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百年成就

中国考古学百年成就

作者：***

来源：《文物春秋》2021年第01期

【关键词】中国考古学；100周年；成就

【摘要】中国考古学从1921年兴起以来，至今已有百年的发展历程。100年来，中国考

古学在早期人类至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研究中，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在揭示中华古代文

化与文明以连续发展和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与中华文明瑰宝”、丰富

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方面，功绩卓著。尤其是在中国史前史和夏商历史的研究领域中起着主导

作用，初步建立起夏王朝以前约200万年的中国史前史，探索的夏文化成为广为接受的认识，

填补了商代历史研究的空白，为重建中国上古史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本文系“河南省特色骨干学科群信阳师范学院炎黄学学科群招标课题”成果，编号：

YHXXKQ-202001

中国考古学从1921年兴起以来，至今已有百年的发展历程。

100年来，中国考古学在早期人类至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研究中，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

就。尤其是在中国史前史和夏商歷史的研究领域起着主导作用，初步建立起夏王朝以前约200

万年的中国史前史，探索的夏文化成为广为接受的认识，填补了商代历史研究的空白，为重建

中国上古史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在两周历史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一批都城与地方城市

及10余万座陵墓的发掘，大量简牍、帛书、墓志及其它文物的出土，极大地丰富了秦汉以降

各个历史时期的研究，从内容、方法等方面都获得了重大发展，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

一、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旧石器时代考古，以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研究工作最为充分，在全国各个省区开展的直

立人、早期智人与晚期智人及其文化遗存的探索，填补了地域与时代空白。在北方与南方都发

现了接近200万年的人类文化遗存，将人类在中国出现的历史大大提前。认识到，早在旧石器

时代，中国已形成南北两个技术传统，即南方的砾石石器传统和北方的小石片石器传统。形成

的综合性论著有《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及《裴文中科学论文集》

（科学出版社，1990）、《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文物出版社，1984），以及《新

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与《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1986）两部书的旧石器时代部分，还有由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主编的《中国

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1989）等。这些成果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发挥着引领或是

重要的作用。

1.距今百万年前后的人类文化遗存和人类起源的探索

发现的距今100万年前后的人类文化遗存的遗址，主要有陕西蓝田公王岭，河北阳原泥河

湾盆地的小长梁、东谷坨、半山、岑家湾、马圈沟等遗址，它们的地质年代属早更新世。其

中，1964年在蓝田公王岭发现的蓝田直立人，年代为距今110万—115万年；1992—2018年对

马圈沟遗址群的多次发掘，已确认15个文化层，年代自距今176万年至120万年之间。发现

的距今近200万年的人类文化遗存，主要有1965年在云南元谋上那蚌一带发现的元谋人的两

颗牙齿化石，经古地磁测定牙齿化石的地层年代为距今170万年前后。1998年以来，在安徽

繁昌癞痢山人字洞发现了距今200万—240万年的石制品等人类文化遗存，与非洲发现的最早

的人类文化遗存的年代接近。这些材料对在亚洲地区探索人类的起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2.距今约70万年以来的直立人及其文化研究

发现的距今约70万年以来的直立人文化遗存，除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外，约有150多

处。其中，陕西蓝田陈家窝发现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的年代约距今65万年，河南洛阳栾川

孙家洞发现动物化石、石制品、人牙化石等近2万件，湖北郧县学堂梁子发现两具直立人头骨

化石，陕西洛南东河村龙牙洞发现的距今约50万年的文化遗存以及南郑县龙岗寺等秦巴山地

的重大发现，表明这些区域是研究中国早期人类进化的重要地区。1980年在安徽和县龙潭洞

出土的一具距今约30万年的直立人头盖骨和2015年在东至县华龙洞发现的直立人化石，以及

1990、1993年在南京汤山发现的距今约35万年的直立人化石等资料，集中表明了长江下游地

区也是直立人活动的重要地区。1993年以来在广西百色盆地发现一批旧石器地点，年代在距

今约80万—19万年，2014年在广东郁南磨刀山发现的旧石器，显示着岭南地区是旧石器时代

早期人类活动的又一重要区域。2014年以来在云南江川甘棠箐发现了一处年代最早的木柴向

心堆积的用火遗存。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周口店遗址发掘、发现的包括北京猿人头盖骨在内

的40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及其用火、打制石器等文化遗存仍然是直立人及其文化遗存的最重

要的发现。1949年以来对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又进行了多次发掘，1978年后进行了包括九个

课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1985），裴文中和张森水

则系统研究了北京猿人遗址的石制品（《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科学出版社，1985）。研究表

明，北京猿人洞穴中厚达40多米的文化堆积，大致形成于距今70万—20万年。

3.早期智人和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研究

1950年以来开始对早期智人进行了重点探索。至今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及其文化遗存有

30多处。其中，1954年发现的丁村人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1976—1979年发现的

许家窑人化石有20件，代表10多个不同的个体，年龄从7岁到50岁，平均寿命为30岁。

1978年发现的大荔人头骨，保存相当完整，年龄约30岁。1984年发现的距今约23万年的金

牛山人除有较完整的头骨外，还有许多体骨。1992年在贵州盘县大洞发掘出古人类牙齿化石

和石制品。这时期的文化更具多样性。其中，在秦岭以北，是北京猿人文化的延续，两湖、安

徽、江西地区则继承其祖先的砾石石器文化传统，云贵高原自成特色。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

石球均较为常见，这可能反映了狩猎经济有所提高，经济生活较前一个时期有一定的改观。

4.距今4万年以来至公元前1万年的人类文化遗存

1933、1934年发掘山顶洞遗址获得的山顶洞人化石至少代表8个个体，包括3个完整头骨

及大量的文化遗存，是研究正在形成之中的蒙古人种及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最为重要的资

料。目前发现的这一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已遍及全国各个省区。经发掘的重要遗址，北方地区

主要有：北京周口店田园洞，天津蓟县东营坊，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群、玉田孟家泉、平泉化

子洞，山西朔县峙峪、沁水下川、榆次大发、吉县柿子滩，内蒙古萨拉乌苏、鄂尔多斯乌兰木

伦，辽宁海城小孤山，吉林榆树周家油坊，黑龙江哈尔滨阎家岗、讷河多福村神泉、大兴安岭

呼中北山洞、穆棱泉眼，河南安阳小南海、许昌灵井、新密李家沟、登封西施、郑州老奶奶

庙，陕西韩城禹门口、宜川龙王辿、南郑疥疙洞，甘肃环县刘家岔，宁夏灵武水洞沟、青铜峡

鸽子山，新疆吉木乃萨吾尔山通天洞等遗址；南方地区主要有：湖北江陵鸡公山上层，安徽怀

宁腊树，湖南石门燕儿洞、澧县乌鸦山，广东英德青塘，四川汉源富林、铜梁张二塘、资阳黄

鳝溪，云南昆明大板桥、富源大河，贵州普定白岩脚洞、贵安牛坡洞，西藏申扎尼阿木底，广

西柳江通天岩、柳州白莲洞下层，福建漳州莲花池山、三明万寿岩、漳平奇和洞，浙江安吉上

马坎、长兴合溪洞及七里亭与银锭岗，以及台湾台南左镇菜寮溪、台东长滨海雷洞等遗址。其

中，周口店田园洞遗址发现的一具男性个体人骨化石，年代为距今2.5万年左右，弥补了山顶

洞人化石丢失的缺憾，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现代人；大兴安岭呼中北山洞遗址旧石

器时代晚期玉刮削器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玉器。众多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研究表明，这时期

人类的许多创造，使其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大大增强，生存活动的范围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扩

展。具有时代意义的细石器及其复合工具开始出现，石工具正向用途专门化方向发展。个别遗

址还发现了箭镞，表明对于狩猎活动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的弓箭大概在这一时期产生。引人注意

的是，石器磨光技术与原始陶器在这一阶段的末期产生。许多遗址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

石器时代连续发展或过渡期的文化遗存。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中国境内从农作物栽培的出现至夏王朝诞生，这段约8000年的历史，是中国新石器时代

考古研究的主要任务。

已在全国各地发现了近2万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发掘或试掘的遗址有1500余处，一些

重要聚落址和墓地进行了大面积或是全部揭露，累计发掘墓葬1万多座，整理出版了180多部

发掘报告。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对中国新石器文化作宏观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末

夏鼐提倡的科学使用“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探索文化谱系问题受到了重视。1977年，夏鼐明确

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这之后形成的重要研究成果，

主要有：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石兴

邦《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问题》（《南京博物院集刊》1980年第2期）与《中国

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亚洲文明论丛》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佟柱臣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以及严文明《中

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等。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苏秉

琦的研究成果，对日后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逐步形成了新石器文化按

自然地理区域多中心发展的共识，由此努力建立起各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并探讨各文

化之间的交流关系。这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一大发展，极大地推

动了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同时，还在早期新石器文化研究方面获得突破，对中国史前时期的

社会经济与生存环境、生产技术与社会组织结构、意识观念和文化传统，以及农业的起源、中

国文明起源的形式等重大学术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佟柱臣收集、研究磨制石器，出版了

《中国新石器研究》（巴蜀书社，1998）。而由苏秉琦主编，严文明、张忠培等执笔的《中国

通史·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进一步构建着中国史前史。以该书的编写为标

志，继夏鼐、苏秉琦、安志敏、石兴邦之后，严文明、张忠培在引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00年以来，重视开展区域考古调查，探索区域内的聚落形态，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带动下，为寻找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的重要遗址进行了持续的大规模发

掘，其中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生存方式与经济形态研究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出版了《中国动物考古学》（袁靖，文物出版社，2015）。

1.新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0000—前7000年）文化的探索

我国对全新世之初的公元前10000—前 7000年間的文化遗存，长期以来不甚明了，直至

1987年发掘了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以后，研究工作才获得突破性进展。迄今为止，发现并确

认的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约有20多处，在中国南方和北方都有分布。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河北

徐水南庄头，北京怀柔转年、门头沟东胡林，河南新密李家沟，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

南道县玉蟾，广西桂林甑皮岩、南宁邕宁顶蛳山，广东英德青塘等遗址。这一时期，在局部磨

制石器的基础上产生了磨光石器。许多遗址都发现有原始陶器的残片，陶器的烧制温度较低，

约600—700℃，器型简单，陶器开始成为生活中的主要炊具与食具。形制规范的土坑墓开始

形成，如东胡林遗址发现的三座保存完好的屈肢葬墓葬，其中一座随葬有石刃骨刀等，另一座

随葬有磨光石斧和多枚穿孔螺壳。发现的食物生产证据，主要有东胡林遗址发现的公元前

8000年前后的14粒炭化粟粒；对南庄头遗址的孢粉分析表明，公元前8000年前这一带具有由

潮湿转干的湖沼演变的环境特点，具备了优越的食物生产的自然条件。表明栽培粟大致在公元

前8000年前后率先发生于太行山东侧及燕山南麓山谷平原地带。在南方地区可能产生了栽培

稻。这些为新石器时代中期形成的中国南稻北粟的农业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

4.距今4万年以来至公元前1万年的人类文化遗存

1933、1934年发掘山顶洞遗址获得的山顶洞人化石至少代表8个个体，包括3个完整头骨

及大量的文化遗存，是研究正在形成之中的蒙古人种及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最为重要的资

料。目前发现的这一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已遍及全国各个省区。经发掘的重要遗址，北方地区

主要有：北京周口店田园洞，天津蓟县东营坊，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群、玉田孟家泉、平泉化

子洞，山西朔县峙峪、沁水下川、榆次大发、吉县柿子滩，内蒙古萨拉乌苏、鄂尔多斯乌兰木

伦，辽宁海城小孤山，吉林榆树周家油坊，黑龙江哈尔滨阎家岗、讷河多福村神泉、大兴安岭

呼中北山洞、穆棱泉眼，河南安阳小南海、许昌灵井、新密李家沟、登封西施、郑州老奶奶

庙，陕西韩城禹门口、宜川龙王辿、南郑疥疙洞，甘肃环县刘家岔，宁夏灵武水洞沟、青铜峡

鸽子山，新疆吉木乃萨吾尔山通天洞等遗址；南方地区主要有：湖北江陵鸡公山上层，安徽怀

宁腊树，湖南石门燕儿洞、澧县乌鸦山，广东英德青塘，四川汉源富林、铜梁张二塘、资阳黄

鳝溪，云南昆明大板桥、富源大河，贵州普定白岩脚洞、贵安牛坡洞，西藏申扎尼阿木底，广

西柳江通天岩、柳州白莲洞下层，福建漳州莲花池山、三明万寿岩、漳平奇和洞，浙江安吉上

马坎、长兴合溪洞及七里亭与银锭岗，以及台湾台南左镇菜寮溪、台东长滨海雷洞等遗址。其

中，周口店田园洞遗址发现的一具男性个体人骨化石，年代为距今2.5万年左右，弥补了山顶

洞人化石丢失的缺憾，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现代人；大兴安岭呼中北山洞遗址旧石

器时代晚期玉刮削器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玉器。众多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研究表明，这时期

人类的许多创造，使其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大大增强，生存活动的范围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扩

展。具有时代意义的细石器及其复合工具开始出现，石工具正向用途专门化方向发展。个别遗

址还发现了箭镞，表明对于狩猎活动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的弓箭大概在这一时期产生。引人注意

的是，石器磨光技术与原始陶器在这一阶段的末期产生。许多遗址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

石器时代连续发展或过渡期的文化遗存。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中国境内从农作物栽培的出现至夏王朝诞生，这段约8000年的历史，是中国新石器时代

考古研究的主要任务。

已在全国各地发现了近2万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发掘或试掘的遗址有1500余处，一些

重要聚落址和墓地进行了大面积或是全部揭露，累计发掘墓葬1万多座，整理出版了180多部

发掘报告。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对中国新石器文化作宏观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末

夏鼐提倡的科学使用“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探索文化谱系问题受到了重视。1977年，夏鼐明确

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这之后形成的重要研究成果，

主要有：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石兴

邦《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问题》（《南京博物院集刊》1980年第2期）与《中国

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亚洲文明论丛》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佟柱臣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以及严文明《中

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等。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苏秉

琦的研究成果，对日后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逐步形成了新石器文化按

自然地理区域多中心发展的共识，由此努力建立起各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并探讨各文

化之间的交流关系。这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一大发展，极大地推

动了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同时，还在早期新石器文化研究方面获得突破，对中国史前时期的

社会经济与生存环境、生产技术与社会组织结构、意识观念和文化传统，以及农业的起源、中

国文明起源的形式等重大学术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佟柱臣收集、研究磨制石器，出版了

《中国新石器研究》（巴蜀书社，1998）。而由苏秉琦主编，严文明、张忠培等执笔的《中国

通史·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进一步构建着中国史前史。以该书的编写为标

志，继夏鼐、苏秉琦、安志敏、石兴邦之后，严文明、张忠培在引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00年以来，重视开展区域考古调查，探索区域内的聚落形态，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带动下，为寻找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的重要遗址进行了持续的大规模发

掘，其中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生存方式与经济形态研究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出版了《中国动物考古学》（袁靖，文物出版社，2015）。

1.新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0000—前7000年）文化的探索

我国对全新世之初的公元前10000—前 7000年间的文化遗存，长期以来不甚明了，直至

1987年发掘了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以后，研究工作才获得突破性进展。迄今为止，发现并确

认的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约有20多处，在中国南方和北方都有分布。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河北

徐水南庄头，北京怀柔转年、门头沟东胡林，河南新密李家沟，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

南道县玉蟾，广西桂林甑皮岩、南宁邕宁顶蛳山，广东英德青塘等遗址。这一时期，在局部磨

制石器的基础上产生了磨光石器。许多遗址都发现有原始陶器的残片，陶器的燒制温度较低，

约600—700℃，器型简单，陶器开始成为生活中的主要炊具与食具。形制规范的土坑墓开始

形成，如东胡林遗址发现的三座保存完好的屈肢葬墓葬，其中一座随葬有石刃骨刀等，另一座

随葬有磨光石斧和多枚穿孔螺壳。发现的食物生产证据，主要有东胡林遗址发现的公元前

8000年前后的14粒炭化粟粒；对南庄头遗址的孢粉分析表明，公元前8000年前这一带具有由

潮湿转干的湖沼演变的环境特点，具备了优越的食物生产的自然条件。表明栽培粟大致在公元

前8000年前后率先发生于太行山东侧及燕山南麓山谷平原地带。在南方地区可能产生了栽培

稻。这些为新石器时代中期形成的中国南稻北粟的农业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

4.距今4万年以来至公元前1万年的人类文化遗存

1933、1934年发掘山顶洞遗址获得的山顶洞人化石至少代表8个个体，包括3个完整头骨

及大量的文化遗存，是研究正在形成之中的蒙古人种及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最为重要的资

料。目前发现的这一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已遍及全国各个省区。经发掘的重要遗址，北方地区

主要有：北京周口店田园洞，天津蓟县东营坊，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群、玉田孟家泉、平泉化

子洞，山西朔县峙峪、沁水下川、榆次大发、吉县柿子滩，内蒙古萨拉乌苏、鄂尔多斯乌兰木

伦，辽宁海城小孤山，吉林榆树周家油坊，黑龙江哈尔滨阎家岗、讷河多福村神泉、大兴安岭

呼中北山洞、穆棱泉眼，河南安阳小南海、许昌灵井、新密李家沟、登封西施、郑州老奶奶

庙，陕西韩城禹门口、宜川龙王辿、南郑疥疙洞，甘肃环县刘家岔，宁夏灵武水洞沟、青铜峡

鸽子山，新疆吉木乃萨吾尔山通天洞等遗址；南方地区主要有：湖北江陵鸡公山上层，安徽怀

宁腊树，湖南石门燕儿洞、澧县乌鸦山，广东英德青塘，四川汉源富林、铜梁张二塘、资阳黄

鳝溪，云南昆明大板桥、富源大河，贵州普定白岩脚洞、贵安牛坡洞，西藏申扎尼阿木底，广

西柳江通天岩、柳州白莲洞下层，福建漳州莲花池山、三明万寿岩、漳平奇和洞，浙江安吉上

马坎、长兴合溪洞及七里亭与银锭岗，以及台湾台南左镇菜寮溪、台东长滨海雷洞等遗址。其

中，周口店田园洞遗址发现的一具男性个体人骨化石，年代为距今2.5万年左右，弥补了山顶

洞人化石丢失的缺憾，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现代人；大兴安岭呼中北山洞遗址旧石

器时代晚期玉刮削器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玉器。众多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研究表明，这时期

人类的许多创造，使其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大大增强，生存活动的范围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扩

展。具有时代意义的细石器及其复合工具开始出现，石工具正向用途专门化方向发展。个别遗

址还发现了箭镞，表明对于狩猎活动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的弓箭大概在这一时期产生。引人注意

的是，石器磨光技术与原始陶器在这一阶段的末期產生。许多遗址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

石器时代连续发展或过渡期的文化遗存。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中国境内从农作物栽培的出现至夏王朝诞生，这段约8000年的历史，是中国新石器时代

考古研究的主要任务。

已在全国各地发现了近2万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发掘或试掘的遗址有1500余处，一些

重要聚落址和墓地进行了大面积或是全部揭露，累计发掘墓葬1万多座，整理出版了180多部

发掘报告。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对中国新石器文化作宏观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末

夏鼐提倡的科学使用“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探索文化谱系问题受到了重视。1977年，夏鼐明确

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这之后形成的重要研究成果，

主要有：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石兴

邦《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问题》（《南京博物院集刊》1980年第2期）与《中国

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亚洲文明论丛》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佟柱臣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以及严文明《中

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等。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苏秉

琦的研究成果，对日后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逐步形成了新石器文化按

自然地理区域多中心发展的共识，由此努力建立起各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并探讨各文

化之间的交流关系。这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一大发展，极大地推

动了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同时，还在早期新石器文化研究方面获得突破，对中国史前时期的

社会经济与生存环境、生产技术与社会组织结构、意识观念和文化传统，以及农业的起源、中

国文明起源的形式等重大学术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佟柱臣收集、研究磨制石器，出版了

《中国新石器研究》（巴蜀书社，1998）。而由苏秉琦主编，严文明、张忠培等执笔的《中国

通史·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进一步构建着中国史前史。以该书的编写为标

志，继夏鼐、苏秉琦、安志敏、石兴邦之后，严文明、张忠培在引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00年以来，重视开展区域考古调查，探索区域内的聚落形态，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带动下，为寻找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的重要遗址进行了持续的大规模发

掘，其中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生存方式与经济形态研究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出版了《中国动物考古学》（袁靖，文物出版社，2015）。

1.新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0000—前7000年）文化的探索

我国对全新世之初的公元前10000—前 7000年间的文化遗存，长期以来不甚明了，直至

1987年发掘了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以后，研究工作才获得突破性进展。迄今为止，发现并确

认的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约有20多处，在中国南方和北方都有分布。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河北

徐水南庄头，北京怀柔转年、门头沟东胡林，河南新密李家沟，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

南道县玉蟾，广西桂林甑皮岩、南宁邕宁顶蛳山，广东英德青塘等遗址。这一时期，在局部磨

制石器的基础上产生了磨光石器。许多遗址都发现有原始陶器的残片，陶器的烧制温度较低，

约600—700℃，器型简单，陶器开始成为生活中的主要炊具与食具。形制规范的土坑墓开始

形成，如东胡林遗址发现的三座保存完好的屈肢葬墓葬，其中一座随葬有石刃骨刀等，另一座

随葬有磨光石斧和多枚穿孔螺壳。发现的食物生产证据，主要有东胡林遗址发现的公元前

8000年前后的14粒炭化粟粒；对南庄头遗址的孢粉分析表明，公元前8000年前这一带具有由

潮湿转干的湖沼演变的环境特点，具备了优越的食物生产的自然条件。表明栽培粟大致在公元

前8000年前后率先发生于太行山东侧及燕山南麓山谷平原地带。在南方地区可能产生了栽培

稻。这些为新石器时代中期形成的中国南稻北粟的农业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

4.距今4万年以来至公元前1万年的人类文化遗存

1933、1934年发掘山顶洞遗址获得的山顶洞人化石至少代表8个个体，包括3个完整头骨

及大量的文化遗存，是研究正在形成之中的蒙古人种及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最为重要的资

料。目前发现的这一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已遍及全国各个省区。经发掘的重要遗址，北方地区

主要有：北京周口店田园洞，天津蓟县东营坊，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群、玉田孟家泉、平泉化

子洞，山西朔县峙峪、沁水下川、榆次大发、吉县柿子滩，内蒙古萨拉乌苏、鄂尔多斯乌兰木

伦，辽宁海城小孤山，吉林榆树周家油坊，黑龙江哈尔滨阎家岗、讷河多福村神泉、大兴安岭

呼中北山洞、穆棱泉眼，河南安阳小南海、许昌灵井、新密李家沟、登封西施、郑州老奶奶

庙，陕西韩城禹门口、宜川龙王辿、南郑疥疙洞，甘肃环县刘家岔，宁夏灵武水洞沟、青铜峡

鸽子山，新疆吉木乃萨吾尔山通天洞等遗址；南方地区主要有：湖北江陵鸡公山上层，安徽怀

宁腊树，湖南石门燕儿洞、澧县乌鸦山，广东英德青塘，四川汉源富林、铜梁张二塘、资阳黄

鳝溪，云南昆明大板桥、富源大河，贵州普定白岩脚洞、贵安牛坡洞，西藏申扎尼阿木底，广

西柳江通天岩、柳州白莲洞下层，福建漳州莲花池山、三明万寿岩、漳平奇和洞，浙江安吉上

马坎、长兴合溪洞及七里亭与银锭岗，以及台湾台南左镇菜寮溪、台东长滨海雷洞等遗址。其

中，周口店田园洞遗址发现的一具男性个体人骨化石，年代为距今2.5万年左右，弥补了山顶

洞人化石丢失的缺憾，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现代人；大兴安岭呼中北山洞遗址旧石

器时代晚期玉刮削器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玉器。众多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研究表明，这时期

人类的许多创造，使其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大大增强，生存活动的范围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扩

展。具有时代意义的细石器及其复合工具开始出现，石工具正向用途專门化方向发展。个别遗

址还发现了箭镞，表明对于狩猎活动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的弓箭大概在这一时期产生。引人注意

的是，石器磨光技术与原始陶器在这一阶段的末期产生。许多遗址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

石器时代连续发展或过渡期的文化遗存。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中国境内从农作物栽培的出现至夏王朝诞生，这段约8000年的历史，是中国新石器时代

考古研究的主要任务。

已在全国各地发现了近2万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发掘或试掘的遗址有1500余处，一些

重要聚落址和墓地进行了大面积或是全部揭露，累计发掘墓葬1万多座，整理出版了180多部

发掘报告。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对中国新石器文化作宏观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末

夏鼐提倡的科学使用“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探索文化谱系问题受到了重视。1977年，夏鼐明确

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这之后形成的重要研究成果，

主要有：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石兴

邦《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问题》（《南京博物院集刊》1980年第2期）与《中国

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亚洲文明论丛》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佟柱臣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以及严文明《中

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等。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苏秉

琦的研究成果，对日后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逐步形成了新石器文化按

自然地理区域多中心发展的共识，由此努力建立起各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并探讨各文

化之间的交流关系。这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一大发展，极大地推

动了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同时，还在早期新石器文化研究方面获得突破，对中国史前时期的

社会经济与生存环境、生产技术与社会组织结构、意识观念和文化传统，以及农业的起源、中

国文明起源的形式等重大学术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佟柱臣收集、研究磨制石器，出版了

《中国新石器研究》（巴蜀书社，1998）。而由苏秉琦主编，严文明、张忠培等执笔的《中国

通史·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进一步构建着中国史前史。以该书的编写为标

志，继夏鼐、苏秉琦、安志敏、石兴邦之后，严文明、张忠培在引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00年以来，重视开展区域考古调查，探索区域内的聚落形态，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带动下，为寻找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的重要遗址进行了持续的大规模发

掘，其中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生存方式与经济形态研究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出版了《中国动物考古学》（袁靖，文物出版社，2015）。

1.新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0000—前7000年）文化的探索

我国对全新世之初的公元前10000—前 7000年间的文化遗存，长期以来不甚明了，直至

1987年发掘了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以后，研究工作才获得突破性进展。迄今为止，发现并确

认的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约有20多处，在中国南方和北方都有分布。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河北

徐水南庄头，北京怀柔转年、门头沟东胡林，河南新密李家沟，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

南道县玉蟾，广西桂林甑皮岩、南宁邕宁顶蛳山，广东英德青塘等遗址。这一时期，在局部磨

制石器的基础上产生了磨光石器。许多遗址都发现有原始陶器的残片，陶器的烧制温度较低，

约600—700℃，器型简单，陶器开始成为生活中的主要炊具与食具。形制规范的土坑墓开始

形成，如东胡林遗址发现的三座保存完好的屈肢葬墓葬，其中一座随葬有石刃骨刀等，另一座

随葬有磨光石斧和多枚穿孔螺壳。发现的食物生产证据，主要有东胡林遗址发现的公元前

8000年前后的14粒炭化粟粒；对南庄头遗址的孢粉分析表明，公元前8000年前这一带具有由

潮湿转干的湖沼演变的环境特点，具备了优越的食物生产的自然条件。表明栽培粟大致在公元

前8000年前后率先发生于太行山东侧及燕山南麓山谷平原地带。在南方地区可能产生了栽培

稻。这些为新石器时代中期形成的中国南稻北粟的农业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

4.距今4万年以来至公元前1万年的人类文化遗存

1933、1934年发掘山顶洞遗址获得的山顶洞人化石至少代表8个个体，包括3个完整头骨

及大量的文化遗存，是研究正在形成之中的蒙古人种及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最为重要的资

料。目前发现的这一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已遍及全国各个省区。经发掘的重要遗址，北方地区

主要有：北京周口店田园洞，天津蓟县东营坊，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群、玉田孟家泉、平泉化

子洞，山西朔县峙峪、沁水下川、榆次大发、吉县柿子滩，内蒙古萨拉乌苏、鄂尔多斯乌兰木

伦，辽宁海城小孤山，吉林榆树周家油坊，黑龙江哈尔滨阎家岗、讷河多福村神泉、大兴安岭

呼中北山洞、穆棱泉眼，河南安阳小南海、许昌灵井、新密李家沟、登封西施、郑州老奶奶

庙，陕西韩城禹门口、宜川龙王辿、南郑疥疙洞，甘肃环县刘家岔，宁夏灵武水洞沟、青铜峡

鸽子山，新疆吉木乃萨吾尔山通天洞等遗址；南方地区主要有：湖北江陵鸡公山上层，安徽怀

宁腊树，湖南石门燕儿洞、澧县乌鸦山，广东英德青塘，四川汉源富林、铜梁张二塘、资阳黄

鳝溪，云南昆明大板桥、富源大河，贵州普定白岩脚洞、贵安牛坡洞，西藏申扎尼阿木底，广

西柳江通天岩、柳州白莲洞下层，福建漳州莲花池山、三明万寿岩、漳平奇和洞，浙江安吉上

马坎、长兴合溪洞及七里亭与银锭岗，以及台湾台南左镇菜寮溪、台东长滨海雷洞等遗址。其

中，周口店田园洞遗址发现的一具男性个体人骨化石，年代为距今2.5万年左右，弥补了山顶

洞人化石丢失的缺憾，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现代人；大兴安岭呼中北山洞遗址旧石

器时代晚期玉刮削器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玉器。众多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研究表明，这时期

人类的许多创造，使其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大大增强，生存活动的范围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扩

展。具有时代意义的细石器及其复合工具开始出现，石工具正向用途专门化方向发展。个别遗

址还发现了箭镞，表明对于狩猎活动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的弓箭大概在这一时期产生。引人注意

的是，石器磨光技术与原始陶器在这一阶段的末期产生。许多遗址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

石器时代连续发展或过渡期的文化遗存。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中国境内从农作物栽培的出现至夏王朝诞生，这段约8000年的历史，是中国新石器时代

考古研究的主要任务。

已在全国各地发现了近2万处新石器时代遺址，经发掘或试掘的遗址有1500余处，一些

重要聚落址和墓地进行了大面积或是全部揭露，累计发掘墓葬1万多座，整理出版了180多部

发掘报告。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对中国新石器文化作宏观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末

夏鼐提倡的科学使用“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探索文化谱系问题受到了重视。1977年，夏鼐明确

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这之后形成的重要研究成果，

主要有：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石兴

邦《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问题》（《南京博物院集刊》1980年第2期）与《中国

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亚洲文明论丛》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佟柱臣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以及严文明《中

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等。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苏秉

琦的研究成果，对日后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逐步形成了新石器文化按

自然地理区域多中心发展的共识，由此努力建立起各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并探讨各文

化之间的交流关系。这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一大发展，极大地推

动了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同时，还在早期新石器文化研究方面获得突破，对中国史前时期的

社会经济与生存环境、生产技术与社会组织结构、意识观念和文化传统，以及农业的起源、中

国文明起源的形式等重大学术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佟柱臣收集、研究磨制石器，出版了

《中国新石器研究》（巴蜀书社，1998）。而由苏秉琦主编，严文明、张忠培等执笔的《中国

通史·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进一步构建着中国史前史。以该书的编写为标

志，继夏鼐、苏秉琦、安志敏、石兴邦之后，严文明、张忠培在引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00年以来，重视开展区域考古调查，探索区域内的聚落形态，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带动下，为寻找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的重要遗址进行了持续的大规模发

掘，其中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生存方式与经济形态研究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出版了《中国动物考古学》（袁靖，文物出版社，2015）。

1.新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0000—前7000年）文化的探索

我国对全新世之初的公元前10000—前 7000年间的文化遗存，长期以来不甚明了，直至

1987年发掘了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以后，研究工作才获得突破性进展。迄今为止，发现并确

认的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约有20多处，在中国南方和北方都有分布。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河北

徐水南庄头，北京怀柔转年、门头沟东胡林，河南新密李家沟，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

南道县玉蟾，广西桂林甑皮岩、南宁邕宁顶蛳山，广东英德青塘等遗址。这一时期，在局部磨

制石器的基础上产生了磨光石器。许多遗址都发现有原始陶器的残片，陶器的烧制温度较低，

约600—700℃，器型简单，陶器开始成为生活中的主要炊具与食具。形制规范的土坑墓开始

形成，如东胡林遗址发现的三座保存完好的屈肢葬墓葬，其中一座随葬有石刃骨刀等，另一座

随葬有磨光石斧和多枚穿孔螺壳。发现的食物生产证据，主要有东胡林遗址发现的公元前

8000年前后的14粒炭化粟粒；对南庄头遗址的孢粉分析表明，公元前8000年前这一带具有由

潮湿转干的湖沼演变的环境特点，具备了优越的食物生产的自然条件。表明栽培粟大致在公元

前8000年前后率先发生于太行山东侧及燕山南麓山谷平原地带。在南方地区可能产生了栽培

稻。这些为新石器时代中期形成的中国南稻北粟的农业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

4.距今4万年以来至公元前1万年的人类文化遗存

1933、1934年发掘山顶洞遗址获得的山顶洞人化石至少代表8个个体，包括3个完整头骨

及大量的文化遗存，是研究正在形成之中的蒙古人种及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最为重要的资

料。目前发现的这一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已遍及全国各个省区。经发掘的重要遗址，北方地区

主要有：北京周口店田园洞，天津蓟县东营坊，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群、玉田孟家泉、平泉化

子洞，山西朔县峙峪、沁水下川、榆次大发、吉县柿子滩，内蒙古萨拉乌苏、鄂尔多斯乌兰木

伦，辽宁海城小孤山，吉林榆树周家油坊，黑龙江哈尔滨阎家岗、讷河多福村神泉、大兴安岭

呼中北山洞、穆棱泉眼，河南安阳小南海、许昌灵井、新密李家沟、登封西施、郑州老奶奶

庙，陕西韩城禹门口、宜川龙王辿、南郑疥疙洞，甘肃环县刘家岔，宁夏灵武水洞沟、青铜峡

鸽子山，新疆吉木乃萨吾尔山通天洞等遗址；南方地区主要有：湖北江陵鸡公山上层，安徽怀

宁腊树，湖南石门燕儿洞、澧县乌鸦山，广东英德青塘，四川汉源富林、铜梁张二塘、资阳黄

鳝溪，云南昆明大板桥、富源大河，贵州普定白岩脚洞、贵安牛坡洞，西藏申扎尼阿木底，广

西柳江通天岩、柳州白莲洞下层，福建漳州莲花池山、三明万寿岩、漳平奇和洞，浙江安吉上

马坎、长兴合溪洞及七里亭与银锭岗，以及台湾台南左镇菜寮溪、台东长滨海雷洞等遗址。其

中，周口店田园洞遗址发现的一具男性个体人骨化石，年代为距今2.5万年左右，弥补了山顶

洞人化石丢失的缺憾，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现代人；大兴安岭呼中北山洞遗址旧石

器时代晚期玉刮削器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玉器。众多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研究表明，这时期

人类的许多创造，使其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大大增强，生存活动的范围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扩

展。具有时代意义的细石器及其复合工具开始出现，石工具正向用途专门化方向发展。个别遗

址还发现了箭镞，表明对于狩猎活动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的弓箭大概在这一时期产生。引人注意

的是，石器磨光技术与原始陶器在这一阶段的末期产生。许多遗址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

石器时代连续发展或过渡期的文化遗存。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中国境内从农作物栽培的出现至夏王朝诞生，这段约8000年的历史，是中国新石器时代

考古研究的主要任务。

已在全国各地发现了近2万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发掘或试掘的遗址有1500余处，一些

重要聚落址和墓地进行了大面积或是全部揭露，累计发掘墓葬1万多座，整理出版了180多部

发掘报告。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对中国新石器文化作宏观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末

夏鼐提倡的科学使用“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探索文化谱系问题受到了重视。1977年，夏鼐明确

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这之后形成的重要研究成果，

主要有：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石兴

邦《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问题》（《南京博物院集刊》1980年第2期）与《中国

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亚洲文明论丛》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佟柱臣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以及严文明《中

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等。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苏秉

琦的研究成果，对日后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逐步形成了新石器文化按

自然地理区域多中心发展的共识，由此努力建立起各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并探讨各文

化之间的交流关系。这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一大发展，极大地推

动了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同时，还在早期新石器文化研究方面获得突破，对中国史前时期的

社会经济与生存环境、生产技术与社会组织结构、意识观念和文化传统，以及农业的起源、中

国文明起源的形式等重大学术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佟柱臣收集、研究磨制石器，出版了

《中国新石器研究》（巴蜀书社，1998）。而由苏秉琦主编，严文明、张忠培等执笔的《中国

通史·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进一步构建着中国史前史。以该书的编写为标

志，继夏鼐、苏秉琦、安志敏、石兴邦之后，严文明、张忠培在引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00年以来，重视开展区域考古调查，探索区域内的聚落形态，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带动下，为寻找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的重要遗址进行了持续的大规模发

掘，其中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生存方式与经济形态研究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出版了《中国动物考古学》（袁靖，文物出版社，2015）。

1.新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0000—前7000年）文化的探索

我国对全新世之初的公元前10000—前 7000年间的文化遗存，长期以来不甚明了，直至

1987年发掘了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以后，研究工作才获得突破性进展。迄今为止，发现并确

认的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约有20多处，在中国南方和北方都有分布。其中較为重要的有河北

徐水南庄头，北京怀柔转年、门头沟东胡林，河南新密李家沟，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

南道县玉蟾，广西桂林甑皮岩、南宁邕宁顶蛳山，广东英德青塘等遗址。这一时期，在局部磨

制石器的基础上产生了磨光石器。许多遗址都发现有原始陶器的残片，陶器的烧制温度较低，

约600—700℃，器型简单，陶器开始成为生活中的主要炊具与食具。形制规范的土坑墓开始

形成，如东胡林遗址发现的三座保存完好的屈肢葬墓葬，其中一座随葬有石刃骨刀等，另一座

随葬有磨光石斧和多枚穿孔螺壳。发现的食物生产证据，主要有东胡林遗址发现的公元前

8000年前后的14粒炭化粟粒；对南庄头遗址的孢粉分析表明，公元前8000年前这一带具有由

潮湿转干的湖沼演变的环境特点，具备了优越的食物生产的自然条件。表明栽培粟大致在公元

前8000年前后率先发生于太行山东侧及燕山南麓山谷平原地带。在南方地区可能产生了栽培

稻。这些为新石器时代中期形成的中国南稻北粟的农业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

4.距今4万年以来至公元前1万年的人类文化遗存

1933、1934年发掘山顶洞遗址获得的山顶洞人化石至少代表8个个体，包括3个完整头骨

及大量的文化遗存，是研究正在形成之中的蒙古人种及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最为重要的资

料。目前发现的这一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已遍及全国各个省区。经发掘的重要遗址，北方地区

主要有：北京周口店田园洞，天津蓟县东营坊，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群、玉田孟家泉、平泉化

子洞，山西朔县峙峪、沁水下川、榆次大发、吉县柿子滩，内蒙古萨拉乌苏、鄂尔多斯乌兰木

伦，辽宁海城小孤山，吉林榆树周家油坊，黑龙江哈尔滨阎家岗、讷河多福村神泉、大兴安岭

呼中北山洞、穆棱泉眼，河南安阳小南海、许昌灵井、新密李家沟、登封西施、郑州老奶奶

庙，陕西韩城禹门口、宜川龙王辿、南郑疥疙洞，甘肃环县刘家岔，宁夏灵武水洞沟、青铜峡

鸽子山，新疆吉木乃萨吾尔山通天洞等遗址；南方地区主要有：湖北江陵鸡公山上层，安徽怀

宁腊树，湖南石门燕儿洞、澧县乌鸦山，广东英德青塘，四川汉源富林、铜梁张二塘、资阳黄

鳝溪，云南昆明大板桥、富源大河，贵州普定白岩脚洞、贵安牛坡洞，西藏申扎尼阿木底，广

西柳江通天岩、柳州白莲洞下层，福建漳州莲花池山、三明万寿岩、漳平奇和洞，浙江安吉上

马坎、长兴合溪洞及七里亭与银锭岗，以及台湾台南左镇菜寮溪、台东长滨海雷洞等遗址。其

中，周口店田园洞遗址发现的一具男性个体人骨化石，年代为距今2.5万年左右，弥补了山顶

洞人化石丢失的缺憾，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现代人；大兴安岭呼中北山洞遗址旧石

器时代晚期玉刮削器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玉器。众多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研究表明，这时期

人类的许多创造，使其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大大增强，生存活动的范围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扩

展。具有时代意义的细石器及其复合工具开始出现，石工具正向用途专门化方向发展。个别遗

址还发现了箭镞，表明对于狩猎活动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的弓箭大概在这一时期产生。引人注意

的是，石器磨光技术与原始陶器在这一阶段的末期产生。许多遗址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

石器时代连续发展或过渡期的文化遗存。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中国境内从农作物栽培的出现至夏王朝诞生，这段约8000年的历史，是中国新石器时代

考古研究的主要任务。

已在全国各地发现了近2万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发掘或试掘的遗址有1500余处，一些

重要聚落址和墓地进行了大面积或是全部揭露，累计发掘墓葬1万多座，整理出版了180多部

发掘报告。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对中国新石器文化作宏观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末

夏鼐提倡的科学使用“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探索文化谱系问题受到了重视。1977年，夏鼐明確

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这之后形成的重要研究成果，

主要有：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石兴

邦《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问题》（《南京博物院集刊》1980年第2期）与《中国

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亚洲文明论丛》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佟柱臣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以及严文明《中

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等。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苏秉

琦的研究成果，对日后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逐步形成了新石器文化按

自然地理区域多中心发展的共识，由此努力建立起各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并探讨各文

化之间的交流关系。这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一大发展，极大地推

动了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同时，还在早期新石器文化研究方面获得突破，对中国史前时期的

社会经济与生存环境、生产技术与社会组织结构、意识观念和文化传统，以及农业的起源、中

国文明起源的形式等重大学术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佟柱臣收集、研究磨制石器，出版了

《中国新石器研究》（巴蜀书社，1998）。而由苏秉琦主编，严文明、张忠培等执笔的《中国

通史·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进一步构建着中国史前史。以该书的编写为标

志，继夏鼐、苏秉琦、安志敏、石兴邦之后，严文明、张忠培在引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00年以来，重视开展区域考古调查，探索区域内的聚落形态，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带动下，为寻找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的重要遗址进行了持续的大规模发

掘，其中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生存方式与经济形态研究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出版了《中国动物考古学》（袁靖，文物出版社，2015）。

1.新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0000—前7000年）文化的探索

我国对全新世之初的公元前10000—前 7000年间的文化遗存，长期以来不甚明了，直至

1987年发掘了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以后，研究工作才获得突破性进展。迄今为止，发现并确

认的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约有20多处，在中国南方和北方都有分布。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河北

徐水南庄头，北京怀柔转年、门头沟东胡林，河南新密李家沟，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

南道县玉蟾，广西桂林甑皮岩、南宁邕宁顶蛳山，广东英德青塘等遗址。这一时期，在局部磨

制石器的基础上产生了磨光石器。许多遗址都发现有原始陶器的残片，陶器的烧制温度较低，

约600—700℃，器型简单，陶器开始成为生活中的主要炊具与食具。形制规范的土坑墓开始

形成，如东胡林遗址发现的三座保存完好的屈肢葬墓葬，其中一座随葬有石刃骨刀等，另一座

随葬有磨光石斧和多枚穿孔螺壳。发现的食物生产证据，主要有东胡林遗址发现的公元前

8000年前后的14粒炭化粟粒；对南庄头遗址的孢粉分析表明，公元前8000年前这一带具有由

潮湿转干的湖沼演变的环境特点，具备了优越的食物生产的自然条件。表明栽培粟大致在公元

前8000年前后率先发生于太行山东侧及燕山南麓山谷平原地带。在南方地区可能产生了栽培

稻。这些为新石器时代中期形成的中国南稻北粟的农业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

4.距今4万年以来至公元前1万年的人类文化遗存

1933、1934年发掘山顶洞遗址获得的山顶洞人化石至少代表8个个体，包括3个完整头骨

及大量的文化遗存，是研究正在形成之中的蒙古人种及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最为重要的资

料。目前发现的这一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已遍及全国各个省区。经发掘的重要遗址，北方地区

主要有：北京周口店田园洞，天津蓟县东营坊，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群、玉田孟家泉、平泉化

子洞，山西朔县峙峪、沁水下川、榆次大发、吉县柿子滩，内蒙古萨拉乌苏、鄂尔多斯乌兰木

伦，辽宁海城小孤山，吉林榆树周家油坊，黑龙江哈尔滨阎家岗、讷河多福村神泉、大兴安岭

呼中北山洞、穆棱泉眼，河南安阳小南海、许昌灵井、新密李家沟、登封西施、郑州老奶奶

庙，陕西韩城禹门口、宜川龙王辿、南郑疥疙洞，甘肃环县刘家岔，宁夏灵武水洞沟、青铜峡

鸽子山，新疆吉木乃萨吾尔山通天洞等遗址；南方地区主要有：湖北江陵鸡公山上层，安徽怀

宁腊树，湖南石门燕儿洞、澧县乌鸦山，广东英德青塘，四川汉源富林、铜梁张二塘、资阳黄

鳝溪，云南昆明大板桥、富源大河，贵州普定白岩脚洞、贵安牛坡洞，西藏申扎尼阿木底，广

西柳江通天岩、柳州白莲洞下层，福建漳州莲花池山、三明万寿岩、漳平奇和洞，浙江安吉上

马坎、长兴合溪洞及七里亭与银锭岗，以及台湾台南左镇菜寮溪、台东长滨海雷洞等遗址。其

中，周口店田园洞遗址发现的一具男性个体人骨化石，年代为距今2.5万年左右，弥补了山顶

洞人化石丢失的缺憾，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现代人；大兴安岭呼中北山洞遗址旧石

器时代晚期玉刮削器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玉器。众多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研究表明，这时期

人类的许多创造，使其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大大增强，生存活动的范围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扩

展。具有时代意义的细石器及其复合工具开始出现，石工具正向用途专门化方向发展。个别遗

址还发现了箭镞，表明对于狩猎活动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的弓箭大概在这一时期产生。引人注意

的是，石器磨光技术与原始陶器在这一阶段的末期产生。许多遗址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

石器时代连续发展或过渡期的文化遗存。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中国境内从农作物栽培的出现至夏王朝诞生，这段约8000年的历史，是中国新石器时代

考古研究的主要任务。

已在全国各地发现了近2万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发掘或试掘的遗址有1500余处，一些

重要聚落址和墓地进行了大面积或是全部揭露，累计发掘墓葬1万多座，整理出版了180多部

发掘报告。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对中国新石器文化作宏观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末

夏鼐提倡的科学使用“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探索文化谱系问题受到了重视。1977年，夏鼐明确

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这之后形成的重要研究成果，

主要有：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石兴

邦《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问题》（《南京博物院集刊》1980年第2期）与《中国

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亚洲文明论丛》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佟柱臣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以及严文明《中

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等。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苏秉

琦的研究成果，对日后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逐步形成了新石器文化按

自然地理区域多中心发展的共识，由此努力建立起各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并探讨各文

化之间的交流关系。这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一大发展，极大地推

动了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同时，还在早期新石器文化研究方面获得突破，对中国史前时期的

社会经济与生存环境、生产技术与社会组织结构、意识观念和文化传统，以及农业的起源、中

国文明起源的形式等重大学术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佟柱臣收集、研究磨制石器，出版了

《中国新石器研究》（巴蜀书社，1998）。而由苏秉琦主编，严文明、张忠培等执笔的《中国

通史·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进一步构建着中国史前史。以该书的编写为标

志，继夏鼐、苏秉琦、安志敏、石兴邦之后，严文明、张忠培在引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00年以来，重视开展区域考古调查，探索区域内的聚落形态，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带动下，为寻找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的重要遗址进行了持续的大规模发

掘，其中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生存方式与经济形态研究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出版了《中国动物考古学》（袁靖，文物出版社，2015）。

1.新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0000—前7000年）文化的探索

我国对全新世之初的公元前10000—前 7000年间的文化遗存，长期以来不甚明了，直至

1987年发掘了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以后，研究工作才获得突破性进展。迄今为止，发现并确

认的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约有20多处，在中国南方和北方都有分布。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河北

徐水南庄头，北京怀柔转年、门头沟东胡林，河南新密李家沟，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

南道县玉蟾，广西桂林甑皮岩、南宁邕宁顶蛳山，广东英德青塘等遗址。这一时期，在局部磨

制石器的基础上产生了磨光石器。许多遗址都发现有原始陶器的残片，陶器的烧制温度较低，

约600—700℃，器型簡单，陶器开始成为生活中的主要炊具与食具。形制规范的土坑墓开始

形成，如东胡林遗址发现的三座保存完好的屈肢葬墓葬，其中一座随葬有石刃骨刀等，另一座

随葬有磨光石斧和多枚穿孔螺壳。发现的食物生产证据，主要有东胡林遗址发现的公元前

8000年前后的14粒炭化粟粒；对南庄头遗址的孢粉分析表明，公元前8000年前这一带具有由

潮湿转干的湖沼演变的环境特点，具备了优越的食物生产的自然条件。表明栽培粟大致在公元

前8000年前后率先发生于太行山东侧及燕山南麓山谷平原地带。在南方地区可能产生了栽培

稻。这些为新石器时代中期形成的中国南稻北粟的农业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

4.距今4万年以来至公元前1万年的人类文化遗存

1933、1934年发掘山顶洞遗址获得的山顶洞人化石至少代表8个个体，包括3个完整头骨

及大量的文化遗存，是研究正在形成之中的蒙古人种及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最为重要的资

料。目前发现的这一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已遍及全国各个省区。经发掘的重要遗址，北方地区

主要有：北京周口店田园洞，天津蓟县东营坊，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群、玉田孟家泉、平泉化

子洞，山西朔县峙峪、沁水下川、榆次大发、吉县柿子滩，内蒙古萨拉乌苏、鄂尔多斯乌兰木

伦，辽宁海城小孤山，吉林榆树周家油坊，黑龙江哈尔滨阎家岗、讷河多福村神泉、大兴安岭

呼中北山洞、穆棱泉眼，河南安阳小南海、许昌灵井、新密李家沟、登封西施、郑州老奶奶

庙，陕西韩城禹门口、宜川龙王辿、南郑疥疙洞，甘肃环县刘家岔，宁夏灵武水洞沟、青铜峡

鸽子山，新疆吉木乃萨吾尔山通天洞等遗址；南方地区主要有：湖北江陵鸡公山上层，安徽怀

宁腊树，湖南石门燕儿洞、澧县乌鸦山，广东英德青塘，四川汉源富林、铜梁张二塘、资阳黄

鳝溪，云南昆明大板桥、富源大河，贵州普定白岩脚洞、贵安牛坡洞，西藏申扎尼阿木底，广

西柳江通天岩、柳州白莲洞下层，福建漳州莲花池山、三明万寿岩、漳平奇和洞，浙江安吉上

马坎、长兴合溪洞及七里亭与银锭岗，以及台湾台南左镇菜寮溪、台东长滨海雷洞等遗址。其

中，周口店田园洞遗址发现的一具男性个体人骨化石，年代为距今2.5万年左右，弥补了山顶

洞人化石丢失的缺憾，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现代人；大兴安岭呼中北山洞遗址旧石

器时代晚期玉刮削器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玉器。众多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研究表明，这时期

人类的许多创造，使其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大大增强，生存活动的范围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扩

展。具有时代意义的细石器及其复合工具开始出现，石工具正向用途专门化方向发展。个别遗

址还发现了箭镞，表明对于狩猎活动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的弓箭大概在这一时期产生。引人注意

的是，石器磨光技术与原始陶器在这一阶段的末期产生。许多遗址發现了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

石器时代连续发展或过渡期的文化遗存。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中国境内从农作物栽培的出现至夏王朝诞生，这段约8000年的历史，是中国新石器时代

考古研究的主要任务。

已在全国各地发现了近2万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发掘或试掘的遗址有1500余处，一些

重要聚落址和墓地进行了大面积或是全部揭露，累计发掘墓葬1万多座，整理出版了180多部

发掘报告。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对中国新石器文化作宏观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末

夏鼐提倡的科学使用“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探索文化谱系问题受到了重视。1977年，夏鼐明确

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这之后形成的重要研究成果，

主要有：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石兴

邦《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问题》（《南京博物院集刊》1980年第2期）与《中国

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亚洲文明论丛》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佟柱臣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以及严文明《中

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等。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苏秉

琦的研究成果，对日后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逐步形成了新石器文化按

自然地理区域多中心发展的共识，由此努力建立起各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并探讨各文

化之间的交流关系。这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一大发展，极大地推

动了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同时，还在早期新石器文化研究方面获得突破，对中国史前时期的

社会经济与生存环境、生产技术与社会组织结构、意识观念和文化传统，以及农业的起源、中

国文明起源的形式等重大学术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佟柱臣收集、研究磨制石器，出版了

《中国新石器研究》（巴蜀书社，1998）。而由苏秉琦主编，严文明、张忠培等执笔的《中国

通史·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进一步构建着中国史前史。以该书的编写为标

志，继夏鼐、苏秉琦、安志敏、石兴邦之后，严文明、张忠培在引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00年以来，重视开展区域考古调查，探索区域内的聚落形态，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带动下，为寻找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的重要遗址进行了持续的大规模发

掘，其中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生存方式与经济形态研究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出版了《中国动物考古学》（袁靖，文物出版社，2015）。

1.新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0000—前7000年）文化的探索

我国对全新世之初的公元前10000—前 7000年间的文化遗存，长期以来不甚明了，直至

1987年发掘了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以后，研究工作才获得突破性进展。迄今为止，发现并确

认的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约有20多处，在中国南方和北方都有分布。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河北

徐水南庄头，北京怀柔转年、门头沟东胡林，河南新密李家沟，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

南道县玉蟾，广西桂林甑皮岩、南宁邕宁顶蛳山，广东英德青塘等遗址。这一时期，在局部磨

制石器的基础上产生了磨光石器。许多遗址都发现有原始陶器的残片，陶器的烧制温度较低，

约600—700℃，器型简单，陶器开始成为生活中的主要炊具与食具。形制规范的土坑墓开始

形成，如东胡林遗址发现的三座保存完好的屈肢葬墓葬，其中一座随葬有石刃骨刀等，另一座

随葬有磨光石斧和多枚穿孔螺壳。发现的食物生产证据，主要有东胡林遗址发现的公元前

8000年前后的14粒炭化粟粒；对南庄头遗址的孢粉分析表明，公元前8000年前这一带具有由

潮湿转干的湖沼演变的环境特点，具备了优越的食物生产的自然条件。表明栽培粟大致在公元

前8000年前后率先发生于太行山东侧及燕山南麓山谷平原地带。在南方地区可能产生了栽培

稻。这些为新石器时代中期形成的中国南稻北粟的农业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

4.距今4万年以来至公元前1万年的人类文化遗存

1933、1934年发掘山顶洞遗址获得的山顶洞人化石至少代表8个个体，包括3个完整头骨

及大量的文化遗存，是研究正在形成之中的蒙古人种及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最为重要的资

料。目前发现的这一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已遍及全国各个省区。经发掘的重要遗址，北方地区

主要有：北京周口店田园洞，天津蓟县东营坊，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群、玉田孟家泉、平泉化

子洞，山西朔县峙峪、沁水下川、榆次大发、吉县柿子滩，内蒙古萨拉乌苏、鄂尔多斯乌兰木

伦，辽宁海城小孤山，吉林榆树周家油坊，黑龙江哈尔滨阎家岗、讷河多福村神泉、大兴安岭

呼中北山洞、穆棱泉眼，河南安阳小南海、许昌灵井、新密李家沟、登封西施、郑州老奶奶

庙，陕西韩城禹门口、宜川龙王辿、南郑疥疙洞，甘肃环县刘家岔，宁夏灵武水洞沟、青铜峡

鸽子山，新疆吉木乃萨吾尔山通天洞等遗址；南方地区主要有：湖北江陵鸡公山上层，安徽怀

宁腊树，湖南石门燕儿洞、澧县乌鸦山，广东英德青塘，四川汉源富林、铜梁张二塘、资阳黄

鳝溪，云南昆明大板桥、富源大河，贵州普定白岩脚洞、贵安牛坡洞，西藏申扎尼阿木底，广

西柳江通天岩、柳州白莲洞下层，福建漳州莲花池山、三明万寿岩、漳平奇和洞，浙江安吉上

马坎、长兴合溪洞及七里亭与银锭岗，以及台湾台南左镇菜寮溪、台东长滨海雷洞等遗址。其

中，周口店田园洞遗址发现的一具男性个体人骨化石，年代为距今2.5万年左右，弥补了山顶

洞人化石丢失的缺憾，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现代人；大兴安岭呼中北山洞遗址旧石

器时代晚期玉刮削器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玉器。众多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研究表明，这时期

人类的许多创造，使其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大大增强，生存活动的范围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扩

展。具有时代意义的细石器及其复合工具开始出现，石工具正向用途专門化方向发展。个别遗

址还发现了箭镞，表明对于狩猎活动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的弓箭大概在这一时期产生。引人注意

的是，石器磨光技术与原始陶器在这一阶段的末期产生。许多遗址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

石器时代连续发展或过渡期的文化遗存。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中国境内从农作物栽培的出现至夏王朝诞生，这段约8000年的历史，是中国新石器时代

考古研究的主要任务。

已在全国各地发现了近2万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发掘或试掘的遗址有1500余处，一些

重要聚落址和墓地进行了大面积或是全部揭露，累计发掘墓葬1万多座，整理出版了180多部

发掘报告。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对中国新石器文化作宏观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末

夏鼐提倡的科学使用“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探索文化谱系问题受到了重视。1977年，夏鼐明确

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这之后形成的重要研究成果，

主要有：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石兴

邦《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问题》（《南京博物院集刊》1980年第2期）与《中国

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亚洲文明论丛》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佟柱臣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以及严文明《中

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等。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苏秉

琦的研究成果，对日后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逐步形成了新石器文化按

自然地理区域多中心发展的共识，由此努力建立起各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并探讨各文

化之间的交流关系。这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一大发展，极大地推

动了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同时，还在早期新石器文化研究方面获得突破，对中国史前时期的

社会经济与生存环境、生产技术与社会组织结构、意识观念和文化传统，以及农业的起源、中

国文明起源的形式等重大学术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佟柱臣收集、研究磨制石器，出版了

《中国新石器研究》（巴蜀书社，1998）。而由苏秉琦主编，严文明、张忠培等执笔的《中国

通史·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进一步构建着中国史前史。以该书的编写为标

志，继夏鼐、苏秉琦、安志敏、石兴邦之后，严文明、张忠培在引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00年以来，重视开展区域考古调查，探索区域内的聚落形态，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带动下，为寻找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的重要遗址进行了持续的大规模发

掘，其中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生存方式与经济形态研究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出版了《中国动物考古学》（袁靖，文物出版社，2015）。

1.新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0000—前7000年）文化的探索

我国对全新世之初的公元前10000—前 7000年间的文化遗存，长期以来不甚明了，直至

1987年发掘了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以后，研究工作才获得突破性进展。迄今为止，发现并确

认的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约有20多处，在中国南方和北方都有分布。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河北

徐水南庄头，北京怀柔转年、门头沟东胡林，河南新密李家沟，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

南道县玉蟾，广西桂林甑皮岩、南宁邕宁顶蛳山，广东英德青塘等遗址。这一时期，在局部磨

制石器的基础上产生了磨光石器。许多遗址都发现有原始陶器的残片，陶器的烧制温度较低，

约600—700℃，器型简单，陶器开始成为生活中的主要炊具与食具。形制规范的土坑墓开始

形成，如东胡林遗址发现的三座保存完好的屈肢葬墓葬，其中一座随葬有石刃骨刀等，另一座

随葬有磨光石斧和多枚穿孔螺壳。发现的食物生产证据，主要有东胡林遗址发现的公元前

8000年前后的14粒炭化粟粒；对南庄头遗址的孢粉分析表明，公元前8000年前这一带具有由

潮湿转干的湖沼演变的环境特点，具备了优越的食物生产的自然条件。表明栽培粟大致在公元

前8000年前后率先发生于太行山东侧及燕山南麓山谷平原地带。在南方地区可能产生了栽培

稻。这些为新石器时代中期形成的中国南稻北粟的农业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

4.距今4万年以来至公元前1万年的人类文化遗存

1933、1934年发掘山顶洞遗址获得的山顶洞人化石至少代表8个个体，包括3个完整头骨

及大量的文化遗存，是研究正在形成之中的蒙古人种及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最为重要的资

料。目前发现的这一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已遍及全国各个省区。经发掘的重要遗址，北方地区

主要有：北京周口店田园洞，天津蓟县东营坊，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群、玉田孟家泉、平泉化

子洞，山西朔县峙峪、沁水下川、榆次大发、吉县柿子滩，内蒙古萨拉乌苏、鄂尔多斯乌兰木

伦，辽宁海城小孤山，吉林榆树周家油坊，黑龙江哈尔滨阎家岗、讷河多福村神泉、大兴安岭

呼中北山洞、穆棱泉眼，河南安阳小南海、许昌灵井、新密李家沟、登封西施、郑州老奶奶

庙，陕西韩城禹门口、宜川龙王辿、南郑疥疙洞，甘肃环县刘家岔，宁夏灵武水洞沟、青铜峡

鸽子山，新疆吉木乃萨吾尔山通天洞等遗址；南方地区主要有：湖北江陵鸡公山上层，安徽怀

宁腊树，湖南石门燕儿洞、澧县乌鸦山，广东英德青塘，四川汉源富林、铜梁张二塘、资阳黄

鳝溪，云南昆明大板桥、富源大河，贵州普定白岩脚洞、贵安牛坡洞，西藏申扎尼阿木底，广

西柳江通天岩、柳州白莲洞下层，福建漳州莲花池山、三明万寿岩、漳平奇和洞，浙江安吉上

马坎、长兴合溪洞及七里亭与银锭岗，以及台湾台南左镇菜寮溪、台东长滨海雷洞等遗址。其

中，周口店田园洞遗址发现的一具男性个体人骨化石，年代为距今2.5万年左右，弥补了山顶

洞人化石丢失的缺憾，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现代人；大兴安岭呼中北山洞遗址旧石

器时代晚期玉刮削器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玉器。众多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研究表明，这时期

人类的许多创造，使其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大大增强，生存活动的范围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扩

展。具有时代意义的细石器及其复合工具开始出现，石工具正向用途专门化方向发展。个别遗

址还发现了箭镞，表明对于狩猎活动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的弓箭大概在这一时期产生。引人注意

的是，石器磨光技术与原始陶器在这一阶段的末期产生。许多遗址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

石器时代连续发展或过渡期的文化遗存。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中国境内从农作物栽培的出现至夏王朝诞生，这段约8000年的历史，是中国新石器时代

考古研究的主要任务。

已在全国各地发现了近2万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发掘或试掘的遗址有1500余处，一些

重要聚落址和墓地进行了大面积或是全部揭露，累计发掘墓葬1万多座，整理出版了180多部

发掘报告。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对中国新石器文化作宏观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末

夏鼐提倡的科学使用“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探索文化谱系问题受到了重视。1977年，夏鼐明确

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这之后形成的重要研究成果，

主要有：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石兴

邦《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问题》（《南京博物院集刊》1980年第2期）与《中国

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亚洲文明论丛》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佟柱臣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以及严文明《中

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等。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苏秉

琦的研究成果，对日后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逐步形成了新石器文化按

自然地理区域多中心发展的共识，由此努力建立起各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并探讨各文

化之间的交流关系。这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一大发展，极大地推

动了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同时，还在早期新石器文化研究方面获得突破，对中国史前时期的

社会经济与生存环境、生产技术与社会组织结构、意识观念和文化传统，以及农业的起源、中

国文明起源的形式等重大学术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佟柱臣收集、研究磨制石器，出版了

《中国新石器研究》（巴蜀书社，1998）。而由苏秉琦主编，严文明、张忠培等执笔的《中国

通史·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进一步构建着中国史前史。以该书的编写为标

志，继夏鼐、苏秉琦、安志敏、石兴邦之后，严文明、张忠培在引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00年以来，重视开展区域考古调查，探索区域内的聚落形态，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带动下，为寻找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的重要遗址进行了持续的大规模发

掘，其中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生存方式与经济形态研究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出版了《中国动物考古学》（袁靖，文物出版社，2015）。

1.新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0000—前7000年）文化的探索

我国对全新世之初的公元前10000—前 7000年间的文化遗存，长期以来不甚明了，直至

1987年发掘了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以后，研究工作才获得突破性进展。迄今为止，发现并确

认的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约有20多处，在中国南方和北方都有分布。其中較为重要的有河北

徐水南庄头，北京怀柔转年、门头沟东胡林，河南新密李家沟，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

南道县玉蟾，广西桂林甑皮岩、南宁邕宁顶蛳山，广东英德青塘等遗址。这一时期，在局部磨

制石器的基础上产生了磨光石器。许多遗址都发现有原始陶器的残片，陶器的烧制温度较低，

约600—700℃，器型简单，陶器开始成为生活中的主要炊具与食具。形制规范的土坑墓开始

形成，如东胡林遗址发现的三座保存完好的屈肢葬墓葬，其中一座随葬有石刃骨刀等，另一座

随葬有磨光石斧和多枚穿孔螺壳。发现的食物生产证据，主要有东胡林遗址发现的公元前

8000年前后的14粒炭化粟粒；对南庄头遗址的孢粉分析表明，公元前8000年前这一带具有由

潮湿转干的湖沼演变的环境特点，具备了优越的食物生产的自然条件。表明栽培粟大致在公元

前8000年前后率先发生于太行山东侧及燕山南麓山谷平原地带。在南方地区可能产生了栽培

稻。这些为新石器时代中期形成的中国南稻北粟的农业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