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近思录》宋·朱熹——卷十四·圣贤（原文及译文）

国学经典：《近思录》宋·朱熹——卷⼗四·圣贤（原⽂及译⽂）

国学经典：《近思录》宋·朱熹——卷⼗四·圣贤（原⽂及译⽂）

近思录选译 卷⼗四 圣贤

14·01 明道先⽣⽈：尧、舜更⽆优劣，及⾄汤、武便别。孟⼦⾔“性之”、“反之”，⾃古⽆⼈如此说，只孟⼦分别出来，便

知得尧、舜是⽣⽽知之，汤、武是学⽽能之。⽂王之德则似尧、舜、禹之德则似汤、武。要之皆是圣⼈。——《⼆程遗

书》卷⼆上

[译⽂]

程颢说：尧和舜再分不得优劣，到商汤和周武王时，就有了区分。孟⼦说：“尧、舜的仁德是出于⾃然的本性，”“汤、武

的仁德是恢复了其本然的善性。”

⾃古没有⼈这么说，只有孟⼦分辨出来，便可知尧、舜是⽣⽽知之，汤、武是学⽽能之。⽂王之德则近似于尧、舜，⼤

禹之德则近似于汤、武。总之都是圣⼈。

14·02 仲尼，元⽓也；颜⼦，春⽣也；孟⼦并秋杀尽见。仲尼⽆所不包，颜⼦⽰“不违，如愚”之学于后世，有⾃然之和

⽓，不⾔⽽化者也。孟⼦则露其才，盖亦时焉⽽⼰。

仲尼，天地也；颜⼦，和风庆云也；孟⼦，泰⼭岩岩之⽓象也。观其⾔皆可见之矣。仲尼⽆迹，颜⼦微有迹，孟⼦迹

著。孔⼦尽是明快⼈，颜⼦尽岂弟，孟⼦尽雄辨。——《⼆程书遗书》卷五

[译⽂]

孔⼦就如天地⼀元之⽓；颜回就如春风春⾬之⽣意；孟⼦表现出秋天肃杀之⽓。孔⼦道全德备，⼀切之善⽆不包容，颜

回以“不违背孔⼦的话，象是愚蠢”的学习精神展⽰给后世，有⼀种⾃然和⽓，使后世之⼈不⾔⽽⾃化。

孟⼦则显露出⾃⼰的才⽓，那也是时势使他如此的呀。仲尼的⽆不覆⽆不载，⾼明博厚有如天地。颜回就如和风庆云⼀

样有⼀种协⽓祥光。孟⼦的刚强峻拔直如泰⼭壁⽴的岩⽯⽓象。

孔⼦之道与天地浑然⼀体，⽆迹可寻，颜回则略露些⼈的迹象，孟⼦则是⼼迹昭著，发挥透彻。孔⼦完全是⼀个爽快

⼈，颜回完全是谦和，孟⼦完全是雄辨。

14·03 曾⼦传圣⼈学，其德后来不可测，安知其不⾄圣⼈？如⾔“吾得正⽽毙”，且休理会⽂字，只看他⽓象极好，被他

所见处⼤。后⼈虽有好⾔语，只被⽓象卑，终不类道。———《⼆程遗书》卷⼗五

[译⽂]

曾⼦教授圣⼈之学，其德⾏后来⽇益上进到不可度量的程度，怎么明⽩他没有达到圣⼈的境界呢？正如他说：“我只求

规规矩矩合礼地死去”，且不要推敲⽂字，只看他⽓度极好，他所看到的是⼤处。后⼈虽然也有些好的⾔语，只因为品

质卑劣，终究也不象个有道之⼈。

14·04 传经为难，如圣⼈之后才百年，传之⼰差。圣⼈之学，若⾮⼦思、孟⼦，则⼏乎息矣。道何尝息？只是⼈不由

之。“道⾮亡也，幽、厉不由也。”——《⼆程遗书》卷⼗七

[译⽂]

传授经书艰难。如孔⼦死后才百⼗年，传授就已经有了偏离。孔⼦的学问，如果不是⼦思、孟⼦的宏扬，则⼏乎要消失

了。圣⼈之道何曾息灭过，只是⼈们不实⾏。就如董仲舒说的：“周⽂王、武王的思想并没有消亡，只是幽王、厉王不

实⾏。”

14·05 荀⼦极偏驳，只⼀句“性恶”，⼤本⼰失；扬⼦虽少过，然⼰⾃不识性，更说甚道？——《⼆程遗书》卷⼗九

[译⽂]

荀⼦的学说⾮常偏杂，只⼀句“性恶”，根本就错了。杨雄虽然少有过失，但他既然不理解性，还说什么道？

14·06 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董⼦所以度越诸⼦。——《⼆程遗书》卷⼆⼗五

[译⽂]

董仲舒说：“弄清楚什么是义和不义，⽽不去谋求利益；讲明圣⼈之道⽽不计较功效。”这就是董仲舒胜过诸⼦的地⽅。

14·07 孔明有王佐之⼼，道则未尽。王者如天地之⽆私⼼焉，⾏⼀不义⽽得天下，不为。孔明必求有成⽽取刘璋。圣⼈

宁⽆成⽿，此不可为也。若刘表⼦琮，将为曹公所并，取⽽兴刘⽒，可也。——《⼆程遗书》卷⼆⼗四

[译⽂]

诸葛亮有王佐之⼼，但对于圣⼈之道却不尽知。以仁政治天下的王者，就是让他做⼀件不义的事就能得天下，他也不

做。诸葛亮⼀味追求成功⽽进攻刘璋，将要被曹操⽡解，夺取之⽽兴刘⽒，是可以的。

14·08 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如《原道》中⾔语虽有病，然⾃孟⼦⽽后，能将许⼤见识寻求者，才见此⼈。⾄如断

⽈：“孟⼦醇乎醇。”⼜⽈：“荀与扬，择焉⽽不精，语焉⽽不详。”若不是他见得，岂千余年后，便能断得如此分明？——

《⼆程遗书》卷⼀

[译⽂]

韩愈也是近世豪杰之⼠，例如《原道》⼀⽂中语句虽存在着⼀些⽑病，然⽽⾃孟⼦之后，能将如此⼤的见识探究出来，

只有韩愈⼀个⼈。

⾄于判断说“孟⼦是醉⽽⼜醇的儒者”，⼜说“荀⼦和扬雄，他们的学术选择得不够精察，说的⼜不够详细。”倘若不是他确

有真知灼见，如何能在继孟⼦⼏千年之后，判断得如此的分明呢？

14·09 学者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退之却倒学了，因学⽂⽇求所未⾄，遂⾄有得。如⽈：“轲之死不得其传。似此⾔

语，⾮是蹈袭前⼈，⼜⾮凿空撰得出，必有所见。若⽆所见，不知⾔所传者何事。——《⼆程遗书》卷⼗⼋

[译⽂]

学道本来是修德，有了德⾏然后就能写好⽂章了。韩愈反过来学了，他是由于要学写⽂章，每天追求⾃⼰未能达到的东

西，于是就于圣⼈之道有了收获。如他说：“孟轲死后圣⼈之道没有能继续向下传。”

象这样的⾔语，不是因袭前⼈，也不是凭空捏造得出的，⼀定要⾃⼰有所发现。如果不是⾃有见地，就不知道他⾃⼰说

的圣贤所传的是什么东西。

14·10 伊川先⽣撰《明道先⽣⾏状》⽈：先⽣资禀既异，⽽充养有道。纯粹如精⾦，温润如良⽟。宽⽽有制，和⽽不

流。

忠诚贯于⾦⽯，孝悌通于神明。视其⾊，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温；听其⾔，其⼊⼈也如时⾬之润。胸怀洞然，彻视⽆间；

测其蕴，则浩乎若苍溟之⽆际；极其德，美⾔不⾜以形容。

先⽣⾏⼰，内主于敬，⽽⾏之以恕。见善若出诸⼰，不欲弗施于⼈。居⼴居⽽⾏⼤道，⾔有物⽽动有常。先⽣为学，⾃

⼗五六时，闻汝南同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于⽼释者⼏⼗年，返求

诸六经⽽后得之。

明于庶物，察于⼈伦。知尽性⾄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辩异端似是之⾮，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

下，未有臻斯理也。

谓孟⼦没⽽圣学不传，以兴起斯⽂为⼰任。其⾔⽈：“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易知，今之害深⽽难辩。昔

谓孟⼦没⽽圣学不传，以兴起斯⽂为⼰任。其⾔⽈：“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易知，今之害深⽽难辩。昔

之惑⼈也乘其迷暗，今之⼈⼈也因其⾼明。”

⾃谓之穷神知化，⽽不⾜以开物成务。⾔为⽆周遍，实则外于伦理。穷深极微，⽽不可以⼊尧舜之道。天下之学，⾮浅

陋固滞，则必⼊于此。

⾃道之不明也，邪诞妖异之说兢起。涂⽣民之⽿⽬，溺天下于污浊。虽⾼才明智，胶于见闻，醉⽣梦死，不⾃觉也。是

皆正路之蓁芜，圣门之蔽塞，辟之⽽后可以⼊道。先⽣进将觉斯⼈，退将明之书。不幸早逝，皆未及也。

其辩析精微，稍见于世者，学者之所传⽿。先⽣之门，学者多矣。先⽣之⾔，平易易知，贤愚皆获其益，如群饮于河，

各充其量。

先⽣教⼈，⾃致知⾄于知⽌，诚意⾄于平天下，洒扫应对⾄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学者舍近⽽趋远，处下⽽窥

⾼，所以轻⾃⼤⽽卒⽆得也。先⽣接物，辨⽽不间，感⽽能通，教⼈⽽⼈易从，怒⼈⽽⼈不怨。

贤愚善恶，咸得其⼼。狡伪者献其诚，暴慢者致其恭。间风者诚服，睹德者⼼醉。虽⼩⼈以趋向之异，顾于利害，时见

排斥，退⽽省其私，未有不以先⽣为君⼦也。先⽣为政，治恶以宽，处烦⽽裕。当法令紧密之际，未尝从众为应⽂逃责

之事。

⼈皆病于拘碍，⽽先⽣处之绰然。众忧以为甚难，⽽先⽣为之沛然。虽当仓卒，不动声⾊。⽅监司兢为严急之时，其待

先⽣率皆宽厚。设施之际，有所赖焉。

先⽣所为纲条法度，⼈可效⽽为也。⾄其导之⽽从，动之⽽和，不求物⽽物应，未施信⽽民信，则⼈不可及也。——

《⼆程⽂集》卷⼗⼀《明道先⽣⾏状》

[译⽂]

程颐为程颢所作《明道先⽣⾏状》说：先⽣他天资禀赋既已异于平常⼈，⽽他充实善性持养⾝⼼⼜得法。他的品⾏，精

纯得就像精⾦，温润⼜像美⽟。

他的性情，宽⼴⽽有限制，柔顺但不随波逐流。他忠诚之志可穿透⾦⽯，敬⽗爱兄之意可上达于神明。看他的容颜，其

待⼈接物就象春天的太陽那样温和；听他的⾔语，其深⼊⼈⼼就如时⾬⼀样滋润万物。

⼼胸光明如重门洞开，透彻⽽⽆间隔隐蔽；⽽要测其学识的蕴蓄，则⼜浩瀚如苍海之⽆边⽆际；想说明⽩他的美德，他

却众善具备再美的语⾔也不⾜形容。他推⾏⾃⼰思想，⾸先⾃⾝主于谨敬，然后再推⼴⾃我之⼼以及⼈。

见到别⼈有善⾏就象⾃⼰的善⾏⼀样珍惜和赞赏，⾃⼰所不想接受的决不施加于⼈。⼼胸之宽就如住在⼴⼤的居室中，

⾏为端庄⼤⽅就如⾛在平坦的⼤路上，说话必定切实不作空⾔，⾏动必有常规⽽不放纵。

他的学习，从⼗五六时，听到周敦颐评说圣⼈之道，于是就厌倦世⼈争相追逐的科举之业，慨然有探求圣道的志向。开

始不得要领，漫⽆边际地杂学各家，出⼊于⽼庄佛释将近⼗年，⼜回到六经上才得其真谛。

他明达事物之情，精察⼈伦之序。他知道“尽性知命”的⾼深，必本于孝亲敬长之实。⼜知穷神知化的认识天道，原与明

礼知乐的⼈事相通。辨别异端之学的似是⽽⾮，指明千万年来未能弄明的疑问。

⾃秦汉以后，没有⼈能认识到这些道理。他认为孟⼦死后圣学没有下传，以接续道统振兴斯⽂作为⾃⼰的责任。他曾

说：“⼤道之所以不能明于天下，是由于异端之学损害了它。过去危及圣学的杨墨中韩之类学说粗鄙⽽容易看出其荒

谬，今⽇害道的佛⽼之学深远⽽难以明析。

过去的异端之学迷惑⼈是利⽤⼈的昏昧，今天的异说渗⼊⼈⼼都是利⽤⼈的⾼明。佛家⾃称能通达天地的⽞，⽽其实不

能有为于天下。佛家称他们的学说包容⼀切⽆不周详，其实他们是抛弃了伦常之理。

佛家⾃认为其理论穷尽深奥之理、探极精微之处，⽽⽞怪深僻恰恰不能达于尧舜坦荡平易的⼤道。天下的学问，若不是

浅陋⽽不通达，就必然跑到佛教那⾥去。

⾃从圣⼈之道不得明于天下，邪诞妖异之说竞相兴起，充塞了⼈民的⽿⽬，把天下沉陷在污泥浊⽔之中。即使有⾼明才

智之⼠，拘泥于⽿⽬的见闻，⽣如沉醉，死如梦寐，⽽不⾃觉其不明理的迷惑。

这些都是正路上荒草秽⽊，堵塞圣学之门的障碍，必须开采出路才能进⼊⼤道。先⽣他进⾝为官是为要唤醒今世的⼈

民，退⾝隐居要著书明理以垂后世。不幸早逝，进退之事都未及作成。他辨析精微之论，多少有为世⼈所见者，是他的

学⽣们传播的呀。

先⽣门下，学⽣⾮常多。他的⾔语，浅显易懂，不论聪明的愚蠢的，听了都能受益，就象⼀群⼈在河⾥喝⽔，虽然各⾃

所需不同，但各⾃都得到了彻底的满⾜。

他的教⼈，从寻求知识开始直到知其所⽌，从内⼼诚意开始直学到平治天下，从童⼦初学的“洒扫应对”开始直到⼊圣⼈

之域的穷理尽性，整个过程都循循⽽有序。

他批评世俗的学者舍弃浅近的⽽务求⾼远，⾝处于下却窥望⾼处，导致⾃⼰的轻浮⾃⼤⽽到底也学⽆所得。

先⽣他对待⼈，明辨其恶但也不拒绝他，以意感⼈⼈必能应，教导⼈⼈能轻松地听从，指责⼈⼈也不会恼恨。不论贤愚

善恶，各种各样的⼈，他都能得其⼼。

奸诈的⼈在他⾯前也会奉献真诚，暴戾傲慢的⼈在他⾯前也表现出谦恭。听说他的风范的⼈就诚服，看到他的德⾏的⼈

佩服得⼼醉神迷。

纵然是⼩⼈与他追求不同，考虑利害相妨，时时加以抵毁，但他们退处⽽⾃我思考时，没有不认为先⽣他是正⼈君⼦

的。

先⽣的治理政事，⽤宽⼤去治理恶⼈导其向善，处于烦琐的事务中却宽闲优裕。当朝廷法令紧密严苛的时候，他也从未

学着众⼈去作虚应形式逃避职责的事。

⼈⼈都认为法令不当束缚妨碍着⽆法作事，⽽他却能在这种法令下处理得宽绰有余。众⼈忧虑很难作的事，⽽他作得却

很兴盛。即使在仓卒遇变之时，也不动声⾊。

当监司们纷纷严密紧急地观察州县官时，他们对待作州县官的先⽣他全都很宽厚。处置事务时，还有依靠先⽣处。先⽣

他制订的纲纪条⽂法度，⼈们可以效仿着去作。

⾄于他引导⼈民，⼈民就会跟随，以诚动⼈⽽⼈⾃然和顺，不求外物应⼰⽽外物⾃应之，未曾以⾃⼰的诚信施于⼈时⼈

民已先相信了，这些都是⼈们⽆可⽐拟的。

14·11 侯师圣云：朱公掞见明道于汝，归，谓⼈⽈：“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个⽉。”。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坐，

⼆⼦俟⽴。既觉，顾谓⽈：“贤辈尚在此乎？⽇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尺。——《⼆程遗书》卷⼗⼆

[译⽂]

侯师圣说：朱光庭到汝州拜见程颢，回来后对别⼈说：“我朱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个⽉。”游酢、杨时开始去拜见程颐，

程颐瞑⽬⽽坐，两⼈站在门外等待。程颐醒后，看着他俩说：“你们还在这⾥呀？天已经不早了，算了吧。”及⾄出门，

门外之雪深⼀尺。

14·12 刘安礼云：明道先⽣德性充完，粹和之⽓，盎于⾯背，乐易多恕，终⽇怡悦。⽴之从先⽣三⼗年，未见其忿厉之

容。——《⼆程遗书》附录《门⼈朋友叙述》

[译⽂]

刘安礼说：程颢先⽣德性充实完美，纯和之⽓，充溢前前后后，和乐平易宽⼤，⼀天到晚都是愉悦的。我跟随先⽣三⼗

年，从未见过他有愤怒严厉的神情。

14·13 吕与叔撰《明道先⽣哀词》云：先⽣负特⽴之才，知⼤学之要；博⽂强识，躬⾏办究；察伦明物，极其所⽌；涣

然⼼释，洞见道体。

其造于约也，虽事变之感不⼀，知应是⼼⽽不穷；虽天下之理⾄众，知反之吾⾝⽽⾃⾜。其致于⼀也，异端并⽴⽽不能

移，圣⼈复起⽽不与易。

其养之成也，和⽓充浃，见于声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优为，从客不迫，然诚⼼恳恻，弗之措也。其⾃任之

重也，宁学圣⼈⽽未⾄，不欲以⼀善成名；宁以⼀物不被泽为⼰病，不欲以⼀时之利为⼰功。

其⾃信之笃也，吾志可⾏，不苟洁其去就；吾义所安，虽⼩官有所不屑。——《⼆程遗书》附录

[译⽂]

吕与叔作《明道先⽣哀词》说：先⽣他负有独特之才能，明于⾼深学问的要旨；博学于⽂献⽽强记之，亲⾝实践努⼒探

讨；精察⼈伦明知事理，完全地掌握了⼈之所以当⽌；⼼中如涣然冰消，透彻理解了⼤道的本体。

他的学问由博⽽回于约，掌握的就在⾃⼰⼀⼼⼀⾝。虽然外事作⽤于我者变化不⼀，他知道⼼是应物之主，⼀⼼随感⽽

应也没有边际；天下之理虽然众多，他明⽩万理于我⾝，反求于我⾝则⼀切理都可⾃⾜。

他的修养达到了精诚致⼀的境界，异端之学并兴也不能改变他的⾃信之⼼，圣⼈再⽣也不会纠正他的学说。

他的德⾏养成了，太和之⽓充盈透切，表现于声⾳容貌，使⼈望见其崇⾼渊深，⽆法轻慢，遇事当为⽽为，从容不迫，

然⽽其⾄诚之⼼诚恳深切，作不好决不舍弃的。

他对⾃⼰希望和要求远⼤，宁可学圣⼈⽽未能达到，也不⽤⼩⼩⼀善来成就名声；宁可以天下有⼀物不受圣⼈恩泽看作

⾃⼰的过失，追求使我的君主成为尧舜⼀样的明君，不把⼀时的有利于⼈作为追求的事功。

他⾃信笃厚，只要我的志向能够推⾏，就不故作⾼洁⽽去其位；只要是依义⽽⾏我⼼安稳，虽有⼩官也有所不值得去

做。

14·14 吕与叔撰《横渠先⽣⾏状》云：康定⽤兵时，先⽣年⼗⼋，慨然以功名⾃许，上书谒范⽂正公。公知其远器，欲

成就之，乃责之⽈：“儒者⾃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

先⽣读其书，虽爱之，犹以为未⾜，于是⼜访诸释⽼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所得，反⽽求之六经。嘉祐初，见程伯

淳、正叔于京师，共语道学之要。

先⽣涣然⾃信⽈：“吾道⾃⾜，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晚⾃崇⽂移疾西归横渠，终⽇危坐⼀室，左右简

编，俯⽽读，仰⽽思，有得则识之。

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学者有问，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质之道，学

必如圣⼈⽽后⼰。

闻者莫不动⼼有进。尝谓门⼈：“吾学既得于⼼，则修其辞；命辞⽆差，然后断事；断事⽆失，吾乃沛然。精义⼊神

者，豫⽽⼰矣。”

先⽣⽓质刚毅，德盛貌严。然与⼈居，久⽽⽇亲。其治家接物，⼤要正⼰以感⼈。⼈未之信，反躬⾃治，不以语⼈。

虽有未喻，安⾏⽽⽆悔。故识与不识，闻风⽽畏，⾮其义也，不敢以⼀毫及之。——《张⼦全书》卷⼗五

[译⽂]

吕与叔作《横渠先⽣⾏状》说：仁宗康定年间同西夏交兵时，张载先⽣⼗⼋岁，当时慨然以⽴功边疆⾃许，上书谒见范

仲淹。范仲淹看出他是远⼤之器，想要成就他，就责斥他说：读书⼈⾃有读书⼈的学问，为什么要从事于军事？”于是

劝他读《中庸》。

张载先⽣读《中庸》，虽然喜爱，但仍感到不满⾜，于是⼜访求佛教、道家之书，读了多年，透彻地了解了佛、道的学

说，知道没有什么收获，⼜返回来读六经。

嘉祐初年，与程颢、程颐兄弟相会于京城，共同研究道学之⼤要。先⽣他胸中疑问涣然冰释，⾃信地说：“我们儒学的

理论⾃⾝⼗分充⾜，为何要寻求别家之说？”于是舍弃异端之学，成为淳厚的儒者。

晚年从崇⽂院因病去职西归横渠镇，⼀天到晚恭恭敬敬坐在⼀间房⼦⾥，⾝边放的全是书，俯⾸⽽读，仰⾸⽽思，有所

得就记下来。

有时半夜坐起来，点上灯烛去写。其对圣⼈之道的追求与精深思考，从未有⼀刻间断，也从未有⼀刻的忘却。学⽣有所

问，经常告诉他们学礼并去修养本性，和学问变化⽓质的⽅法，要求学⽣学习⼀定要达到圣⼈的境界才可以。

听到他这些话的⼈⽆不触动于⼼⽽有所进步。他曾经对门⼈说：“我治学⼼中有所领悟时，就选择适当的⾔辞把它表述

出来；表述得没有错误，然后⽤来判断事务；判断事务没有错误，我就感到胸中充实了。

精熟义理，达到神奇的境界，就要在事情没有发⽣时，先要熟悉有关事情的道理，如此⽽已。”先⽣他⽓质刚毅，德性

充盛，容貌严肃。但和⼈相处，时间久了就⼀天天亲近。他的治家与在外交往，⼀般说是正⼰以化⼈。

⼈不能信任他，他就返回来修养⾃⾝，⽽不告诉他⼈。虽然有的⼈到底也不理解他的⽤⼼，他照常安⼼⽽⾏并不后悔。

所以认识他的与不认识他的⼈，闻其风⽽畏服，不符礼义的事，不敢以丝毫加到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