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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嵌入、制度质量与产业国际竞争力--基于贸易增加

值视角的跨国面板数据分析

陈立敏;周材荣;倪艳霞

【摘要】本文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根据融入增加值贸易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及显示

性竞争优势两个指标，对各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测算，并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

度、制度质量对其的影响，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制度质量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国

际竞争力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存

在显著正影响，参与全球价值链越深的国家，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越高；制度质量对

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也存在显著正影响，较高的制度质量有利于一国制造业国际竞争

力提升；门槛回归结果显示制度质量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制度质量越过门槛值之

后，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下降，这说明参与全球价值

链对制度质量较低国家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作用更加明显，也更为重要。

【期刊名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年(卷),期】2016(000)005

【总页数】9页(P118-126)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GVC嵌入度;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制度质量

【作者】陈立敏;周材荣;倪艳霞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湖北武汉430072;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14.1

在全球生产网络化的背景下，各国无需在每个环节都具备竞争优势，通过合作的模

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可以塑造国际竞争的新优势。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首先是，

全球价值链改变了国际分工体系，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将产品细化到生产环节，使

得进口成为企业塑造出口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1]。企业从国外进口成本低、质量

高、多元化的中间产品，依靠自身的资源优势或技术优势提升生产效率，大幅度降

低生产成本的同时形成产品创新，从而改善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贸易地位，提

升国际竞争力。其次，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更加凸显其核心国际竞争力。发达国家

更加侧重于参与产品设计、研发和高技术投入、市场营销和品牌战略等附加值更高

的环节，发展中国家则利用其资源禀赋等成本要素优势集中于加工制造、服务外包

等环节，并不断融入全球价值链中进而实现升级转型。最后，随着逐步融入全球价

值链分工，促进资源禀赋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企业能够通过资源、中间投入品、

技术服务等的交换，提升国际竞争力，因此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能给各个国家带来

重塑国际竞争优势的机遇。

本文拟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探讨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与国际竞争力的关系，以及

制度质量对此关系的影响。本文首先应用2015年OECD-WTO联合发布的增加

值贸易TiVA数据，根据基于增加值贸易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CA-ValueAdded)

和显示性竞争优势(CA)两个指标，对58个国家(地区)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测

算；然后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各国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以及各国制度质量对制

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最后再运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制度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嵌

入度和国际竞争力关系的作用机制。

本文的研究创新与贡献主要是：首先，在指标测量方面，采用融入增加值贸易的显

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ValueAdded比传统RCA指标可以更加客观真实地评价

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并采用考虑了进口和国内市场因素的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CA

进行稳健性检验，从而从测量方法上丰富了相关研究;其次，将全球价值链嵌入、

制度质量、国际竞争力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中，不仅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制度质

量分别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而且采用Hann门槛回归模型就制度质量对

GVC嵌入和国际竞争力关系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形成对以往分组回归或交互项

方法的推进。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回顾及研究框架；第

三部分确定变量、数据来源和模型；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及启示。

(一)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产业国际竞争力

关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衡量，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是Hummels、Ishii和

Yi提出的垂直专业化指标，他们将一国出口分成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两部分，

并提出垂直专业化程度(VS)即一国出口品中包含的进口品份额，进一步得到国外增

加值率，用以表示某国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程度[2]。刘维林等用国外增加值率表

示一个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并结合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

出表，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3]。第二种方法是Koopman、

Powers、Wang和Wei构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指标(GVC-Participation)，

他们将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定义为一国的间接增加值出口IV和出口中包含进口中

间品的国外增加值FV之和与出口总额的比值，该指标越大代表该国全球价值链的

嵌入程度越深[4]。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热潮，则由迈克尔·波特掀起，他构建了用以解释产业竞争

力来源的钻石模型，并采用十个国家的进出口数据对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评价

[5]。金碚指出国际竞争力是一国特定产业通过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其产品而反映出

的生产力，国际竞争力归根结底就是各国同一产业或同类企业之间相互比较的生产

力[6]。陈立敏和侯再平从竞争力的来源、实质、表现和结果四个层面总结了产业

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认为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

CA是最常用的评价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并引入显示性技术附加值指标来计算

产业技术水平进而进行产业竞争力评价[7]。随着各国不断融入全球价值链，学者

们也从增加值贸易视角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进行了修正和改进。在最近研

究中，戴翔基于贸易增加值的视角，对1995～2011年中国制造业的显示性比较

优势指数进行了测算[8]。

实际上，上述两个研究热点——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之间，很有

可能存在重要关联。张小蒂和孙景蔚曾用垂直专业化指数计算中国产业的垂直专业

化程度，用来代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并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衡量国际竞争力，发现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越深，产业发展的关联效应和技术效应

越大，越有利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9]。文东伟和冼国明也基于HIY分析

框架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水平[2]，并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竞争

指数共同描述我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演变趋势，发现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

下，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仍然主要来源于低技术制造业而不是高技术制造

业[10]。唐杰英则使用总体垂直专业化指数来表示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

并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竞争力指数测算我国整体的贸易竞争力，结合环

境规则的影响讨论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分工对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发现垂直专业化程

度较高的行业分组中外资参与程度对贸易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垂直专业

化较低的组别则不具备这种效应[11]。

基于上述分析可见，进一步研究全球价值链嵌入和一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具

有重要意义。然而，仅采用忽略了进口和国内市场因素的RCA指数来表征产业国

际竞争力却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内需大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被低估，加工贸易

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被高估等，因此有必要采用更合理的指标来表征一国制造业的国

际竞争力，例如Vollrath等在RCA指标基础上建立的考虑了进口因素的显示性竞

争优势指数CA[12]，以及王直等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构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新指

标RCA-ValueAdded[13]。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度越高，越有利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

(二)制度质量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影响和调节效应

除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外，一国的制度质

量也可能深刻影响其制造业国际竞争力。Nunn为了检验一个国家执行契约的能力

是否是贸易比较优势的来源，通过理论解释结合实证分析的方式进行研究，结果发

现，当某国执行契约能力越强即其制度质量越高时，契约密集度比较高的行业会体

现出一定的相对比较优势，从而有相对较多的出口，贸易竞争力增强[14]。

Levchenko也认为制度质量应该与技术、关税一样是影响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

并基于不完全契约的分析框架，把包含知识产权保护情况、契约执行质量、投资者

法律保护度等在内的差异化制度质量引入研究模型中，结果发现制度质量的差异确

实是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之一，越是欠发达的国家越是无法从贸易和要素价格中获

取利益[15]。Ferguson和Formai的研究结果则发现，对于具有强烈合同依赖的

产品出口，司法质量的好处更加明显，说明司法质量已经成为一种竞争优势的来源，

他们采用不同国家和行业数据的回归结果进一步证实，对合同强烈依赖的产品出口

对外部交换环境质量是强烈依赖的，换言之，好的制度环境对于产品出口是有竞争

优势的[16]。

国内学者也就制度质量对贸易竞争力的影响进行了一些研究，例如黄玖立等发现具

有制度优势的经济特区不仅拥有更多的平均出口，而且在契约密集型行业中具有贸

易比较优势[17]。本文则将全球价值链嵌入、制度质量及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三者置

入同一个研究框架，提出假设2：

H2：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一国制度质量的改进有利于制造业形成比较优势，

提升国际竞争力。

制度质量不仅可能直接影响一国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而且可能以调节变量形式影

响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虽然之前尚无文献进

行这一研究设计，但有使用制度质量作为其他主效应中调节变量的一些研究可资借

鉴：例如戴翔和金碚通过产品内分工和制度的交互作用，验证了制度质量的改善能

够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18]；邱斌等研究了制度因素与行业特征的协同效应对

出口的影响，并运用我国20个行业对148个国家(地区)2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

现，当越过制度质量门槛后这一协同效应有助于本国对外出口并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19]；最近研究中，刘琳讨论了全球价值链、制度质量以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对出

口品技术含量的作用，发现不仅制度质量对出口复杂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全

球价值链和制度质量的乘积项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验证了制度质量有利于促

进出口技术含量和全球价值链两者之间的关系[20]。

因此，为了进一步探讨制度质量如何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交互作用而提升国际竞争力，

本文提出假设3，并采用融入增加值贸易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CA-ValueAdded以

及显示性竞争优势CA两个指标，通过面板门槛分析方法研究调节效应，来实现这

一创新研究设计。

H3：一国制度质量对其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具有

显著影响。

(一)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产业国际竞争力

本文用以下两个指标对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衡量和比较分析：

(1)基于贸易增加值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标RCA-ValueAdded。传统显示性比较

优势指数RCA用一国出口总额中某类产品所占份额与世界出口总额中该产品所占

份额之比表示：RCA=(Eirt/Ert)/(Eiwt/Ewt)。其中Eirt表示r国第t年i行业

的出口额，Ert表示r国第t年的出口总额，Eiwt表示第t年世界i行业的出口额，

Ewt表示第t年世界货物的出口总额[21]。但是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看，传统的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忽视了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分工带来的重复计算，因此会错误衡

量一国的比较优势。本文借鉴王直等的做法，采用基于贸易增加值的显示性比较优

势指标：RCA-ValueAdded=(DVAir/DVAr)/(DVArw/DVAw)，即用某行业的

国内增加值DVAir占本国出口中总国内增加值DVAr的比例，相对于所有国家该

行业的出口中国内增加值之和DVArw占全球总出口的国内增加值DVAw比例的

比较值，作为修正后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标。

(2)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CA。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competitiveadvantage,CA)

的计算公式为：CA=(Eirt/Ert)/(Eiwt/Ewt)-(Iirt/Irt)/(Iiwt/Iwt)，其中Iirt

表示第t年r国i行业的进口额，Irt表示第t年r国的进口总额，Iiwt表示第t年

世界i行业的进口额，Iwt表示第t年世界进口总额。如果CA小于0，说明该产

品具有竞争劣势；如果CA大于0，表示该产品具有竞争优势。由CA的计算方法

可以发现，该指标的内涵是在传统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的基础上剔除了进口

因素和国内市场部分的影响，这与RCA-ValueAdded指标的计算思路是一致的，

陈立敏也曾将其作为一种对RCA的改进指标进行实证研究[22]。

2.解释变量：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度及制度质量

(1)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度GVC-Participation。以i表示产业，r表示国家，IVir表

示r国i部门的间接增加值出口，衡量有多少价值增值被包含在r国i部门的中间

品出口中，经一国加工后又出口给第三国，也即别国出口中包含的本国价值增值；

FVir表示本国出口中包含的国外价值增值；Eir表示r国i部门总出口，根据

Koopman、Powers、Wang和Wei的方法构建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指标：GVC-

Participationir=(IVir+FVir)/Eir[4]。该指标值越大，说明一国参与全球生产网

络的程度越高。

(2)制度质量INST。本文根据全球治理指标体系WGI构建制度质量的衡量指标。

全球治理指标体系(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WGI)是最为常用的制度质

量指标体系，包括腐败控制能力、民主化程度、政府治理效率、管制质量、法律制

度、政局稳定性六个指标。本文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将这六个维度构造成一个综合制

度质量指数，该指数越大，说明该国的制度质量越好。全部样本国家(地区)的制度

质量指数平均值为0，最大值为17.4756，最小值为-24.8966。

3.控制变量

综合有关研究，本文选取以下几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国家基础设施INFR，采用

每百人中的互联网用户数作为国家基础设施水平的代理变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

GDP-PC，使用人均GDP来衡量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规模POP，使用人口

规模来体现一国规模大小。此外，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某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大

小很有可能受到其所处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因此把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

地位也列为控制变量。参照Koopman等的研究，r国i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

工地位指数GVC-Positionir被定义为一国间接增加值出口IV与国外增加值出口

FV的差距，并用各自占比的对数形式之差表示：GVC-Positionir=In(1+

IVir/Eir)-In(1+FVir/Eir)。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OECD-WTO于2015年联合更新发布的贸易增加值数据库(tradein

valueadded，TiVA)统计数据，覆盖1995、2000、2005、2008、2009、

2010、2011年七个年度，包含34个OECD成员国以及27个非OECD成员方在

内的61个国家(地区)。为了保证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采用除去中国台湾、

柬埔寨、越南以外的58个样本进行面板数据回归。RCA-ValueAdded、CA、

GVC-Participation、GVC-Position的数据均来源于OECD-WTO-TiVA数据库，

INFR、GDP-PC、POP的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INST的数据则来源于全

球治理指标体系WGI数据库。

(三)计量模型

因为面板数据可以同时考察不同国家(地区)横截面以及各个纵向年份，并避免有偏

估计，本文构建如下的面板计量回归模型，其中方程(1)～(3)为以产业国际竞争力

为被解释变量的三个方程，依次分别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

响、制度质量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以及GVC嵌入和制度质量共同对产业国际

竞争力的影响。

Yit=β0+β1GVC-Participatonit+β2GDP-PCit+β3INFRit+β4POPit+β5GVC-

Positionit+εit

Yit=β0+β1INSTit+β2GDP-PCit+β3INFRit+β4POPit+β5GVC-Positionit+εit

Yit=β0+β1GVC-Participatonit+β2INSTit+β3GDP-

PCit+β4INFRit+β5POPit+β6GVC-

Positionit+εit

Y分别用RCA-ValueAdded和CA两个指标衡量,各方程中i表示国家，t表示年

份，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一)变量相关性分析

表1为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由表1可知，第一，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与产业国

际竞争力的两个指标RCA-ValueAdded和CA之间都显著正相关。第二，产业国

际竞争力的两个指标之间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r=0.8282，P<0.01)。第三，制度

质量与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CA显著正相关，而与RCA-ValueAdded的相关性不

显著，其原因有待后面进一步研究。此外，多重共线性分析结果显示，方差膨胀因

子VIF都未超过5，表明各变量间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在使用58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之前，本文首先进行模型形式和估计

方法的考量。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但考虑到

本研究使用的是截面宽而跨时短的大N小T型面板数据，非常可能存在异方差，

我们还进行了Wald检验，检验结果中全部6个模型的修正Wald统计量均在

0.01水平上显著，说明存在显著的异方差现象，因此须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才能

进行有效的参数估计。

另一方面，在本研究中还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即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产业国际竞

争力有影响，反过来产业国际竞争力也可能对GVC嵌入度有影响，需要进行内生

性检验。因为本文样本存在显著的组间异方差，所以传统的Hausman检验在此

处不适用，本文采用“杜宾-吴-豪斯曼检验”(Durbin-Wu-HausmanTest，

DWH)进行内生性检验。参考连玉君等以内生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的做法

[23]，本文使用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进行DWH内生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所有的P值都大于0.1，说明计量模型中

不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最终选用可行性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模型估

计,回归结果报告在表2中。

从这6个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发现：首先，各国的GVC嵌入度对产业国际竞

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不管产业竞争力是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Value

Added表征,还是用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CA表征，也不管是在单自变量模型

1(β=0.640，P<0.01)和模型4(β=0.479，P<0.01)，还是在全变量模型

3(β=0.592，P<0.01)和模型6(β=0.432，P<0.01)中，这一正向影响都存在。其

次，各国的制度质量也对产业国际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不管产业竞争力是

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ValueAdded表征,还是用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CA

表征，也不管是在单自变量模型2(β=0.006，P<0.01)和模型5(β=0.011，

P<0.01)，还是在全变量模型3(β=0.006，P<0.01)和模型6(β=0.013，P<0.01)

中，这一正向影响也都存在。另外，6个模型的Waldchi2统计量都在0.01的水

平上显著，显示这些回归结果都具有统计效力。

(三)制度质量的门槛效应检验

在现有的研究中，若要观测某一变量通过影响另一个变量从而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前

后差异化的影响时，最常用的两种方法是分组检验和交互项模型。但两者都存在较

为明显的缺陷：分组检验方法是人为地选取分割点，把回归样本进行若干等分的划

分，比较不同组别回归结果的差异性，但由于分组标准难以确定，所以无法合理估

计门槛值，也无从对不同样本差异化的回归结果进行显著性检验；交互项模型则由

于所测定的变量影响呈现单一方向的递增或递减特征，所以无法对非单调的相互影

响进行客观评判，也无法对内生的“门槛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Hann提出的

门槛效应检验方法，可以有效地克服这些困难而具有两个优势：第一，不仅回归方

程的门槛个数和门槛数值完全由样本数据内生决定，而且可以不给定非线性方程的

具体形式；第二，门槛回归效应在渐进分布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待估计参数的置信区

间，并运用Bootstrap方法来估计门槛值的统计显著性。因此，为了进一步探讨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以及制度质量对两者关系的作用机制，

本文采用Hann门槛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构建如下非线性回归方程：

Yit=β0+β1GVC-Participatonit*I(INST≤τ)+β2GVC-Participatonit*I(INST>τ)

+

β3GDP-PCit+β4INFRit+β5POPit+β6GVC-Positionit+εit

其中，INST为制度质量门槛变量，τ为特定的门限值，其他变量含义与上文保持

一致。本文用Stata13.0软件对制度质量的门槛效应进行检验，并利用Bootstrap

方法反复抽样300次计算出F值和相应的P值，结果如表3所示。针对显示性比

较优势指数RCA-ValueAdded的回归中，制度质量的门槛值为-11.435；针对显

示性竞争优势指数CA的回归中，制度质量的门槛值为-16.134和5.658。这表明

制度质量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

具体的门槛效应回归结果见表4。针对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ValueAdded的

门槛效应回归显示：(1)当制度质量小于门槛值-11.435时，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

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估计系数为0.497(P<0.01)，说明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地

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2)当制度质量跨过门槛值之后，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

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估计系数为0.278(P<0.1)，说明全球价值链嵌入仍然能够显

著地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但幅度小于在门槛值之前，显著性也有所降低。

针对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CA的门槛效应回归，显示出制度质量的双重门槛效应：

(1)当制度质量小于第一个门槛值-16.134时，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制造业国际竞

争力的估计系数为0.586(P<0.01)，说明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地提升制造业的

国际竞争力。(2)当制度质量跨过第一个门槛值并小于第二个门槛值5.658时，全

球价值链嵌入度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估计系数为0.411(P<0.05)，说明全球价值

链嵌入仍然能够显著地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只是处于该制度质量范围内的国

家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幅度要小于在第一个门槛值之前，显著性也略有降低。

(3)当制度质量跨过第二个门槛值之后，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

估计系数为0.278(P<0.1)，说明全球价值链嵌入还是能够显著地提升制造业的国

际竞争力，只是同等嵌入度下，提升的幅度小于在第二个门槛值之前，且显著性也

比之前进一步降低。

由以上分析可知，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一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能够起到正向

促进作用，但在制度质量高的国家中这一正向促进作用较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对制度质量较低国家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作用更加明显。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

可能是，自身制度发展水平较高、各种配套规范措施健全的国家，其制造业国际竞

争力的自我提升能力更强；相比之下，本国制度质量较低的国家，其制造业国际竞

争力的提升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更为依赖。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利用2015年OECD-WTO公布的增加值贸易TiVA

数据库，结合融入增加值贸易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ValueAdded和显示

性竞争优势指数CA两个指标，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制度质量对制造业国际

竞争力的影响，以及制度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之间关系的

门槛效应作用机制，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首先，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促进一国

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能够显著地提

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对于中国这样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国家来说，要进一步提

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应该更加深度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其次，制度质量

已经成为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影响力量。一国要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就不仅要充

分利用各种有形资源，更要充分重视无形的制度质量。第三，制度质量不仅本身对

一国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具有直接提升作用，而且对于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其制造业

国际竞争力的关系有重要影响。虽然在制度质量的门槛值前后，全球价值链嵌入度

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都有正向提升作用，但当制度质量跨过门槛值之后这一提升作

用的幅度变小。也就是说，制度质量高的国家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国际竞争力的正向

促进作用较小，因此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制度质量水平较低国家的制造业国际竞

争力提升作用更加明显，也更为重要。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的相关结论均以各国制造业整体为对象进行分析，若想更加

深入细致地考察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各国具体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还需从制造

业各个细分行业的数据出发，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并融入增加值贸易来进一步展

开实证研究。这也是本论题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感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万晨曦参与的论文的数据分析

核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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