，出现了一批标志着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真正繁荣的论著，如帕特里夏• 迈耶• 耶帕克斯（）的《女性的想象：一部对

妇女作品的文学和心理的考察》（1975）、西德尼•詹妮特 •卡普兰（Sydney Janet Kaplan）的

《现代英国小说中的女性意识》（1975）、艾伦• 莫尔（Ellen Moer）的《文学妇女》（1976）、

肖瓦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1977）及桑德拉• 吉尔伯特（Sandra Gillbert）和苏姗• 格

巴（Susan Gubar）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1979）等。“这些著作实力雄厚、义无反顾、

灵感闪烁、鼓舞人心，立即拥有了一大批（本该属于它们的）由女学者和学生组成的热情洋

溢的读者群，表征了美英女权主义批评达到了法定年龄。”[2]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后殖

民女性主义批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批评及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批评也在这一阶段逐步发展，

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开始在英美传播；80年代中期以后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第三阶段。

这一阶段重新思考文学研究的基本概念，修正基于男性经历的阅读和写作的理论假定，发展

起一种跨学科的女性主义文化，不再拘泥于文学本身，诸如女性女主义生态批评及传媒理论

开始发生影响，并兴起了对性别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的“性别诗学”。

凯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是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既是一部文学分

析论著，同时也是一部充满激情的政治论争著述，其批判的目标主要是那些由男性创作的标

榜男性性优越的作品。米利特批判了父系政治夸大男女生理差异、压抑女性的权力制度，且

家庭、学校、教堂等等使这种制度合法化、内化，这种“政治”在妇女拥有财产权、教育权

的社会内依然存在，不消除这种“政治”，妇女永远不可能解放。该书标志着与英美新批评

的彻底决裂，铺垫了女性主义作为一股批评力量通向文学的道路，其冲击力使之成为英美批

评传统中后来所有女性主义批评著作之“母”和先锋。米利特的影响是广泛的，乃至于70

年代初美国大学里所开设的女性文学课程，绝大部分也集中在研究男作家笔下的女性成见

上，“性的政治”成了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援用的一个基本词。

早在1970年，肖瓦尔特便发表了“妇女与文学课程”的论文，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她们

自己的文学》里，她将目光投向了更广大的女性作家，强调女性“亚文化群”的存在，矫正

斯帕克斯的生物决定论，也不满意莫里斯的“赞美批评”。作者坚持女性主义与社会学方法

的结合，并提出了妇女文学发展的三阶段论，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所有妇女作品并未

获得完全的成功。作品开篇便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位女作家皆发现她们没有历

史，她们不得不重新寻找过去，一次又一次地锻造自己的性别意识。”从下面一段话，我们

还可以看出作者试图综合斯帕克斯和莫里斯的努力：

对于英国妇女来说，女性亚文化群首先产生于一种共同的、不断变得羞羞答答的和仪式化了

的身体体验。发身、来月经、性欲的萌动、怀孕、生育和绝经——整个女性性生活系统——

形成一种必须隐瞒起来的生活习惯。尽管这些情节不能公开讨论和承认，却伴随着极为复杂

的程序和学问，伴随着客观的方式方法，伴随着女性团结一致的强烈感情。女作家们正是靠

她们扮演过女儿、妻子、母亲这样的角色统一起来，靠对福音派教义的客观信仰、对其想象

力和重点职责的怀疑统一起来，正是因为法律和经济对其变动性的限制使之统一。有时，她

们围绕一个政治原因用更直接的方式统一起来。[3]

肖瓦尔特总结了妇女文学的变化过程，倾向于一种社会学的批评风格，将妇女文学与妇女文

化联结起来，其寻找“她们自己的文学”的努力，应说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基础。同

时，肖瓦尔特表现出探求“理论的一致性”的热情，企图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建构一个

理论的框架。尔后崛起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及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批评对肖瓦尔特颇具微辞，

但她的理论对美英女性主义批评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阁楼上的疯女人》更注重剖析文学妇女的创造性问题，全书长达600多页，将写作视为妇

女试图表达独特的女性之声的一种形式，赋予女性书写以特权，验明女性语言和审美的目的。

吉尔伯特和格巴考察了十九世纪女作家的焦虑，强调其相似性，假定作者和本文或作者与特

定角色之间存在某种契合，认为西方女作家从奥斯丁、勃朗特到伍尔芙及西尔维亚• 普拉斯

的作品，在主题、意象及象征上都呈现了某种一致性，由于这些女作家都感到父权制的重压，

都存在一种“作者身份的焦虑”，往往采用“替身”的手法来表现其痛苦、愤懑及疯狂，将

其反叛意识投射到了小说中的“疯女人”或魔鬼般的女人身上。那些女性角色所呈现的“疯

狂”并不是偶然的，是女作家深层心理的隐喻性表露，是她们反叛冲动的投射、“重像”

（double），是反对父权制的一种形式，通过它，真正的女性之声得以表达。作品表明了一

名19世纪的女作家在父权制社会运用女性的语言站在妇女的立场怎样写作，这个社会将妇

女分为天使与魔鬼两极。“永恒的女性”是被创造出来的，从但丁的贝雅特丽齐到歌德的格

雷特琴和玛甘泪等等，皆是男人的造物；“天使”的对照物便是魔鬼，像斯芬克斯、美杜莎、

喀耳刻等邪恶女性，“既诱惑又窃取了男性生产、生殖力”，拒绝男权传统为其设造的顺从角

色。同时，作者也指出，危机使父权社会像一张网，对真正的女性之声的压抑是软弱的，妇

女作者通过既顺从又颠覆父系文学准则，消解了身份危机，取得了女性文学的伟大实绩。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应精细地揭示其真相。除女性形象外，这批作品的叙事手法及物品意象也有

着独特的意义。像简• 奥斯丁，往往运用戏仿（parody）手法，棉里藏针地表达了自己的反

叛意识，而玛丽• 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则运用三个同心圆的形式，用独具的“证据技巧”

（evidentiary technique），呈示了作者的身份焦虑。艾米莉的《呼啸山庄》庚继了这种同心

圆式叙事技巧，同样呈示了对“证据”的偏爱；另外，这些小说中的洞穴、阁楼、书柜、抽

屉、保险箱、镜子等等，皆是女性遭禁闭的意象，这种意象反复出现在十九至20世纪女作

者的作品中。吉尔伯特和格巴的批评也暴露出早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较普遍的弱点，即机械

地将“男性生殖器”象征系统视为一个统一而简单的模式，与此相应的是女性杂乱无章的模

式，不自觉地掉进了男性传统美学的二元对立式标准的陷阱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吉尔伯特

和格巴的学说对围绕着妇女性别角色而发展起来的“激进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贡

献较大，故《阁楼上的疯女人》被著名批评家卡罗琳• 海尔布伦（Carolyn un）誉为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肖瓦尔特在《我们自己的批评》一文中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作了这样的归纳：60年

代以前，妇女评论模仿男性标准，鼓吹“两性共体诗学”；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女性

主义批评批判男性文化，开始了专门研究妇女作品的“妇女批评”和颂扬妇女文化的“女性

美学”；70年代末期产生了后结构主义色彩的女性主义文化批评，侧重从哲学、语言学和心

理分析角度研究女性问题，80年代末兴起了对性别差异进行比较的性别理论。实际上，各

种形态的女性主义批评并非依次取代而是相互渗透的，从总的发展轨迹看，它大致经历了从

生理的、政治的批评到文学批评、本文分析又到文化批判与诗学建构这样一个过程。80年

代以后，女性主义批评伞状式发展，呈现出后现代主义式的“多音齐鸣”的繁荣局面，重视

社会性别同社会身份的其他成分的交互作用，代表着世界文论“由内向外”注重社会背景与

文化批判的发展趋势。

一般将欧美白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分为美英派与法国派。它们都是女性主义批评的中坚，都

强调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都十分重视妇女的主体性，但各有其特点。

美英派注重社会批判，强调女性本身的文化传统。她们发掘、研究女作家的作品，尝试从女

性主义的角度建立一个女性文学的模式，注重从实际出发，投身妇女运动，从女性的切身体

验上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以妇女为中心（women-centred）的批评观是美英派的主流。英

国的女性主义批评还比较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把性别观念视为历史发展的结果，强调阶级与

性别因素的结合，将男权思想看作社会中两性的真正权力关系的体现，认为文学分析应以个

人及环境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基础进行。一些女性主义者还形成了一种“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批评”（socialist-feminicism），注重考察妇女作家，特别是并不十分有名的女作家与妇女社

会运动的关系及作用，考察妇女向大众讲话的不同的文学和艺术形式。肖瓦尔特、米利特、

爱伦•莫根、吉尔伯特、格巴、科拉•卡普兰、玛丽•雅各布斯、莉莲•鲁宾逊等，都是美英派

的重要人物。

总体而言，美英派对我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的影响要大于法国派。

法国派女性主义批评兴起于60年代末解构思潮、新批评、新弗洛依德主义等新思想风起云

涌的时期。法国派植根于语言学，注重语言批判和心理建构，倾向于向其他批评思潮进行批

判吸收，埃莱娜• 西苏、朱丽娅• 克利斯蒂娃、露丝• 伊利格瑞等法国派主将与一些男性批

评家如海德格尔、萨特、拉康、德里达等都有思想上的密切联系。相对于美英派，法国派显

得较为温和，更注重形而上的理论阐发，避免贴标签和命名，尤其拒绝使用“主义”之类词

语。法国派女性主义批评的一条重要理论便是“女性书写”或“阴性书写”（法文ecriture，

常见的英译有female writing或feminine writing）。其宣称女性的身体、女性的差异渗入语言

和本文，女性身体是创作的基础，女性语言和真正的女性写作将呈现包括肉体在内的女性的

全部体验。西苏、凯洛琳• G.伯克是这种理论的倡导者。而法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另一位代表

人物克利斯蒂娃则期望把符号学的“语言”作为解构两性二元对立、颠覆既定秩序的一种方

式。她的符号学反对抽象固定的含义，与女性密切相关，流动而多义，使男性/女性间的严

格区划陷于模糊与混乱。克利斯蒂娃的理论受到一些人的讥评，说她较少关注妇女问题。克

利斯蒂娃有关符号多产性的观点正好说明了女性主义话语本身的多元复调性质。

艾丽丝• 贾迪恩（Alice Jaroline）贴切地指出了美英派与法国派的主要差异：（1）美英派关

注作者的性别，而法国派受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影响较大，对以经验为根据的作者并不十

分重视，（2）美英派关注性别原型、妇女形象及小说人物，而法国派重视语言结构，认为形

象或人物不过是语言的转义或效果。因而美英派执著地从作品或其背景里寻找“真理”，而

法国派则怀疑真实与虚构间的必然联系，揭示本文潜在的组合与分裂。肖瓦尔特在《荒原中

的女性主义批评》里也指出：英国女性主义批评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它强调压迫，法国

女性主义批评基本是精神分析学的，它强调表达，然而，它们都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文学批评。

当然，美英派与法国派也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像美国批评家南茜• 乔道罗（Nancy

Chodorow）在《妇女、文学和社会》（1974）、《母性的再生产》（1978）等论著中，将马克

思主义与弗洛依德主义融进女性主义批评，呈现出美英派和法国派相互交融的特色。特别是

20世纪70年代末法国女性主义批评被介绍到美国以后，相互的碰撞与交流更加频繁。

值得强调的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女性文学批评”是有差别的。从批评对象来说，

“女性文学批评”一般包括了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对女作家、女性创作的作品及女读者

的评论或研究；第二层含义指对包括了男性创作的一切女性形象及相关方面的评论或研究，

涉及“女性与文学”、“文学中的女性”等问题。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是一种伦理价值

取向而非生理的区划，其反对男性中心主义的题旨十分明显。当然，从批评主体看，男女两

性皆可从事“女性文学批评”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我们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总体性理解是：把社会性别（gender）因素作为社会身份（identity）

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性别差异（xual difference）作为文学研究的基本坐标，用各种批评方

法对性别歧视话语或父权文化进行解构，建构新的女性及男性文学形象，表达女性的独特视

界。

总结各类女性主义批评，有如下基本原则或范畴：

一、社会科学及文化知识是按男人的标准建立并服务于男人的，故应批判男性中心主义传统

文化，提倡两性平等，争取妇女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家庭及教育等方面具有与男性

同等的权利，积极参加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提出切实的改革方案，以达到两性真正和谐平

等的目标。

二、批判男权意识在文学领域的表现，探讨文学中的女性意识，改善女性形象；研究女性特

有的表达方式，诸如对文学的语言、形象、题材、情节、象征等构成因素作女性主义的理解，

即认为它应脱离以男性为参照系的二元对立框架，有自己独特的空间或渗透着性别取向的

“文学性”。

三、解构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批评传统，重新评价文学史。原有的文学史是一套父权制话语，

是男尊女卑思想的体现，必须从女人的视角（women’s perspectives）加以检视修正，发掘

被埋没或受冷落的女作家的作品，纠正男权传统对之的错误理解，怀疑以至重铸传统的文学

理论及批评方法。

四、关注女作家的创作状况，揭示她们的实际困难，帮助其发表作品及扩大影响；唤醒接受

者的性别主体意识，倡导一种具有女性自觉性的阅读，使广大妇女成为文化的积极创造者。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开创之初还是在尔后的发展中，都十分强调妇女的阅读，宣称通过

阅读提高妇女的觉悟，唤醒她们的主体意识，首先是关注“妇女作为读者”，第二才关注“妇

女作为作者”。

五、考察自然性别（x）和社会性别（gender）的建构方式，除追求男女平权外，还应建

立对性别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的性别理论，揭露伪装中立或超性别的文学话语内潜含的性别因

素，努力描述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两性角色的独特视界，在动态中建构一套跨学科的性别诗

学。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研究对象上，由关注文学史“精英”转而关注普通民众，特别是妇女、

儿童，具有人民化或民主化的趋向；在研究方法上，不以某一学说或方法为最终基础，各种

方法兼收并蓄，注重集体合作相互支持，具有多元多层次性、群体性、跨学科性、开放性及

自反性的特点，其涉及的学科有语言学、符号学、传播学、艺术史、人类学、心理学、社会

学、哲学、史学、法律、政治经济学、两性学等等；在研究目的上，弱化象牙塔内的书呆子

论争，突出政治功用，强调理论服务于社会改造的目的。

应指出的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虽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可仍是一种发展中的理论，其脉络也

由清晰单一而日渐复杂多样，非“复数”（由Feminism to Feminisms，从“女性主义”到“女

性主义诸家”或“女性主义们”）不可表。近年来，“后女性主义”（Postfeminism）思潮兴起，

其围绕女性的牺牲、自主及自责等观点展开论争，讥讽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宣

称女性主义批判已经过时，妇女应在既定的社会秩序内轻松地生活。“后女性主义”是世纪

之交一股颇具争议性的社会思潮，一般认为，这类“女性主义”是在误导女性，是对女性主

义运动的背叛。“后女性主义”缺乏理论的一致性及著名的领导人，在文学批评方面也很少

建树。

第二节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妇女并非铁板一块，性属定位是多重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挑战妇女性状、自我性状的传统

定位，为理论的拓展创造了一种新的可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应运而

生。两者皆认为像“性别”、“妇女”等范畴的一致性，是建立在对有色妇女、贫穷国家妇女

的排斥之上的，占主导地位的欧美白人女性主义理论并不“清白”，不同种族、阶级、民族

及性属取向的妇女面临不同的生活境况，从而形成多样化的生存体验，忽视这种多元性，仍

是一种大男子主义。这样一些批评，宣布了大一统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解体，同时也呈现

了女性主义批评自反性、多元化、异质性及相互尊重平等对话的特点，以及被压迫群体、边

际群体问题的复杂性。我们把这样一些批评统称为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三世界”，

既指被殖民、新殖民或去殖民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在殖民、半殖民过程中政治与经

济遭扭曲的国家，也指北美、欧洲和澳洲境内的黑人、亚洲人、拉丁美洲人及原住民。一些

黑人女性主义批评虽产于第一世界的美国，但其价值取向是反欧美白人中心论的，故将其放

在“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讨论。中国的女性文学批评将列专章评述，兹不列入。

一、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反种族运动与争取女性自主权的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妇女运动的鼓吹者玛格丽特· 富

勒在《十九世纪的妇女》（1845）中评论道，按照废奴主义者们的理论，一个男人把另一个

男人置于奴役之下是不道德的，那么这种理论也理所当然地适用于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她

还据此做出妇女在法律上和政治上应享有与男人平等的权利的著名论断。1954年，美国最

高法院做出裁决，承认美国黑人享有与白人同等的权利，取消了种族隔离主义。美国60年

代兴起了“黑色权力”运动，阿马利· 巴拉卡、莱利· 尼尔· 小艾迪生· 盖伊尔和斯蒂

芬· 汉德逊等美国黑人作家、艺术家及知识分子领导的黑人艺术运动，主张黑人具有独立

的象征、神话、批评和文化图像。而这之前，美国黑人文化被“种族一体化诗学”所淹没。

单一的“黑人”的观念是相当成问题的。黑人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她们除了同黑人男

性一同受种族主义的压迫外，还受到种族内部的性别歧视的压迫。黑人女作家不仅要和个人

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作斗争，而且还要和种族主义与强迫推行的哈莱姆文艺复兴理想作斗争。

种族主义者历来宣称，黑人妇女原始、淫荡、邪恶，黑色性的代表是黑人女性。在十九世纪

40年代，美国北方人不仅把南方视为黑色的，而且还在相当的程度上把它看成是邪恶的女

性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黑人女作家托妮· 莫里森《姣女》中的女主角黑人妇女赛丝的

一段话，呈示了美国黑人妇女的共同控诉：“任何人，只要是白的，就可以将你整个的自我

拿去，换取他脑子发胀时随时想到的任何事物；不仅是对你进行奴役、宰杀、蹂躏，而且还

要玷污，把你玷污得从此失去自爱，玷污得使你想不起自己是何物。”[4]当赛丝在其丈夫的

眼皮下被白人强奸并吮吸乳汁时，其躯体的意义是十分复杂的。黑人妇女的这种比黑人男人

和白人女性更多的苦难，决定了她们的创作有着独特的内容和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她们的

作品不但为白人男性主流文化所排斥，也为黑人男性文学和白人女性文学所忽视。莫里森在

《黑人的存在不可忽视》一文中宣称，所谓的“美国文学”其实是美国白人男作家显示其观

点、天才和权力的领地，美国文学中著名的主题，即个人主义、男性化以及代表死亡和地狱

的人物表象的并置等等，似乎正是黑人那黑暗、永久而令人叹息的存在所引起的反应。长期

以来，黑人妇女的作品不但为白人主流文化所排斥，也为黑人男性文学批评所忽视，被迫处

于沉默状态。美国最重要的黑人男性批评家H.A.巴克（Houston ），在其大量的著述

中将黑人女作家或排斥在外或给予较低评价。在《黑人长歌》（1972）中，他略而不谈惠特

利和哈波（Frances Harper），在大谈“黑人美学”及“重建诗学的批评家”的《蓝调、意识

形态与非裔美国文学》（1984）中，他也未提及任何黑人女性批评家。

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受白人妇女运动的影响，70年代初，

艾丽丝·沃克在韦尔斯利大学和马萨诸塞大学教授黑人妇女文学。黑人女性主义者，如巴巴

拉·史密斯、玛丽·海伦·华盛顿、格洛弗·休尔和巴巴拉·克里斯琴等人，开始提出了美

国黑人文学中妇女地位的问题。

艾丽丝· 沃克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论文《寻找我们母亲的田园》中指出，奴隶制和

种族歧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约束，历史性地扼杀了黑人妇女的创造性：

在一般情况下，对美国黑人妇女来说，阅读或写作都是一种应受惩罚的罪恶，黑人妇女的创

造性如何能够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保持下来呢？而且，在绘画、雕刻时，边干边学的自由

根本就不存在。想一想，如果你能想象的话，要是唱歌也被法律所禁止，将会有什么后果。

听一听贝西·史密斯、比莉·霍利德·尼莉·西蒙、罗伯塔·弗拉克、阿瑞沙·富兰克林及

其他人的歌声，再想一想生活中没有她们的歌唱，那末，你也许就开始理解我们“疯狂的”、

“死去了的”母亲和祖母们生活中的痛苦了，她们也许会成为诗人、小说家、小品文作家和

短篇小说作者（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可她们的才华得不到张扬，最后只好葬入墓穴。[5]

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受白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但又有愤于白人妇女对黑人女作家和第三世

界妇女不置一词的状况，认为黑人妇女受着双重的压迫，既受到种族主义的压迫，又受到性

别歧视主义的压迫。性政治和种族的政治在黑人女作家的作品中是相互关联的。巴巴拉· 史

密斯在《迈向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中宣称，没有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不但黑人妇女的作品会

被误解，而且还将在此过程中泯灭，白人女性主义批评暴露出“赤裸裸的文化帝国主义”：

白人对黑人女作家的虐待更多的时候是根本不予理会，尤其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领域。尽管

伊莱恩· 肖瓦尔特在《符号》上发表讨论文学批评的论文中写道：“（女性主义批评中）当

今最优秀的作品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具有世界性”，用她令人怀疑的标准来说，她的论文

两者皆未具备，如果具备的话，她不应该连一个黑人作家或第三世界女作家也不提及，不论

是“主要”的作家还是“次要”的作家。……白人妇女埃伦· 莫里斯的《文学妇女：伟大

的作家》和帕特里夏· 迈耶· 斯帕克斯的《女性的想象》问世，两部著作都表现了同样的

种族主义缺陷。[6]

关于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任务和方向问题，巴巴拉• 史密斯指出：首先，最大的一点是承认

黑人妇女创作中性政治与种族政治和黑人妇女本身是不可分离的，同时还必须承认黑人女作

家已形成了一个有其自身特点的文学传统。其次一个原则是评论者首先应该了解并分析其他

黑人女作家的作品。换句话说，就是她应该从自己本身的经历出发进行思索和写作而不是用

白人男作家的思想和方法去认识黑人妇女可贵的艺术资料。最后，黑人女性主义评论本身应

具备高水平的创造性，作品应该有勇敢无畏的精神。黑人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时刻清醒地认

识自己作品的政治含义而且将其与所有黑人妇女的政治状况联系起来。这种批评既是从自身

体验出发的注重女性经验的批评，同时，这种批评又内在地涉纳了种族性别政治。她还指出，

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不但不排斥白人妇女，而且还期望能唤醒白人妇女对所有在这块大地上生

活和创作的妇女的责任感。

厄丽思· 斯台特森编选了诗集《黑人姊妹：美国黑人妇女写的诗，1746－1980》（1981）以

大量的资料去证明存在一个黑人妇女诗歌传统。这本集子收入了许多被遗忘的黑人妇女诗

人，附了她们的作品的年表，列出了五十部黑人诗歌选集，并附有四十部评论黑人文学的论

著目录。编者指出，美国黑人妇女诗歌有一种连续的传统，它们在题材、风格、意象和结构

方面有许多共同特征。艾丽丝· 沃克在《寻找我们母亲的田园》著名论文中指出，奴隶制

和种族歧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约束，历史性地扼杀了黑人妇女的创造性，黑人妇女的著

作，多数已绝版，很多被遗弃，受怀疑，遭诽谤。追溯黑人文化传统，她认为自己的许多创

作素材，来自母亲讲述的黑人故事和黑人妇女的亲身经历，特别是从黑人妇女左拉· 尼

尔· 赫斯顿那里受到启发和鼓励。

在作品的内容分析方面，一些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主张建立“她们自己的文学”，宣称黑人

妇女的作品与批评的特征既与男性有别，也与白种女作家不同。譬如，玛丽· 海伦· 华盛

顿在为《夜莺》一书所写的引言中，认为黑人女作家的创作与黑人男性及白人女性皆有区别：

黑人女作家正在为记录她们的生活而寻求特殊的语言、特殊的象征和特殊的风格，即使在其

美国黑人传统中她们也有权拥有一席之地，为了解放的目的，她们首先也要强调自己的名字

和空间。巴巴拉• 史密斯也指出，由于黑人女作家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被迫接受了相同的

体验，所以她们自然在主题、美学风格和观念上表现出共同的创作特征，艾丽丝· 沃克等

人的作品中都使用了一种“独特的黑人女性语言”，创造了诸如挖草药、念咒祈祷、当接生

婆等共同的主题意象。苏姗· 威利斯对黑人女作家作品的团体性、旅行、情感与性欲三个

主题进行了考察，认为其存在着反对晚期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显著特点。她指出，黑人妇女

的作品对“团体”的观念进行了审视，当代黑人女作家倾向于将团体的存在与她们的母亲一

代联结，她们自己则以战斗和写作反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不良响影，特别是其对黑人文化

身份的破坏；黑人妇女小说中的旅行，不能仅视为作者为了编造情节而使用的技巧，而应该

整体地理解穿越空间的概念，联系过去与历史，把它与历史的展现与个人意识的发展联系起

来。这样，在一个地理空间中的旅行就有了深广的含义，成了一名女人走向自我认识的过程。

当然，这个自我并非作者个人，而是作为一个集美国黑人群体经验于一身的主体被认识的；

对于情感与性欲，威利斯指出，对于黑人女作家来说，黑人妇女的性经验被占主导地位的异

性恋所破坏，她们中有一种反抗传统的性爱观在滋生，在妇女的团体中，黑人妇女们得到了

较多的性快乐。托妮• 莫里森在讨论美国黑人文学时说，它比通常的理性化的文本更丰富，

更深刻，更复杂，如果文学批评忽视了这种“黑色存在”，那将十分可惜。

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质上是一种“作家中心”批评，作者的种族，是批评阐释的根本依

据。虽然这种批评在是否存在独特的“黑人女性语言”等方面存在不少难题，其理论还矛盾

重重，但它将种族因素带进性别分析领域，使人们认识到，需要重新核验妇女具有共同整一

文化的观点，鼓励文学批评去发掘或建构某些结构类型，不囿于唯我独尊的谬见，摒弃等级

观念，提倡多样性。诚如托妮• 莫里森在谈到黑人文学时所言，提到种族问题，文学界一贯

的态度就是沉默和逃避，逃避引发了替代语言，在文学话语中推行无种族论本身就是种族差

别的证明。

不少论者注意到，黑人妇女小说表现女同性恋是一个异常突出的特点。黑人妇女处于社会的

最低层，故产生于她们中间的相互依恋与支持，便是很自然的了。艾丽丝· 沃克的《紫色》，

便被人们视为女同性恋与黑人女性主义融为一体的优秀作品。异性关系使黑人女主角西利亚

受难，她14岁被继父强奸，其孩子也被继父搞得下落不明。后来，继父将她嫁给有4个孩

子的某先生，那人经常随意在她身上发泄情欲，并要她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只有在挣脱了

某先生的奴役后，她才能自食其力，享受一点生活上的乐趣，在事业上有所成功。她与一名

黑人妇女莎格的同性恋关系，才使她体验到人间的温情，知道什么是幸福和欢乐，并具备了

反抗大男子主义的觉悟：“我一直问他祈祷、给他写信的那个上帝是个男人。他干的事和所

有我认识的男人一样，他无聊、健忘、卑鄙。”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 莫里森的《苏

拉》也不自觉地提出了女同性恋和女性主义关于黑人妇女的自治及生活中相互影响的问题。

女主角苏拉和内尔的关系，“从头起就充满了性爱的浪漫色彩”。苏拉是内尔想象中的“火热

的王子”，是家长制迫使她们把活力从自身转到异性身上去。两个黑人姑娘的团结使她们能

找到勇气去创造自己。因而莫里森通过自己的小说，发展了黑人女同性恋主义。

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使人类社会种族观及民族观进入了一种新境界，呈示了妇女角色和身份的

复杂性，表明了当代女性的“角色焦虑”和“角色反抗”之间的交叉与矛盾，并将个人孤独

的声音用一种集体的声音表达出来，使当代各色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认识到尊重差异与多重定

位的重要性，呈现出多声部平等对话的优势；同时，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批评对传统性属定位

的挑战，为“跨性”（cross-gendered）、“多元性别”（multiply gendered）等社会性别向度的

探索提供了某种参照。黑人女同性恋诗人奥菊· 罗德（Audre Lorde）便指出，同性恋歧视

与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是联系在一起的压迫机制，故她以“圈外姊妹”（sister outsider）自

居，以示其同具女同性恋、女人及黑人的多重边缘身份。女同性恋者法国小说家莫尼克• 维

蒂格（Monique Wittig）甚尔提出“女同性恋者非女人”的口号，以批判男权异性恋对性别

与性欲取向的传统定位。经过十多年的批评实践，苏姗· 格巴在世纪末发表了一部名为《危

机时刻：世纪之交的女性主义》（Critical Condition ：Feminism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1999）

文集，反思她以前对女同性恋者和黑人妇女不够重视的缺陷，颇具同情地探讨了女同性恋和

黑人妇女文学。

二、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1952年，旅居巴黎的黑人心理学家弗朗兹·范农（Frants Fanon）发表了《黑皮肤、白面具》，

对殖民文化进行批判，尔后他又发表《地球上受苦的人》（1961），指出了被殖民种族的首要

任务是消除心理上的殖民意识，而非仅要求表面的独立形式。“后殖民”是这一时期政治理

论中使用的一个词，用来表述二战后摆脱了欧洲帝国统治的国家的尴尬处境。循范农的足迹，

爱德华•W.萨义德在《东方学》（1978）中认为，“东方”并非自然的存在，它是欧洲最常出

现的他者（the Other）形象，是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是强势者对弱势

者的符号编码，体现了文化霸权或欧洲中心论。总之，萨义德批判了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

针砭狭隘的民族主义，寻找被殖民者的文化身份，引起了世界性的反响，其论著被誉为后殖

民批评或第三世界批评的奠基之作，影响波及女性主义批评。

1980年以后，将性别问题与种族问题联结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Post-colonial Feminist

Criticism）发展起来，成为后殖民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西方白人女性主义产生了较强

烈的冲击。至90年代，这种批评已极大地改变了女性主义批评的面貌。

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批评有时又称“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批评”（Third World Feminist

Criticism），前者以时间为指标，后者以地理空间为分类范畴，指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及

加勒比海地区的女性主义批评。此分类也有未尽人意之处，像美国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虽

身处第一世界，其批判向度却包括了殖民主义，也可视为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之一派，与其

有复合交叉之处。美国黑人女性主义者彻丽·莫瑞哥（Cherrie Morago）与格拉瑞·安萨尔

杜拉（Glaria Anzaldua）主编的第一部美国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专著《我的背是座桥》（The Bridge

Callad My Back,1981），号召美国少数民族妇女要与种族主义作坚决斗争，推翻国内国际的

殖民主义统治，被视为美国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宣言书。一般认为，60年代美国的黑人民权

运动与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是促进第三世界妇女觉醒的催化剂。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可

谓后殖民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的互补：

面对主流意识形态，女性主义与后殖民论述企图重建屡受压抑而处于边缘的社群或个人；而

早期的女性主义理论像早期的民族主义后殖民批评，则力图颠覆主导体制，以女性传统取代

男性体制。然而女性主义批评与后殖民批评不约而同，已放弃此简单化的作法，转而向叙述

形态及表达模式的怀疑；要揭穿建构主导体制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机制，就得首先呈示此

机制潜在的基础，尔后才能动摇其本身。[7]

总之，这种批评可视为一种跨文化研究，结合女性主义思考与对殖民体制的批判，否认父权

制是压迫妇女的唯一因素，即将性别问题放在国家、种族、地理界域、帝国主义、资本主义

跨国公司、殖民与被殖民的各种因素中去探讨；批判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的“霸权”，

反对性别问题上的同一性和均质化，要求全面反映所有处于被压迫情境中的女性，强调女性

主义批评话语的多元多层次性，关注跨文化的性别差异性。

聚焦不同的政治与文化语境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的主旨是：一，批判殖民主义意识形态，

质疑西方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认为其是欧洲中心主义或帝国主义的产物；二，强调妇女存在

的多质性或多层次性，考察第三世界妇女的特殊性，为其利益抗争。代表人物有C.T.莫汉蒂

（Chandra y）、G.C.斯皮瓦克（Gayatri ）、B.史密斯（Barbara Smith）等。

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宣称，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侵略是以男权意识形态为基础

的，其加重了第三世界妇女受压迫的状况，父权制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在反抗

父权制的同时，必须反抗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西方白人女性主义者无视其他种族妇女的存

在，将种族、地域、阶级等因素排除在女性主义视域之外，不自觉地表现了男权传统的霸权

主义或“帝国主义女性主义”。譬如，西方白人女性主义者往往强调女性个性、欢悦、欲望

的层面，以性生活替代妇女的日常生活，以其“性开放”的标准衡量非西方地区妇女的解放

程度，然而，对于不少发展中国家来说，妇女的生存权是最重要的，这些国家的妇女的身体

常被用来测试发达国家未上市的避孕药物的实效，而印度、韩国及台湾等地的跨国公司对女

工的剥削，更鲜明呈现了殖民压迫与性别压迫的复杂关系。国家或种族在全球经济中的位置，

往往对妇女的生存产生重大影响；又如，不少白人女性主义者指出了“母亲”角色对女性的

压抑，反对将女人/母亲等同，拒绝做母亲成了获得权利的象征，一些黑人女性则指出，奴

隶制让女黑奴对自己的身体没有自主权，仅仅充当繁殖人口的工具，残酷地剥夺了她们做母

亲的权利，“做母亲”成了黑人妇女赢得社会权利的最好证明。托妮·莫里森的《姣女》，鲜

活地呈示了这样一种情状。再如，关于白人女性主义者争取的社会劳动权，对于不少第三世

界妇女来说，参加家庭以外的劳动，是她们赖以生存的基本前提，从来不需要去“争取”；

当70年代英、美、法妇女大张旗鼓利用各种传媒宣传女性主义主张时，一些东方妇女（如

埃及）的有关著作却遭到查禁。

莫汉蒂在其后殖民批评经典之作《西方的注视下：女性主义学识与殖民话语》（1984）中，

对第一世界白人女性主义批评在评述第三世界女性形象，以及处理第三世界妇女问题时流露

的东方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她指出，西方白人女性主义者视“第三世界妇女”为铁板一

块，是一个同质的群体，且与第一世界的女性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区分：第三世界的妇女=

守旧=传统=无知，而西方妇女=文明=进步=聪慧，这无疑重复了殖民主义者的基本理论。在

殖民主义者看来，被殖民的妇女要么温柔、贞洁、天真无邪，要么淫荡无度，不知廉耻，粗

鲁无知。故莫汉蒂指出，那种白人女性所求诉的“姊妹情谊”、“女人爱女人”的理想只是问

题的一个方面，在“姊妹情谊”外还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及种族歧视，女性问题应放在政

治、民族、殖民、经济利益及性别中来探讨，性别歧视不是问题的核心，殖民压迫，种族歧

视等才是问题的关键。莫汉蒂还描绘了第三世界妇女的“抗争板图”，以“散居板图”说明

移民女性身处北美帝国空间的尴尬位置。第三世界女性应结成政治的联盟，进行集体抗争，

从阶级、宗教、及性别的层面考察女性问题，打破“第三世界女性”的刻板形象。

1991年，莫汉蒂等人编辑出版了名为《第三世界妇女和女性主义政治》（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1991）论文集。文集由分成四章的十多篇论文组成，并附有莫汉

蒂长达50页的总论。许多论者指出，性别歧视并非女性问题的唯一根源，必须将种族压迫、

殖民结构及帝国主义等政治问题纳入抗争范围，才能使广大妇女获得真正的解放；第一世界

白人女性主义者存在明显的种族及国别优越感，常常以第一世界白人中产阶级的标准要求第

三世界女性，这种状况必须改变；该文集最应注意的是强调了妇女解放与国家或民族解放的

密切关系，指出了第三世界国家在保护妇女利益，使其免遭第一世界跨国公司剥削方面所发

挥的积极作用。该文集突出了90年代以前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的主要观点，呈示了女性主

义批评策略与奋斗目标重要而微妙的变化。

作为一名解构主义者同时又是杰出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斯皮瓦克在她的一系列论著

中，集中阐发了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观。

斯皮瓦克在其重要论文《属下能说话吗？》中宣称，作为殖民地的下层妇女（属下妇女）的

“他者”，“受到双重的掩盖”，“在属下阶级主体被抹去的行动路线内，性别差异的踪迹被加

倍地抹去了。问题不在于女性对叛乱的参与，或性别劳动分工的基本规则，这二者都‘有据

可查’。相反，既作为殖民主义历史编撰的客体，同时又作为叛乱的主体，性别的意识形态

建构一直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中，如果属下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

作为女性的属下就被更深地掩盖了”。[8]后殖民知识分子“系统地忘记了女性的特权”，“在

父权制与帝国主义之间、主体构成与客体形成之间，妇女的形象消失了，不是消失在原始的

虚无之中，而是消失在一种疯狂的往返穿梭之中，这就是限于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第三世

界妇女’错置的形象”。[9]“属下能说话吗？”斯皮瓦克回答说：“属下不能说话”，作为知

识分子的女性有责任为她们说话。

同时，斯皮瓦克认为，在女性学术界，存在一种西方的“国际女性主义”，这种女性主义对

东方的了解是东方的西方化，或者说决定了“西化的东方人”想要了解“自己的世界”。故

第一世界的女性主义者必须放弃做女人的优越感，充分认识到第三世界并扩展不同的读者群

及其多相性研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早于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者，斯皮瓦克开始了对克利

斯蒂娃的《关于中国妇女》的后殖民主义批判。克利斯蒂娃对60年代的法国现实不满，将

目光转向了东方，但由于欧洲中心主义作祟，对“古代”中国采取的是“尚古主义”的研究，

赞扬中国的过去，对“当代”中国则采取轻蔑现实政治的态度。她“没有分析中国妇女的经

历，便得出了如下一个论点：‘如果有一天（即在社会主义社会，要在家庭之外通过各种升

华的形式找到一条发泄性能量和渠道）会到来，如果中国传统不受干扰，那么这种情况就不

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国会不加拘谨和充满盲目崇拜地去接近它，会更甚于基督的西方去追求

性自由（90页）。’不管基督的西方整体上是否狂喊过‘性自由’，克利斯蒂娃对中国的断言

当然是善意的；我的观点是说它带有殖民主义者乐善好施的症状。”[10]

斯皮瓦克还用“易位空间”（displaced space）来阐明国家政权与下层妇女的关系。第三世界，

如印度的下层妇女存在一种“伦理困境”，国家理论常常包括了对妇女的传统要求，如女性

要简单、温顺等等，这是下层女性最难突破的关卡；就连所谓的第三世界的研究者或第三世

界知识女性都会不自觉地参加保存“新东方主义”，提供对既定体制的确认，成为帝国主义

文化的同谋。那么，对于克利斯蒂娃那样的法国“太凯尔”集团的代表人物，欧洲中心主义

的影响便在所难免了。譬如，克利斯蒂娃从中国古代的“房中术”推断，“关于性交的建议

主要与女性的快乐相关”。以封建色情文学为证据，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的小脚是“爱的

符码”，“各阶层的妇女都心甘情愿忍受缠足的痛苦”，以赢得男人的尊重。由此“妇女被引

入了阴茎象征秩序”，有了相应的表征物。克利斯蒂娃“在七十多页的篇幅里，始终没有占

有档案中的证据，假说变成了历史事实”，她“没有第一手研究资料，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弗

洛伊德关于‘前俄狄浦斯’阶段的结论”。受斯皮瓦克启发，美籍华裔学者周蕾也指出了克

利斯蒂娃的东方主义倾向。周蕾指出，克利斯蒂娃关于中国妇女的著作向我们展示了在批判

西方话语的尝试中，将中国“女性化”、“他者化”，重复了西方话语霸权，巩固加强了使中

国在世界文化中遭贬斥的“异质性”，并使其永久化。“《关于中国妇女》一书重复了那种历

史传统，认为中国自18世纪以来一直处于‘永恒的停滞不动的状态中’。克利斯蒂娃重新阅

读了那种传统，从一个女性化了的、否定的角度来支持和采纳了它。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低

估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女性化他者（其它文化）所产生的诱惑力。”[11]周蕾还批判了贝尔

纳托· 贝特鲁奇在电影《末代皇帝》中将中国“他者化”、“女性化”的作法。

斯皮瓦克还将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用于具体作品的评析。在《三个女性的文本与帝国主

义批判》一文中，她批评了欧美白人女性主义批评，宣称其将第三世界视作一种边远的、有

待发现的能指，而对欧洲和英美的女性主题文学达到了“近乎孤立主义的尊崇”。被女性主

义者尊为偶像的《简· 爱》，情节发展是一系列的家庭/反家庭的二元对立图式，小说叙述

了简如何从反家庭向合法家庭转换，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这一转换语境，作者不自觉

地陷入了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泥淖。斯皮瓦克通过伯莎· 梅森这一形象，来阐明这一语境。

不少女性主义批评家将“疯女人”伯莎看作简的反抗精神的化身，而斯皮瓦克则认为，伯莎

是“根据帝国主义原则制造出来的形象”，“通过伯莎• 梅森这一牙买加的克里奥尔白人，勃

朗特将人/兽的分界表现得模糊不清，因而我们可以开始讨论自然法规的许多问题。”斯氏还

专门分析了《简· 爱》中“倍受大家赞美的一段”：“在屋子的那一头，有一个身影在昏暗

中来回跪着。那是什么？是野兽还是人？人们看不……清楚：它似乎在用四肢匍匐着；它像

个什么奇怪的野兽似地抓着、嗥叫着。”威胁家庭秩序的伯莎被描述为一只野兽，象征着欧

洲以外的他者或野蛮人，这种人需要欧洲法规的制裁，需要基督教精神的净化；而简则必须

通过灵魂的重塑，才能从反家庭的立场转移到合法的家庭秩序中，“做到上帝和人类要求做

的一切”（《简· 爱》），变成文明的欧洲人。

十余年来，将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用于具体的作品评析，取得的成果是丰硕的。无论是莎士

比亚、康拉德、福斯特那样的经典作家，还是汤婷婷那样的当代新秀，关于其作品的后殖民

女性主义阐释，皆令人耳目一新。这样的剖析跨越了国家、民族及性别的简单区划，摄纳了

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全球化、文化的绝对价值与文化的相对主义等若干问题，追求非等级

的研究关系，使文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超越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早期取得的成就。

应该看到的是，作为妇女，其有许多共通的地方，第一世界或西方女性主义的不少经验及成

果第三世界妇女是可以利用的，过分强调地域、族群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特殊性也会危害妇

女的利益。譬如，一名以色列妇女便认为，以色列妇女与巴勒斯坦妇女受到的压迫是密切相

关的，这种内在的一致性被巴以冲突所混淆；而8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女性主义对中国新时

期文学批评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至今仍在延续。这是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不应忽视的。故

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必须处理好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表达妇女在国家与民族方面的独特境

遇与需求；另一方也应表达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寻找集体归属感的关切，揭示各种跨文化现象

的共同性与复杂性。

第三节 女性文学批评与相关学科理论

有论者宣称，女性文学批评拒斥理论，缺乏逻辑性，没有体系等等。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传

统男性中心主义的看法。仅就所述的米莉特、肖瓦尔特、 克利斯蒂娃及西苏等人的建树来

看，女性文学批评不仅具备理论性，许多理论还有十分明确的逻辑起点，表述得清晰、缜密

而深刻。即使是像斯皮瓦克那样的女性主义解构批评家，也再三重申一种“崩溃中的重现”

（repetition -in-rupture），认为要尊重德里达、罗兰·巴特及米歇尔•福柯等人的理论，并宣

称德里达的理论有“长期的有用性”。

从方法论角度说，女性文学研究提供的是一种视角，且这种对特定角度的强调在其他文学研

究中常常是淡化的。纯粹的、专用于女性文学研究的方法是不存在的，女性文学研究与其他

研究方法的不同之处不在于使用的方法，而是研究者潜在的假设、提出的问题及调查的前提，

以及运用知识来改善人们的现实生活的宗旨。总之，许多女性文学批评家认为，可运用无论

哪种理论和方法，只要它于女性的政治有利，即是说要能产生变革社会或有利于两性平等的

伦理价值。女性文学批评与其他理论及批评方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解构批评、精神

分析批评、读者接受理论，还是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社会学、生态学等等，皆在女性

文学批评中得到大量运用，几乎任何人类文化的造物都是其分析评判的资源或对象，且在面

对一个复杂的研究对象时，往往多种方法同时并用。以社会性别问题为观照的核心，融合的

同时又保有距离，是女性文学批评永葆活力的先决条件。自反性、跨学科性、开放性、多层

次性与动态性，是女性文学批评最明显的，也是最具优势的学科特点。

一、女性文学批评与解构理论

解构理论自然地接近了对男女对立二分模式的颠覆或消解。女性文学批评与狭义的解构批评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消解中心”的努力在女性文学批评中随处可见。

解构批评对女性文学批评是十分有用的，它提供了消解等级森严的对立的方法，鼓励更多的

发展中的理论；它让人们重新估价或质疑经典作品的释义，从而使其内涵丰富扩大；它消解

了传统批评的权威地位，超越了那种企图去界定只有一种真正意义的批评。

解构批评使女性文学批评家注意到，差异与相近性同样重要。玛丽· 朴维（Mary Poovey）

在《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一文中论述了解构主义对女性文学批评的贡献：它揭示了意识形

态的虚幻性，暴露了像“本性”和性别这些范畴的内在诡计，从而有利于揭示“女性”的各

种矛盾；它向等级制和对立统一逻辑挑战，可以使女性更准确地列出存在于个人、社会位置

和社会权力中的多重决定因素；其“中介物”的观点（the idea of “in-between”），可以使

女性重新思考权力关系，以便认清权力的不连续的本质。

对于解构批评的改造利用，斯皮瓦克可算是最典型的了。作为德里达的学生，斯皮瓦克熟练

地掌握了解构批评的各种操作方法，宣称解构批评的视点能使她坚持拒绝本质先于实在论的

那种僵硬的心理性别、种族及阶级的概念，强调非连续性、多相性和类型学。而作为女性主

义者，她坚持认为解构批评所提供的仅是一种方法而非见解，性别观念与解构批评结合，能

更有效地为“历史上哑言的属下妇女”说话，女性的观念也可以相同的方式用于解构批评和

女性文学批评的一些变体。她在给《论文字学》译本所写的序言中，详述了怎样利用解构批

评的方法读解文本：

如果在以传统方式解析作品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似乎潜藏着无法解决的矛盾的字---

仅仅是一个字，其有时可以以一种方式产生作用，有时又可以以另一种方式产生作用，且就

这样标明了一种僵化固定意义的不存在，这时我们就紧紧抓住这个字不放。如果一种隐喻掩

盖了这个字的意义，我们就抓住那个隐喻，跟随其在作品中冒险，并窥见作品逐渐展现，如

同一个隐藏的结构，显露出它的自我背离及不确定性。[12]

这种紧紧抓住某个字不放而“显露出它的自我背离及不确定性”的读解法，在斯皮瓦克的论

著中随处可见。便是阅读马克思的论著时也一样：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讲到的对这个世界的解释与改变之间存有不对称关系。

这里的词语haben interpretiert（现在分词interpretieren的完成形式，罗曼语的动词，强调以

适当的比拟与某一现象建立起相应的意义联系）与zu verändern （动词不定式，总是指向未

来的严格说来是标示“意味着”的德语动词，“使它者”）之间有一种对比。后一表达无论是

在其拉丁语哲学的影响力，还是在很贴近与完整意义上与haben interpretiert都不对应，因为

transformieren可能已经完成。……所有的理论都会有一种无尽的敞开性。[13]

便是在她十多年以后撰写的论文中，斯皮瓦克仍喜好这种解构式的阅读法。如：

我想回顾一下那篇写于多年以前的著名短文《美杜莎的笑声》中有关母亲和多元化的部分。

这篇短文包含了两种呼语模式---一种是亲密地称呼一位妇女为“tu”。……关于育儿的那一

部分仍然是用“tu-toi”（你-你）的形式写的，但它似乎分解了被称呼者的性格特征……[14]

斯皮瓦克批评德里达说：“德里达没有考虑到‘女人’这一符号穿越正统本文的暴虐时的不

确定性。”但她关于“女人”的定义，也可看到德里达“延异”论的影子：妇女是一个不确

定的符号，像其他任何术语那样只能在一系列复杂的差异中界定其意义。这样，斯皮瓦克发

展了一种“颠覆/移置的解构形态学”。这种形态学，不是根据一个女人假定应有的本质，而

是根据通常使用的关于“男人”与“女人”的话语，根据女人与男人的差异及其在社会生产

中的特定关系来构筑女人的定义，审视女人，既表现了解构主义倾向于言语分析（包括隐喻）

的嗜好，又坚持了女性主义立场。她在《女性主义与批评理论》一文中写道：

我不能一般地讨论女性主义。我只能作为一名妇女在文学的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我关于女

人的定义很简单：它依附于“男人”这个词，它正如用来为我栖居其中的文学批评机制的角

落提供基础的文本。或许你们会认为，以“男人”来界定“女人”是一种反动的立场。难道

我不想为身为女人的我建构出一个独立的定义？可于此我必须重申我经常重复的那个自己

在过去十载悟出的解构典律：对任何事物的严格定义最终都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想如此，你

就得不停地消解男女之间的对立，并最终表明那是一个可自我替代的二元对立。因此，“作

为一名解构批评家”（“as a deconstructivist”），我不能成就这种二元对立。但是，为了让我

们能继续下去，能保有一种立场，我觉得下定义是必须的。在我看来我作的定义是滑动的和

可争辩的：建构我作为妇女的立场不是根据公认的本质，而是根据经常使用着的词语，“男

人”（“Man”）便是通用的一个词，不是任意的，而是特指的一个词（Not a word,but the word.）。

[15]

在斯皮瓦克看来，没有世界不是被词语建构的，而词语是移动的（即德里达的“延异”），给

某一事物下一个固定的定义，便是在树立相对于另一事物的二元对立，这是作为想消解男女

二元对立的解构主义/女性主义者的她所不愿看到的。

斯皮瓦克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批判了欧洲中心论，倡导一种关注心理性别、种族及阶级的阅

读方法，不像德里达那样恪守“本文以外无他物”的读解典律，要求注意异常复杂的化妆品、

内衣、外衣、广告、妇女杂志、色情描写所表现的皮肤及外表所引起的妇女的（性）客体化。

她援引1982年发生在汉城的跨国公司数据控制站的妇女罢工事件，来说明共同的女性本质

是一个陷阱，妇女有不同的“性处境”，全世界的妇女并不全都以差不多同样的方式将本质

特权化。她还用自己童年在印度经历的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即为了充分地认识第三世界

并扩展不同的读者群，第一世界的女性主义者必须学会放弃做女人的优越感，必须重视其多

相性、多态性研究。正是斯皮瓦克对下层妇女的同情，使她成了著名的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

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激烈解构西方帝国主义霸权。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苏珊·S.弗里德曼（Susan Standford Friedman）将解构方法

与女性视界结合，消解“稳定中心”、“核心”、“整体”等模式，偏离女性主义批评过于注重

社会性别及男女二元系统的差别，提出一种“社会身份疆界说”，从“多重压迫论”、“多重

主体位置论”、“矛盾主体位置论”、“主体社会关系论”、“主体情景论”及“异体合并杂交主

体论”建构女性文学批评座标，打破“女作家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的传统模式，将社会性

别身份作为许多相互依赖的可变系统的产物来进行交叉分析，既注重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

又注重社会身份的多重基体（multiple matrices），克服了女性文学批评的某些缺陷。

二、女性文学批评与精神心理分析理论

女性文学批评对精神分析理论也进行了改造运用。

大多数女性批评家认为，精神分析学说关于父权制下女人和男人的结构的“精确”表述是很

成问题的。既然话语组成意义而非反映意义，将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描述，便是一种假定，这

种假定“并不比现代空间物理学提出的宇宙起源于大爆炸的假说更为真实”。

弗洛依德的大男子主义是十分明显的。他曾在批评约翰·穆勒的“己婚妇女能够挣得和丈夫

一样多的钱”的观点的一封信中写道：“穆勒的这个观点简直没有人性……让妇女完全象男

人一样为生存而斗争确实是个流产的思想。譬如，如果我把我的温柔可爱的姑娘想象为一个

竞争者，结果只能像我十七个月前所做的那样，告诉她我爱她，恳求她离开竞争，回到家庭

的平静、无争的活动中。……我相信，法律和教育的一切改革都会在这个事实面前败北，即

远在一个男人达到赢得一定社会地位的年龄之前，女人天然俱有的漂亮、魅力和温柔就已决

定了她的命运。法律和习俗确有许多东西要灌输给不懂得它们的女人，但是，女人的地位确

实将是如此：年青时是个受人敬慕的心上人，成年后是个受人挚爱的妻子。”[16]男女两性

分别被定义为一正一负两极，一方是处于中心的、完整的、明确的、开放的、主动的；另一

方则是边缘的、匮乏的、含混的、闭合的、被动的。甚至女人做母亲的欲望，也没有放弃对

阴茎的追求，摆脱不了早年恋父期建立起来的通过生下一个婴儿来获得一只阴茎的冲动。

一般人对弗洛依德学说的批判都集中在其泛性论，指责精神分析使性放荡行为理性化、合法

化了。而女性文学批评则对弗氏学说进行了有深度的反思及运用。

不少批评家指出，作为一面镜子，精神分析模式可以帮助人们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去探讨个

人的成长史，可以启发人们认识到，“妇女”及妇女作品实际上是怎样形成的，并揭示这一

形成过程的意义，使人们进一步明了妇女受压迫的本质。按陶丽· 莫伊的说法，弗洛依德

的理论为性别差异的非本质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例证，使人们更容易理解性别之间的权力关

系。

男性中心主义往往将两性的差异视为“自然的”，设想一种天生的女性气质，由此而从生物

学意义上肯定了女性的被压迫地位，维护男女二元对立，否定历史和改变将来的可能性，“如

果你想改变这个世界上由男人们所形成的占统治地位的关于妇女的看法，你必须改变‘妇女’

的本质是由生理特征所决定的习惯看法”[17]弗洛依德清楚呈现了历史与文化对于男女两性

的“组装”过程，对“男女天生有别”的意识形态形成威胁，使我们能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

探讨个人的成长问题，让我们观测并思考男尊女卑在心灵结构与心灵运作层面的状况，这对

父权机制的解码，将会发挥很大作用。

肖瓦尔特在《妇女· 疯狂· 英国文化,1830-1980》一书中，求助于“比维多利亚精神病医

学的解释更丰富复杂的”南丁格尔的书信和日志、夏绿蒂· 勃朗特、玛丽· E.布莱顿及尔

后的弗· 伍尔芙、夏· 帕· 吉尔曼、西尔维亚· 普拉斯等人的作品，详细考察了维多利

亚精神病学（1830-1870）、达尔文派精神病学（1870-1920）和现代派精神病学（1920-1980），

从而指出，医学及社会传统不考虑统计事实和妇女的社会状况，将妇女置于自然、原始、非

理性、肉体的一面，而男人则被视为文明、理性、文化与思想的代表，倾向于从生理上将女

性气质与疯狂或精神病等同起来，文化时尚、精神病学理论和公众政策的改变，都没有转变

使疯狂成为一种女性疾病的性别与权利的不平衡。但当医生们把精神病归因于月经、更年期

等问题时，女作家们则呈现了社会环境是导致妇女精神病症的主要因素。

肖瓦尔特沉重地指出，早在17世纪，理查德· 拿波尔医生的病例便表明女病人是男病人的

两倍，到19世纪中期，病例记录表明妇女已成了公立疯人院的大多数，20世纪妇女仍是各

类精神病院中的多数。于是人们倾向于认为妇女与精神病症有着天然的联系。这是一种男权

政治策略，热衷于权力探究的福科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也未注意到这种政治中的性别因

素，“当他揭露了疯人院改革背后的压抑观念时，福科并没有探讨疯人院使之沉默和监禁的

非理性和差异性乃是女性化的”。女性精神病史为男权政治提供了一面镜子：社会不仅把妇

女看作孩子气、非理性和性方面不够稳定的人，而且把她们描述为法律上无权和经济上的边

缘者。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妇女成为大部分背叛者，是不足为奇的。正是由于她们的偏离正

轨，医生们才得以进行一种有利可图的实践，精神病院则招揽来了大部分病人。再说，医学

界坚信，女性神经和生育系统的不稳定性使妇女比男人更易于受痛苦的折磨，这一点已对社

会政策构成了广泛的影响。这曾经是将妇女排除于职业，反对她们拥有政治权利，使她们在

家庭和社会中都处于男人控制下的理由。于是，医学和政治策略互为补充，相互加强。[18]

比起伊利格瑞等人来，肖瓦尔特更强调女性精神病的社会语境。她认为，近代社会妇女精神

病人偏多，是由于她们缺乏有意义的工作、生活没有目的、前途没有希望及孤独沉默造成的，

是父权家庭中女性的处境导致的。女性批评必须摧毁“妇女”与“疯狂” 之间的既定话语，

推动心理学、精神病学历史上的女性主义革命，让妇女真正拥有话语权。

受拉康理论的启发，罗娜·莫维（Laura Mulvey）将心理分析用于电影叙事研究，特别是色

情场面对女性的伤害问题，也体现了女性文学批评与精神分析理论结合的特色。在《视觉快

感与叙事电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1975）一文中，罗娜分析了摄影机看事

件与角色、观众看角色、角色互看等三种观看方式后指出，电影叙事中的色情场景，男性是

观看者，而女性是被观看者，男性享受到“偷窥的快感”，并体味到父权地位的优越感。男

性观者借着影视传媒将被观者的女性物化，使其成为无力反抗的他者，臣服于男性的观看之

下。故这种“偷窥”快感也掺入了相当程度的虐待与自恋。罗娜用拉康的理论解释说，这种

自恋以认同镜像来建构并强化自我的主体。波尔·威里曼（Paul Willeman）在罗娜的三种观

看上又加了第四种观看。这种观看一方面表征着文化及法律禁忌，使男性在观看中有“被看

的焦虑”，另一方面也代表了女性在旁观男性偷窥者的色情观看，男性偷窥者既会产生因女

性旁观者的在场而产生的快感，同时这种快感中也隐含着对男权的解构，因为它需要女性的

在场，女性的证明。

三、女性文学批评与语言学理论

对语言的高度重视，也是女性文学批评的特色。

以社会性别为依据的社会分工，也反映在使用语言的模式上。语言的用法及其权力，是女性

批评家关注的头等大事。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沃尔夫认为，语言体现了不同的世界观，参

与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这一理论对女性批评家有重要启示。在社会组织、权力、社会意义

和个人意识的分析中，共同的因素是语言，社会的现实和可能的形式、结果，都得通过语言

得以确立和体验，人们对自身的感受和认识，也通过语言得以结构。诚如罗兰· 巴尔特在

《批评与真实》一书中所言，批评并不需去判定，而只需以谈论语言替代运用语言，就足以

显示其破坏性了。

大多数女性批评者最基本的假定是，使人们能思考的是语言，它使人们说话、交流，赋予我

们生活的世界以意义，意义或意识不存在于语言之外。语言（特别是由男性操纵的语言表述），

与妇女的真实存在并无必然联系。妇女的特殊规定性，不是产生于自然界的“妇女”。譬如，

“妓女”这个能指并无本身的意义，意义产生于与其他妇女身份的差异，如“贞女”和“母

亲”。所以肖瓦尔特曾说：“结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描述了一个关于本文排列和组合的基本

模式，提供了一个文学意义的‘科学’，一种类型的基本原理”。

女性文学批评家对语言的解析援用了德里达、富科式的批判语言。她们认为，语言作为一个

系统，总存在于历史的、特殊的话语叙述中，能指与所指总是在一个交错承接的上下文中被

确定，有意识的主体如何生活，依赖于现存话语的社会权力、人们对它的掌握以及它所代表

的政治力量。在任何社会，一套合法的话语是占统治地位的，反映了特定的阶级、性别和种

族的利益：社会的结构和进程，通过制度和实践，诸如法律、政治制度、教会、家庭、教育

制度和传播媒介等的实施而组织起来，这些都被特殊的“语义场”确定和结构。“语义场”

包括赋予世界以意义，组织社会的设施与进程等抗争的形式，它们赋予个体一个主体的模式，

在“语义场”中，例如，法律和家庭中，并非全部语言都传达相等的力量或权力，有的是现

状的适当形式的原因和证明。[19]早在1973年，美国激进的女性批评家玛丽· 戴利便指出

了妇女与语言及权力间的特定关系。她指出，在充斥性别歧视的世界上，符号系统和概念的

框架一直为男人所营造。它不仅不反映妇女的自我体验，相反却歪曲了她们的自我形象和体

验。我们有必要注意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妇女应当拥有那些曾经被剥夺的命名权利，我们

一直不能自由地为自己、为世界命名。克利斯蒂娃指出，关于妇女的一些词（能指），与它

们所应代表的意义（所指）偏离，因而形成了大量的“空洞能指”，索绪尔和皮尔思的符号

学理论，经由结构主义和布拉格学派，已失去了活力。克里斯· 威 登认为，所有的常识都

建立在语言是清晰而真实、富有理性而不容歪曲的这种天真的观点之上，它的权力来自宣称

它是自然的、明显的因而是真实的臆断，但索绪尔的理论性主义的利益，我们需要超越语言

抽象系统的索绪尔的理论。苏姗· 斯坦福· 弗里德曼（Susan an）讲得更清晰明

白：对于女性文学批评而言，语言的确依赖两种性别，语言学上阴/阳性别字样之二元性

（gendered binaries）就给各种女权/女性主义剖析主流权威叙事和话语表现提供了依据。女

性批评家向“男性文化”的守护神----语言本身发起挑战，颠覆现存的语言符号系统，认为

这套系统是男人造的（man-made）从它诞生之日起，使充斥着性别歧视。譬如，有论者指

出，“history”（历史）一词，由“he”（他）和“story”（故事）构成，其词源学的含义便是

男性中心主义的：历史是男人写的，是“他”的“故事”，而不是“她”的。以至像hag（母

夜叉）、harpy（悍妇）、croue（老丑婆）、fury（泼妇）、spiusten（老处女）这类词的词源学

表明，对女性的生理及心理皆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对词的诠释也充斥着男尊女卑的谬论，

woman（妇女）一词竟被称是由womb（子宫）与man（人）合成的，wife（妻子）的意思

是weaver（纺织者、鸟儿），marry（结婚）的词源被拆解为mi-ar-hi（me upon her“我在她

之上”）；She（她）的“S”被说成象征伊甸园中的“蛇”，具有阴性前缀功能，加在he之前，

则表示第三人称，其义为“次要的人、低贱的人或女人”（the lesr ,the lower or female man）

等等。女性的话语常常被认为是饶舌的、散漫的、平庸乏味的、冲动的、斯文的，而男性的

话语则是果断的、理性的、富于幽默的、简洁有力的、富于逻辑的、粗鲁的。“在《功能词》

一书中，威廉斯列举出155个词，认为其在形成我们对‘文化经验’的观察和讨论的方法方

面起了重要作用。前面的12个条目特别显示了观念的各种类型。它们包括：美学、异化、

艺术、行为、资产阶级、官僚主义、资本主义、职业、博爱、城市、文明和阶级等。在考虑

了相当数量的语词的变化之后，威廉斯列举了数百个对于词义的形成变化及再形成过程具有

重大影响的人物，其中绝少女性，如简· 奥斯丁、L.布雷德肖等女性仅被列入‘敏感性’

一项中。威廉斯在该书内容的选择倾向上呈现了一种性别偏见。”[20]这样一种男女对立二

分的偏见，通常还由法律机器得以流播。男女两性源远流长的对立二分就这样由语言巩固下

来了。

即使这样，妇女在语言的发展中还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帕里克· 尼柯尔斯（Palrica Nichols）

宣称：妇女有时处于语言变化发展的前列，类似大多数成年人对儿童之语言习惯发生重大影

响，妇女对语言中的许多变化起到了引导的作用，尽管我们对这一过程还不大知晓。然而，

在那些外在的、自觉的方面，如使用新词汇、使新含义合法化，并确立其在社会中的流通地

位等方面，男人的影响则是决定性的。[21]比起德里达式“解构”来，女性批评家对语言的

消解带有更多的功利目的。她们认为，当妇女有步骤地改变语言结构，改变那些涉及到她们

自身的语言用法时，她们事实上就是在改变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形象。语言学家J.斯坦利

（Julia Stauley）论述了妇女拥有语言的必要性：有了自己的语言，我们就能为自己被否定

的地方正名，就能自由地表达长期以来一直被压抑、遭禁止的观念，就能按照现实的样式重

新描述自己的生活。语言不仅成了反映世界的手段或媒体，它直指现实，改变世界，创造世

界。在创造“妇女自己的语言”方面，女性批评家做了大量探索。一些人试图在妇女的言语

中从音韵、词汇和句法方面分离出与男性不同的特征，寻找出女性的方言、隐语或“黑话”，

发展或完善一套“好/女性”词汇，以创造出为妇女服务的语言模式；一些人对出版公司施

加压力，推荐能避免性别歧视的术语，甚至重新解释旧词，公开建议语言符号如何改变。譬

如《女性世界词典》中关于“人”（man）的一个条目：man：［性别之一］（1）一种为某些

人所接受的荒谬的假说，即当使用man时，能表征人类之两种性别；（2）对事实的一种错

误的陈述；（3）一种畸形的男性中心论在语言中的合法化体现；（4）一种虚假的希望。[22]

从符号哲学及诗学的角度对“妇女的语言”或“女性书写”进行探讨，将语言与叙事语境结

合起来，细读文本，注意词语的象征意义，是近年女性文学批评的特色。苏姗• S.兰塞的《虚

构的权威：女性作家和叙述声音》（1992）颇有代表性。从叙事学角度，作者界定了三种叙

事声音，将吉尔伯特和格巴提出的女作家的“身份焦虑”，用“作者型叙述声音”和“集体

型叙述声音”来表述，并对“集体型叙述声音”中的“共言”与“单言”及“轮言”形式作

了仔细区分，显得新颖别致，呈示了女性叙事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这一批评向度，将

在21世纪得到延伸。

四、女性文学批评与生态学理论

女性文学批评的开放性、跨学科性在吸收当代生态学方面也鲜明地体现出来。下面主要以生

态女性主义为例证展开讨论，因为其表明女性文学研究理论已远离传统的自由女性主义思

想，迈向了更全面的视域。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产生于70代末，其时人们对生态危机的认识不断深化，解

决这种危机的办法也由注重经济模式、技术的改革转到了倡导整个文化的自然观、价值观的

变革方面。

维护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是在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及妇女运动的影响下发展起

来的。“枯萎了湖上的蒲草，消匿了鸟儿的歌声”，美国女海洋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出版了《寂静的春天》（1962），以抒情的形式呈报了DDT和其他杀虫剂对生物、

人类及大自然的破坏，产生了当年《汤姆叔叔的小屋》似的轰动效应，促使政府推出了停用

杀虫剂的法令。这本书树立了“生态写作”（ecological writing）的样板，围绕该书的讨论，

拉开了当代环保运动的序幕。

法国女性主义者F.奥波尼（Francoi DˊEaubonne）在1974年最早使用了“生态女性主义”

这个词。1980年3月，六百多名妇女在美国麻省召开了名为“妇女与生命在地球上：80年

代生态女性主义会议”的第一次生态女性主义大会。参会者批判男性中心主义对待环境与女

性的方式，探讨妇女与自然双重被宰割的意识形态关联性，把女性视为自然的保护人，追求

人与自然的和睦共存关系，直接宣告了生态女性主义的临世。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强调女性与

自然的根本关系，探讨女性与自然同被宰制的意识形态关联性，认为男性对待环境或自然的

方式与其对待女性的方式有相似之处，即把二者皆视为可掠夺、占有的资源，号召女性作自

然环境的保护人，宣称人类与自然万物都有其个别的差异性存在，提倡不以性别歧视或人本

主义的观点污损自然的原貌，不仅批判男尊女卑性属意识，也针砭破坏生态环境的资本主义

与军国主义，将女性主义关于社会结构、性别结构、自我等层面的思考延伸至人与自然的关

系，扩大了女性主义批评的视域，将文学批评话语与人们生存所面临的紧迫问题结合起来。

用卡伦·瓦伦（Karen ）的话来说，生态女性主义是一个伞状的术语，一种多元文

化视角。从形态划分，生态女性主义分若干流派，有社会生态女性主义（Social eco-feminism）、

哲学生态女性主义（Philosophical eco-feminism）及文化生态女性主义（Cutural eco-feminism）

等。拯救生态危机在于提倡一种“女性原则”。女性原则包括可持续性、包容性、能动的创

造性、多样性、整体性、生命的神圣性及无性别偏见等。妇女是生命的创造者，也是生命的

维护者，自然过程体现了女性原则，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女性原则的式微。殖民主义经济模式

是建立在掠夺与破坏自然界与本土文化、剥削和排斥妇女的基础之上的，不仅造成了自然生

物圈的损坏，也危害了被殖民国家的利益，短暂的繁荣必然带来更严重的全人类的生存危机。

人类要发展就得恢复女性原则，将自然和妇女视为生命和财富的源泉、维系生命的主导，向

自然和妇女学习生态智慧，重建自然与人、妇女与男人之间的和谐互惠关系。这种女性原则

也是男人的原则，不仅对自然/女性有助益，还能解放在家长制中丧失了本性的男人。卡伦•

瓦伦还归纳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几个特点：（1）批判“自然歧视”，也批判各种形式的歧视；

（2）一种情境伦理学；（3）维护人类之间、人与非人之间的差异，具有多元性；（4）没有

终极真理，理论乃过程中的理论，注重正在讲述的故事及以第一人称讲故事的妇女；（5）具

有包容性，倾听各种声音；（6）它认为对自然和妇女的压迫源自社会经济、历史背景等社会

因素，反对本质论，也不奢求“客观性”；（7）将爱、友谊、关怀、诚实与互惠作为价值核

心，且首先注重与他者的关联域，重要的是理解“我们”是谁；（8）拒斥抽象的个人主义，

重新界定人们的伦理行为。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也提出了支撑生态女性主义的基

本理论前提：（1）妇女具备不同于男人的内在本质；（2）这一本质是根据妇女与自然之间的

亲密关系来界定的；（3）妇女的这种品性比男人的更优秀，因为男人与承载着统治与压迫的

文化相联系。更具文学批评品性的是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该派批判男权文化，把张扬与建构

女性文化当作解决生态危机及性别冲突的根本途径。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指出，父权文化将妇女“自然化”，通过宗教、艺术及文学，将妇女视为

等同于物质自然的被动而低等的群体，理应服从创造了“人类”文化的男人的统治，妇女与

自然皆被排斥于主流文化之外，遭到严重伤害。譬如，人们常用狐狸、鱼、蛇、鸡、奶牛、

鸟等动物指代妇女，也喜欢用表现妇女性属的词形容对矿藏的开采、对荒野的垦殖，如“处

女矿”、“处女地”等。培根对自然的隐喻，便充斥了大男子主义对妇女和自然的侵略态度。

他曾说，自然科学的目的就是在大脑与自然界之间缔结“纯洁合法的婚姻”，人与自然的关

系应是虐待型的婚姻关系。于此，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说：当“科学革命”

导致机械的世界观，这些不同的自然现象遭遇到怎样的命运呢？无论田园诗的艺术还是亚里

士多德哲学，都将女性性别特征视为被动的和接受性的（receptive）。田园诗比喻很容易作

为市场挫折的避难所而构成机械化工业世界的一部分。田园诗传统在古代就已成为都市化罪

恶的解毒剂，在商业革命中它继续发挥着这一作用。尤其在美国文化中，田园诗作为一种支

配对荒野进行同化与转化的形象特别重要。新世界的开发者们将开发地的风景描绘成一个芬

芳可爱的花园，新奇美丽的小鸟鸣叫其间，这为穿越大西洋的殖民居住提供了原动力。慷慨

富足的地球母亲的耕种，进一步促进了对新的“处女”地的破坏和开发。[1]

卡洛琳指出，关于女性的传统定见在人们对自然的理解中占有很大比重，父权文化将自然或

地球比作“女人”或“母亲”，不仅仅是赞颂，有机理论的核心是将自然，尤其是地球与一

位养育众生的母亲相等同：她是一位仁慈、善良的女性，在一个设计好了的有序宇宙中提供

人类所需的一切。自然作为女性的另一种与养育者形象相反的形象也很流行：不可控制的野

性的自然，常常诉诸暴力、风暴、干旱和大混乱。仁慈的养育者和非理性的施虐者均是女性

形象，均是关于女性性别特征观念向外部世界的投射。

自然和妇女的形象都具有多面性，难以驾驭的自然象征着妇女的阴暗面。自然既可养育生命

带来宁静，但它也带来疾病、饥饿及大风暴；同样，妇女既是贞女又是女巫。“女巫”作为

狂暴自然的替身，被一代代统治者血腥镇压。关于几个欧洲国家的近代联合统计表明，在总

审判的大约10万人中，妇女大约占83%。同时，将女性、母亲比作自然或地球，也表征着

不哺育子女、对旁人无用的女人将受到惩罚。就连一些男性环保人士也爱用“强暴”作比喻，

因为对他们来说，水土、山林（常被比喻为“少女”、“处女”、“新娘”）被“强暴”便意味

着本来属于“他自己的”财产被掠夺，因而要以男性英雄的角色拯救受虐的“新娘”。

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建构一种新型的女性文化。这种女性文化首先应激发人们尊崇自然的

情感，复兴自然女神崇拜。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者特别热心于发掘人类早期文化中的自然女神崇拜现象，在对神话、圣殿

建筑、岩画及塑像等早期艺术的考察中，重建人类文明，建构代表人类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女

神崇拜。她们认为，产生于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品及神表明，人们以妇女月经、妊娠、生育、

哺乳等生理过程比拟自然界的生息过程，从而把地球描绘为一个养育了一切生命的伟大女

性。占据古代文化中心位置的是女性生殖崇拜，以妇女的身体内象征的创造生命的威力具有

最高的社会价值及地位，地球上的万物皆出自一个有巨大生育力的女神（母亲神盖娅），地

球被当作女神的躯体而备受尊崇。在《新女人/新地球》（1975）中，罗斯玛丽R.鲁斯（Romary

Radford Ruether）以古欧洲时代的母系社会为例证阐明，因当时的主事人是女性，而女性的

生育力使其能体认到整个自然生态的生息循环现象，进而能明智地接受人终有一死的事实，

并未产生超越自然法规的非分之想，而在父系社会当权的男人由于不明了自己的生殖功能，

便不得不杜撰一个“生育”万物的天父，以期超越人类肉体的有限性。在这种父权文化的驱

赶下，人类疯狂地追求物质层面的发展，无节制地耗费自然资源。故对自然生态的保护与女

性文化有内在的一致性。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考察古代女神崇拜的目的不是脱离社会的纯理论研究，相异于围绕异国风

情、家庭婚姻、神话传说等研究的民族学、人类学的传统课题，其目的是激发人类崇敬自然

的情感，找准人类在宇宙自然中的位置，确立生态有机体的观念，引导人们把生态意识内化，

在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中协调发展，有一种“发展人类学”的文化底蕴。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

文学人类学研究应该注意到的。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的另一个方面是建构一种爱护伦理学。这种伦理学的基础是尊重生命的母

性思维及妇女独特的体验，将爱护、关怀、信任、友谊、平等及可持续性等价值置于优先地

位。爱护伦理学以爱护取代权利和责任、以关联取代分离，以协同取代冲突，能使当代人摆

脱传统主流伦理学不能解决的生态伦理困境。比起其它女性主义批评来，生态女性主义对作

品的具体评析要少一些，形式也比较单一，大多停留在形象分析阶段。譬如，卡洛琳在《自

然之死》中，援用了奥维德、斯宾塞、约翰·多那、乔叟、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来阐发自己

的观点，还专设“文学形象”一节，论述人们是怎样通过文学形象表述自己的生态观的。作

者写道：李尔王（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的女儿柯黛丽亚代表着乌托邦的自然，也代表着

作为对立面的理想统一的自然。这是更大的有机框架下的第二类自然形象。如将坚强与温柔、

“激情与秩序、无知与成熟，不设防与力量、女儿与母亲、少女与妻子”融为一体。她是统

一中的简单和对立面的平衡，是自然与社会完美结合的理想化身。……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

田园诗代表着自然作为女性的另一类形象，即对过去时代母亲般仁慈怀抱的向往……自然被

描绘成一个花园，一幅乡村景象，或者一幅平和丰产的景象。这是一位宁静、善良的女性，

默默地向世人奉献她的慷慨。[2]

这样一种阐发，我们在其他的一些批评文章中也能见到。但作者的新颖之处便在于她的“生

态女性主义”视角。与卡洛琳相近，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在《色情文学与沉默：

文化报复自然》（1981）中论称，色情文学对妇女的表现，类似于男性对自然的征服。色情

文学中的“女人”是色情狂或种族歧视者所痛恨与惧怕的，也是其试图忘却和否定的，女人

的身体是沉默无言的，被征服，被殴打甚而被残杀，就像男人们对待自然那样。有的评论者

还指出，总体来看，男/女作家在生态写作的重心上有所差异，大部分男作家倾向于较多的

政治议题，而大部分女作家则注重表现大地母亲的理论，侧重表现女性与自然的亲近性；从

文体看，女性生态书写除散文外，还包括小说、诗歌、剧本等。

应当看到的是，生态女性文学批评虽然成果不是很多，但其声望近年颇有不断增高之势，这

对于女性文学批评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五、女性文学批评与社会学理论

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社会学是一门基础性的学科。社会学诸方面之间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相互

兼容，其涉及到历史、政治、哲学、经济、法律等研究对象，运用到问卷调查、个案访谈、

统计分析等方法，是一门以综合性见长的学科。

社会学批评拒绝在文本自身考虑文本的各个方面。作者具有社会性、作品反映了人们的社会

生活并通过社会才得以流播、读者存在于特定的社会之中，文学与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人们的性别规定性，也主要是由社会文化模塑的。人们的性别意识，通过社会的教化而潜

化为社会中的每一分子的自觉意识。社会学研究处于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心理学、性别史、

文学史等领域的交叉口上，其便与文学研究或者说女性文学研究相交了。

女性文学研究始终是与女性生存的历史和社会现实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产生于女性对自身的

历史存在与日常生活的反思，服务于改造社会的目的。女性文学批评与社会学联姻，便是借

助具体的社会学的方法，考察文学与社会性别制度、作家的性别在社会中的地位、性别因素

在决定作品成功方面的影响、文学形象的社会性别价值、读者的性别社会规定性及趣味选择

的性别倾向等问题。相对于那些形式主义批评或宣称“客观”、“科学”的理论，女性文学批

评与社会科学的联系更为紧密，其社会伦理价值取向更为突出。目前我国大多数女性文学研

究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都其备之一特色。而将社会性别视角引入文学批评领域，则极大地

拓宽了女性文学批评的空间。社会性别特征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一般将x译为“性”，

gender译为“社会性别”或“性属”。社会性别研究则将人在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中密不可

分的男女两种性别都加以考察，认为男女性别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而女性的问题必

须在男性研究中才能充分显现，反之亦然。换言之，只有将男性的社会性别梳理清楚，使其

并不真正代表普遍性的人类，男性也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男性。因此，社会性别研究旨在

检验“男性”与“女性”如何在具体的时空中、在支配性观念系统的作用下产生并拥有某种

含义，社会性别研究特别强调这些含义的相互关联。故社会性别研究使天经地仪的性别界说

和性别含义发生了蔓延，同时也就极大地扩大了女性主义固有的研究范围。

性属的界定与再界定，无疑也涉及到了人类社会的认知方式。依英国曼彻斯特大学A.伊索

普（Antony Easthope）的归纳，性属性本身涉及到一系列相关问题，如种族、阶级和性等，

其中与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相关的主要有3种相关分析方式：第一是精神分析与性属的关系

研究；第二是女性书写与社会性别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第三是社会惯例与性属的关系研究。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主体的社会观念及社会地位作为性属身份推论式的建构和解构立场往往

处于中心位置。

性别认同、性别身份或性别同一性的本质使人们在重新看待那些天经地仪的观念对，有了新

的视角和批评观。就文学研究来说，涉及到4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原有的文学观念框架中

普遍存在着“中性”观念的现象，如“人性”观，这些中立的观念是否真有普遍意义？可否

用“中性”来替代在历史事实中遭到忽略的、或被蓄意边缘化的性别？这涉及到对文学观念

系统的考察和清理；第二，对大量文学文本和理论文本中的性别缺席现象进行知识考古，研

析长期的父权制意识形态对性别观念的模塑在文学领域的表现，批判男尊女卑意识，倡导两

性和谐平等；第三，对文学文本和理论文本中存在的“表征”系统进行考察和清理，即历史

各个时段的男女是如何在文学文本的诸种构成性要素得到叙述和再现的？文学文本在何种

层面上与社会文化系统共谋？第四，各个历史阶段中的读者以何种性别观念所形成的前理解

面对文学文本，并形成了何种期待视野和审美旨趣？产生什么样的阅读效果？主体（作者、

读者与文化市场或传媒主体）是否是性属化的主体（gendered subject）？这种主体在文本生

产、传播、接受的过程中拥有何种结构性功能？对文学的流通与消费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新旧世纪之交的十年来，我国女性文学研究正在进行着悄悄的学术转型，女性文学研究的关

键词正在由“女性”转向性别。将“性别”作为关键词引入文学研究，就像是打开了一扇长

期关闭的窗户，文学中种种有性别而又超越性别的人性的、政治的、心理的、审美的意义将

会进入我们的视野，得到综合性的彰显与澄明，使女性文学批评及文艺学的学科建设获得新

的生机和活力。

拓展阅读：

（英）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陈彩霞、林树明译，长沙：湖南文

艺出版社，1989。

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北京：三联书店，1995。

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美）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性的政治》，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林树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问题与思考：

１．什么是“社会性别”？

２．你认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中国女性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３．试从性别分析的角度解读一部经典作品，看与通常的说法有何不同。

[1] （美）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

页。

[2] （美）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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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Feminist Literary Studie:An Introduc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30.

[2] （挪威）陶丽•莫依《性与文本的政治》，林建法等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

67页。

[3] Elaine Showalter,Literatrure of Their Ow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15.

[4] （美）托妮•莫里森《姣女》，王友轩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21页。

[5] （美）艾丽丝•沃克《寻找我们母亲的田园》，（英）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

理论》，胡敏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53至54页。

[6] 巴巴拉· 史密斯《迈向黑人女性主义批评》，（英）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

理论》，胡敏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页。

[7] Bill Ashcroft et Empire Write Back,London：Routledge,1989,p.176.

[8] （美）加亚特里•斯皮瓦克：《属下能说话吗？》，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

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9] （美）加亚特里•斯皮瓦克《属下能说话吗？》，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

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页。

[10] （美）加亚特里•斯皮瓦克《在国际框架里的法国女性主义》，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

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84页。

[11] 周蕾《看现代中国：如何建立一个种族观众的理论》，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

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

[12] Derrida,Of Grammatolog,yxxv,Translated by G.,Baltimore：Johns Hopkins

U.P.,1976.

[13] G.,Subaltern Studies:Deconstructing Historiography，In Other Worlds：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New York and London,1987，p.208.德语interpretiert其中文可译作“解释”，

verändern可译作“改变、变了样的”，transformierren译作“变化、变形”。马克思在《关于

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笫一卷，笫19页）

[14] （美）加亚特里•斯皮瓦克《重温法国女权主义：伦理与政治》，刘戈译，《性别政治•

先锋译丛7》，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

[15] ,Feminism and Critical Theory,In Other Worlds：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New

York and London,1987,p,77.

[16] （德）弗洛依德《致玛塔的信，1883，11，5》，引自（德）弗洛姆《弗洛依德的使命》，

尚新建译，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4页。

[17] n,Feminist Literary Studies：An Introduction,London and New York,1984,p.36.

[18] 伊•肖瓦尔特《妇女•疯狂•英国文化，1830-1980》，陈晓兰等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54页。

[19] Chris Weedon,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ruralist Theory,Great Britain,1987,p.85.

[20] Sally MeConnell-Ginet,Ruth Borker ed.,Womeen and Language in Literature and

Society,New York,1986,pp.60-61.

[21] Sally MeConnell-Ginet,Ruth Borker ed.,Womeen and Language in Literature and

Society,New York,1986,p. 59.

[22] Sally MeConnell-Ginet,Ruth Borker ed.,Womeen and Language in Literature and

Society,New York,1986,p.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