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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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19日发(作者：妇孺皆知什么意思)白居易诗歌的语言特色
白居易诗歌的语言特色
主要成就是新乐府运动主要倡导者、写下了不少反映人民疾苦的
诗篇，小编整理的白居易诗歌的语言特色，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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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
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
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
其“独善生僻词语 ”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
“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
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
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
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
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
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
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
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
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
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
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
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
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
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
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
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
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

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
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
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
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
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
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
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
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
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
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
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
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
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
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
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
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
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
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
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
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
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
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
“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
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
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
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

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
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
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
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
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
《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
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
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
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
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
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怎么解散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
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生平简介：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县东郭宅
（今河南新郑市城关乡东郭寺）。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
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
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
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
《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
《长恨歌》《池上》。
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
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
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臣，直言上书
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
元和十年，因率先上书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
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
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
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男士大衣搭配，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
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

得民心。
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
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
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
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
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铭。
白居易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
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
诗歌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以儒家“穷则独
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思想。他的“兼济”之志，主要是实
行儒家的仁政，当他受皇帝信任的时候，在政治上直言极谏，无所忌
讳，敢作敢为，诗歌创作便积极反映民生疾苦，为补察时政服务；当
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为时，便请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闲官，远嫌避
祸，以诗、酒、禅、游自娱，诗歌创作则主要表现个人感受。无论达
和穷，他都离不开诗。
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很多诗作，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
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建筑工程师义”的著名论点。情
是诗的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因而，诗
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
件，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种诗
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病，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大历以
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也有针砭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诗
歌创作服从现实政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
的。有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陶渊明、谢□、李白等著名诗
人，便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同样，如果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
歌的表现方法，势必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难
免有浅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评。白居
易诗歌的创作风格，后世颇有争议。有人说他“俗”，说他“浅”，

矜耀富贵，吟弄风情，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一面，缺少蕴藉含蓄
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
意微而词显"，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想情趣，有力地显
示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成就。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许多诗人，都在不
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
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
演变为用工白朴的《梧桐雨》、《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等。
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除诗歌以外，白居
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他以其创作的实践，推动了散文的革新。
由上可以知道，白居易不仅在诗歌上给予后人有很大的影响，更
是以其超然自适的性格和人生智慧赢的文人的尊敬与崇拜。他的一生，
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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