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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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的发展脉络及其主要流派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唐宋词是一块芬芳绚丽的园圃。她姹紫嫣红，

千姿百态，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妍，远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

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戏剧小说输送了有机成分。直到今天，她那些

闪烁着人文主义精神光辉而又达到很高艺术境界的作品，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

操，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

词起源于隋代，她的诞生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她所配合的曲调，是同时

兴起的，以汉族民间音乐为基础，糅和少数民族音乐及外来音乐而形成的新声

“燕乐”(“燕”同“宴”，因常在宴会上演出，故名)。公元589年，隋文帝灭陈，结

束了二百七十多年南北分裂的局面。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通贯，民族间的

融合，自必带来文化上的汇流。词出现在此时，决非偶然。她是应运而生，是

南方和北方、汉族和少数民族、中国和外国音乐文学的水乳交融。

词的全名为“曲子词”。“曲子”指她的燕乐曲调，“词”则指与曲调相谐和的唱

辞。由于“曲子”的唱法今已失传，现在我们所能欣赏的，就只剩下文辞了。因

此，“曲子词”也就通行省称为“词”。

词虽起于隋，但隋代的词作却未能保存下来。人们仅能从某些打有隋代印

记的词牌名称上去辨认她们的蝉蜕。这样，我们介绍词的发展历史，便不得不

从唐代说起。

(一)

上世纪初在甘肃敦煌莫高窟中发现的“敦煌曲子词”，主要是唐代(兼有五代)

的民间创作。诚如王重民先生《敦煌曲子词集叙录》所言，其间“有边客游子之

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

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更有少数民族剥削阶级统治下“敦煌人民之壮烈歌声

"，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相当广阔，较多地体现着下层人民的喜怒哀乐。她朴

素、率直、活泼、清新，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尽管大部分作者的文化水平

并不高，许多作品的笔触还很粗糙、稚拙，但玉蕴璞中，连城之价毕竟是掩没

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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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于民间、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任何一种文学新样式，总具有强大的生

命力，迟早总会引起文人雅士的瞩目和效仿。词也不例外。盛、中唐时期民间

词已很发达，影响所及，倚声填词在文人圈子里亦浸成风气。

不过，从李白到白居易，此期文人词作者大多数还应算是诗人而非词人，

其创作的主要成绩也在诗而不在词，因此，这时的文人词仅处于萌芽抽枝的阶

段。只有到了晚唐，她才可以说是基本成熟了。其标志是大词人温庭筠的出

现。温氏虽也工诗，但诗名已为词誉所掩，这表明文人词已从文人诗那里争得

了自己的独立。温词深美闳约，精艳绝人，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然而也

正是在他手里，词专主艳情、香而软的传统格局定型了。前此，文人词在题材

的广泛性上即便不能和民间词同日而语，却也未至于像温词那样狭隘。可以

说，晚唐文人词在艺术方面的长足进步，是以社会内容的消减为代价的。推究

其原因，殆由于温词半是替权臣代笔去取悦那笃好声色的宣宗皇帝，半是为了

供给青楼女郎侑酒时的歌唱之需，并不以展示自己的理想与抱负为宗旨。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战祸频仍，民不聊生，相对来说，南方的局势却较为

和平。于是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便联袂自中原南迁。而剑门关外的天府之国，

扬子江畔的鱼米之乡，这万里长江的上下两端，天险堪恃，地利可依，正是战

乱时代最理想的割据之处。因此，在这两块绿洲上立足的前后蜀和南唐，理所

当然地成了当时经济、文化最繁荣的国度。“西蜀”、“南唐”两大词派，就在这特

定的历史条件下先后崛起。

“西蜀词派”亦称“花间派”，因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集中所收十八位作

家大多在前、后蜀做过官而得名。

该派成员之一的欧阳炯为《花间集》作序，曾这样描绘六朝乐府艳辞的创

作背景：

“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

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其实，这也正是花间派词自身的炮制过

程。尽管欧序颇有微辞于“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但花间派词中仍有

不少“宫体”和“娼风"的混合物。不难看出，此派的作风是效法温庭筠的。而《花

间集》的首选恰是温词!无怪后人称温氏为花问派的鼻祖。须知道，前、后蜀的

某些君主如王衍、孟昶等，纵情声色的程度比唐宣宗有过之而无不及；西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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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狎妓宴饮的风气，也不亚于晚唐才士。所以，花间派之脉承温飞卿，以醇酒

美人为主要创作对象，可谓顺理成章。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若具体分析，

则《花间集》中也还有些抒亡国之深悲、发怀古之遐想、摹写北陲战伐、描绘

南疆风情的作品，别开生面，未可一概而论。

西蜀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韦庄。其作品主题固然多写艳情，与温庭筠差异

不大；但偏向于自己亲历的悲欢离合，主观色彩较强烈，风格也较清丽疏朗，

有别于温词的注重客观描摹和秾艳缜密。

“南唐词派”前期作品的取材范围，与“西蜀词派”大致相同。但时代稍晚，代

表作家较为集中，主要是南唐的两位君主(中主李琮、后主李煜)和一位宰相(冯

延巳)，不像西蜀词人群那样成分复杂，上至帝王将相，下及一般官员和士人。

又，该派形成之日，已是国祚衰微、风雨飘摇之时。后周以及代周而继起的

宋，虎视眈眈，陈兵境上，这样严峻的形势，不容许南唐的君臣们忘形地陶醉

在“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前蜀后主王

衍《醉妆词》)之类轻快的小夜曲里，一一如西蜀贵族们之所曾经。于是，我们

在前期南唐词中就已看到了较多的冷色。要说南唐词与西蜀词在风格上有什么

区别，那就是多了_层心理上的阴影，从而辞笔也就较为凄清，不同于西蜀词的

绮艳。

都城金陵的陷落，标志着南唐国政治命运的完结，也标志着南唐词文学价

值的升华。南唐词派最后也是最杰出的作家李煜，入宋后以亡国降虏的耻辱身

分，在“日夕只以眼泪洗面”(李煜本人与旧宫人书中语)的软禁生活中，写出了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

流"(《虞美人》)等许多泣尽以血的词句。诚然，他所魂牵梦萦的不过是一个封

建帝王失去了的天堂，究其实质，本不足称道；更何况他在位时的奢侈腐化是

导致南唐覆灭的直接原因，今El阶下为囚的种种怨愁悔恨，无非咎由自取。可

是，其创作毕竟是真挚的，是用高度洗练的辞句去概括一般入在失去最美好的

一切时都会产生的那种沉痛心情，故而其美学意义超出了作品本身所反映的具

体社会生活内容，自有一股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清人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中说：

“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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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卿(温庭筠)，严妆也；端己(韦庄)，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形象

地道出了三家词的特色。而“粗服乱头，不掩国色"八字，正是对后主那些直抒

胸臆、洗尽脂粉、纯用白描之佳作的高度评价!

(二)

经过隋唐五代近四百年间众多作者的共同努力，词业已由发源时仅可滥觞

的一泓清浅，演为初具波澜、力能浮舟的溶溶流川。入宋后，因着创作队伍的

不断壮大，创作视野的不断开阔，创作技巧的不断新变，词的发展形势更有如

江出三峡，一泻千里，吞天坼地，溅玉喷珠，挟五湖百渎之水赴海朝宗。今存

唐五代词仅八十家、不足两千首，而宋词却多达一千四百三十余家、近两万一

千首。单从这个量的对比，我们也可约略窥见宋代词坛的繁荣气象。

北宋统治者有惩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兵连祸结、禁军怙乱、擅主废立的

历史教训，早在建国初就诱导高级将领交出兵权，“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

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后来又扩大科举取士的规模，设置一

系列叠床架屋的行政机构，建设起一支庞大的文职官僚队伍，作为保障中央集

权的基干力量。为了换取这一阶层的忠勤服务，封建君主也须给他们以优厚的

生活待遇。因此，当时达官贵人蓄养家妓、士大夫们文酒雅集的风气之盛，是

前朝所无法比拟的。此外，大一统政权的巩固，又给饱受晚唐五代干戈傲扰之

苦的人民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使他们得以用辛勤的劳动将社会生产力恢复

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日趋兴旺发达，都市经济的

日渐繁荣，市民阶层的人数急遽膨胀着，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他们

口腹之余，自然也要娱乐，于是便有那民间乐工、歌妓“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

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风尚所趋，凌轹往世。上流

社会与中下层社会对于声歌的共同需求，构成了推动宋词发展的合力。而由于

这两种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艺术旨趣，与之相适应的词的创作面貌也就大相径

庭。这在北宋前期表现得尤为典型。

官僚士大夫们得利较早，因而宋初词坛是他们的一统天下。但官僚士大夫

词艺术高峰的出现，还在开国后第三代君主仁宗统治时期，代表作家是晏殊、

欧阳修。他们都官至宰辅，词作侧重反映士大夫阶级闲适自得的生活和流连光

景、感伤时序的情怀；所用词调仍以唐五代文人驾轻就熟的小令为主；辞笔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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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气度闲雅，言情缠绵而不儇薄，达意明白而不发露，词风近似南唐冯延

巳。艺术造诣不可谓不高，但因袭成分较重，尚未摆脱南唐词的影响。晏殊的

幼子晏几道也擅长小令，与晏殊并称“二晏”。他是由贵公子降为寒士的，经历

了较多的人世沧桑，故其词高华之中，深寓悲凉。论时代他已入北宋后期，论

流派则仍是晏、欧的变调嗣响。

市民阶层的势力不可能因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而立刻壮大，

它需要经历一个社会生产水平提高、社会劳动总量积累的过程。因而市民词起

步较晚，今存宋初词中尚不见她的倩影。但她发展的势头很猛，也在仁宗时期

达到了高潮。其代表作家是柳永。柳永一生飘泊，沉沦下僚，较能接近民众；

所作多描绘都市风光，传写坊曲欢爱，抒发羁旅情怀，内容比晏、欧词丰富，

语言也俚俗家常，颇合市民阶层的口味。

他精通音律，长期混迹秦楼楚馆，与民间乐工歌妓合作创制了许多新腔，

大都是更宜于表现繁复多变的都市生活的慢曲长调。慢词在民间早已有之，但

自唐以迄宋初的文人较为矜持，宁愿择用句度类似五七言近体诗(那本是他们的

拿手戏)的短调，而不甚措意于所谓哇声淫奏的慢曲子。柳永是扭转此风的第一

人。词的篇幅拉长，容量加大了，表现手段自然也要出新。于是，柳永将六朝

隋唐小赋的技法引进词的领域。他那层层铺叙、处处渲染、淋漓酣畅、备足无

余的作风，确与崇尚含蓄、讲究韵味、抒情小诗般的传统文人词大异其趣。由

于柳词具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较新鲜的时代风貌，故而风靡四方，赢得了“凡

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引西夏归朝官语)的盛誉。

北宋前期，主要是仁宗时期，词坛上就呈现着这样一种官僚士大夫词与市

民词、雅词与俗词、令词与慢词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局面。当然，晏、欧未

始没有俗词、慢词的创作尝试，柳永也并非不作雅词、令词，以上不过是各就

其主导倾向而言罢了。

宋词至于柳永，完成了第一次转变。但这转变只是翻新了音乐外壳，并未

能从内容上根本突破“艳科”的藩篱。因此，当文学史家站在更高的层次为宋词

划分流派时，仍将柳永与晏、欧一齐编入“婉约派”的阵营。

而拓宽词的意境，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早已

式微了的唐代民间词的现实主义精神，使词能像诗一样自由地、多侧面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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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感情，观照社会人生——宋词发展进程中这更为艰巨，也更有积极意义的

第二次转变，不能不有待于“豪放派"的异军突起。

北宋建国六十年后，社会繁荣背后隐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

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表面化。为了缓和这些社会矛盾，

维持宋王朝的长治久安，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政治、经济改革的主张并付诸行

动。自仁宗庆历年间的“新政"到神宗熙宁、元丰时的“变法"，虽因大官僚地主保

守势力的阻挠而终至失败，但它们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深刻影响却不可低估。

宋词“豪放派”的兴起恰在这一时期，恐怕很难用巧合二字来解释。由于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程有不平衡性，未必所有的改革者都是“豪放派"，所有的

“豪放派”都是改革者；然而改革精神必定会曲折地反映到文学包括词的领域中

来，则是可以断言的。

“豪放派"的发轫之始，可追溯到与晏、欧、柳同时的范仲淹。他出身贫

寒，贵不忘本，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曾亲率

宋军抗击西夏党项族政权的武装侵略，后又主持过“庆历新政"。

其词虽只传五首，却颇有新意。如《渔家傲》写边塞风光、军旅生活，以

悲凉为慷慨；《剔银灯》借咏史发泄政治牢骚，于诙谐见狂狷：

在当时以批风抹月为能事的词坛上，不啻是振聋发聩的雷鸣。豪放之作在

唐代民间词中已有一定数量，在唐五代以至北宋前期的其他文人词里亦偶一露

面，不可谓无，只是湮没在婉约词的茂草底下，呈间歇泉状态，未曾喷涌成溪

而已。至范仲淹出，它才正式成为文人词的一种自觉的创作倾向。我们之所以

这样说，是连同范氏那些散佚了的豪放篇什一并考虑的。宋人魏泰《东轩笔

录》记载道：

“xxxx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

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倘若诸词一一俱存，那么

豪放词在其可知见的词作中，就该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了。

进入北宋后期，神宗朝的大改革家王安石一方面在创作上步武范仲淹，以

《桂枝香》等刚健亢爽的怀古咏史词骋其政治长才、豪杰英气，一方面又从理

论角度向词须合乐的世俗观念发出了挑战。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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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歌者皆先有词，后有声，故日‘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见宋赵令畴《侯鲭录》)这话实质上

是以破为立，“豪放派"的创作纲领，已然音在弦外。前此词中之所以充满着“妇

人语”和“妮子态”，英雄志短而儿女情长，多阴柔之美而少阳刚之气，关键即在

以词应歌。而晚唐以来世尚女乐，歌者多是妙龄女郎，为适应她们的莺吭燕

舌，词就只好以男欢女爱、离情别绪、伤春悲秋为主题，以婉约为正宗。“豪放

派"要解放词体，打破“诗言志”(泛指情志)而“词言情"(特指情爱)的题材分工，冲

决“诗庄词媚”的风格划界，就一定要松开束缚着词的音乐枷锁。在这一点上，

时代略晚于王安石的苏轼走得更远。

苏轼“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陆游《老学庵笔记》)，他只

把词当成一种句读不葺的新体诗来作。他在词里怀古伤今，论史谈玄，抒爱国

之志，叙师友之谊，写田园风物，记遨游情态，“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清

刘熙载《艺概》)；其词或表现为平冈突骑、锦帽貂裘、挽弓射虎时的激昂慷

慨，或表现为骤雨穿林、芒鞋竹杖、吟啸徐行时的开朗旷达，或表现为大江酹

月、故国神游、缅怀英杰时的沉郁悲凉，或表现为长路走马、酒渴思茶、叩问

农家时的随和平易，“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

不止”(苏轼《答谢民师书》)。他是“豪放派"当之无愧的奠基者。

苏轼的冲击波在北宋晚期词坛上引起了两种不同的反响，赞成者有之，持

异议者亦有之。传统是一种巨大的惯性，因而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暂时还不能为

大多数人所接受，连他最钟爱的学生秦观也还是学柳永作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