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回忆

回忆我的母亲

朱德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

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

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

民。

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

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母亲

把八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

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二十多口人，妇

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

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

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

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

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

我们用桐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

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

有滋味。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

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

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

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

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

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

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

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

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

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

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

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

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一九○○）前后，

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

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

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

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乙未（一八九五）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

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

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

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

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

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

心寻找新的生活。

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

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

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考

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

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

三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

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

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

还给我许多慰勉。

从宣统元年（一九○九）到现在，我再没有回过一次家，只在民国八年（一九

一九）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

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

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

靠那三十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

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

着勤苦的农妇生活。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

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

“祖母今年已有八十五岁，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

面，聊叙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

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

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

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

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

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

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

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

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

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

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我的母亲》------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

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

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警的。他们虽然

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

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

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

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

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

姐，二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

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人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

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订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

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

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里，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的父亲“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立抚养了。父亲

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

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嫩

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

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

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

屋中收实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铜活久以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

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

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

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

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

如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他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他们浇花，我也张罗

着取水；他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

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

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

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

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

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于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

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

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

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

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

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

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

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

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继承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

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母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

财物鸡鸭，我们被搜过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

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

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竽上跑了，

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

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

落在我们的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

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

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

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

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

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以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

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

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

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

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

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

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

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圆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

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

子有出息。当我由示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

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

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

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加重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

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

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

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

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

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的

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

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

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愣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

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

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

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掷千金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

伤心。我二十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

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二十七

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

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

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

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

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详

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

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

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母亲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

象得到，若不是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

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

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

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

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

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原载一九四三年四月桂林《半月文萃》第一卷第九、十合刊）