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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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冲突

萨缪尔P.亨廷顿

下一个冲突的模式

世界政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知识分子们也毫不犹豫的传播

他们关于未来将会是怎样的观点—历史的终结，两个民族国家之间的

传统竞争的回归，由于部落主义和全球主义力量冲突的张力导致民族

国家的衰弱等等。这里的每一个观点都抓住了正在出现的现实的某些

方面。然而所有的观点都忽略了全球政治未来将会怎样发展的一个重

要的，确实也是核心的方面。

我的假设是，新的世界冲突的根源主要的将不会是意识形态的和

经济上的，人类之间的巨大分歧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会是文化的。民

族国家仍将是国际事务中最有力的行动者，但是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

将会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团体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会主宰全球政

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争线。

在现代世界，文明间的冲突将会成为冲突进化的最新阶段。伴随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现代国际系统出现后的一个半世纪，西方世界的

冲突主要发生在君主—国王，绝对君主制和立宪君主制之间，他们试

图扩张他们的官僚队伍，他们的军队，他们的重商主义经济实力，最

重要的，他们控制的领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创造了民族国家，从

法国大革命开始，冲突的主要界线是民族之间的界线而不是君主之

间。正如帕默所说，在1793年“国王之间的战争已经结束；民族之

间的战争已经开始。”这种十九世纪的模式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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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然后，作为十月革命和对十月革命反动的结果，民族间的冲突让

位于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首先是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

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之间的冲突，然后是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之

间的冲突。冷战期间，后者的冲突体现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

他们都不是欧洲经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根据意识形态确定自己

的身份。

这些君主之间，民族国家之间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主要是西方

文明内部的冲突，“西方的内战，”威廉姆.兰德这样称呼它。正如

世界大战是西方文明内部之间的战争一样，冷战也是这样，世界大战

之前的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的战争也是这样。随着冷战的结束，国

际政治走出了它的西方阶段，它的中心变成了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以及

非西方文明之间的互动。在文明的政治中，非西方文明的人民和政府

不再是像西方殖民主义的目标这样的历史的客体，而是同西方一道成

为历史的推动者和创造者。

文明的本质

冷战期间世界被划分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这种分类不

再贴切了。不按照政治和经济体系或者经济发展水平来分类国

家，而是以文化和文明分类国家更有意义。

我们谈论文明时它的意思是什么？一个文明就是一个文化

实体。村落，地区，族群，民族，宗教团体，都有文化异质性不

同层次的独特文化。意大利南部的一个村庄的文化可能不同于意

大利北部一个村庄的文化，但是它们都拥有使它们区别于德国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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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的共同的意大利文化。相应的，欧洲的共同体，拥有使它们区

别于阿拉伯和中国共同体的文化特征。然而，阿拉伯人，中国人

和西方人，都不是任何更广泛意义文化实体的一部分。因此，文

明是除了把人与其他物种区分开来的那些东西以外，人类所具有

的最高的文化团体和最大程度的文化认同。文明被诸如语言、历

史、宗教、风俗、体系等共同的客观因素以及人类主观的自我认

同所共同界定。身份认同有很多层次：一个罗马的居民可能根据

强度的不同等级将自己界定为罗马人，意大利人，一个天主教徒，

一个基督教徒，一个欧洲人，一个西方人。一个人所属的文明对

于他来说是他所强烈认同的最高层次的身份认同。人们能够并且

已经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结果导致了文明组成和边界的变化。

各个文明可能包含有大量的人，就像中国（就像白鲁恂说的

“假装成了一个国家的文明”），或者拥有非常少的人，如说英

语的加勒比地区。一个文明可能包含几个民族国家，就如西方文

明、拉丁美洲文明、阿拉伯文明是这样，或者只有一个民族国家，

例如日本文明。文明显然是混合的和重叠的，可能包括一些亚文

明。西方文明有两个主要变体，即欧洲文明和北美文明，伊斯兰

文明有阿拉伯文明、突厥文明和马来文明几个部分。文明仍然是

有意义的实体，尽管文明之间的界线不是很清晰，但是这些界线

确实存在。文明是变动不居的，文明有兴衰离合。并且，正如很

多历史学者所熟知的，文明消失并埋葬在时间的尘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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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往往认为民族国家是国际事务的主要行动者。然而，

民族国家是国际事务的主要行动者仅仅持续了几百年。更广泛的

人类历史一直是文明的历史。在《历史研究》中，阿诺德.汤因比找

到了21种主要文明；但仅仅有其中的六个还存在于当今世界。

为什么文明将会冲突

文明认同的重要性在未来将会持续增加，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将会

在七种或八种主要文明的互动中被塑造。这几种文明包括西方文明，日本同人漫画

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

拉丁美洲文明，可能还有非洲文明。在未来，最重要的冲突将会沿着

将这几种文明彼此区分开来的断层线发生。

情况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首先，文明之间的差异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基础性的。每种文

明之所以不同于另一个，是因为他们各自的历史，语言，文化，传统，

以及最重要的，宗教。不同文明的人们不仅对于上帝和人之间，个人

与团体之间，公民与国家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的

关系有观点不同，而且对权利和责任，自由和权威，平等和等级之间

的相对重要性也有不同的观点。这些差异是几个世纪产物。它们不会

很快消失。它们比政治意识形态和政体的差异更根本。差异并不必然

意味着冲突，冲突也不必然意味着着暴力。然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

里，文明之间的差异引发了最旷日持久最暴力的冲突。

第二，世界正在变成一个更小的地方。不同文明的民族之间的互

动正在增加；这种不断增加的互动强化了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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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内部共同性的意识。北非到法国的移民在法国人中产生了敌意，同

时法国人又不断增加对善良的欧洲天主教波兰人的接受性。美国人对

日本的投资者的反应要比对大量来自加拿大和欧洲国家的投资者的

反应消极的多。相似的，正如唐纳德.霍洛维茨所指出的，“伊博人

在尼日利亚的东部地区可能是奥韦里伊博人或者奥尼查伊博人。在拉

各斯，他仅仅是伊博人。在伦敦，他是尼日利亚人。在纽约，他是一

个非洲人”。不同文明的民族之间的互动增强了人们的文明意识，这

种文明意识反过来又增强了差异和敌意，这些差异和敌意被认为可以

追溯到历史的深处。

第三，遍布全球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化的进程正在把人们从长期存

在的地方认同中分离开来。这个进程把民族国家弱化成认同的一种根

源。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宗教经常以被称为“原教旨主义者”的

运动形式来填补认同的空白。这种运动存在于西方基督教、犹太教、

佛教和印度教，以及伊斯兰教之中。在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宗教，在

原教旨主义运动中表现积极的是年轻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的

技术人员、专业人员和商人。乔治.维格尔评论说“世界的非世俗化

是二十世纪晚期的生活的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现实。”宗教的复兴，

正如吉格斯.凯佩尔所称之的“上帝的回归”，提供了超越国界的认

同和献身的基础，并把文明连接在一起。

第四，西方的双重角色促进了文明意识的增长。一方面，西方处

于力量的顶峰。然而，同时，或许正因为如此，一种寻根的现象正在

非西方文明中发生。越来越多的听到人老鼠的成语 们提及下面这些趋势，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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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内生的和“亚洲化”，印度尼赫鲁遗嘱的终结和印度的“印度化”，

西方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失败和由此而来的中东的“重新伊斯

兰化”，以及现在鲍里斯.叶利钦的国家关于西方化和俄罗斯化的争

论。处于力量顶峰的西方正面对一个非西方，他们有不断增加的欲望、

意志和资源去以非西方的方式改变世界。

在过去，非西方社会的精英经常是这些人，他们与西方的联系非

常紧密，曾在哈佛大学、索邦大学或圣桑赫斯特接受过教育，已经吸

收西方观点和价值。但是，非西方国家的平民经常保持着深深渗透着

的本土文化。然而，现在，这些关系正在发生颠倒。在很多非西方国

家去西方化和本土化的精英正在出现的同时，西方的，通常是美国的

文化，风格和习惯在大众当中越来越流行。

第五，文化的特性和差异是不易变化的，因此与政治的和经济的

特性和差异相比它更不易妥协和转变。在前苏联，共产党员可以成为

民主党员，富人可以变穷、穷人可以变富，但是俄罗斯人不能变成爱

沙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不能变成美国人。在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中，

关键的问题是“你站在哪一边？”，人民能够选择和改变站位，而且

也确实这样做了。在文明的冲突中，问题是“你是谁？”,那是不可

改变的已知的事实。并且正如我们所知，从波斯尼亚到高加索，到苏

丹，对那个问题的错误答案可以意味着子弹射到你的头里。宗教甚至

比族性更能清晰和完全的将人们区分开来。一个人可以是半个法国人

和半个阿拉伯人，甚至同时可以是两个国家的公民。但很难成为半个

天主教徒和半个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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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经济区域主义正在增强。1980到1989年之间，欧洲跨地

区的贸易总额的比例从51%增加到59%，东亚从33%增加到37%，北美

从32%增加到36%。区域经济集团的重要性在未来可能会继续增加。

一方面，成功的经济区域主义将会强化文明意识。另一方面，只有当

经济区域主义深值于一个共同的文明中时它才可能成功。欧共体依赖

于欧洲的文化和西方基督教的共同根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取决

于正在进行的墨西哥的，加拿大的和美国的文化的融合。相比较而言，

日本在东亚建立可与欧共体相媲美的经济体时面临诸多困难，是因为

日本自身独特的社会和文明。不管日本与其他东亚国家之间贸易和投

资的联系发展的有多紧密，他和那些国家的文化差异会妨碍或许阻止

像在欧洲和北美那样区域经济联合的促成。

相反，共同的文化明显的促进了中国大陆和香港，和台湾，和新

加坡以及和在亚洲其他国家的海外华人之间经济联系的快速扩大。随

着冷战的结束，文化共同体不断战胜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大陆和台

湾走得更近了。如果文化共同体是经济一体化的先决条件，未来主要

的东亚经济集团很可能是以中国为中心。事实上，这样的集团已经正

在变成现实。正如墨里.韦登鲍姆观察的，尽管日本现在主导这个地

区，但是以中国为基础的亚洲经济正在快速出现一个新的工业、商业

和金融的中心。这个战略性地区包含有大量的技术和制造能力（台

湾），杰出的企业家，销售和服务才能（香港），一个优越的通信网

络（新加坡），金融资本的大量汇集（所有地方），大量优良的土地、

资源和劳动力（中国大陆）。。。。从广州到新加坡，从吉隆坡到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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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西亚，这个具有影响力的网络—通常基于传统宗族的扩张—已经被

描绘为东亚经济的支柱。

文化和宗教同样构成经济合作组织的根基，它把十个非阿拉伯穆

斯林国家联合起来：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

这个组织最初由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伊朗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建立，

它复兴和扩张的动力是这些国家中的几个领导人意识到他们没有加

入欧共体的机会。同样的，加勒比共同市场，中美洲共同市场和南方

共同市场也建立在共同的文化基础之上。然而，建立一个更广阔的弥

合加勒比—中美洲经济体与盎格鲁—拉丁之间分歧的努力至今仍是

失败的

由于人们根据族群和宗教界定自己的身份，所以他们有可能把不

同种族和宗教的人们之间的关系看作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对

立关系。在东欧和前苏联，意识形态上定义国家的终结促使传统的种

族认同和敌意走到了前台。文化和宗教的差异制造了关于政策问题的

差异，这些政策问题的差异包括从移民的人权到贸易，以及从商业到

环境。从波斯尼亚到棉兰老岛，地理上的接近造成了对领土要求的冲

突的不断增加。最重要的是，西方推销他的民主和自由的价值作为普

世价值，保持它的军事优势，以及什么叫数据 促进他的经济利益的努力在其他文

明产生了逆反应。政府和群体越来越不能够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寻求

支持并组成联盟，政府和群体将越来越尝试通过呼唤共同的宗教和文

明意识来寻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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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间的冲突发生在两个层面。在微观层面上，邻近的群体为了控

制领土和对方沿着文明之间的断层线进行斗争，通常激烈异常。在宏

观层面上，不同文明的国家，为相对军事和经济实力而竞争，为控制

国际组织和第三方而争夺，竞相兜售各自的政治、宗教价值观。

文明之间的断层线

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正在代替冷战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界线，成

为危机和流血的燃点。当铁幕将欧洲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分开时，

冷战开始了。随着铁幕的结束冷战结束了。随着欧洲意识形态的分化

的消失，欧洲存在的文化的分化，一方是西方基督教，另一方面是东

正教和伊斯兰教，已经再度出现。在欧洲，最重要的分界线，正如威

廉华莱士所提到的，很可能是1500年西方基督教的东部边界。这条

线沿着现在芬兰和俄罗斯的边界，在波罗的海诸国和俄罗斯之间，切

穿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信天主教的西乌克兰和信东正教的东乌克兰

分开，然后蜿蜒向西将特兰西瓦尼亚从罗马尼亚的剩余部分中分离。

然后穿过南斯拉夫差不多恰好沿着现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与南

斯拉夫剩余部分的分界线。在巴尔干半岛各国，这条线与哈布斯堡王

朝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历史性边界相吻合。这条线以北和以西的人们

是新教徒或者天主教徒；他们有着欧洲历史的共同的经历—封建主

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一般

来说，他们在经济上要比东部的民族优越；现在他们期待与欧洲共同

体的更深融合，期待民主政治体系的巩固。这条线以东和以南的人们

是东正教徒和穆斯林；在历史上，他们属于奥斯曼和哈里发帝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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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其他地方的塑造性的事件仅仅稍有联系，通常他们的经济不发

达，看起来不可能形成稳固的民主政治体系。文化的天鹅绒幕已经代

替了意识形态的铁幕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分界线。正如南斯拉夫的事件

所展示的，它不仅仅是一条差异的界线，有时也是流血冲突的界线。

沿着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断层线的冲突已经进行了1300

年。伊斯兰教创立之后，阿拉伯人和摩尔人向西向北潮水般的涌动直

到732年在图尔市才结束。从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十字军试图把基

督教和基督徒的统治带到圣地取得暂时的胜利。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

纪，奥斯曼突厥打破了力量的对比，把它们的统治延伸到中东和巴尔

干各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并且两次围攻维也纳。在十九世纪和

二十世纪的早期，由于土耳其力量的衰弱，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建立

了西方对北非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的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轮到西方开始撤退；殖民帝国消失了；先是

阿拉伯民族主义展现出来，然后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西方变得严重

依赖波斯湾国家的能源；石油丰富的穆斯林国家变得拥有大量的金

钱，当他们想要的时候，也可以拥有大量的武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

（由西方建立）之间发生了数次战争。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部分

时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打了一场血腥残忍的战争。1956年英国军

队和法国军队入侵埃及；1958年美国军队入侵黎巴嫩；随后，美国

军队又重返黎巴嫩，攻击利比亚，并且和伊朗发生了几次军事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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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至少三个中东国家政府的支持下，阿拉伯和伊斯兰教的恐怖分子雇

佣弱者当武器，炸毁西方的飞机和军事设施，并抓住西方人质。1990

年，当美国派出大量军队去波斯湾保护一些阿拉伯国家防止另一个阿

拉伯国家的入侵时，阿拉伯人和西方的冲突达到了顶峰。作为这些战

争的余波，北约计划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集中到沿着它的“南部边界”

的潜在威胁和不稳定上。

西方和伊斯兰教之间的这种历史久远的军事冲突不大可能消失，

而可以变得更加恶性。海湾战争使一些阿拉伯人为萨达姆侯赛因攻击

以色列，抵抗西方感到自豪。海湾战争同时也让一些阿拉伯人对西方

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西方压倒性的军事控制以及阿拉伯人明显无力

改变自身命运感到羞辱和愤恨。除了石油输出国以外，很多阿拉伯国

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在达到一种水平，在这种水平独裁政体变得不

合时宜且引进民主的努力进一步增强。阿拉伯的政治体系也有了一定

些的开放。伊斯兰教运动是这些开放的主要受益者。总之，在阿拉伯

世界，西方的民主加强了反西方的政治力量。这或许是一个短暂的现

象，但它无疑会使得伊斯兰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

种群统计使伊斯兰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复杂化。阿拉伯国

家人口惊人的增长，尤其是在北非，导致了到西欧的移民数量的增加。

西欧国家内部最小化内边界的运动尖锐化了对于移民数量增加的政

治敏感性。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从1990年以来，种族主义越来

越公开化，针对阿拉伯和土耳其移民的政治上的反应和暴力抵制变得

更加激烈和普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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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和西方国家互动的双方被认为是一场文明的冲突。一位

来自印度的穆斯林作者M.J阿克巴观察到，西方的“下一场对抗，显

然将会来自穆斯林世界，在从马格里布到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国家的

范围内，为了一个新国际新秩序的斗争将要开始。”伯纳德.路易斯

谈到一个相似的结论：

我们正在面临着一种氛围和一场运动，这种氛围和运动远超问题

和政策以及奉行这种政策的政府的层次。这就是一场文明的冲突—一

个古老的对手反对我们犹太教—基督教的遗产，反对世俗的存在以及

两者在全世界的扩张，这或许是不理性的但却是历史的反应。

从历史上讲，另一个主要的敌对性互动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与到

南方的原来是异教徒、万物有灵论者，现在越来越是基督教徒的黑人。

过去，这种敌对主要浓缩于阿拉伯奴隶商人和黑人奴隶之间。这已经

在阿拉伯人和黑人之间的正在进行的苏丹内战之中，在乍得利比亚支

持的叛乱分子和政府之间的冲突，在非洲之角东正教基督教徒和穆斯

林之间的张力，在尼日利亚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的政治冲突，一再

发生的暴乱和公共的暴力之中。非洲的现代化和基督教的传播可能增

加沿着断层线发生的暴力的可能性。1993年2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在喀土穆发表的攻击苏丹的伊斯兰主义者政府反对当地少数基督教

徒的演讲成为加剧这个冲突的征兆。

在伊斯兰教的北部边界，东正教民族和穆斯林民族之间的冲突持

续性爆发，包括波斯尼亚和萨拉热窝的大屠杀，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

尼亚人之间激烈的暴力，保加利亚人和他们的突厥少数民族之间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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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奥赛特人和英古什人之间的暴力，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

彼此之间不间断的屠杀，俄罗斯人和穆斯林在中亚的紧张关系，俄罗

斯为保护在高加索和中亚的利益而进行的军队的部署，宗教加强了种

族认同的复兴，并且重新刺激俄罗斯人对他们南部边界的担忧。这种

担忧被阿奇.罗斯福很好的捕捉到：

俄罗斯的大部分历史都与他们边界上的斯拉夫人和突厥人之间

的斗争相联系，一千年以前是如此，追溯到俄罗斯国家的建立之时更

是如此。既可以理解俄罗斯的历史又可以理解俄罗斯的特点的关键在

于斯拉夫人同他们东部的邻居长达一千年的对抗。想要了解俄罗斯今

之现实就不得不对俄罗斯人忧心忡忡了几个世纪的大突厥族群有一

个概念。

文明的冲突也深深植根于亚洲的其他地方。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

南亚次大陆的历史性的冲突现在不仅表现为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

对抗，还表现为印度内部越来越激进的印度教团体和印度的独立的穆

斯林少数民族之间不断加剧的宗教冲突。1992年10月，阿约提亚清

真寺的摧毁使得是否印度将仍然是一个世俗的民主国家或者变成一

个印度教国家的问题凸现出来。在东亚，中国与他的大部分邻国都有

未解决的领土争端。中国对西藏的佛教徒一直采用一种残酷的政策，

并且对待国内的突厥—穆斯林少数民族也采取越来越残酷的政策。随

着冷战的结束，中国和美国之间在诸如人权、贸易和武器扩散领域的

潜在差异不断凸显。这些差异不大可能缓和。据报道，邓小平1991

年曾断言，一场“新的冷战”，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正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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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措辞已经适用于日本和美国之间越来越困难的关系。这时

文化的差异使经济的冲突加剧。双方的人民都宣称对方是种族主义，

但至少在美国这一边这种厌恶不是种族的而是文化的。这两个社会的

基本价值、态度和行为模式之间的不同已经很难变得再不同了。美国

和欧洲之间的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美国和日本之间经济问题的

严重性，但是美欧之间并没有像美日之间那样的政治特点和感情紧

张，因为美国文化和欧洲文化之间的差异要比美国文明和日本文明之

间的差异小得多。

文明之间的互动变化多端到了有可能以暴力为特征的程度。在西

方的美国亚文明和欧洲亚文明之间以及两者和日本文明之间，经济竞

争明显占据了支配地位。然而，集中表现为极端种族清洗的种族冲突

的扩散，并不是完全随意的。归属于不同文明的群体之间的冲突变得

更加频繁更加暴力。在欧亚文明之间雄伟的断层线再次燃烧。沿着非

洲之角到中亚的伊斯兰国家集团的新月形边界，这点尤为真实。一方

面，暴力也发生在穆斯林和巴尔干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以色列的犹

太人，印度的印度教徒，缅甸的佛教徒和菲律宾的天主教徒之间。伊

斯兰的边界上到处都在流血。

文明聚合：亲缘国家现象

一个文明的国家或群体与另一个不同文明的国家或群体发生冲突

时自然会努力从他们自己的文明的其他成员那里获取帮助。随着冷战

后世界的发展，文明共性，即，正在代替政治意识形态和传统的力量

平衡考虑成为合作和联盟的主要基础。波斯湾，高加索和波斯尼亚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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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发生的冲突正逐渐显现这一点。这些冲突没有一个是文明之间的

全面战争，但是每一个冲突都包含有文明聚合的因素，随着冲突的继

续这种文明聚合似乎更加重要，也有可能提供一个未来的预示。

第一，在海湾战争中，一个阿拉伯国家入侵另一个阿拉伯国家，

然后和阿拉伯国家、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联盟进行战争。虽然仅有

很少的穆斯林政府公开的支持萨达姆.侯赛因，但是却有很多阿拉伯

精英私底下为他欢呼，萨达姆.侯赛因在很大一部分阿拉伯公众中受

到高度欢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运动普遍支持伊拉克，而不是有西

方撑腰的的科威特政府和沙特政府。萨达姆.侯赛因不提阿拉伯民族

主义，明确的叫喊伊斯兰的呼吁。萨达姆和他的支持者们试图将这场

战争界定为文明之间的战争。麦加的乌姆阿尔-库让大学伊斯兰研究

院的院长，萨伐尔阿尔-哈维衣说“并不是全世界都在反对伊拉克”，

把它置于一个广阔的现在流行的尺度，“这是西方反对伊斯兰”。伊

朗宗教上的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撇开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竞争，呼吁

一场反对西方的圣战：“反对西方的入侵，贪婪，计划和政策的斗争

将会被看作是一场护教战争，在护教战争的道路上被杀死的任何人都

是殉道者”。约旦国王侯赛因辩称“这是一场反对整个阿拉伯和穆斯

林的战争，而不是伊拉克自己”。

大量的阿拉伯精英和公众聚合在萨达姆侯赛因身后，导致反伊联

盟只中的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减少反伊活动，反伊的公开声明也变

得缓和。阿拉伯国家的一些政府要么反对后来西方对伊拉克加压的努

力，要么疏远同这些努力的距离，这些努力包括1992年夏天禁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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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行和1993年一月对伊拉克进行轰炸。1990年的西方-苏维埃-突

厥-阿拉伯反伊联盟到1993年变成了几乎仅有西方和科威特的反伊

联盟。

穆斯林将西方反对伊拉克的行动与西方保护波斯尼亚人反对塞

尔维亚人的失败和由于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决定而对其实施制裁的失

败作对比。他们宣称，西方使用了一种双重标准。一个文明发生冲突

的世界不可避免的有其双重标准：人们对他们的亲缘国家使用一种标

准，对其他文明的国家使用另一中标准。

第二，亲缘国家现象同样也出现在前苏联内部的冲突中。在1992

和1993年，美国的军事成功刺激了土耳其越来越支持它在阿塞拜疆

的宗教同胞、宗族同胞和语言同胞。1992年一位土耳其官员说“我

们拥有一个感情相通的突厥民族，就像阿塞拜疆族一样。我们承受着

压力，我们的报纸充斥着各种暴行的照片，这些报纸正在追问我们是

否仍然严肃对待我们的中立政策。可能我们需要告诉美国，在这片区

域有一个大土耳其。”图尔古特.奥扎尔总统同意这种看法，并且评

论到土耳其“至少应该给美国人一点惊吓。”1993年奥扎尔总统再

次威胁美国说“向他展示我们的尖牙”。土耳其空军的飞机沿着亚美

尼亚的边界进行侦察飞行；土耳其禁止通往亚美尼亚的食品运输和飞

机飞行；土耳其和伊朗宣布他们不承认阿塞拜疆的分裂。在苏联政府

存在的最后几年它仍支持阿塞边疆，因为阿塞拜疆政府是由以前的共

产党员控制的。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政治的考虑让位于宗教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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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进队站在亚美尼亚人一边继续战斗，阿塞拜疆人指责俄罗斯政

府，为了支持天主教亚美尼亚，“俄罗斯政府发生的180度的转变”。

第三，关于在前南斯拉夫的战争，西方公众对波斯尼亚穆斯林表

现出了同情和支持，并为他们在塞尔维亚人手中的遭遇感到恐惧。然

而，在克罗地亚攻击穆斯林并参与到波斯尼亚--黑塞戈维亚的分割中

时，西方公众表现出了相当少的关注。在南斯拉夫解体的早些时候，

德国以一种不同寻常的积极外交姿态和力量，说服欧共体的其他两名

成员跟随他的引导，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由于教皇决定向这

两个天主教国家提供强有力的支雅思复议 持，梵蒂冈甚至在欧共体之前就承认

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美国也跟随欧洲的引导。这样，西方文明

的主要角色都聚集在了同一教派的人之后。随后，克罗地亚被报道从

中欧国家和其他西方国家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另一方面，鲍里斯.

叶利钦政府试图追求一条中间道路，那就是既对东正教塞尔维亚人表

示同情，同时又不使俄罗斯同西方疏离。然而，俄罗斯的保守派和民

族主义者群体，包括很多立法者，攻击政府在对塞尔维亚人的支持上

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意愿。到1993年早些时候，几百个俄罗斯人表面

上为塞尔维亚武装力量服务，有报道称俄罗斯的武器提供给了塞尔维

亚。

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的政府和团体严厉批评西方没有向波斯尼亚

人提供保护。伊朗的领导人要求所有国家的穆斯林向波斯尼亚人提供

帮助；违反联合国的武器禁运，向波斯尼亚人提供武器和人；由伊朗

支持的黎巴嫩团体将游击队送去训练并组织波斯尼亚的武装力量。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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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在1993年有来自超过十二个伊斯兰国家的多达4000人的穆斯

林在波斯尼亚战斗。沙特阿拉伯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感觉处于不断

增加的压力之下，这些压力来自本国社会的原教旨主义者团体向波斯

尼stay过去分词 亚人提供更多有力的帮助。到1992年末，据报道沙特阿拉伯已经

向波斯尼亚人提供了大量用于武器和补给的资金，这将会显著地提升

波斯尼亚的军事实力，从而与塞尔维亚相抗衡。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班牙内战引起了来自其他国家的法西斯

主义者、共产党员和民主主义者的政治性的介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南斯拉夫战争正在引起穆斯林国录像英语 家，东正教国家和西方基督教国家的

介入。这个类似现象没有被忽略。一个沙特的编辑注意到“波斯尼亚

-黑塞戈维亚的战争与西班牙内战中反对法西斯的斗争具有情感上的

等同性。”“那些因为试图拯救他们的穆斯林同胞而死去的人被称作

殉道者。”

冲突和暴力也会发生在相同文明的国家之间和团体之间。然而，

这种冲突可能没有文明之间的冲突那么激烈，并且与之相比这种冲突

也不大可能蔓延。在某种形势下，一个文明的共同成员之间冲突的可

能性会减小，而这种形势在另一个地方则可能产生冲突。在1991年

和1992年，很多人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在领土问题，尤其是克里米亚

问题、黑海舰队问题、核武器问题和经济问题上可能发生冲突而惊慌。

然而，如果文明的因素被计算在内，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之间冲突的

可能性应该会很低。他们是两个互相已经有几百年亲密关系的斯拉夫

的，主要是东正教的民族。自1993年早期开始，尽管所有的诱因都

19

指向冲突，但是两国领导人却有着有力的磋商并且平息了两国之间的

问题。当前苏联境内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持续斗争的时候，当西方人

和东正教徒在波罗的海诸国出现非常紧张的关系和一些冲突的时候，

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之间几乎没有发生暴力。

迄今为止，文明聚合现象是有限的，但是这种现象已经在增多，

并且明显的有传播得更远的可能性。随着波斯湾、高加索和波斯尼亚

冲突的继续，持续增加的民族的安置和这些国家的分裂是沿着文明的

界线展开。人民党政治家、宗教领袖和媒体发现这是唤起大众支持时间的故事 和

向犹豫不决的政府施压的有效手段。在即将到来的一年，局部的冲突

中最有可能上升为像在波斯尼亚和高加索的主要战争的，是那些沿着

文明之间断层线的冲突。下一场世界大战，如果有的话，将会是文明

之间的战争。

西方和非西方的对抗

在与其他文明的关系中，西方现在处于绝对的力量的顶峰。与西

方敌对的超级大国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了。西方国家内部的军事冲突是

用不着考虑的，并且西方的军事力量是无可匹敌的。除了日本，西方

再无经济上的对手。西方支配着国际政治和安全体系并且与日本一道

控制着国际经济体系。全球政治和安全问题实际上是由美国、英国和

法国组成的理事会解决的，全球经济问题则由美国、德国和日本组成

的理事会解决，所有这些国家彼此之间都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来排

斥次要的，并且是大部分的非西方国家。联合国安理会或者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做出的反应西方利益的决定都是以反应国际社会期望的决

20

定而出现的。“国际社会”这一特殊名词成了赋予美国和其他西方力

量行动的正当性的委婉的集合名词（代替了“自由世界”），而他们

这些行动只是反应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西方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其他国际经济机构促进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并且把自己认为合适的经

济政策强加于其他国家。在任何一个非西方民族的民意测验中，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无疑会赢得财政部长和其他一些人的支持，但是却会从

几乎其他所有人那里得到完全相反的评价，这些人认为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官员乔治.阿巴托付的人物形象是喜欢没收其他人财产，强加不

民主的和差异性经济条件和政治行为，使自由经济窒息的新布尔什维

克。

西方对联合国安理会和它的决议的控制，使得西方动用武力将伊

拉克从科威特驱逐出去并消除伊拉克的尖端武器以及生产尖端武器

的能力变得合法化，尽管这种控制被偶尔弃权的中国所调和。当美国、

英国和法国让安理会要求利比亚交出泛美航空公司103客机爆炸嫌

疑犯以及当利比亚拒绝交出嫌疑犯而对其实施制裁时，对安理会的控

制让美英法在这件事上能够采取空前的行动。在将阿拉伯最强大的军

队击败后，西方毫不犹豫的将其影响投向阿拉伯世界。实际上西方正

在利用国际机构，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以一种维持西方优势、保护西

方利益和宣扬西方政治及经济价值的方式来控制世界。

至少这种方式让非西方的人们看到了新世界，在他们眼中这是事

实的有意义的一部分。军事力量和军事斗争上的差异以及经济力量的

和制度力量的差异，是西方和非西方冲突的一种来源。文化，即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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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和信仰上的差异是冲突的第二个来源。V.S奈波耳曾经辩称西方

文明是“适合所有人”的“普世文明”。从表层上看，确实有很多西

方的文化弥漫在世界其他地方。然而从一个更加根本的层次上看，西

方的观念从根本上不同于其他文明中流行的观念。西方的个人主义，

自由主义，宪政主义，人权，平等，自由，法治，民主，自由市场，

政教分离思想很少在伊斯兰文化，儒教文化，日本文化，印度文化，

佛教文化和东正教文化中引起共鸣。西方传播这些观念的努力反而导

致一种反对“人权帝国主义”和重申本土价值的反应，就像可以在非

西方文化中看见的更加年轻的一代对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支持。可以有

一个“普世文明”，这是西方的观点，这个观点与大多数亚洲社会的

特殊主义以及他们对一个人区别于另一个人的强调发生直接争执。确

实是这样，一本对100个不同社会的价值进行比较研究的回忆录的作

者总结道“在西方最重要的价值在世界其他各地却是非常不重要。”

当然，在政治领域，这些观念上的差异主要现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力量

其他民族接受西方关注民主和人权的观点的努力上。现代民主政

府源于西方。非西方社会中民主政府的发展通常是西方殖民主义和强

加的产物。

未来世界政治的中心轴线，用马凯硕的话说，可能是“西方和非西方”

的冲突以及非西方文明对西方力量和价值的回应。这些回应一般采取

一种形式或者三种形式的结合形式。如同缅甸和朝鲜尝试采取一种与

世隔绝的行动方式一样，非西方国家可以采取的一种极端的回应方式

是将他们的社会隔离开来以防止西方的渗透和“腐败”，实际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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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不参加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共同体。然而，这种行为方式的代价极

高，很少有国家采取这一种回应方式。第二种可供选择的方式就是尝

试加入西方并且接受西方的价值和机构，这种方式与国际关系理论中

的“搭便车”有同等的意义。第三种可供选择的方式是利用发展中的

经济和军事力量来制衡西方，并且与其他非西方社会合作对抗西方，

从而保护本土的价值和机构；简而言之，就是实现现代化但不是西方

化。

分裂国家

在未来，随着人们根据文明来区分自己，拥有大量属于不同文明

的民族的国家，如苏联和南斯拉夫，将成为肢解的对象。一些在文化

上有相当程度同质性的其他国家，却由于他们的社会是属于同一个文

明或另一个文明而出现分裂。这些国家就是分裂的国家。这些分裂的

国家的领导人通常想要采取一种搭便车的策略并使他们的国家成为

西方的一员，但是他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是非西方的。最明显

和原型的国家就是土耳其。土耳其二十世纪晚期的领导人遵循凯末尔

传统并把土耳其定义为一个现代化的、世俗的、西方的民族国家。他

们加入北约、参加海湾战争与西方联盟；他们申请成为欧共体的成员。

然而，同时，土耳其社会内部的一些要素支持伊斯兰教的复兴，并且

辩称土耳其在根本上是一个中东的穆斯林社会。另外，尽管土耳其的

精英们将土耳其定义为一个西方社会，而西方的精英们却拒绝就这样

接受土耳其。土耳其将不会成为欧共体的一员，正如奥扎尔总统说的，

现实原因“是我们是穆斯林，他们是基督教徒，并且他们不会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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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麦加拒绝，然后又被布鲁塞尔拒绝，土耳其会注视何方？塔什干或

许就是答案。前苏联的解体给了土耳其一个成为复兴突厥文明的领导

人的机会，这个突厥文明包括了从希腊的边界到中国边界的七个国

家。受到西方的刺激，土耳其正在做出艰苦的努力去为他们自身塑造

一个新身份。

在过去的十年中，墨西哥采取了与土耳其有几分相似的立场。就

像土耳其放弃了它对欧洲的历史性敌视并试图加入欧洲一样，墨西哥

也停止以对美国的敌对来定义自己，代之以尝试效仿美国并加入北美

自由贸易区。墨西哥的领导人忙于重新界定墨西哥的身份的巨大任

务，采取根本的经济改革并最终导向根本性的政治变革。1991年卡

洛斯.萨利纳斯总统的一个顶级顾问戈塔里向我详细描述了萨利纳斯

政府所作出的所有改变。他说完后，我评论到“这太令人印象深刻了。

在我看来你主要想将墨西哥从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变成一个北美国

家。”他惊讶的看着我大喊说“太精确了！这对我们尝试做的概括的

太精确了，但是当然我们不能这么公开的说。”正如他的话语表明的，

在墨西哥就像在土耳其，社会中的重要因素抵制对他们国家的身份的

重新界定。在土耳其，欧洲倾向的领导人不得不做出姿态给穆斯林看

（奥扎尔到麦加的朝圣）；同样，墨西哥的具有北美倾向的领导人也

不得不摆出姿势给那些认为墨西哥是拉丁美洲国家的人看（萨利纳斯

的伊比利亚美洲瓜达拉哈拉峰会）

历史上土耳其一直是一个极度分裂的国家。对于美国来说，墨西

哥是与它最接近的分裂国家。从全球来看，最重要的一个分裂国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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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俄罗斯究竟是西方的一部分还是独特的斯拉夫-东正教文明

的领导者的问题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是一个循环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

被共产党在俄罗斯的胜利所掩盖，共产党引入西方的意识形态并使之

适应俄罗斯的条件，然后以这种意识形态的名义挑战西方。共产主义

的控制切断了在西方化还是俄罗斯化上的争论。随着共产主义的名誉

扫地，俄罗斯又一次面临这个问题。

叶利钦总统正在接受西方的法则和目标，并试图使俄罗斯成为一

个“正常”国家，成为西方的一部分。然而俄罗斯的精英和俄罗斯的

公众在这个问题上都出现了分化。在越发温和的反对者当中，赛琪.

斯坦科维奇认为俄罗斯应该拒绝“大西洋主义者”道路，这条带路将

会引导俄罗斯“成为欧洲的，以一种快速又有组织的样式成为世界经

济的一部分，成为七国集团的第八个成员，并且特别强调德国和美国

作为大西洋联盟的两个支配性成员”然而也拒绝一种排外性的欧亚政

策，尽管如此，斯塔科维奇认为俄罗斯应该优先考虑对在其他国家的

俄罗斯人的保护，强调俄罗斯与突厥和穆斯林的联系，并促进对我们

的资源，我们的选择，我们的联系，我们倾向于亚洲和东方的利益的

可观的再分配。这一派别的人们批评叶利钦把俄罗斯的利益从属于西

方的利益，批评他削减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批评他没有支持俄罗斯一

贯的朋友如塞尔维亚，批评他以一种有害于俄罗斯人民的方式推进经

济和政治的改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彼得.萨维茨基认为俄

罗斯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亚欧文明，如今的这种趋势表明了彼得的观点

再次流行。更多极端的持不同意见者更加公然的表达他们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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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西方的和反犹太的观点，并要求俄罗斯重新发展它的军事力量，

并与中国和穆斯林国家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俄罗斯的民众如同俄罗

斯的精英一样也是分化的。1992年春天，在欧洲部分的俄罗斯的一

项民意调查显示，40%的公众对西方有积极的态度，36%的公众对西方

有消极的态度。这种分化存在于俄罗斯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因此俄

罗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无疑是一个分裂国家。

一个分裂国家重新界定他的文明身份就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

一，这个国家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精英必定对这种行动是普遍支持的和

热情的。第二，这个国家的公众必定愿意默许这种重新定义。第三，

感受性强的文明中的支配性团体必定愿意拥护这种转变。所有这三种

要求对于墨西哥来说很大程度上都存在，对于土耳其前两个条件很大

程度上存在。关于俄罗斯加入西方存在哪些条件并不清楚。自由民主

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冲突是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尽管他们的主

要差异表面上看是拥有的自由，平等和繁荣的终极目标的差异。一个

传统的，独裁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俄罗斯可以有与西方大相径庭的目

标。一个西方的民主主义者可以与苏联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一场理智的

辩论。事实上民主主义者不可能与俄罗斯传统主义者进行理智的辩

论。随着俄罗斯人终止像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即使他们拒绝自由民

主，他们采取的是像俄罗斯人的行为而不是西方人的行为，俄罗斯和

西方之间的关系可以再次变得疏远并具有冲突性。

儒教——伊斯兰教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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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西方国家加入西方面临的障碍是极为不一样的。对于拉丁美洲

和东欧国家来说障碍很小。对于前苏联的东正教国家来说障碍相对较

大。对于穆斯林社会，儒教社会，印度教社会和佛教社会来说障碍也

比较大。日本已经为其自身作为西方的准会员确立了独特的位置：它

在一些方面融入西方，但很明显不是西方重要的方面。那些由于文化

和力量的原因而不愿意，也不能加入西方的国家与西方在发展自身经

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方面展开竞争。他们通过促进内部发展，

通过与其他非西方国家合作与西方进行竞争。这种合作最突出的形式

就是已经出现并挑战西方的利益，价值和力量的儒教-伊斯兰教的联

结。

西方国家几乎无一例外的正在削减他们的军事力量；然而，叶利

钦领导下的俄罗斯，中国，朝鲜以及几个中东国家却正在大幅度的扩

张他们的军事实力。这些国家通过进口西方国家的武器、非西方国家

的能源，发展本国军需工业来扩张军事实力。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查

尔斯克劳瑟默所说的“武器国家”的出现，这些武器国家不是西方

国家。另一个结果就是对军备控制的重新定义，军备控制是西方的一

个概念和目标。冷战期间军备控制的主要目标是在美国及其盟国和苏

联及其盟国之间建立一种稳定的军事平衡。冷战后军备控制的主要目

标是阻止非西方社会的可能威胁到西方利益的军事力量的发展。西方

试图通过国际条约，经济压力以及对武器交易和武器技术的掌控来实

现军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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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和儒教-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冲突主要而不是唯一集

中在原子能的、化学的和生物的武器，弹道导弹和其他投掷武器的复

杂方法，还有实现这些目标的制导，情报以及其他电子力量上。西方

促成了将防止核扩散作为一种普遍的规范以及实现这种规范的防扩

散条约和核检查。这个规范也以各种反对那些推动精致武器扩散的国

家的制裁措施进行威胁，并建议给与那些遵守条约的国一些利益。西

方的注意力自然的集中在那些事实上或潜在的对西方有敌意的国家

上。

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也坚持他们取得和部署任何武器的权利，

只要这种武器他们认为对他们国家的安全来说是必须的。这些国家也

充分理解了印度国防部长对问题回应的实质，当他被问到他从海湾战

争中学到了什么内容时，他说：“不要跟美国打仗，除非你拥有核武

器。”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导弹被认为是性能优越的西方的常规武器

的潜在均衡器，这个想法也许是错误的。中国，当然已经有了核武

器；巴基斯坦和印度有部署核武器的能力；朝鲜，伊朗，伊拉克，利

比亚和阿尔及利亚显然试图获取核武器。一位伊朗高官曾声明所有的

伊斯兰国家都应该获取核武器，据报道1988年伊朗总统发布了一个

关于进攻性-防御性的化学，生物，放射性武器发展的指令性要求。

反西方军事实力发展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军事力量的持续扩张以

及中国强化军事力量的方式。在惊人的经济发展的支持下，中国正在

快速的增加军费并有力的推进武装力量的现代化。中国从前苏联购买

武器；发展远程导弹；1992年中国测试了一个百万吨级的核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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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发展力量投送能力，获取空中加油技术；并试图购买航空母

舰。中国的军事发展以及它在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正在东亚诱发一场

多国参加的地区军备竞赛。中国也是一个主要的武器和武器技术的出

口国。他向利比亚和伊拉克出售了可用于制造核武器和神经毒气的材

料。帮助阿尔及利亚建造了用于核武器研究和生产的反应堆。中国向

伊朗出售了核技术，美国官员相信这种核技术只能被用来制造武器，

并且中国显然还运送了300英里射程的导弹的部件。朝鲜已经有了并

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核计划，并且向叙利亚和伊朗出售了先进的导弹和

导弹技术。从东亚到中东武器和武器技术的流动非常普遍。然而，这

个地区有了一些反方向的动作；中国接受了来自巴基斯坦的毒刺导

弹。

一个由此形成的儒教-伊斯兰教的联结它的目的是增加它的成员

的武器和武器技术的获得，这些武器和武器技术对于反击西方的军事

力量是必须的。这种联结也许会也许不会持续下去。然而，现在，就

像戴夫.麦克迪说的“由扩散者和他背后的支持者所控制的变节者的

相互支持”。伊斯兰教-儒教国家和西方之间一种新的军备竞赛形式

正在发生。一种旧的军备竞赛形式中，每一方都要发展自己的军备以

达到平衡或者获得对抗另一方的优势。在新的军备竞赛形式中，一方

面是发展自己的军备，另一方面是尝试不要平衡而是限制和阻止另一

方的军备积累，同时削减自己的军备力量。

对西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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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不认为文明身份将会取代所有其他身份，不认为民族国

家将会消失，不认为每个文明都会变成单一的联系紧密的政治实体，

也不认为一个文明内部的团体不会相互冲突甚至战争。这篇论文提出

了一些假设，即文明的差异是真实的重要的；文明意识正在提高；文

明的冲突将会取代意识形态的以及其他形式的冲突成为世界主要的

冲突形式；国际关系，历史上是西方内部玩耍至今的游戏，将会不断

地去西方化并且成为非西方文明是行动者而不是简单地客体的游戏；

成功的政治、安全以及经济国际机构更可能在一个文明内部发展而不

是跨文明；不同文明的团体之间的冲突将会比同一文明的团体之间的

冲突更加频繁，更加持续，更加暴力；不同文明的团体之间的暴力冲

突是升级并诱发世界大战最有可能和最危险的根源。世界政治主要的

轴线将会是“西方和其余世界”之间的关系；一些撕裂的非西方国家

的精英将会试图使自己的国家成为西方的一部分，但是大部分情况下

实现这个目标都面临着重要的障碍；在最近的未来，冲突的一个中心

焦点是西方和几个伊斯兰-儒教国家之间的冲突。

这不是提倡要希求文明之间的冲突。这只是对于未来将会是什么

样提出一种描述性的假设。然而，如果这些是可信的假设，那么考虑

它对西方政策的影响则是必要的。这些影响可以在短期利益和长期调

和之间进行划分。短期上说，在西方的利益方面，很明显这会促进西

方文明内部更强的合作和团结，尤其是欧洲和北美部分；把在文化上

与欧洲和北美相近的东欧和拉丁美洲并入西方社会；促进并保持与俄

罗斯和日本的合作关系；阻止局部的文明间冲突升级为主要的文明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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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限制儒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军事力量的膨胀；减缓西方军事

力量的削减并保持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军事优势；利用儒教国家和伊斯

兰教国家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支持其他文明中对西方价值和利益有同

情心的团体；强化反应和使西方利益与价值合法化的国家体系，推动

非西方国家参与到这些体系中。

从长期方面讲，则需要其他的一些措施。西方文明既是西方的又

是现代的。非西方文明试图实现现代化但又摆脱西方化。至今只有日

本在这种最求上完全获得成功。非西方文明将会继续尝试获得财富，

技术，技能，机器和武器，这些都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他们也将会尝

试调节现代性与他们传统的文化和价值。非西方文明与西方相关的经

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将会提升。此后西方将越来越不得不容纳那些在力

量上与西方接近但在价值和利益上与西方有很大差异的非西方的现

代文明。这就要求西方保持必要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保护与这些文明

有关的西方利益。然而，这也要求西方发展一个更加意义深远的理解，

理解其他文明根本的宗教和哲学假设以及其他文明的人们看待自己

利益的方式。这也需要辨认西方和其他文明的共性因素的努力。有关

未来，将不会有普遍性的文明，而是代之以一个不同文明的世界，这

其中的每个文明都不得不学会与其他文明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