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代伦理学

西方古代伦理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对于西方中世纪和近、现代的伦理学发展皆有深远影

响。诺丁斯在《教育哲学》一书中讨论了在当代教育和伦理学领域中亚里士多德的复兴，她

主要阐发了品格教育和社群主义对亚里士多德的直接继承。考察亚里士多德的主要伦理学观

点，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关怀理论与之也多有契合之处。

在道德知识和道德行动的关系上，亚里士多德更注意行为。所谓注重行为，有两方面相关的

含义，一是实践性，二是情境性。“在行为和活动中没有法定的准则”，只有个别化的需要发

挥“明智”去把握中庸的道德情境。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哲学是偏重理论的，而伦理学是偏

重实践的。亚里士多德批判了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伦理学唯理智论，认为伦理知识虽

然是普遍的，但却不能顾及到个别行为的无限多样性。亚里士多德还批判了柏拉图有关统一

的善理念的观点，指出如果这种善不能实现，那就是毫无意义的。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和

柏拉图的某些思想的批评其实同样适用于柯尔伯格。虽然亚里士多德视“正义”为最高德性，

但那是就政治哲学而言，不是指私德。而柯尔伯格是把“公正”作为个人道德的最高标准，

最后弄得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第六乃至第五阶段都缺乏实践验证，于是唯一能真正代表“公

正”之精髓的整个后习俗第三水平（即第五和第六阶段）形同虚设，“公正”作为私德的最

高要求也就和柏拉图的善理念一样对于伦理学这样一种实践哲学失去了现实意义。伦理学应

该关注能够实践和实现的“我们的（人类的）至善”。所以，亚氏提出的人类的至善是幸福，

这与柏拉图只存在于理念世界的至善有明显的区别。亚氏对人类本性中的善持肯定态度，并

把这种善的可能性归结于人的感觉活动（与理性）。亚氏在《大伦理学》中写到：“当方向正

确的理性同感觉活动协调一致时，德性就产生了，而感觉活动是同理性一致的。感觉活动具

有相对的独立性，德性本身就是它们所固有的。不仅如此，应该说，不是理性，而是方向正

确的感觉活动才是德性的因素。” 正因为此，亚氏才强调感觉、喜好、行为、习惯对于德性

的重要性。培养德性不仅是学理论知识，或者说主要不是靠智力发展，而是依赖行为习惯的

养成。亚氏明确指出：德性“产生于习惯”。亚氏还论述了道德行为的条件：（1）行为是自

愿的；（2）行为是在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3）选择。亚氏重视个别情境，认为伦理学是具

体情境中的实践智慧，实践智慧的最高原则是中庸，也就是避免在“情感和行为中”的“过

与不足”，伦理实践中的最高智慧是明智。亚氏在《尼格马科伦理学》第六卷中将理智德性

分为五类（science, art/skill, intuitive reason, practical wisdom/prudence和sophia）。其中第四

种“明智”与德性的关系最密切。“作为一个明智的却又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是不可能的。”明

智的人应该是有良心的善良的人。良心是人身上的区分善恶的某种内心视觉（“灵魂的眼睛”）。

伦理的实践性的一个重要的表现领域是人与人的关系。在人际关系中，亚氏非常重视

ta philika（可译为爱、友好或友谊）：称得上对周围人友好，其表现（或特征）就好像是出

于对自己本人的一种“态度”。对周围人友好，是德性者和幸福者必然做到的。

诺丁斯非常推崇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 。诺丁斯从道德发展的年龄特点出发，指出“友谊对

青少年非常重要，他们在结交朋友和维持友谊的过程中，需要引导”。 而在诺丁斯看来，教

师完全可以用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来引导学生。在该文中，她赞同亚里士多德的友爱标准、

友爱分类和亚里士多德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友谊的观点。亚里士多德把友谊分为三类：为了快

乐、为了利益和为了友谊本身。前两类友谊不是真正的友谊，因为目的是外在于友谊的，这

两种友谊的存在取决于它是否能伴生快乐和利益。一旦这种伴随结果消失，这种友谊也会宣

告结束。只有第三类友谊才是真正有德性的友谊。这种友谊的目的是内在的。从这种友爱出

发，人们准备为朋友献出一切的金钱、荣耀地位或其他财富。但这并不说明行为者缺乏对自

己的关心，或者这种友爱要求人们是无私的。相反，道德高尚的、爱人的人同时是“自爱”

的：因为这种人把“大部分道德上的美留给了自己”。友谊内在包含的美德就是友爱的人留

给自己的最好的礼物。亚里士多德爱友如己的思想在诺丁斯的理论及其爱生如己的道德实践

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迹。诺丁斯提出，青少年除了“尽量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中受益之外，还

应该在文学作品中了解各种各样的‘友爱’，并思考有关友谊的问题。”诺丁斯还指出：“虽

然正如亚里士多德教导我们的那样，友爱和道德原则没有内在的冲突，因为我们的基本义务

是要促进友人的道德成长；但是，在许多实际情境中，我们需要作决定时，问题就不那么简

单了。”“解决两难问题，绝不像教条原则指示的那样，可以通过衡量朋友过失的轻重来决定

是否告发。我们首先要问自己：朋友的行为是否是关怀性的、道德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而且问题很严重，也不应告发了事。真正的朋友还应该考虑以什么合适的方式来帮助犯了过

失的友人。”“如果把关怀作为一种道德教育路径，在别的道德教育方法止步的地方，关怀教

育者仍然有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