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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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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米怎么做-健康饮食

2023年3月11日发(作者：保定特色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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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信任逻辑

薛天山3

(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江苏南京 210093

)

[摘要]受独特的文化传统、制度规范与社会结构的影响,中国人的信任行为与西方人相比表现出了

极大的不同。本文通过分析中国人在面临一些特殊情境时的行动选择,来解读中国人的信任建立方式、运作

机制与约束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中国人的信任格局与产生这种信任行为的社会结构性条件。

[关键词]信任关系人情报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

(

2008

)

04-0070-08

人际信任作为“日常例行互动的必要基础”[1],

是稳定的社会关系所不可或缺的。就像Golembiews2

ki和Mcconkie所说的“信任是滋养万物的阳光,信任

是不可或缺的雨水”[2]

(

P134

)。信任在人类生活中就像

阳光和雨水一样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它渗透在社

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信任的存在有助于增强社会成员

的向心力,可以降低社会运行的成本,提高运行效率。

所谓人际信任,是指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产生的、期待

交往对方发生符合自己期望的“适当”行为或满意结

果的心理或行为倾向。这里的“适当”行为并不一定

是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的,而只是个人认可并期

望的。

早在1900年,齐美尔(

Simmel

)就曾说过“离开

了人们之间的一般性信任,社会自身将变成一盘沙,

因为几乎很少有什么关系能够建立在对他人确定的

认知上”[3]

(

P111

)。但在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信任

就像阳光和空气一样被当作理所当然的存在,在

1950年代以前,信任在社会科学中一直以沉默的面

目出现,没有成为中心课题[4]。直至上世纪50年代,

美国心理学家Deutsch[5]、Hovland、Janis和kelly[6]等

学者才又将这一重要的概念“捡了回来”。90年代以

后,信任问题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热门话题。

中国学者之所以对信任问题感兴趣,其主要原因在于

学者们发现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个快速、深刻、全面

的转型变革时期,但同时中国社会也已经出现了比较

严重的信任危机。自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社会中假冒伪劣泛滥,使得人们对商品和服务产生不

信任,进而强化了对“外人”的不信任感,并同时对相

关的管理者和规章制度产生怀疑,最终动摇了基本的

价值观念,厚黑学盛行正是这一恶性循环的结果。社

会转型对传统人际关系的冲击则从根本上动摇了原

本建立在个人义务基础上的人际信任。面对这样的

困境,中国学者们不得不重新反思中国文化、制度与

历史对信任的影响,研究中国人的信任建立方式、运

作模式、约束机制,并积极探讨重建信任的对策。

一、高信任度文化抑或低信任度文化:儒家的信

任逻辑及其困境

福山(

Fukuyama

)曾将中国文化归结为低信任度

文化[7],但如果我们深入考察中国的儒家思想,就会

发现“信”是儒家强调的一个重要行为规范,“信”是

五常(仁、义、礼、智、信)中的一个纲目。孔子曾说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

,强调了

“信”的重要意义。他的弟子曾子在其“吾日三省吾

身”时,说需要反思“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

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可见,“信”是

一个重要的反省项目。在这里,“信”只是一种个体

应有的道德本性,而不涉及怎么获得信任的问题。在

这一问题上,儒家有自己的独特理解。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

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辱,

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一使人。”

2008年7月

第4期(总第36期)

中国人的信任逻辑

Jul.,2008

No.4

3[收稿日期] 2008-03-27

[作者简介] 薛天山(

1973-

)

,男,江苏江都人,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讲师,南京大学社会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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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阳货》)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论语·尧曰》)

从中可以看出,儒家对信任的理解是个体必须先

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自己先坚持守信,以自己的诚

信来取得对方的信任。当然,如果每个人都坚持守

信,对别人信任也就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了。诚如

杨中芳所说:“儒家以对人的潜在美德道德力量为基

本信念,来启动人际交往中相互信任的循环锁链:先

由自己诚信来取得对方的信任,然后对方才会以诚信

回报,从而自己才产生对对方的信任。也就是说,是

靠老天爷(天道)和替天行道的圣贤帮忙。”[8]这与西

方借助法理与契约,将交往双方的权利、义务规定的

一清二楚的信任模式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传统文化对信任建构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

是建立在人人都是圣贤这个假设之上的。但是,儒家

显然也认识到在现实生活中人人都是贤人君子的理

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一方面教育普通人应该提

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做到“守信”、“施恩不望报”、“重

义轻利”。另一方面则用“礼”来引导人的行为,以期

让每个人的道德都达到一个理想的境界。因此《礼

记》才讲: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

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

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

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

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儒家以期通过“礼”将他们所提倡的价值予以操

作化。虽然施恩者应做到“施惠勿念”,但承受者也

应该“受恩莫忘”,“受人点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

“来而不往非礼也”。但正如郝大维与安乐哲所看到

的:“礼并非只是固定于一个文化传统内部的适切性

的标准,这些标准有助于塑造和管理这一传统的参与

者,它们还具有重要的创造意义。”[9]

(

P36

)也就是说,

如果将“礼”理解为行为规范、行事准则或制度约束,

就会失去“礼”中一些最重要、最精华的意义。“看起

来,儒家反复强调的礼似乎已规范了人的一切行为程

式,但正因为它在实际中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就让礼

只能依据具体的情境来灵活地操作了。”[10]

儒家在这里遭遇了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价

值与实际、规范与操作上的困境,所设想的信任循环

与真实的社会建构之间出现了断裂。正是在这层意

义上,翟学伟认为:“一个真实的社会建构是一个自

主的行动者与社会规范结构相权宜的产物,也就是

说,当社会个体无形中或被迫地接受先于自己的那些

社会角色和社会位置,而个体在其规范的制约下又有

自己的意图要表现时,他会采取一种同社会结构相变

通或相权衡的行为方式来行动。”[10]正因儒家所倡导

的价值、规范、制度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实践的,中国

人在发生信任行为时,所遵循的也只能是一种实践的

逻辑,如梁克所说:“我们与其说实践信任是一种风

险承担行为,不如说对信任的体验是一种创造性的行

为。”[11]

二、信任的实践逻辑:中国社会中的关系与信任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儒家所设想的信任模式

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在中国社会中社会合作和社

会秩序是如何实现的呢?我认为,正是社会个体的策

略性、权宜性行动填补了因为儒家价值理想与现实日

常生活之间的断裂而留下的空间,使社会合作与社会

秩序成为可能。中国人可以因应制度规范、具体情境

与实际需求而灵活地选择合适的行动策略,做到既不

违反法规法则、角色义务的要求,又能满足自己实际

的需求。既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会守信,那就只能选

择那些值得信任的人给予信任,或虽给予那些不太值

得信任的人以信任,但采取一些相应的控制措施以降

低其失信的可能性或减少因其失信带来的损失。因

此中国人的信任逻辑就隐藏在对被信任者的选择上,

以及对被信任者进行控制约束的策略中。也正因如

此,我们就可以通过解读和分析当一个人在面临一些

情境时,如面临必须给予信任,将某个任务委托给其

他人的情境时,这一个体的行动选择及其背后的心理

机制,来探讨中国人的信任逻辑。当一个中国人面临

必须给予信任,必须将一个有一定难度的任务委托给

他人去完成的情境时,其可能的行动策略有三:

策略一:当然是选择有保障的人给予信任,能够

赋予保障的正是私人关系。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本

位的社会。人际关系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梁淑溟用“伦理本位”来表示中国

人这一特征,在他看来,“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

也”[12]

(

P93

)。许烺光用“情境中心”与美国人的“个人

中心”、印度人的“超自然中心”作对照,强调中国社

会中个人寻求相互依赖的特性,个体对人际关系的重

视[13]。杨国枢以“社会取向”来描述中国人易于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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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期(总第36期)

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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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顺从他人的、不得罪人的、符合社会期望的及忧虑

别人意见的行为倾向。[14]虽然他们所用的概念不一,

但所关注的焦点都是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倾向中的关

系本位。正是关系取向的心理、行为倾向使得中国人在

面对不同关系的个体时,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信任行为。

因为有了关系,就意味着双方比较相互了解,对

对方的道德、人品、能力、性格等知道得比较清楚,从

理性的角度来说,对这样的人给予信任一般不太会出

差错。同时,关系的存在还意味着双方情感上的义务

与责任,关系越近这种义务感与责任感就越强。因

此,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哪些人委托的事情是一定要

去办,并且要尽力办好的。如果不去办或没有尽力就

会被别人说成“不懂(通)人情世故”,也同时意味着

关系的结束。人情是中国人际关系的基本样式,人情

的往来状况决定着关系建立、维持与发展还是破坏、

淡化与断裂。人情往来也是一种交换行为,但与西方

人的交换行为不同的是,西方人所遵循的交换原则是

等价、公平原则,而中国人的人情往来是与“欠”相联

系的,人情的运作遵循的是“施—报观”,“施—报观”

一方面要求施惠者不要总期望着别人的偿还,但另一

方面又要求欠着人情的一方一定要在适当的时机予

以报答。因此中国人不愿意欠人情债,因为债务总还

是要还的。更为重要的是,报的逻辑不是还清所欠的

人情债,而是想方设法加重分量去报答对方,让对方

反欠下人情债,这又会使得对方再加重分量予以报

答。如此循环下去,人情往来就会永远存在,关系也

就不会消失。而如果以等值原则去进行交换,就意味

着“算帐”、“清算”,也就是说谁也不欠谁的了,也就

意味着人情往来可以随时停止,关系也就可以结束了。

关系的结束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是从情感上还

是实际功能上来说,都是无法承担的后果。传统中国

是在农耕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乡土社会,在这样的社会

形态中,相对稳定、封闭的生活环境是必不可少的必

然要求,因此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自给自足、男耕

女织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一直保持得很好。这种稳定

性要求人们重视血缘、地缘等关系网络,重视人与人

之间相互关系的和谐与互助。关系的中断就意味着

丧失了政治上的保护与经济上的互助。人情往来中

的“施—报观”正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只要遵循报的

原则,人情往来就不会中断,关系可以永远保持下去。

众多学者的研究证实了中国人的信任是受到

“关系”影响的。如陈玄介与高承恕在研究台湾企业

中信任格局时,就认为台湾企业中员工之间的信任是

一种从人际关系衍生出来的“人际信任”。影响企业

主对员工信任程度的因素主要是先天的连带关系与

后天的成就。[15]郑伯埙分析了华人企业组织中影响

上下属之间信任关系的诸种重要因素,认为影响上司

对下属信任的因素主要是忠诚、才能和关系;影响下

属对上司信任的因素主要是慈悲、德行与关系[16]。

Whitley在研究华人社会中的信任产生机制时,认为

从关系入手来发展信任是一种中国人最常用的手

段。[17]

这一行动策略的信任逻辑是:将任务委托给有关

系的人,就表明了对受托者的信任,实际上等于是又

送了一个人情给对方。而要让这个信任关系继续下

去,就需要受托者予以回报,回报的方式当然是尽心

尽力完成好受托的任务。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受托

者也可能选择失信,因为失信也许可以获得更多的利

益。但一般来说受托者不会作这样的选择,因为受托

者的行为受至少两种机制的约束,一是受包含在人情

中的义务感与责任感;二是失去社会网及其中所包含

的社会资源的可能性。在传统中国这样一个封闭性

程度很高的社会中,一旦失信于他人,并进而导致关

系的中断的话,会遭遇巨大的群体压力,会被指责为

“背信弃义”、“丢脸”,而且可能失去关系网及其中所

包含的各种社会资源。从中也可以看出,信任有关系

的人不仅是情的表现,而且也是理性的要求,是情与

理的交融。

策略二:信任没有私人关系的人,但是采用“防”

的方式降低风险。儒家教导人要做到“信”,但并不

赞成“盲信”,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

无”。个体与他人交往时的现实态度是“察其言,观

其行”,在未完全了解对方之前,要做到“见人未可全

抛一片心”。

将任务委托给有特殊关系的人固然较有保障,但

有时因为任务有一定难度,未必就能在既有的关系网

络内找到合适的人选,基于现实的、理性的考虑,可以

将任务委托给一个有能力的外人。此时的委托行为

虽然不涉及对对方人品、道德、动机等方面的信赖,只

是表示委托人对受托者能力的信任,但这一信任对于

被委托者而言就是一个恩情,因为委托者是他(她)

的伯乐,常言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

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韩愈《杂说四》)

,对被委托者

来说,委托者对他有知遇之恩。恩情也是人情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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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可见,即使是采用这一行动策略,信任的起点仍

然是人情的交换,即让对方欠自己的情,其运作的机

制也仍然是“报”。

但因这一行动策略中的受托者本不是委托者既

有关系网络中的成员,关系的约束对其也就失去了作

用,即使失信而导致双方关系的中断,对其损失也不

大。此时对受托者来说,对其有约束力的就只剩下了

存在于心中的那点义务感和责任感。这显然是远远

不够的,正因如此,委托者才会采用“防”的手段,而

常用的“防”的手段大概有这样几种:

(

)监控,即对受托者的行为予以监视、控制。

采用这一方式最重要的是选择谁去监控,委托者往往

会选择自己信得过的人(自己人)去做监控者。如果

采用这一方式,实际上表明对受托者是不信任的,委

托者所信任的是被委托去监控的与自己有私人关系

的人,而这一信任的逻辑其实与策略一中的信任逻辑

是一样的。

(

)让第三方介入,即找一个人或组织(即第三

方)来做见证者或担保人。一般来说,第三方是与委

托者和被委托者都有一定的关系,并对他们都有一定

的影响力。由于有了第三方的介入,对委托者来说,

即使被托者失信,也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对被

委托者来说,失信行为虽然也许可获得较多的利益,

但存在与第三方中断关系的风险。与第三方的关系

会对被托者的行为产生巨大的约束力,以确保其不会

发生失信行为。

(

)签定契约。签定契约实际上也是一种“防”

的方式。在中国社会中,法律与人情并不矛盾。

“Cheng和Rott

(

1991

)研究了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契

约与‘关系’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中国人在社会

交往中崇尚‘合情、合理、合法’,制定契约时也倾向

于将情理法三者综合起来考虑,因此形成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契约’。这个特色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在西方法律理论中,契约是自主、平等的法人之间的

斗争、谈判的结果,是私人关系的替代物,它的效力由

法律制裁而非社会压力来保障。在中国,契约往往是

一种‘君子协定’,其主要功能在于界定人际关系的

具体内容,起到关系备忘录的作用,而不是私人关系

的替代物。第二,在中国,契约的使用受到人际关系

的影响,往往只有在不熟悉的人之间才会签定契约。

在关系网内部,很少签契约,即使签了,效果也不大。

第三,在中国,只有契约是用处不大的。情与理的考

虑必须整合进契约的执行过程中,甚至体现在契约的

字里行间。”[18],从他们对中国式契约的论述可以看

出,在中国社会中签定契约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针对

外人的“防”的作用,且它对人的行为的控制力并非

来源于法律制裁,而是来源于社会压力———关系网络

的约束。

通过对“防”的方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防”

的最本质手段仍然是关系的约束,也就是说,对中国

人信任行为的约束仍然是依赖关系约束机制。与第

一种信任关系相比,这种关系中的人情比较淡薄,资

源交换过程中可能会采用等值原则,关系约束力下降

且成本较高,因此信任的强度是较低的。但其蕴涵的

信任逻辑是一样的,信任的强度较低实际上也从反面

证明了中国人的信任是与关系、人情、报相关的。

策略三:委托给无私人关系的外人,并且通过关

系运作的方式将其拉入自己人的圈子里来。在中国

社会中,人们重视关系网络,也善于利用关系网来解

决问题,并发展出了一系列的建构关系的方法。乔健

曾对中国人的关系运作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分类,他总

结了关系建立的六种方式:袭、认、拉、钻、套、联。[19]

当第二种行动策略因成本较高的且执行难度较大而

难以操作时(如: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第三方;采用

监控的方式实际上是将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任务交给

了两个人去完成,必然导致成本的增加)

,利用关系

运作的方法将受托者拉进自己人的圈子里,进而用网

络内部的价值、规范去约束受托者的行为,就成了一

个现实可行的选择。

中国人的信任逻辑在这种行动策略中表现得最

为生动。与第一种策略相比,信任的逻辑没有任何区

别,只是多了一道程序而已。应该说,第一种行动方

案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其中的信任模式也是最习惯

的、最放心的。第三种策略只是通过一定的策略,以

期以最习惯的方式来建立信任关系而已,从这层意义

上来说,信任也是一种布迪厄所说的“惯习”。

分析到这里,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虽然三种策略

各不相同,信任的强度也不等,但隐藏在三种策略背

后的信任逻辑并无二致。我们可以将这一逻辑总结

为:中国人是通过人情交换来建立信任的,依靠

“施—报观”来保障信任关系的正常运作,用关系来

约束人的行为,以防止失信行为的发生。

三、中国人的信任格局与社会结构条件

就中国人的信任格局而言,韦伯关于中国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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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与信任问题的论断至今还影响着许多学者,他在

区分了两种信任———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后,认为中

国人的信任行为属于特殊信任,即建立在私人关系和

家族或准家族关系之上的信任,中国人只信任与自己

有特殊关系的人,对外人则充满了怀疑和提防。[20]福

山(

Fukuyama

)则进一步发挥了韦伯的理论,他将信

任提高到了影响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的高度,指出文

化因素和经济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在其《信任———社

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他将不同的文化区

分为低信任文化和高信任文化。低信任的社会指信

任只存在于血亲关系上的社会,高信任的社会指信任

超越血亲关系的社会。福山认为,中国、意大利南部、

法国属于低信任社会,而日本、德国、美国属于高信任

社会。中国社会的低信任度影响了中国的企业延续

和扩张,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7]持这一观

点的还有高定伟(

Redding

)

,其在研究华人家族企业

时也指出中国人对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充满了不信

任。[21]从他们的论述来看,中国人的信任本质上是一

种“血亲关系信任”,这种信任是很难扩展到血缘关

系以外的其他人群中的,因为血缘关系是先赋性的并

且无法改变的。

如果我们深思这一论断,就会发现它是经不起推

敲的。首先,虽然从表现形式上看,中国人的人际信

任是“关系导向”的,但究其本质,影响信任的是人际

关系中所包含的心理情感上的亲密、关系规范中的责

任与义务及隐藏于其中的理性计算。关系并非产生

信任的充分条件。是否能建立信任关系并保持下去,

还要看是否有人情往来,交往对方是否能按照“施—

报观”原则的指引行事。其次,从前面的分析我们也

可以看出,中国人也并非只信任自己人,对外人也会

有信任,只不过方式、强度不一样而已,中国人对外人

常采用“防信”的策略。再次,虽然人与人之间的血

缘家族关系具有先赋性且无法改变,但在后天的交往

中可以采用“拟亲化”的手段(如认干亲、拜把子)将

原本没有血缘家族关系的人拉入自己所在的圈子里

面。杨宜音关于“自己人”的研究验证了这一观点,

在其研究中,她发现“外人”和“自己人”的界限是模

糊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被包纳进“自己人”的圈子

里而得到信任。[22]因此,中国人对他人的信任既会受

是否存在先天血缘关系的限制,也与后天的交往状况

密切相关。

按照中国人的信任逻辑,形成的是一个“不

信———防信———全信”连续统的格局,在不信与防

信、防信与全信之间是没有清晰的边界的。同时,信

任关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完全

可以从互不信任,发展到既信且防,甚至到完全信任;

也可能从互相非常信任,发展到互相猜疑,甚至互不

信任。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人的信任格局是“差

序”的格局[23]。

同时还应注意的是,信任关系中天然地包含了权

力的成分。如梁克所说“中国文化中十分重视责任

与回报的传统使信任关系蒙上了某种权力色彩:一方

在向另一方付出信任时,也就形成了对他/她的一种

权力关系,做了有悖于这种信任的事情就会被认为负

了前者,还会受到公共道德的指责,这种指责会与对

其人格的批判相联系,很可能会影响以后人们对他/

她的信任程度。”[11]这种权力的产生是与人情交换中

的“欠”相联系的。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中国人的信

任模式中又有等级的含义。

吉登斯(

Giddens

)曾指出“对某个人的信任在一

定程度上总是与对系统的信赖有关,但是所信赖的只

是这些系统的有效运转,而非系统本身。”[24]

(

P30

)也就

是说,人际信任的运作方式是与所在系统的有效运转

分不开的。中国人信任自己人,或采用人情往来的方

式将外人变成自己人来增强信任的强度,表明了中国

人对自己人圈子(系统)的正常运转是有信心的。中

国人即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将一些任务委托给外人,

也会采用监控、签定契约等“防”的策略,实际上从反

面表明了对自己人圈子以外的系统的有效运转是缺

乏信心的。究其原因,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关系的维持、发展是依赖于对方的“报”,给予了信任

而得不到回报就会导致信任关系中断,而“报”是不

能言明的,只能寄期望于交往对方对人情往来规则的

认识和遵守,但这样做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因为对方

可以假装不懂人情规则,或即使懂也不回报。要让

“报”这样一种特殊的交换行为有效运转,就要有一

个封闭的系统。因为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人和人都

是熟识的,如果一个人欠了别人的恩、情却不回报,就

会遭到指责,并可能会遭遇更大的损失,关系网络的

压力也会迫使一个人履行“报”的义务。同样的情况

如果发生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因为人和人之间是陌

生的,一个人即使背信弃义,遭遇群体压力的可能性

要小得多,遭遇损失的可能性也要小得多。可见,中

国人的信任逻辑是与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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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信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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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这一特征相契合的。

四、中西方人际信任逻辑之比较

信任是关涉到至少两个人的事,信任者对人性、

人的可信性的看法,被信任者的能力、动机、忠诚等特

征都会直接影响到信任关系是否能顺利建立,信任者

和被信任者之间的关系自然也会影响到信任关系的

建立。但就关系而言,其对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信任行

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首先,在西方社会中,人际关系的主要内涵即是

亲密度,而亲密度则是基于“相似性”或“相互表露”

而产生的。两人的生活经历愈相似或两人沟通得愈

多,对对方的情况愈熟悉,认同感就越强,关系就愈亲

密,双方就越有可能建立信任关系(如Clark&Mills,

1979;Duck,1994;Mcallister,1995

)。就中国社会中的

人际关系的独特性与复杂性而言,与西方社会中的人

际关系模式大相径庭。如关系中的人际情感要素,在

西方社会中只是指心理学意义上的情绪、性情或感

情;而在中国社会中,人(际)情(感)的含义则要复杂

得多,其指包含喜、怒、哀、惧、爱、恶、欲等自然情绪,

还意指受伦理指引的必须要有的、义务性的、合乎

“礼”的情。许烺光(

Hsu

)认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重

视伦理的义务性情感要更甚于自发性情感,中国人的

人际交往多受这种义务性情感所左右。[25]在中国社

会中,正是人际关系中义务、责任的成分为人际信任

提供了依据。因为人际信任表现为对他人“适当”行

为的预期。而要让他人发生“适当”的行为,除了采

用外在的强制的方式以外,利用对方的责任感、义务

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实际上,不同的人际关系规

定了不同的情感、责任与义务,因此其对人际信任产

生巨大的影响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在西方社会中,个体的特征对于信任行为

的发生是很重要的。信任者对人性、人的可信性的看

法会直接影响到信任关系是否能顺利建立,而被信任

者是否具备诚实、正直、有能力等特征也是影响信任

关系能否建立的重要因素。简言之,信任者需通过与

被信任者的互动或其他机制(如信用制度)获得被信

任者的信息,并进行理性的评估或情感的考量,以决

定是否信任对方,如果信任对方则可以通过签订契约

的方式来确立双方信任关系。当然,双方信任关系的

运行情况会影响到后续信任行为是否还会发生。在

此,我们可以用图1来表示西方人的信任模式。

图1:西方人的信任模式

在西方人的信任行为中,信任者的因素(期望、

对人性的看法)与被信任者的因素(诚实、忠诚、动机

等)先于关系因素或独立于关系因素而存在,如:是

否忠诚是该个体人格特质的表现,而不是看与交往对

方的关系如何。但是,在中国社会中,一个人决定是

否忠诚于交往对象首先要看的是和对方的关系如何,

在中国社会中,忠诚是对一个人的“私忠”,是人际关

系的产物。可见,在中国人的信任行为中,关系因素

优先于个人因素。关系因素对中国的信任行为的影

响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关系的不同会影

响到个体之间的互动。黄光国就曾将中国人之间的

关系分为三类: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与工具性关

系,并认为中国人会并依据不同的社会交易法则与不

同关系类型的交往对象互动。对于情感性关系,采用

的是“需求法则”;对于混合性关系,一般采取“人情

法则”进行交往;而工具性人际关系间的交往所遵循

的是“公平法则”。[26]当然,在西方社会中,不同的关

系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会产生影响,但与中国人的

关系不同的是,西方人之间的关系大量的是可选择性

的、临时性的关系,因此个体在互动过程中会表现出

很强的独立性,信任对象的选择、信任行为的发生、信

任关系的建立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中国人关系的

特殊之处恰恰在于它的持久性与缺乏选择性。中国

人之间可作选择的、临时性的关系是非常有限的,即

使有,也往往是持久性、非选择性关系的衍生。关系

的持久性、不可选择性导致互动中的个体没有办法坚

持自己的独立性、个性和理性,而要试图学会忍耐、忍

受和忍让。但这一切都不否认个体的利益动机,处于

其中的人们要学会的交往能力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假

借共有的利益加以表达和获取,因此个人利益的表达

总是委婉和迂回的。[27]其二,关系会影响到信任者对

被信任者相关信息的获取。西方社会中存在着一套

较为完善的信用制度,通过这一信用制度委托者就可

以获悉其他人的相关信息,以降低给予信任所带来的

风险。中国社会中这样一套信用制度还没有建立起

来,中国人只能求诸于通过人情交往来摸清对方的底

2008年7月

第4期(总第36期)

伦理学研究

StudiesinEthics

Jul.,2008

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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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其三,关系会影响信任者对被信任者的评价。从

评价的准确性来说,相比较而言,关系越近的人之间

了解得越多,对对方所做出的评价也就越准确。从评

价者的动机来说,关系的亲疏远近,会直接影响到一

个体对交往对象的期望,不同的期望会产生不同的评

估结论;从评价的方式来说,个体会对不同关系的人

采用不同的评估方式。比如有关系的人办砸了事情

可能会被归因为“事情太难办了”或“运气不好”,同

样是办砸了事情,没有关系的人得到的评价可能就是

“不用心”或“没能力”。同样的行为可能得到完全不

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评价。而信任者对被信任者的评

价是影响信任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关系之所以对

中国社会中的信任行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正在于此。

可以看出,西方人在建立信任关系的过程中,信

任者与被信任者的个人特征独立于关系因素,信任者

是相对独立,可理性选择的。而在中国社会中,关系

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影响到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互

动;影响到了信任者收集被信任者相关信息的过程;

影响到了信任者对被信任者的评价;影响到了信任建

立的方式;也影响到了了信任关系的约束方式。进而

使得中国人的信任模式表现出了与西方人不一样的

特征(见图2

)。

图2:中国人的信任模式

第三,在西方社会中,签定契约是一种很简单易

行且成本不高的约束当事人行为的方式,契约是以正

式的规章、制度和法律等作为保障的,如果当事人未

按正式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条文去做,则会受到惩罚。

人们因为害怕惩罚而不采取失信行为。在健全的法

制下,因为失信的代价较所能获得的收益要大,人们

就会自愿地守信。规章制度一方面将信任制度化,以

制度来维系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另一方面当社会成

员将制度内化后,相信其他人也会像自己一样遵守制

度,就会增强对他人诚实可信的信念,并在成员间自

发产生协调合作意识,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成员之间

的信任。在西方社会中,契约可以替代私人关系。而

在中国社会中,契约从来不具有这样的功能,它只是

私人关系的一个补充或一个备忘录而已。儒家的伦

理思想对不同类型、不同等级或不同感情的关系所应

尽的义务做了详尽的规定,所谓“父慈,子孝;兄良,

弟梯;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礼记·

礼运篇》)

,正是规定了不同的关系所对应的义务。

当关系存在的时候,互动双方之间的义务也就已经同

时存在了,此时正式制度或规定就显得有些多余了。

而且,在有关系的状态下,如果你按章办事,而不按义

务办事,便等于告诉对方,你同对方关系不好,或你在

放弃或破坏同对方的关系。[27]因此,一般来说,中国

人与有关系的人不会也不需要签定契约,签定契约本

身就表示对对方的不信任,即使签定了契约,其执行

也要兼顾“天理、人情、国法”。可见,中国人之间的

信任关系建立并不始于签定契约,签定契约只是一种

“防”的手段而已。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会发现中国人与西方人在

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正是这

些差异导致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信任的建立方式、运

作机制、约束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也许用比较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能更清楚地认识、理解中国人的信任逻

辑,为了表述的方便与明确,制表如下(见表一)

表一:中西方人际信任的逻辑比较

中国西方

系统条件封闭开放

建立方式人情契约

约束机制关系法理

运作机制

施—报观

报大于施

交换观

施报相等

信任格局等差格局团体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